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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文書名的英譯談起
一、書名的翻譯
據瞭解，在出書生產環節上，英美發達國家的出版社在封面上花的工夫極大。一個書名往往在全書定稿之後仍然遲遲確定不下來，可見書名的重要性。確實，翻譯一本書，翻好書名是關鍵的一環。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忠實原意的前提下把書名譯成符合英文讀者習慣、容易引起他們興趣的英文書名。這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
首先要求譯者對全書的內容有比較透徹的理解。這樣才能為自己開闢出翻譯書名的活動餘地。其次，要注意下面幾點：要抓住中文書名的核心內容，突出主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比如：外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薛暮橋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的內容，就是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作為一個整體課題來探討，有理論，有實例，有數據，並非只講有問題的方面。英文書名定為China's
Socialist Economy省去了「問題研究」，從而既醒目，又使該書享有其應有的權威性。
即使一些權威性很強的中文學術專著，其書名也往往謙虛的含有「初探」、「簡介」等字眼。1987年出版的鄧小平《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這類書中另一個例子。最初曾考慮把書名定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續編）》（因在此之前，於1984年出版過同名的小冊子），但是這種口號式的書名不能一目了然地點出一本書的核心內容，起不到幫助讀者抓住主題的作用。後來決定英文書名為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
《齊白石畫集》是收集了1883年至他1975年去世70多年間的精品，其中不少是第一次發表，其藝術欣賞價值和研究價值都很高。然而齊白石畢竟是去世多年的一位中國國畫畫家，西方對他瞭解不多，因此更需要書名能幫助潛在的讀者瞭解齊白石其人其事。如果僅僅把中文書名譯為
Selected Paintings of Qi Bashi，很難讓人知道這位畫家的特點。英文書名採用了齊白石對自己作品的概括性的評價：「似與不似中間」這句話，把書名主標題定為
Likeness and Unlikeness，副標題才是Selected
Paintings of Qi Baishi。
適當增加文字，可以使英文書名對讀者更具有吸引力。在很多情況下，中文書名幾個字就準確地介紹了一本書的主題，但是直譯給外國讀者，往往使他們產生一種深奧莫測、不知所云的感覺，也就很難使讀者在浩瀚的書海中對這本書表示出特別的興趣。反之，加上幾個字，有時甚至不惜幾行字，會使一本書的主題明瞭，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簡單的例子有《徐悲鴻的生》，譯為Xu
Beihong──Life
of a Master painter.
外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英文書名主標題為
Years of Trial, Turmoil and Triumph，副標題為China
from 1949 to 1988。這個書名距離《簡史》這一中文書名稍遠了一些，但沒有違背新中國40年歷史這一主題。利用主標題突出了4O年各個階段的特點，並通過副標題對本書的時間跨度作了說明。
《中國海關秘檔》一書共四卷，長達360萬字，主要內容是1874年至19O7年之間佔據清朝海關總務司要職的英國人赫德與其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之間的信件和電報往來，是了解列強控制中國以及舊中國半殖民地性質的一部重要參考書。美國的費正清教授曾得到1000多封信件，於1972年出版了主標題為Inspector-General
in Peking的兩卷本。我們這一套比費正清的一套多三分之二的內容，具有更強的權威性和學術價值，如果直譯中文書名，很難讓人搞清這是一部關於哪個時代的中國海關的什麽機密檔案，故英文書名主標題譯為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副標題為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 Hart
and J. D. Campbell 1874-1907。這樣使該書的內容一清二楚。
在中國，彭德懷元帥可謂有口皆碑，但西方人對他知之甚少，因此，《彭德懷自述》這個書名絕對不可簡單照譯。經過反復推敲並吸收了外國書名的特點，英文書名定為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A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ession"
by Marshal Peng Dehuai(1898－1974), Covering his Career from
Services in China's Warlord Armies to Command of the Chinese
Peoples's Volunteers in Korea。所謂自述，實際上是「文革」期間被邊寫的「交代材料」。對此，書名作瞭解釋，以期引起外國讀者的興趣，書名還點出他曾在軍閥隊伍中從軍，又曾在朝鮮與美國人作戰。雖然這兩點未能最全面地表現他的戎馬一生，但是最容易引起西方英文讀者注意。作為書名，顯得過長了一些，但卻比較清晰並仍然不失簡練地告訴了讀者這本書的主題內容。
不顧英文閱讀習慣，直譯中文書名，必然失敗。在這一方面，實例也很多。比如：《陳毅與贛粵邊疆根據地》，有人翻譯為Chen
Yi and the Jiangxi-Guangdong Base Area，人名加地名六個漢語拼音堆在一起，怎麽能指望一般外國讀者知其所以然！又如，《中國大足石窟》譯為
Dazu Grottoes，《永樂宮壁畫》譯為The Yongle Palace Murals，譯文完全沒有反映出兩地在文化藝術史上的重要性及其特色，就連是屬於中國的這一點也沒反映出來。
二、「序言」和「內容介紹」在翻譯過程中的適當加工
縱覽中文書裏的序言或前言、作者的話、編者的話等等，若不是作者（或編者--下同）本人執筆而由他人作序，往往寫的都是讚美推崇之言，稱贊作者的智慧、勇氣、毅力、水平等等。但著作者本人所為往往有這樣一兩句話：「水平有限，書中錯誤或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給予批評指正。」「水平有限，時間倉促，難免謬誤，敬請指正。」「尚屬草創，時間又倉促，疏漏一定很多，還待繼續提高和充實，希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謙虛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在中文書中寫上這樣幾句話，既能表示作者自己謙虛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地暗示本人作品並非一定是某一領域裏學術研究的頂峰，很可能天外有天。應該說，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話讓人更加尊重作者。
然而，由於文化背景之差別，把這種純中國式的語言翻譯成英文，效果就會適得其反。盡管西方出版的圖書中謬誤也極多，但作者不會在自己書的前面先承認這一點，因為按照他們的習慣和邏輯，如果作者或出版者承認其出版物有問題，讀者就會說，既然知道自己「水平有限」，又明知自己的作品「謬誤難免」，還要出版，豈不是有意誤人子弟嗎？為什麽不先提高一下水平，自己剔除謬誤再來發表呢？如果真是「時間倉促」，為什麽不另做安排，從容不迫地端出一部成熟的作品呢？若是一般學術論文尚且說得過去，但教材不能允許作者保留「錯誤或不妥之地」至於醫學專著需要百分之百的準確，絕不能允許作者埋沒「錯誤和不妥之處」，否則，要治死人的。
根據外國讀者的鑒賞心理，外文出版社對序言中的這類文字都作了不同方式的處理。如《十四經穴》是一本教授針灸學的大型教科書，其作者也是權威人士、但他在「編寫說明」中寫到：「由於編者水平有限，錯誤、缺點在所難免」，英文版在出書時索性取消了「編寫說明」，另請別人寫序。
還有幾件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對我國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或政治運動適當加以解釋極為重要。有一本介紹中國法律建設的圖書的內容簡介一評開頭就說：「自從党的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對中國多少有些瞭解的外國人可能知道我國在7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但是，對三中全會決定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決策就不一定清楚了。因此，翻譯在譯這句話時增加了幾個字。整個句子是這樣的：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building a sound socialist legal system formulated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PC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have, since 1979,
enacted many important laws.這樣，人家就會知道三中全會與全國人大制定法律之間的聯系了。
2.
有很多看起來很不起眼的字詞或短語，外國讀者很難理解其確切含義，有時甚至會產生誤會。《中國人名大詞典》中人物的簡歷基本都以新中國的建立劃線，把一個人的經歷分為兩個階段。因此，幾乎每條釋文都有「建國以來」或「建國後」的字眼。又如《中國針灸大詞典》這麽一本專業性很強的辭書的中文稿裏，「抗戰期間」、「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樣一些對於外國人來說時間概念含糊不清的詞匯也常常出現。出現這類情況，外文出版社一般都要求譯者首先選用比較清晰易懂的詞匯，並且最好在首次出現時加上時間。如把「建國以來」譯為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抗戰期間」當然要譯為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最好當然是附上確切年份。
（摘自：http://www.smmu.edu.cn/webpage/engnetclass/translate/翻譯技巧.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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