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Spring 2004

文化研究入門:認識通俗文化

Jo Ho (Office Hours: Wed. afternoon by appointment)

 

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

任何概念說法總是預設了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任何交換形式也預設了一定的社會經濟權力部署。這些分析都是文化研究要做的工作。以下請參考這篇由文化研究學會會長撰寫的範例文章:


在什麼交換結構下看臺灣所謂的「軍購」?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月報36期)


國際間的「交換形式」有幾種基本類型:Barter, Commodity, Gift,還有一種仍然活躍而我們幾乎遺忘其名稱的形式:Tribute。

Barter,物物交換,不藉貨幣媒介,社會/文化/政治的成本載荷減至最低的直接交換。在各種社會都曾經存在,且在國際貿易或金融的特定障礙之下當代仍可見大宗的國際物物交換(例如百事可樂糖漿換俄國伏特加,可口可樂換保加利亞的堆高機或北韓牙籤)。

Commodity,商品。至少從馬克思「資本論」探討「商品的拜物教」以來是政治經濟學最關注的交換形式。雖然其組織與技術的形式有些源自歐洲的資本主義脈絡,「商品」卻非現代工業經濟所獨有的交換形式。只不過,「商品」已成為約簡社會關係與國際關係的支配隱喻(因此不被視為隱喻而被當做真實交換結構)。

例之一,英國1840年挑起鴉片戰爭的理由是中國不認可鴉片作為一種商品,當時美國的國務卿 John Quincy Adams以對中國的道德譴責來呼應英國的軍事行動,在一篇公開演講裡說:「中華帝國的本質是反商業的,不承諾任何與他國商業往來的責任...現在,是將這麼個令人憤怒、壓制人權與國際(商業)交往原則的體系消滅的時候了。我情不自禁地表達著對英國的希望...將她的解放之臂,伸向那亞洲最遙遠的邊緣。」

臺灣的「軍購」或美國的「軍售」是商品隱喻支配的想像,約簡(國際)關係理解的另一例,詳後。

Gift,禮物/贈與,將物與社會(國際)人格連結,將物的流通鑲嵌在社會(國際)關係之中的非貨幣交換形式。自從Marcel Mauss的經典著作<禮物>以來,如 "Kula" 體系那種不藉貨幣,跨越遼闊地方,涵意複雜的各種「禮物/贈與」交換形式,是文化人類學的熟悉課題,但很少用來思考軍火贈與的連結形式。提醒例一:早期國軍基本裝備大多來自贈與而非「軍購」。【或稱美援】

例二:美國並非只是最大「軍售」國,也是最大軍火贈與國,迄今每年免費贈與超過廿億美元汰舊但堪用(致命)軍火,埃及與以色列同為坦克、戰鬥機與直昇機的受贈者,希臘與土耳其同為戰機、坦克、導彈驅逐艦、自走榴彈砲的受贈者。

「商品」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vs.「禮物」的文化人類學分析,若當作(Marx vs. Mauss) 二元對立的體系,當然過於誇張而僵化。不難理解「商品」處處包含著象徵性行動的「文化設計」(不要忽略導彈與愛國者戰區防禦系統都是意涵豐富的象徵性符號),而「禮物/贈與」縱令不藉貨幣也不脫 "indebtedness engineering" (受惠/負債工程)的計算交換。

Tribute,納貢,一個幾乎被當代理論遺忘的交換形式,無論政治經濟學或文化人類學都忽略了這個在歷史上廣泛存在,且迄今隨著「帝國」 (Empire)繼「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於廿世紀後期重返理論視域之際再度被想見的交換形式。源於拉丁字Tributum,來自羅馬人征服之蕃屬的稅貢。中世紀歐洲封建蕃屬向領主表示順從所繳納的稅貢,或是中國許多朝代鄰近蕃屬為確認外交與保護關係的貢物,皆屬之。「納貢」與禮物一樣具有相互回報(reciprocity)的特性,但更為明確地互認中心/邊陲,主/蕃差等秩序的交換,雖然也容許象徵性協商的空間。納貢體系一旦建立,其崩解變遷未必來自蕃屬的叛離,而往往因為領主帝國本身力量消長以致不堪承受回報或維持秩序的義務。

臺灣奇妙地處於兩類帝國板塊的斷層上。十九世紀以來在「民族國家」的優勢之下,傳統帝國紛紛瓦解,而中國(我大致同意汪暉的說法)成了迄今僅存之傳統意義下的「帝國」(中國迄今不是個民族國家,而仍保持了與蒙/疆/藏多民族之間樣態殊異的統治關係)。而另個「帝國」,不單純是美國(「美國」是個 "nation-state"),而是美國扮演特殊角色的所謂「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當然美國獨佔世界七成以上軍火市場的壟斷角色,九0年以後逐漸擺脫聯合國牽制進行單邊軍事行動的能力是其特徵,然而更包含了協同盟國運用「民主」與「人權」等意識型態制裁世界秩序的霸權,甚至足令盟國(蕃屬)為其單邊軍事行動貢獻「軍稅」(ConTRIBUTion的意涵之一)。

在這個背景下看臺灣的「軍購」。「軍購」意味著商品市場與自主的選擇。曾經,在八0年代後期九0年代初期,當我們可以在韓國蔚山艦與法國拉法葉艦之間選擇,在幻象、F-16、以色列幼獅型等戰機之間選擇,接近名實相符的「軍購」。

當時市場情境的出現,以及自主選擇的意志,都是難得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九0年代中期以後似乎消失了。近年來看到的是,美國為臺灣戰略部署詳列臺灣「應購」美國「專賣」的軍需建議清單。臺灣政府積極主張「購買」的戰區飛彈防禦(TMD)系統,在概念上其實遠離了「商品」交換。

「錢坑」、「無底洞」,卻連自主的軍備競賽都談不上,概念上,其實是尋求納入美日軍事整合保護傘的「納貢」關係。

公投第一項與其說是「軍購」公投,不如說是「納貢」公投。經過交換結構的分析,應該同意「納貢」不是煽情的隱喻,反而說那是「軍購」才是個失效的隱喻。

「不買反飛彈就等於投降」之類的激情要挾,放在「商品」脈絡裡聽來荒謬,要放在「納貢」脈絡才聽得懂。

此外,臺灣政治人物俗爛覆誦這樣的公投是「人權」,深化「民主」,顯然熟悉「世界新秩序」的帝國濫調。

黑格爾曾說戰爭是主權最光輝的時刻。在對主權無限激情的臺灣,設想戰爭卻是主權最黯淡不堪的譏諷。從軍事行動的許可、戰略部署、軍備、情報--在在提示我們主權的空洞!

要問結構下可行的建議,或許放開虛矯誇張的絕對主權宣稱,誠實思考各種主權的協商可能,避免讓「獨立」成為「附庸」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