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交易的相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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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8期 2006年9月 頁1-24 （TSSCI） |
哲學家S. E. Marshall論証「性應該是相互的」，並且由此推論「性交易（賣淫）因為不是相互的性，故而是錯的」。本文則從理論與例證反駁了Marshall的論証，並且釐清了「相互性」或「互惠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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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現代死亡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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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創刊號 2005年9月 頁1 - 45 （NSC89-2411-H-008-012） |
本文提出現代死亡與傳統死亡的三個重要區別，並且從政治的觀點（亦即，與死亡相關的社會運動與權力關係）來探討現代死亡，也將現有的死亡意識論述（如接受死亡）推論到其邏輯終點（如接受死屍）。本文也在數處例示了如何從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來思考倫理學或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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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工作與現代性：現代自我的社會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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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04年3月 53期 頁85-143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性工作為何會（或不會）造成出賣自我與異化？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回歸到「現代雇傭勞動或服務工作為何會（或不會）造成出賣自我與異化？」，這個更一般性的提問（這是黑格爾等人在雇傭勞動開始普遍化時期所關注的問題）。現代各類型的工作（特別是在發端期與非完熟期）也是充滿了工作者的自我被佔有、隱私被侵害、公私界限難以維持的異化風險。本文認為必須從社會互動而非抽象哲學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異化」或「自我的讓渡出賣」究竟是如何進行的；事實上，服務工作者或顧客的自我隱私被對方佔有，乃是透過實際的人際互動技巧來達成的，Goffman的學說在此提供了關鍵性的說明（細節將在本文的續篇＜再論性工作與現代性＞處理）；因此本文的Ａ部份提出了「性工作者如何在陌生人面前呈現自我？」這個Goffman式的問題意識。但是這樣的一種現代人際與自我現象還需要更廣泛的脈絡解釋，亦即，服務工作者與顧客雙方為何能夠在互動中維護私密自我與隱私、為何能夠動態地操作公私界限，乃是關乎現代社會的一些宏觀趨勢或結構性條件如何形成了現代自我。本文Ｂ部份則列舉了五類造就這種現代自我的現代條件或趨勢動力，由此一般地說明了現代性工作中自我問題的脈絡。就此而言，現代性工作之所以能夠不會造成自我讓渡，並非個別性工作個人的獨特性質，而是深刻地根植於（晚期）現代的社會條件與趨勢動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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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再論性工作與現代性：高夫曼式的詮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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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04年9月 55期 頁141-224 （NSC 91-2411-H-008-004）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這篇長文對性工作的互動過程的各個面向進行了一個高夫曼式的詮釋分析，許多看似特殊的性工作現象（過去經常被其他研究者詮釋為性工作的異化、不倫、受害…的表現），現在則被本文重新詮釋為：性工作者運用一般人際互動的普通日常技巧與現代組織常見的管理規訓技術，來維護有利工作順利進行的例行化方式，以及維護自我的疆界。易言之，性工作者之所作所為，其實只是當代服務業普遍的實踐方式、或現代人的一般互動方式，毫無特殊之處。這個高夫曼式的詮釋分析架構將性工作的問題放在當代批判的社會理論的中心，處理的是社會理論的一般問題（勞動過程、公私領域、現代組織的理性化、現代自我、規訓與監視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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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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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02年9月 46期 頁87-139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這個有點無謂的問題，可以被改問成「為什麼一個活動會被視為性工作？」──我將從「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來回答。這個問題又牽涉到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活動會被視為工作（即，可以成為商品性質的服務工作）？」──我將從「馬克思的商品論」來回答（馬克思商品論則是一種廣泛的「商品工作的社會建構論」）。 常識的本質論觀點認為「性工作有不同於其他工作的獨特性質」，但是馬克思的商品論顯示：性工作具有商品勞務交換性質的原因，和性工作本身的勞動形態與獨特性質或特徵，根本就不相干。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延伸自同志研究的性的社會建構論），則進一步說明，性工作是在一連串的知識／權力操作下被建構成「獨特的」工作。 本文最後從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角度來駁斥某些女性主義的反倡說法，並提出「婚姻中的賣淫」來解構主流的性工作建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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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死亡與現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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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別千年──臨界空間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9年12月11-12日 東海大學社會系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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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死亡作為一種（現代）社會建構」的觀點來探討死亡的政治──亦即，與死亡相關的社會運動﹐以及死亡與權力關係的關連。本文將從當前死亡論述與現象的現代性(modernity)入手，檢視Chris Shilling, Anthony Giddens, Peter Berger, Zygmunt Bauman, Michel Foucault, Norbert Elias, Stjepan G.Meštrović, Philippe Ariès, Clive Seale, George Ritzer等人的相關說法。 現代死亡有別於傳統死亡的兩個重要面向在於：「死亡在公共社會生活中被隱藏或被隔絕」以及「（因為可以預知死亡而出現了）臨終者以及臨終權利」。這兩個面向有其基本的矛盾﹐因為促成「死亡經驗被隔絕於公共生活之外」的現代動力﹐也同時剝奪了臨終者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更有甚者﹐由於現代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一個先在條件就是具有「文明的」舉止與面部身體的 控制﹐以投射一個獨立的、能動性的自我，但是臨終者很難符合這些條件（這是對Norbert Elias和Eriving Goffman等人的一種詮釋）。 除了死亡在早期現代被隔絕於公共生活之外﹐還有瘋狂、犯罪、性、自然、疾病等也被隔絕於早期現代社會之外（這些隔絕則被視為「現代文明」或「現代化」的必需）。但是這樣的現代性在晚近已經有所轉變﹐這些被隔絕與被壓抑的又再重返公共社會生活；死亡的重返則是臨終權利的運動、死亡意識的提升﹐安寧療護運動﹐死亡的標本藝術等。本文則顯示這些重返的政治效應（例如﹐如何解決上述Elias和Goffman等對臨終者進行社會互動所設下條件）﹐以及可能在未來的激進化方向（身體／屍體的自主權與商品化）。 現代死亡還有一個不同於傳統死亡的面向﹐在於死亡的病因化、人為化﹐以及「生死問題」處於Foucault所謂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或「治理技術」（governmentality）此一脈絡下﹐這使得現代的抵抗死亡方式出現了多樣的策略﹐而這些策略也和社會變化關係密切。 近來常見菁英知識分子對台灣新興喪葬儀式的批評，本文也檢討了這種批評的盲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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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騷擾侵害」的現代性與公民政治：「性騷擾／性侵害」的性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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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5&6期合刊 1999年6月 頁238-272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本文主張性騷擾需要性解放，性侵害也必須性解放。這意味著性侵害、性騷擾的論述必須同時幫助性異議份子反抗性壓迫，甚至逐步「去性化」(de-sexualization)，使「性騷擾性侵害」和其他一般的「騷擾侵害」相同，而沒有多餘附加的文化意義與心理能量。但是「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不僅僅是「性的現代化」的一部份，還是civic
modernity的一部份，亦即，「免於（不限於「性」）騷擾侵害之權利」乃根植於現代城市生活的市民人際關係，導衍自有關現代自我(modern
self)與身體的假設。此一論點將「現代性」(modernity)變成「性騷擾性解放」的核心問題意識，也將性騷擾的性解放聯繫到傳統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論述﹐從而批評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與「主流女性主義性騷擾論述」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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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騷擾的共識建構與立法：對吳敏倫觀點的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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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5&6期合刊 1999年6月 頁293-315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本文首先檢視「性騷擾」的各種定義﹐顯示諸種定義的困難。這些困難將在性騷擾的國家立法與社會立法中﹐可能產生壓迫效應﹐例如「（性／別）常態化」﹐以及以「反性騷擾」為名而進行的權力濫用和性壓迫。 性騷擾的社會建構是在婦女進入公共領域、現代人際互動、「性」的壓迫與解放，這三條軸線所構成的參照系統下的進行的；不過目前的性騷擾論述忽略了後兩條軸線，其結果也終將對婦女在公共領域的活動不利。有別於本質論，性騷擾的建構論強調：沒有特定言行必然構成「性騷擾」。有別於主觀心理判準論，建構論認為性騷擾的判準應朝向現代人際關係的其他「騷擾」判準；這就是性騷擾的去性化。性騷擾的去性化既是性解放的結果與手段，也是女性主體力量的壯大培力。性騷擾去性化的另一個意義即是：男女人際互動無異於現代一般的人際互動，而這才能使女性在公共領域得到真正自由。性的開放事實上有助於性騷擾的去性化，因為性開放使性難以成為一個騷擾工具。但是現有性騷擾的立法論述卻有緊縮性開放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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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省籍政治與公娼政治：回應石之瑜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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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5&6期合刊 1999年6月 頁455-458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石之瑜教授在＜女性也要講理由：對省籍政治與公娼政治的省思＞一文中認為女性主義者因為其省籍因素而採取對公娼事件的相反立場。他還假設情感（emotion）才是影響辯論立場的真正因素（省籍則是一種有力的情感因素），辯論時所舉出的知識理由只是合理化自己在情感和態度上的傾向。本文同意石之瑜有關情感在「理性辯論」中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反映了晚近有關「情感」的學術研究的論述）﹐但指出石之瑜分析中的一些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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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年齡解放的理論基礎︰邁向兒童青少年（性）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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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9年5月1-2日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本文首先回顧Ariès「童年在西方歷史中被建構的過程」﹐以及由此學說衍生的童年論述﹐例如兒童解放、童年與資本主義等。本文認為在童年誕生後的現代規訓機構和其他社會變化﹐在當代已經建構出「青少年」與「兒童」的區分。更有甚者﹐在當代各種新的「年齡的社會建構」之矛盾力量下（如新傳播科技、青少年消費文化、童性戀與青少年情慾、老人運動等等）﹐當前的年齡解放運動者有必要發展出一種不同於1960-70年代的「兒童解放」新策略與新方向﹐拋棄「兩齡對立」﹐並且強調後現代的差異與踰越。對於這個新的年齡解放運動方向﹐必需更細緻地針對年齡場域的各種敵意、文化、消費、媒體、論述、教育規訓機構、現代性(modernity)的轉變、家庭、身體、性／別、階級等面向進行多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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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威而鋼論述的分析：現代用藥與身體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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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999年3月 33期 頁225-252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在流行的威而鋼論述中，威而鋼充滿了風險：男人的健康、女人的身體、家庭和諧、兩性關係、性道德都因為威而鋼而陷入危險。 威而鋼的風險論述，除了建構「性是危險的」之類的性控制意義外，還有另外一個現代的意義來源，亦即，現代性（modernity）的風險論述（A. Giddens與U. Beck）。威而鋼作為一種有別於傳統藥物的現代「性藥」，被納入一般現代藥物的典型風險論述。事實上，威而鋼的用藥模式基本上就是現代用藥的一般模式；形成現代用藥模式的因素也同樣地形成了威而鋼的用藥。威而鋼與其他現代藥物不同的是：威而鋼亟需性解放。 本文指出現代用藥是現代生活的一部份，是為了應付生活需要的身體管理，因而也同時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使得現代用藥的政治還包括了人生政治。 現代用藥的風險是現代生活風險的一部份，而且很難區分個人的「用藥」和「濫用藥物」。但是，現代用藥者的能動性不能化約為「資本－國家－科學」的制度結構性產物。就此而論，常見的對醫療化之批評過於簡化。 從現代用藥與身體管理的角度出發，本文對於主流的威而鋼論述之分析與批判，還透射出歡慶濫用威而鋼的美學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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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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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3&4期合刊 1998年9月 頁179-234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此篇論文是對「性解放」（emancipation
of sexuality）的基本理論概念之闡述。首先從Anthony Giddens對於「解放」的epistemological與political意義來定義「性解放」。接著開始闡釋三組重要概念：第一，性的政治性質、性差異（Freud,
Radical Feminism）；第二，性少數、性多元（Lars Ullerstam, Jeffrey
Weeks）；第三，性的社會分層、性正義（Gayle Rubin, Theories of Justice）。最後，本文考慮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對於「解放論述」（emancipatory
discourse）的可能挑戰，以及台灣性解放論述從「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轉向「文化激進主義」（cultural
radicalism）的意義。
本文內容上涉及了對數位學者文本的詮釋﹐但是也詮釋出其理論過去未被人注意的面向。例如﹐將Gayle Rubin的性階層詮釋為「情慾『中產階級』」的政治﹐或者Ullerstam的瑞典福利國家體制和性壓迫的關連﹐等等﹐都是具有現實與理論重大意義的詮釋。 就全文的中心論題『性解放』來說﹐本文在當代性政治的理論高度上﹐界定並建構了一個可以歷史地回溯許多性理論與性抗爭的「性解放」觀念﹐並且使之和「正義理論」與許多其他社會批判理論所關心的議題關連起來﹐確定了「性」作為一種社會範疇、權力（壓迫）關係﹐也因而將性議題放在「現代／反現代」的諸種解放運動傳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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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有關性工作的一些論証（續）：從Marx的商品觀談性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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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8年4月24-27日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闡述馬克思的商品觀念，以反駁「性工作並非真正商品勞務」的說法。本文並且檢視了Carole Pateman, Debra Satz, 以及許多有關性工作的常見說法；本文企圖證明：就女性主義與性正義角度而言，性工作是個正當的工作，以及，一般反對性工作的論証之盲點。文末，本文顯示「婚姻中的強暴」與「婚姻中的賣淫」兩者內在的關連，都是女性在婚姻中的身體自主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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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有關性工作的一些論証：從美國哲學界對妓權的討論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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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 1998年3月6-7日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本會議論文的主體和同時出版的“性工作的性與工作”一文相同（約略修改），但是文章開頭處加入3千字的有關賣淫的哲學討論導言與文獻整理，並且刪去原文的附記部份（即「性工作的現代形態之歷史意義」一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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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同性戀／性工作的生命共同體：理論的與現實的連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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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1&2期合刊 1998年1月 頁264-310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從性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sexuality）來考慮同性戀和性工作的關係，認為兩者均可被「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理論（標籤理論）」所解釋。更有甚者，兩者除了被心理病理化（psycho-pathologizing）也被社會病因化（socio-pathologizing），即兩者不但被視為心理病態也同時被視為社會病態的產物。同性戀與性工作的「連帶」觀點使人對「現身」（come
out）、「公共性」（public sex）、「性旅遊」、「性暴力」等議題有了一個新的視角。文末並且討論了「同性戀的性工作」與「性工作的同性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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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從男性沙文主義到性沙文主義：評當前台灣主流婦運的路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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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1&2期合刊 1998年1月 頁178-192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馬克思主義以「階級主體」批判了自由主義的「普遍主體」（公民、理性人），並且批判自由主義的「公／私」區分方式（即，經濟被視為私而非公）。但是馬克思主義在面對女性主義時，卻把工人階級當作真正的「普遍主體」（universal subject），為此，女性主義以「性別主體」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也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公／私」區分方式（即，家庭被視為私而非公）。本文藉由上述分析，顯示了在台北公娼等事件中，台灣主流婦運路線也把婦女當作「普遍主體」，重蹈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錯誤。性解放論述以「性主體」批判主流婦運的「性盲」及其「公／私」區分方式（即，情慾被視為私而非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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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工作的性與工作：兼駁反娼女性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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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1&2期合刊 1998年1月 頁240-263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本文的第一部份主張：為了性正義和性平等的原則，反對性工作的理由應當是針對性工作的工作，而非性工作的性（sexualities），因為性平等的原則認定：生殖目的的性／非生殖目的的性、異性戀／同性戀、婚內性／婚外性、功能式性愛／為愛而性的性模式、很多對象的性／單一對象的性、淫蕩的性／忠實的性…等等都是一樣的自然美好。故而反對性工作的性，也就是反對性工作所涉及的那些被壓迫的、被歧視的性模式，像「非為愛而性」的功能式性愛、交換性質的性、很多性對象的性、和陌生人的性、淫蕩的性。
很多人強調他們反對的不是娼妓而是性產業，就好像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不反對工人一樣。可是反對性產業應當是反對性工作的工作，而不是性工作的性（質），就好像馬克思不反對工人從事勞動一樣。但是所謂批評性產業的說法很多都是在批評性工作的性質，說性工作的性使人沒有尊嚴，彷彿性工作不是一個人應該從事的工作。這種批評當然是對娼妓不利的，就好像如果我們批評照顧工作或幫傭工作，卻把主要理由放在佣人從事的勞動是沒有價值或瑣碎耗費生命的、工作性質本身就是低賤的，那麼我們不可能讓佣人得到自尊自信的。 總之，任何對於性工作的質疑，不應質疑性工作的「性」（sexuality）而只應該質疑性工作的「工作」，易言之，批評性工作的出發點不應該因為性工作的性是淫蕩的、人盡可夫的、為錢（而非為愛）而性的、和陌生人的、無婚姻基礎的、純功能性的、多性愛對象的、一夜情的、口交的、同性戀的等等，而是因為性工作領域中的待遇、福利、風險、休假、自主權、工作的選擇權、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工會組織、資本形式與股份制度、服務規範的缺乏、服務程序的監督等等。更進一步地﹐還要批評整個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要揭露社會文化如何利用歧視性工作來作社會控制（如鞏固婚姻制度、控制女性情慾等等）。 本文的第二部份則駁斥反娼女性主義，說明反娼女性主義忽略了「性在性工作中的意義」和「性在婚姻愛情中的意義」兩者是不同的；在這個意義上，反娼女性主義企圖將女人的性全部都納入愛情與婚姻的控制。反娼女性主義者還忽視了社會現象學中最基本的前提，即，性工作（或任何一種工作）的規訓與專業脈絡會產生一個匿名的自我，有別於私領域（婚姻愛情家庭）的自我，這個匿名的自我對於身體和勞動的詮釋，不同於私領域的自我。反娼女性主義混淆了兩者的區分。 本文的第三部份則是「附記：性工作的現代形態之歷史意義」，開啟了有關現代性（modernity）中歷來被隱沒的部份。本文認為性工作事實上是有關高度現代性理論的關鍵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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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唯名／唯實論的爭議：同性戀的啟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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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哲學研究1997會議 1997年9月13日 中正大學哲研所 |
著名的科學哲學家Ian Hacking呼應「性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sexuality）與傅科（M. Foucault）的主張，認為同性戀是十九世紀以後才被虛構或構造出來的人（making up people）。但是Hacking認為起初被虛構出來的人，終究成為了實在或真實的人。本文顯示Hacking 此一making up people的說法如何接續了Hilary Putnam，Thomas Kuhn和Hacking本人在唯名論與唯實論的爭議中的科學哲學觀點，以及其理論的可能弱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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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獨特性癖與社會建構：邁向一個性解放的新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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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997年6月 26期 頁67-128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 何春蕤編 元尊文化 1997年 頁109-189 |
社會中的性壓迫表現為各種情慾模式的階層化（stratification），下階層的情慾模式有分配的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問題。性解放運動就是情慾下層爭取平等、反對「性」作為階層化之因素的運動。本文所提出的性解放新理論，不但反駁了各種對性解放運動目標的可能質疑，並且指出傳統的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某些後現代論述無法完善的處理性壓迫問題，同時本文也系統地陳述了性解放理論的關鍵論旨。此一論旨可以表達如下：
為什麼人的性慾望會有偏好同性或異性、偏好變態或常態、偏好常軌或偏差…等等差異？這些差異完全是權力的塑造或社會建構的結果嗎？本文將說明，性慾望差異不能被既有的階級、性別…權力關係所解釋。本文接著說明：面對各種不論是否「有害」的慾望或慾望差異，一個進步的性政治都不應禁止或壓抑這些慾望模式，而應呵護與流通它們，以便發展出更多性差異來改變其原有的（「有害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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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邁向多元文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教育就是性教育，性教育就是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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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7年5月31日 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
藉助教育批判理論家（Michael
W. Apple等人）的「隱藏學程」（hidden curriculum）的概念，以及傅柯式（Foucauldian）的「身體紀律」、「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等概念，我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要指出學校教育一向即是性教育（教育就是性教育）。第二部份則指出性教育的言談（discourse）應當和教育的言談相同（性教育就是教育），以及如何發展多元文化的（性）教育：我們首先簡單的回顧美國的性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之歷史脈絡，以及當前美國性教育的幾種取向，以之反思台灣發展多元文化性教育的途徑。我們指出性教育的內容若是包容「性少數族裔」的多元文化教育，教學若以實用、經驗為主，並且是和學生互為主體的民主教室，更是鼓勵多元、尊重差異、營造愉悅的（性）教育，那麼，在性學研究的基本模式方面，可能也必須有一個新的典範轉折，也就是從生物生理醫學的、實證／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獨霸，轉折到文化研究的、歷史的、政治社會學的、以及方法學上詮釋學的／民族誌的／精神分析的視野。
（甯應斌、何春蕤﹐Yin-Bin Ning Josephine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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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試論美國應用倫理學的興起條件：有關應用倫理學的一些爭論及對第三世界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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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 1995年10月 中央研究院 |
應用倫理學」通常被認為是將道德理論「應用」於現實問題上，而所謂的「應用」則是從普遍抽象的道德原則中演繹或推論出適用於貝體特殊情境的結論。這種對「應用」
的理解將「理論／應用」做絕對的二分，並且認為應用倫理學依賴著或寄生於理論倫理學。本文則指出某種類型的應用倫理學實踐之所以成為了為專業權力服務的意識形態，乃和上述這種應用倫理學觀有密切關連。
這篇長文首先探討了美國應用倫理學興起的可能條件；簡單地說，學院分析哲學受到壓力和挑戰去發展實際倫理學，其發展方向則因其實證主義意識形態而成為「道德專家」的訓練，這剛好扣連上一些專業領域「製造共識」的需要；故而應用倫理學得以發皇。 在文末，從兩方面談在第三世界發展與應用「應用倫理學」或「應用哲學」，一方面是談「應用」這個概念，也就是把「應用倫理學」視作一個（應用的）過程，另方面，則是談「應用倫理學」作為一個領域和道德理論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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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性革命與女性主義性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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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與全球同步跨越世紀」系列研討會實錄 1995年3月 「婚姻制度與兩性角色研討會」 |
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與消費同時也是慾望的生產與消費，隨著商品競爭，必需不斷開發與利用邊緣的慾望，這便造就了性革命的物質基礎。女性主義在此際會（Althusser' s conjuncture），可以成為串謰主體（articulating agents），連結「性少數」（erotic minorities）的政治，介入性革命的發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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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資本主義管理的二重性：馬克思、布雷弗曼、傅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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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管理與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4年06月 |
本文旨在評估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管理的二重性」學說；按照這個學說，管理有二重性，亦即，管理一方面有資本主義生產下的剝削性質，另方面則是任何大規模的效率生產所必須的。
本文首先考察中共等社會主義國家有關管理二重性之論述，及其現實蘊涵。然後本文從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對管理的起源之澄清，對「科學管理」之泰勒主義的批評，以及對勞動過程的觀察，來檢視管理二重性說法的不合理。布雷弗曼的觀點事實上可以更深刻地被傅柯（M. Foucault）所「補充」，透過傅柯對紀律的權力運作之觀察，更顯出管理二重性說法之可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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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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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報 1993年6月 頁85-115 中央大學 |
藉著解讀一些新科學哲學的文本，我們試圖整理出這些文本中觸及的多個「知識／權力」涵義。從「知識／權力」的最傳統涵義--「科學／國家（政府）」到其他涵義均有提及。例如「科學／民主」的「知識／權力」的涵義乃從三個範圍論及：第一，科學（組織、制度、傳統）內部。在這個範圍內的「知識／權力」涵義，有諸如階層化、優勢積累之題的社會學話題，還有科學傳統的權威與「革命」型科學家衝突的庫恩式話題。第二，科學與社會。這個範圍內的「知識／權力」涵義，向來即充斥於所謂「科學學」、科學的社會責任、科學倫理、科學對社會之影響、科學與國家結合的社會後果（如對民主的威脅、對經濟及國家預算的影響等）、以及有關「專業宰制」（專門知識正當化專家權力與特殊的利益分配）的言談中。至於「外行參與」則是社區或特別社會團體與科學社群結合，並對科學活動、教育等事務進行干預。第三，科學與國際。
另外，還有一些「知識／權力」之涵義，可從科學生產、分配兩方面來涵蓋。在科學生產方面，茂凱等人提出在科學生產過程中之協商此一觀念，表明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權力（而不只是組織內部的權力）的建構物。還有，科學知識本身以及對科學生產過程的知識（兩者很難分開）既是決定生產的分工與計劃過程之決策權力來源，也是形成科學生產（進而獎勵系統）的組織原則；科學生產所採用的社會控制形式（如研究傳統、專業權威）、科學生產的效率問題也都可被納入這組「知識／權力」涵義之內。在科學分配方面，知識的不平均分配對應著權力的不平均分配，這是構成這一組「知識／權力」涵義的核心，其他相關涵義尚有知識等級或優劣的排序與知識的攜帶者之階層利益或權力相關等觀念。 科學哲學與方法學的政治也構成了一組（廣義的）「知識／權力」涵義。我們曾經提到科學哲學與方法學可作為科學制度組織權力運作（包括諸如學科的區分與排序）的符號資源，協助國家正當化科學教育，為科學進行宣傳、科普等公關活動，以及科技政策中可能的諮詢或執行角色。 最後還有一組涵義則是指出現代社會中用於宰制個體的權力技術其實移殖自科學中處理被研究對象的技術。這套理論蘊涵了：科學的普遍性其實是某個科學生產場所的在地知識移殖到另一個知識生產場所的結果。這裏的「知識移殖」涉及了將不同知識生產場所之生產條件標準化，故而涉及如何運用權力改造知識生產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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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甯應斌的論文 |
作為應用哲學的本土科學哲學： 知識／權力的主題與通識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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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識教育中的哲學課程」學術研討會 1993年4月16日 頁108-121 台灣大學 |
本文的主要部份將闡釋兩位新科學哲學家有關「知識／權力」這一主題的一些談法；透過這個部份的闡釋，我們可了解「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這個概念。從「在地知識」，我們將進而推演出「本土科學哲學」與「應用哲學」這些觀念。最後本文將提出有關上述觀念之討論對通識教育的蘊涵。
簡單地說：知識有一種在地的性格，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知識必須呈現為具有「普遍性」，這個「普遍性」是透過標準化過程建構出來的。但是由於不可能將每一個知識生產場所的生產條件及程序均完全一致地標準化，所以有時侯會出現具有本土色彩知識產品。 生產這樣一種具有本土色彩的知識，往往依靠著對在地的研究對象、符號資源、知識生產的過程等熟稔地實際操弄而得的默會（tacit）知識與技巧。越熟習本地脈絡的生產者，越有可能找到新的知識生產資源──特別是能從本土現實現象找到不同於西方的研究對象與問題，從而生產出具有本土色彩的知識，也因此使其知識產品有較強的「應用」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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