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蕤:由情慾沙文主義到情慾正義

何春蕤

中國時報生活週報 1995.4.14
收錄在《呼喚台灣新女性》

(原文刊登於1995年4月14日中國時報)

醫學和性教育人士把《豪爽女人》當成洪水猛獸

1995年3月17日中時「生活周報」刊出了鄭丞傑醫師一篇五千餘字的長文<好坑鬥相報?抑是詛咒乎別人死?>,對《豪爽女人》書中的女性解放立場多所質 疑,該文且在次日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的年會中分發並宣讀。後來3月24日在中時另一版又刊出了趙堅醫師的<謝謝你,何教授>一文,更進一步以反諷加恐嚇的 方式批判女性情慾解放。

許多醫學和性教育人士把《豪爽女人》當成洪水猛獸,而且為了說服一般人(特別是女人)不要閱讀此書,不斷提筆為文或者在公開演講中激動的駁斥女性情慾解放 之說。《豪爽女人》到底說了什麼?為什麼女人需要解放情慾?這些答案有待讀者自行去面對此書。但是,鄭醫師和趙醫師的論點多多少少代表了醫學和性教育人士 的某種眼界,我在此針對其主要的論點作答,提供全社會作為公斷。

強調生物生理觀點的執著,到底掩藏了什麼秘密?

任何醫學科學都帶著歷史的烙印,多多少都會反映出當下社會的性別成見,可惜我們的醫學專家們鮮少對自己的專業和這個專業中存在的性別成見進行反省批判;相 反的,他們熱烈的擁抱自己的專業權威,不斷訴諸他們所謂「先天的生理差異」來劃分兩性在性慾上的需要和表現。

於是,當女人要求更多情慾選擇與經驗,肯定女人也可以發展情慾需要,也可以好色時,鄭醫師立刻強調,男人血液中主宰情慾的荷爾蒙在濃度上比女人高一、二十 倍,也就是說,男人的好色並非全然是社會文化的鼓勵調教所造成的,而是有先天的生理基礎,男人好色因此是「天性」。這個科學證據的另一個內在含意就是:女 人血液中的性慾荷爾蒙濃度既然很低,那麼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退縮、被動、冷感等等女性情慾表現也是「生理」使然,而不能全歸罪社會文化。在這個邏輯之下, 豪爽女人的好色,因此是違反天性、違反生理常態的特例,而作為特例,她們的情慾模式就不應該被鼓勵或推廣。

可是即使女人的性慾荷爾蒙濃度比男人低,難道這就表示她們無權嘗試追求豐盛多樣的情慾生活嗎?我們從不因為一個人失明就斷定他不應被鼓勵繼續讀書求知,我 們從不因為一個人肢障就斷定他不應被鼓勵打球、就業、旅行。事實上,我們不但鼓勵他們嘗試突破,並且積極提供資源,改造社會環境,以便他們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很顯然我們已經承認,社會資源的重新調整分配和社會文化的改造提昇,可以克服我們的「先天侷限」。

既然先天的裝備並非發展的極限,那麼為什麼當女人要主動改造情慾文化的品質,要發展她們好色的能力時,醫師們就立刻祭出生理生物觀點,要女人認「命」,要 女人順其「自然」呢?再說,即使女人先天的性慾荷爾蒙濃度比男人低,比較不好色,但是從小我們就被教導「人定勝天」,「以後天的努力來克服先天的侷限」, 只要女人積極努力,她們一樣可以在後天發展情慾能耐,成為好色的豪爽女人。這麼看來,生理生物觀點顯然只是一個限制女人的人生選擇以說服女人不要好色的說 詞而已。

保守的醫學專家當然明白過分強調生理觀點會站不住腳。因為生理觀點無法說明具有相同生理器官和性慾荷爾蒙濃度的兩個男人之中,哪一個會早洩,哪一個會偏好 肛交,哪一個會熱愛女伴的腳踝。生理觀點也無法解析為什麼就是有許多女人可以五、六次高潮而情趣不衰。面對這麼廣泛而明顯的個別差異,生物生理觀點立刻捉 襟見肘,因此就連最保守的醫學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還有社會文化及個人的因素在其中施力,影響兩性的情慾表現。

可是,即使認識到生物生理觀點的侷限,保守的醫學和性教育人士還是不斷強調生物生理觀點的正確性與重要性,這種執著到底掩藏了什麼秘密?

一夫一妻,自私排他的性愛模式從來不是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

或許我們可以在鄭醫師的文中找到某種跡象。鄭醫師在文中多次提到「兩性先天的生理差異」,但是他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說:「真平等應該是基於先天生理上不平等 的事實,再追求後天各種人為的平等,而多照顧女性、給予女性方便、讓她們能夠發揮各方面的潛能,這樣才是分方位的『好爽』女人。」在這段聽來胸懷寬大的話 語中有一個小動作:原本的「先天生理差異」不知何時變成了「先天生理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這個語詞變化中讓我們看出了性別歧視的玄機。

從「生理差異」到「生理不平等」的轉換,包含了一個社會運作的過程:如果醫學科學真的中立客觀,那麼,「差異」只是「不同」,而不能引申為帶有價值判斷、 優劣高下的「不平等」,更不能引申為牽涉到權力、地位、機會、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女性主義者從未像醜化她們的人所說的那樣否認兩性生理上的差異,但 是女性主義者絕對反對以生理差異來命定個人可以選擇什麼人生道路,更反對把「天生如此」或「自然有別」延伸為對個人情慾開拓所施展的限制與壓抑。

在人類克服自然侷限,奮勇促進人人平等享受豐盛生命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鄭醫師卻偷天換日的把生理差異延伸為生理不平等,為男人的優勢和女人的弱勢提供正 當化的解釋,然後再來故示恩惠的表示男人會保護女人,這真是父權最慣用的手法之一。以此看來,保守的醫師和性教育人士熱烈擁抱生理生物觀點,主要還是為了 用科學「事實」和專業術語來侷限女人的情慾發展,掩蓋父權制度的不公義和不平等。

此外,所謂生物生理觀點也常常自我矛盾。比方說,生物生理觀點說早洩是雄性動物的「天性」,也說雜交傾向是人的「天性」;然而在這些論點上,醫學及性教育 人士絕不會勸人「順其自然」;可是,在企圖證明兩性情慾的需要和能力有先天差異,以便正當化男人的好色並且勸女人不必嘗試好色時,醫師和性教育人士絕對死 守生理生物點觀,說這些差異是「天性使然」。而當情慾的發展直接挑戰現有道德規範和婚姻束縛時,專家們又立刻捨棄生理生物觀點,大聲譴責自在開放的情慾活 動是只注意「人類的動物性」,也就是只注意人類生理生物的自然需求而忽略了「萬物之靈的人性面」。

當然,此處的「人性面」指的絕不是指情慾人權的尊嚴,也不是情慾活動中雙方的平等資源與互動模式,更不是人類追求自我實現和多元多樣人生經驗等等以情慾正 義為目標的人生取向。相反的,所謂的「萬物之靈的人性面」在鄭醫師的文中指的就是「自私的、排他的性愛」這種壓抑他人、侷限自我的「人性」,而這種人性據 說是以(一夫一妻)婚姻為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事實上,一夫一妻、自私排他的性愛模式從來就不是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因為歷史和文化人類學都指出,許多民族(如愛斯基摩人)和許多時代(如過去的群婚時 代)都沒有這種「人性」。不過,按照鄭醫師的邏輯,如果人是「萬物之靈」,那麼他們不但可以超越動物性,同時更應該能透過理性和情操來提昇自我,超越利己 的自私心胸,超越「自私、排外」的低劣人性,而達到「開闊、容他」的高貴情操吧!這麼一來,我們倒想不透,為什麼一心要提昇人類情慾水平超越動物性的鄭醫 師,會繼續不斷肯定「自私、排外」的低劣「人性」是人類情慾發展的極限?或許答案是:鄭醫師所津津樂道的動物性和人性之分,並沒有什麼真正的高下之別,而 只是用來抬高婚姻的說詞而已。

所以,關鍵問題還是在性與婚姻之間的關係。

對婚外性的焦慮恐嚇,使婚內婚外的性品質都無法提昇

保守的性道德當然認為性與婚姻應該全然重疊;換句話說,性必須以婚姻為唯一場域,任何婚外性(包括婚前性)都因此變成被詛咒的行為,而「自私的、排他的」婚內性則成為保守的性道德所推崇的情慾模式。

相信性與婚姻應該重疊的人或許會說:「我們彼此的關係不是自私、排他,而是一種執著,一種承諾,一種對彼此負責的做法。」這種建立在雙方意願上的投入當然 是美事,但是,當這種個人的人生選擇同時還被當成一個社會以法律、教育、媒體來強力推動實施的唯一生活規範及道德標準時,它在集體層面上的惡果也明顯可見 了。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惡果就是:婚內性之所以能在道德尺度上居於優越的地位,並不是因為它在各種性模式的「公平呈現」中被多數人歡欣自在的選擇為自己的偏好。 (我們連談「性」的時候都一定聯想到「婚前」、「婚外」、「婚內」,總是以婚姻為基點,這正是婚姻霸權的徵兆。)事實上,與其說婚內性是因為自身某種可取 的特質而受歡迎,倒不如說它是在其他的(也就是婚前和婚外)性模式遭受持續醜化抹黑之中爬昇為優先選擇的。

畢竟,如果婚內性真的那麼美好,那麼合乎「人性」,我們又何必需要灌輸責任和承諾的重要,用壓抑、監督、情感勒索等等負面力量,甚至法律的規範,來「確 保」婚內之人堅守其選擇?如果婚內性真的這麼可取,我們的社會文化又何必透過醫學及性教育人士的各種警語和「關心」,不斷努力在尚未選擇它或執意拋棄它的 人心中製造出那麼多罪惡、羞愧和恐懼?為什麼不讓婚內性的光芒自然吸引他們呢?

婚外性並不一定比婚內性來得爽,婚內性也並不一定比婚外性來得美好。我要強調的是,當我們用恐嚇、罪惡、焦慮、道德來禁制情慾活動必須在婚姻的框架之內進 行時,我們已經扼殺了整體情慾文化細緻發展的空間,從而使得婚外婚內性活動的品質一併無法提昇。

試想,人類所有的活動都因為歷史文化過程中持續的積累發展,開創運用,討論改進,因而更加細緻優雅;反觀性的活動,承載著各種道德的、情感的、責任的、權 力的重擔,沒有正面的積極的鼓勵力量,沒有資訊經驗交流的自在管道,被焦慮、恐懼圍繞,被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穿透。如何能奢望性活動和性文化有什麼好品 質呢?

先承認自己很壞、很獸性,以此規勸女人「不要降格學男人」的詭計

而當豪爽女人挺身投入開創新的情慾生態,以自在的愉悅來取代敵意和畏縮之時,鄭醫師的反應居然是:女人應該「不要降格以求去爭做男人做錯的事。」

過去一有女人開拓新的女性人生選擇(比如專心事業、獨立自主、上學堂、舞劍等等),就會有男人不屑的說「沒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女人想學男人、想做超級女 強人而已」。現在比較高明的策略則是:一有女人開拓了更新的女性人生選擇(比如開發情慾能量、累積情慾經驗等等),男人便滿面關懷的先承認自己很壞、很獸 性,說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好,以此來勸女人「不要降格學男人」。

這種策略其早就有別人用過了:父母炒股票、上酒店,但是禁止子女玩電動玩具或去 KTV;高官打高爾夫或利益輸送,但是禁止百姓開墾山林或自力救濟。這些場合中我們都聽到過類似的說詞:「我們做得不好,你們千萬別學我們」。其實翻譯出 來,他們真正說的是:「我們苦心建立的權力不平等生態,不能被你們介入而攪擾,權力是不能分享的」。換句話說,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許點燈,因為,州官的 優勢和權力正建立在「壟斷」之上;同樣的,男人勸女人不要涉足情慾也是不希望女人改這現有情慾文化中的不平等權力生態。

提出「因性而起」的疾病來警告女人,是軟硬兼施都無效之後最後可用的一招?

如果軟硬功夫並施,威嚇苦勸都阻止不了女人肯定女她們的情慾人權,醫師和性教育人士還有最後一招可用。那就是提出各式各樣「因性而起」的疾病來警告女人。 在這一點上,鄭醫師比起在他後面跟進的趙醫師可敬得多,因為鄭醫師充其量只敢斷言性病、子宮頸癌、愛滋病與某些性行為之間「可能」有關聯;趙醫師則一竿子 把所有和女性生殖系統有關的疾病和感染全部算到「性觀念解放」的頭上,令諸多不幸染病而性觀念又不解放的女性「含冤莫白」。

從行文的語氣來看,與其說趙醫師是從專業的觀點提醒婦女同胞們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倒不如說他是藉這篇短文表達他個人對婦科疾病的痛恨。(而他還自稱是 「服務婦女健康與疾病」的!)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心臟科的醫生會以強烈的道德情操來譴責一個愛吃肥肉的病人,我們也無法想像一個泌尿科的醫生以同樣的恐嚇語 言來警告一個長期憋尿的病人,可是我們有點擔心趙醫師會用何種眼神來逼視在他面前的婦科女病人(不管她們是如何致病的)。

正是這種缺乏醫學專業精神但充斥盲目道德義憤的態度,才暴露出國內某些婦產科醫生「關切婦女健康」的真正動機。他們並不思考是什麼樣反性和反情慾的文化使 得女人與她們的身體隔絕,連照顧自己的衛生和健康都諱言;醫生們也不反省是什麼樣的性別偏見,使得他們的專業視女人的生殖功能為首要關切,而從不理會女人 在身體和情慾上的感受和需要。總之,他們對女人的社會處境沒有興趣,對女人情慾出路的關切則只是重「量」(女人不可有太多性伴侶)而不重「質」(只要伴侶 固定,情慾品質不佳也應該「體諒」)。

此外,醫師和性教育人士經常用性與疾病之間的關聯來證明某些情慾模式很「危險」,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鄭醫師文中所提:子宮頸癌和太早開始性行為以及多重 性伴侶「有關」。不過,任何一個對統計學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有關」只是相關係數的表現,並無「因果關係」的暗示。而且,有說法指出,台灣地區婦女罹患 子宮頸癌的比例偏高有可能是和此地男人大都沒有割包皮、個人衛生沒有做好而導致細菌感染女伴有關。另外,太早開始性行為或多重性伴侶這兩個因素被獨立出來 考量,而沒有詢問在性行為過程中,男性(不管是丈夫或是其他男人)如何進行性活動或如何對待女性的生理器官,這種選擇注意「量」而不探究「質」的做法再一 次顯示研究方向及其「成果」有著預存的偏見。

性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聯尚有待證明,不過,即使某種情慾生活方式有可能導致疾病,這並不表示這種情慾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就好像不規律的生活方式雖然可能 致病,也和道德與否無關。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選擇她想要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性學大師是移風易俗,我們的性學大師是複製現狀

女性主義者對男性價值觀主導的醫學及性教育強烈質疑時,我們的性學名嘴們經常搬出權威的後台來。據鄭醫師說,他們所引用的「性生理知識」大都來自「當代性 學大師馬斯特和瓊森在五○、六○年代所做的大規模科學化研究」,《金賽性學報告》也是引用的權威之一。可是如果我們切實理解這些性自由派大師的著作和他們 的時代背景,就會發現我們島內自命性學大師或性教育專家的人,距離這些五○、六○年代研究者的眼界甚遠。

讓我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美國這些研究者雖然各自在某些方面受限於他們所處時代的價值觀,但是他們在當時全都是改造社會文化的進步分子,對鬆動當時的性壓抑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比方說,金賽的研究徹底扭轉了西方社會對婚前性行為及手淫的負面評斷,他的研究指出,青少年不但可以透過手淫時的性幻想練習人際互動,更應該藉著婚前性行 為開始操練,以便適應日後的婚姻生活。金賽在同性戀的議題上也展現了當時少見的開明態度,視同性戀行為為情慾選擇的一種,而非病態。這些進步的主張甚至導 致他在麥卡錫時代的白色恐怖中屢受迫害。

馬斯特和瓊森的研究則是出了名的女性主義立場。他們二人在研究中發現女人有無窮的性愉悅能力,遠比男人更為廣闊多樣,根本不是主流文化中描繪的薄弱冷感, 因而主張性的愉悅和滿足絕非男人的專利;相反的,女人有絕對的「高潮權」,這和本土女性主義者「我要性高潮」的口號是異曲同工的。具體的來說,他們認為女 人在一切性活動中都至少應該掌握一半的主動權來經營情慾活動的內容和節奏,而男人在其中的性責任則是必須學會控制自己射精時間來完成雙向的愉悅。

比起這些四、五十年前就已經以清除壓抑、追求愉悅,改造社會文化為研究目標的美國性學大師而言,我們的醫學及性教育人士似乎只有生理生物的「事實」和激越 的道德義憤。他們似乎只關心繼續維持現行社會的保守價值觀,正如本地的性教育大師晏涵文所說:「性教育是為了要產生社會和道德所接受的行為和態度」,也就 是鞏固及強化現有的(性壓迫的)體制。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的性學大師只是亦步亦趨的複製現狀,而不是像他們所引用的西方性學大師那樣,移風易俗,推動進 步開明的新道德觀,追求各種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平等多元。

面對性學和性教育這種支持現狀的傾向,深受性別壓迫和性壓抑雙重迫害之苦的女性,特別是身為改造社會之先驅的女性主義者,逐漸看清楚自己的解放要靠自己。 如果我們的性學和性教育以專家掛帥,以主流的父權道德為綱領,那麼,就讓我們的婦女運動者發動一個全新的性學和性教育,以每個個人的情慾經驗和情慾狂想掛 帥,以不帶畏懼的健康和愉悅為綱領,積極改造我們的社會文化吧!

「好坑鬥相報」或是「詛咒乎別人死」都不過是情緒反應的說法而已,且看什麼人以什麼論述來促進社會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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