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進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同志運動儼然進入了新的境界。同志論述已經在指標性的中產書店佔有極為可觀的書架空間，台北市某些零星的社區逐漸形成了同志消費文化以及同志平權意識，大眾媒體也終於學會了稍稍友善的看待和同志相關的議題，同志婚姻和同志組織都努力描繪著改變社會的願景，甚至同志公民權運動都變成由台北市政府主導推動的重大市政建設里程碑。

但是同時，勇闖禁忌的邊緣同志遭到了保守同志的排擠，甚至含蓄的恐同情結也逐步現身為激烈的少數反同聲浪。在這樣一個看來形勢大好但是暗流洶湧的時刻，或許我們更需要深思如何延伸我們對同志具體處境的認識，如何閱讀並重塑同志在各個文化領域中的呈現，如何了解並介入各方同志與各種社會權力網絡的拉扯。《同志研究》就是這個不可或缺的學術工作的一部份。

一反先前以理論和歷史為主要論述場域的同志探究，《同志研究》以田野研究開端。首先由K. C. Kan對香港同志三溫暖的參與式研究來嘗試觀察Gayle Rubin性階梯理論的蘊涵。Kan發現同志三溫暖雖是充斥黑暗曖昧的身體情慾之所，是主流文化之邊緣，卻也常常在其具體操作中認同了主流性價值，維繫了對邊緣性的污名，再生產了忌性社會對性的歧視。這個結論當然流露出Kan「恨鐵不成剛」的熱情期望，然而其描述卻同時顯示：同志三溫暖也是情慾橫流最衝撞主流性價值的空間之一，更是國家機器和主流道德積極企圖除之而後快的地景之一。如何超越以「複製」為本的評斷框架，開創積極壯大（empower）主體的論述，使邊緣實踐進一步顛覆既有文化想像，這正是此刻另類社會運動的努力課題。

台灣同志運動發展以來或許已經建立了一個鮮明而抽象的同志形象，在現身和婚姻議題上的熱烈討論也已經揭開了認同政治的複雜內涵；然而這些發展在個 別的人生中究竟如何與傳宗接代的婚姻文化接軌，同性戀在華文社會體系中有著什麼樣的多樣存在，性與性別的差異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現實中斡旋自身的操作──這些都是史國良的兩岸同志文化比較研究想要處理的。其視野和結論或許因為目標太大只能捕捉少數浮光掠影，其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如何衝擊同志文化的評估還可以再深化，然而這篇論文已經以其人類學的田野描繪了「同志」的差異生存面貌，客觀而支持的看待了同志在婚姻實踐上的差異。

史國良的研究已經注意到，除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之外，同志的形象和自我定義有一定程度受到國際媒體文化的左右。在這方面，隨著同志運動的開展，台灣媒體過去十年在報導同志議題時也有了可觀的態度轉變，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究，以找出同運開發更多積極策略的可能。吳翠松的論文初步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結構性的分析，並舉出菁英知識份子的積極參與作為最主要的轉變觸媒。單單從媒體發言權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這個結論或許是難以避免的；單單就訴求大眾的角度來看，「建立同志正面形象」似乎也是常見的回應。然而這樣的研究框架卻可能輕忽了同志團體如何機動性的塑造議題、創意式的操作媒體語言；或許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更注意眾多同志媒體工作者的直接間接貢獻，以及同志運動本身高亢的抗議精神和成員間深刻的社會差異。

台灣的同志運動長久以來都是在文化的層次上奮鬥，透過集體的意識形態操作來開拓個人生活風格的空間，因此在出櫃現身上都有極大困難的同志們一直未能有實力和正當性來挑戰各級法律對同志日常生活及個人權益的結構性介入及侷限。張宏誠的論文則首度整理了歐洲人權法案的內容和蘊涵，指出先進國家同志人權思考的法學基礎，並就其對台灣同志運動的可能意義提出專業的意見，做了非常可貴的熱情貢獻。西方學界在人權意識不斷延伸之下，反覆檢討與同性戀相關的各種法條及其內涵，雖然有其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卻也因此在法理的基礎上改善了同志的社會定位。相較之下，台灣法界整體對同志人權的冷漠和學術的無知，實在需要更多新血來衝刺。

在媒體和法律這種被國家權力直接貫注的領域中，建立同志的正面形象或許被視為一種比較有利的策略，然而1990年代初期「酷兒國族」（Queer Nation）卻選擇用他們最具衝撞力的視覺呈現及語言操弄來凸顯社會制度和法律的不公。這種抗爭策略在文化及表演的領域中也展現了龐大澎湃的生命力，張靄珠的論文就生動地描繪了美國三位女性酷兒表演藝術家的酷兒操演，顯示她們如何蓄意操弄性別認同之曖昧含混，如何囂張地呈現並翻轉主流社會所賦予女人、女同性戀者、或弱勢族群的污名。這種令人瞠目的表演方式衝撞了習以為常的拘謹和正經，凸顯了正軌的粉飾太平，當然也常常引發同志社群本身的不安；不過，也是在差異以這種明顯的方式面對面時，同志之間真正的對話相認才得以開始。

同志所面對的壓力當然並不只來自抽象的社會整體，陳耀民的論文就顯示，對中華文化中的同志而言，「家」更是一個難以割斷的複雜糾葛愛恨情結：家是迫害的日常生活化，家也是主體力量的培育場。掙扎和悲劇或是經常難免，然而另類家庭也並非全然不可能，於是論文呼求找尋對抗傳統異性戀家庭機制的攻擊策略，鼓勵思考如何跳脫溫情的原生家庭論述，並具體提議同志運動和網路作為可能出路。至於如何進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新的情感結構和歸屬，如何在運動和網路中創造新的互動模式和主體定位，恐怕有待更多的實踐與論述。

新同志文化的建構當然並不侷限於同志運動和網路，中國古典男色文化也是可能的資源。朱偉誠對此的研究進路，一方面要避開那種「性化」的、因而太過醜化同性情慾的男寵亂政式歷史評斷，另方面也要避開那種企圖平反男寵的「去性化」論述（聲稱歷來醜化男寵的評斷乃是因為其中的階級踰越而非出於恐同情結）。然而這雙重的迴避卻也使得朱文的討論陷入難題：性化和醜化之間的微妙政治到底要如何操作？有無可能平反男寵而不落入去性化？朱文沒有提供答案。揉合了階級政治和情慾政治的古典男色文化構成了古代同性情慾的歷史存在，也挑戰著當代同志學者的酷異巧思。

同志文化和同志研究在當代台灣性別政治上的澎湃活力吸引了無數的研究興趣，也使得許多原本隱晦的作品得到研究者的青睞。出於一個莫名的、持續的衝動，劉開鈴選擇了閱讀18世紀一部男同志書信作品來嘗試理解同志愛侶在文字書信上的互動模式和主體操作。和別的研究者很不一樣的是，她不但沒有隱沒自身的差異存在，反而在結語中提出「一個直女的告白」來自述接觸同志研究的摸索經驗，對自身的無力感和複雜情緒有很懇切坦誠的描寫。這封沒有收信人的「書信」或許也是同異互動的開端之一。

這本文集中的論文有七篇來自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第四屆「四性研討會」（1999年5月1-2日），張靄珠的論文則出自第五屆「四性研討會」（2000年4月22-23日），主題上的相似性使它們集結在本書中，也為台灣此刻的同志研究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樣態。在成書的過程中，每篇論文都經過原作者細心的改寫校訂，性／別研究室的助理朱玉立則全權負責連絡催稿編排的過程。作為開闊研究眼界的努力，本書希望很快就可以看到同志研究領域的進一步蓬勃發展和學術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