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民間學者郭譽孚 » 2003-06-11, 08:00
代衛生署
敬質李筱峰教授的台灣公共衛生史觀──民間學者郭譽孚
拜讀5月12日李筱峰教授刊於中國時報的「中國之疫」大文，筆者研究台灣史，對於「中國之疫」沒有專攻，但是對於該文中關於台灣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原來事關台灣公共衛生史應該由衛生署的主管單位澄清；但近來所謂「中國之疫」猖獗，該署似有左支右絀之勢，此謹以一民間學者之身份，就該文的主要論據，代敬質於著名的李曉峰教授：
其一、貴文第一段所謂「早期蘭陽平原的平埔族噶瑪蘭人，是個很愛乾淨的族群。十八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吳沙，率領閩粵流民侵墾噶瑪蘭人的土地，同時帶進了天花。造成噶瑪蘭人天花大流行，病死多人﹐吳沙再贈以醫藥﹐救活百人」對於學術研究言，任何具有可能性的假設，都可以成為研究者投注心力的對象，但是在缺乏充分證據前，假設絕對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論述──尤其對於與社會價值相關的重要論述言，更應是如此──即，研究者對於自己強烈主張的觀點，在未有充分證據前，最多只能附筆或註記在原論述之後；李教授以研究台灣史著名，其學術主張當然應受尊重，但是在政論性的文字裡，竟不顧其主張既缺乏充分證據，更可能製造社會內部衝突之事實，將其學術上可>探討的主張斷然說成史實，實在太過輕率。〈以李教授所謂「很愛乾淨」來看是否罹患「天花」，筆者看不出關係，至於，何以斷言是吳沙帶來？而不是我們所知洋人往例有為將船上疫者隔離，任其漂流而帶來的？這一斷言，更是難解。〉
其二、在第二段，所謂：
「台灣在清朝統領的二百一十一年間，醫療衛生極差。清末雖有馬雅各、馬偕等傳教士引入近代西醫，但僅是點的改善，無濟於全面醫衛的提升。一八九五年五月日軍入台，面對各地<br>抗日軍抵抗﹐日軍戰死的只有一六四人，但病死的卻多達四六四二人，是戰死的四十倍。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大挫日軍。台灣的蚊蠅，竟然成為抗日英雄！」
當年台灣社會的衛生環境真的那麼差麼？先談洋人的說法，我們讀到過馬偕對於他所見旅店的強烈批評，但是，請注意，台灣正式的商旅當年是很少住旅店的，他們的地域觀念讓他們住各地的兩廣會館、浙江會館之類，各自棲息在有關係的社會網絡裡；換言之，在「錢淹腳目」的台灣，是否只有那些連「一表三千裡」也舉目無親的販夫走卒才會住旅店呢？那不能代表台灣社會生活的一般水準。再看，日本人的說法，李教授引的是日本官方《征台衛生彙報》的資料，所謂「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 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似乎確是正好印證了他所謂的「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大挫日軍。台灣的蚊蠅，竟然成為抗日英雄！」
但是其資料是否可靠？我們主要的反證是在１８９４年投筆從戎隨軍來台的文人，負責運補與傷患後送的軍夫千人長〈相當於旅長與團長之間的地位〉早川直義，在其日記中所記錄的實情：
「節入八月……已有不少死亡者，人人俱有危懼之狀，其起因大多出自於營養不足與飲用水不良所致……慘哉。……登陸後迄今，僅僅經過十二、三天，但罹患赤痢、或急性腸加答兒、副霍亂等症狀，而送院療治的在總員額七百餘人中，竟佔百餘人；病患如此之多，對於補給的業務影響非常之大。……」
再看，相對於李教授所謂的「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大挫日軍。台灣的蚊蠅，竟然成為抗日英雄！」這位日本軍夫千人長對於出現大量病患的解答卻是：「我原以傳統的想法認為從事勞動的苦力平素已有堪以誇恃的強壯軀體，英骯可以避免罹患癘疾但事實卻完全相反，……勞動者則多數未曾受過教育缺乏事理的瞭解能力，加上持有頑固執柪等性質；雖然屢屢向其訓諭，卻常一時糊塗而面從背反；口渴時不管水質是否清潔，大口鯨飲；饑餓時也不論食物是否腐朽，暢嘴馬食；……多數疾病成因在此。」其中竟完全沒有抱怨公共衛生問題；甚至再看1870年代日本情報人員樺山資紀來台收集情報，也．只指責了農村中有人豬雜居問題，而事實上，如果對動物不存偏見，我們都知道豬隻是很愛清潔的動物，今人甚至有將它養成寵物者；正因此，論者認為，既使不談清代劉銘傳已在台灣都市引進自來水，建下水道，並設有西醫的官醫局義診貧病等現代性公共衛生設施的發動，光看中國動亂雖多，人口仍能增加，其衛生觀念或確不如西方，但中醫人體與季節、山川相應調理的衛生觀念與醫療功能，應有一定的衛生作用；筆者認為該文這種抄襲日本統治者官書裡的污名，厚誣我們台灣先民的態度，是嚴重地輕忽了我們先民生活的傳統智慧。
最後，該文籠統地將日據下台灣公共衛生的情形與日本投降後，台灣公共衛生的狀況相比較，甚至也引了應該很具權威性《民報》社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天〉這樣說：：
「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饑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br>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關於這部份，確實有此社論，並且甚至於可說這社論的觀點，也反映了當時不少人的認知；不過，以日據５０年言，我們似乎不能只以戰後三、四年來比，應該以戰後５０年相比，不過，若在此談該問題可能會漸離開李教授的問題，在這樣的考慮上，筆者就只指出一個過去習於抄錄日本官方資料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重點：
即，關於李教授也承認的「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讓我們來看其「剝削無所不至」的實際內容與結果──在公共衛生上所呈現出來的，關於我台灣先民生命統計的一項重要資料。那是日據台灣５０年間，日本官方公佈的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只能在２４歲左右徘徊，根據其數據以１９０８年最高為２７．２歲，１93１年為最低僅２１．５歲；１９３６年為２３．１歲。〈根據本人研究，此項數據還是一偏高的數據〉此項重要數據，相對於日據台灣５０年間，日本官方公佈的我台灣各項產品普遍增產值，僅<br>以稻米言，５０年間的最高點是台灣進入戰爭體制的１９３６年，其產量是１９００年的４<br>．４５倍；是１９０８年的２．２倍。為什麼在台灣生產力不斷上昇的情形下，我們先民的平均年齡反而縮短？作為研究台灣史的名教授難道不知道這是日本統治者「饑餓輸出」，以致普遍營養不足的結果？我們台灣寫實文學家吳濁流先生日據時的下面這段親身經歷可見這歷史的真相：
「學生的雙親拚命留住我，請我吃午飯。一碗滿滿的飯中，飯粒歷歷可數差不多都是蕃薯籤。蕃薯籤也是又黑又硬，簡直難以下嚥。……台灣每年有四百萬石的米輸出日本，而此地的貧農卻吃著這樣的東西，使我大為驚異。」〈臺灣連翹，1995年，草根版，頁66〉
這反映在我們台灣公共衛生史上是怎樣的意義，是怎樣的一個「剝削無所不至」？〈還需要比較戰後５０年，我們應該都能認知到的，我們台灣人平均死亡年齡不斷上昇的情形嗎？〉
以上是筆者研究台灣史，對於其論述所涉及的重要史實，覺得應該提出辯正的部份；至於，關於社會動盪期間對於疫情控制的影響，及不同政治與社會控制模式對於疫情控制的影響等等，應屬於公共衛生專業範圍，非筆者專業所能及；不敢代庖，此請衛生署主管單位，能在疫病已充分控制之未來，再為我們關心該問題的讀者們解答吧。
代衛生署
敬質李筱峰教授的台灣公共衛生史觀──民間學者郭譽孚
拜讀5月12日李筱峰教授刊於中國時報的「中國之疫」大文，筆者研究台灣史，對於「中國之疫」沒有專攻，但是對於該文中關於台灣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原來事關台灣公共衛生史應該由衛生署的主管單位澄清；但近來所謂「中國之疫」猖獗，該署似有左支右絀之勢，此謹以一民間學者之身份，就該文的主要論據，代敬質於著名的李曉峰教授：
其一、貴文第一段所謂「早期蘭陽平原的平埔族噶瑪蘭人，是個很愛乾淨的族群。十八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吳沙，率領閩粵流民侵墾噶瑪蘭人的土地，同時帶進了天花。造成噶瑪蘭人天花大流行，病死多人﹐吳沙再贈以醫藥﹐救活百人」對於學術研究言，任何具有可能性的假設，都可以成為研究者投注心力的對象，但是在缺乏充分證據前，假設絕對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論述──尤其對於與社會價值相關的重要論述言，更應是如此──即，研究者對於自己強烈主張的觀點，在未有充分證據前，最多只能附筆或註記在原論述之後；李教授以研究台灣史著名，其學術主張當然應受尊重，但是在政論性的文字裡，竟不顧其主張既缺乏充分證據，更可能製造社會內部衝突之事實，將其學術上可>探討的主張斷然說成史實，實在太過輕率。〈以李教授所謂「很愛乾淨」來看是否罹患「天花」，筆者看不出關係，至於，何以斷言是吳沙帶來？而不是我們所知洋人往例有為將船上疫者隔離，任其漂流而帶來的？這一斷言，更是難解。〉
其二、在第二段，所謂：
「台灣在清朝統領的二百一十一年間，醫療衛生極差。清末雖有馬雅各、馬偕等傳教士引入近代西醫，但僅是點的改善，無濟於全面醫衛的提升。一八九五年五月日軍入台，面對各地<br>抗日軍抵抗﹐日軍戰死的只有一六四人，但病死的卻多達四六四二人，是戰死的四十倍。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大挫日軍。台灣的蚊蠅，竟然成為抗日英雄！」
當年台灣社會的衛生環境真的那麼差麼？先談洋人的說法，我們讀到過馬偕對於他所見旅店的強烈批評，但是，請注意，台灣正式的商旅當年是很少住旅店的，他們的地域觀念讓他們住各地的兩廣會館、浙江會館之類，各自棲息在有關係的社會網絡裡；換言之，在「錢淹腳目」的台灣，是否只有那些連「一表三千裡」也舉目無親的販夫走卒才會住旅店呢？那不能代表台灣社會生活的一般水準。再看，日本人的說法，李教授引的是日本官方《征台衛生彙報》的資料，所謂「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 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似乎確是正好印證了他所謂的「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大挫日軍。台灣的蚊蠅，竟然成為抗日英雄！」
但是其資料是否可靠？我們主要的反證是在１８９４年投筆從戎隨軍來台的文人，負責運補與傷患後送的軍夫千人長〈相當於旅長與團長之間的地位〉早川直義，在其日記中所記錄的實情：
「節入八月……已有不少死亡者，人人俱有危懼之狀，其起因大多出自於營養不足與飲用水不良所致……慘哉。……登陸後迄今，僅僅經過十二、三天，但罹患赤痢、或急性腸加答兒、副霍亂等症狀，而送院療治的在總員額七百餘人中，竟佔百餘人；病患如此之多，對於補給的業務影響非常之大。……」
再看，相對於李教授所謂的「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大挫日軍。台灣的蚊蠅，竟然成為抗日英雄！」這位日本軍夫千人長對於出現大量病患的解答卻是：「我原以傳統的想法認為從事勞動的苦力平素已有堪以誇恃的強壯軀體，英骯可以避免罹患癘疾但事實卻完全相反，……勞動者則多數未曾受過教育缺乏事理的瞭解能力，加上持有頑固執柪等性質；雖然屢屢向其訓諭，卻常一時糊塗而面從背反；口渴時不管水質是否清潔，大口鯨飲；饑餓時也不論食物是否腐朽，暢嘴馬食；……多數疾病成因在此。」其中竟完全沒有抱怨公共衛生問題；甚至再看1870年代日本情報人員樺山資紀來台收集情報，也．只指責了農村中有人豬雜居問題，而事實上，如果對動物不存偏見，我們都知道豬隻是很愛清潔的動物，今人甚至有將它養成寵物者；正因此，論者認為，既使不談清代劉銘傳已在台灣都市引進自來水，建下水道，並設有西醫的官醫局義診貧病等現代性公共衛生設施的發動，光看中國動亂雖多，人口仍能增加，其衛生觀念或確不如西方，但中醫人體與季節、山川相應調理的衛生觀念與醫療功能，應有一定的衛生作用；筆者認為該文這種抄襲日本統治者官書裡的污名，厚誣我們台灣先民的態度，是嚴重地輕忽了我們先民生活的傳統智慧。
最後，該文籠統地將日據下台灣公共衛生的情形與日本投降後，台灣公共衛生的狀況相比較，甚至也引了應該很具權威性《民報》社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天〉這樣說：：
「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饑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br>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關於這部份，確實有此社論，並且甚至於可說這社論的觀點，也反映了當時不少人的認知；不過，以日據５０年言，我們似乎不能只以戰後三、四年來比，應該以戰後５０年相比，不過，若在此談該問題可能會漸離開李教授的問題，在這樣的考慮上，筆者就只指出一個過去習於抄錄日本官方資料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重點：
即，關於李教授也承認的「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讓我們來看其「剝削無所不至」的實際內容與結果──在公共衛生上所呈現出來的，關於我台灣先民生命統計的一項重要資料。那是日據台灣５０年間，日本官方公佈的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只能在２４歲左右徘徊，根據其數據以１９０８年最高為２７．２歲，１93１年為最低僅２１．５歲；１９３６年為２３．１歲。〈根據本人研究，此項數據還是一偏高的數據〉此項重要數據，相對於日據台灣５０年間，日本官方公佈的我台灣各項產品普遍增產值，僅<br>以稻米言，５０年間的最高點是台灣進入戰爭體制的１９３６年，其產量是１９００年的４<br>．４５倍；是１９０８年的２．２倍。為什麼在台灣生產力不斷上昇的情形下，我們先民的平均年齡反而縮短？作為研究台灣史的名教授難道不知道這是日本統治者「饑餓輸出」，以致普遍營養不足的結果？我們台灣寫實文學家吳濁流先生日據時的下面這段親身經歷可見這歷史的真相：
「學生的雙親拚命留住我，請我吃午飯。一碗滿滿的飯中，飯粒歷歷可數差不多都是蕃薯籤。蕃薯籤也是又黑又硬，簡直難以下嚥。……台灣每年有四百萬石的米輸出日本，而此地的貧農卻吃著這樣的東西，使我大為驚異。」〈臺灣連翹，1995年，草根版，頁66〉
這反映在我們台灣公共衛生史上是怎樣的意義，是怎樣的一個「剝削無所不至」？〈還需要比較戰後５０年，我們應該都能認知到的，我們台灣人平均死亡年齡不斷上昇的情形嗎？〉
以上是筆者研究台灣史，對於其論述所涉及的重要史實，覺得應該提出辯正的部份；至於，關於社會動盪期間對於疫情控制的影響，及不同政治與社會控制模式對於疫情控制的影響等等，應屬於公共衛生專業範圍，非筆者專業所能及；不敢代庖，此請衛生署主管單位，能在疫病已充分控制之未來，再為我們關心該問題的讀者們解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