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的全球化:大米貿易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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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全球化:大米貿易的警示

文章joy » 2001-08-02, 08:00

農業的全球化:大米貿易的警示<br><br>作者:彼得·考克萊尼斯<br>陳意新 譯<br><br>  近年來,"全球化"概念已在政治領袖、新聞記者、權威的評論員和大學教授中成୫<br>4;極其流行、極具影響並廣泛談論的術語。儘管大學教授們在使用這一術語時顯得較具訓練<br>、謹慎和有眼力,但"全球化"大體上依然是一個漂浮不定、難以捉摸的概念,因爲這<br>一概念本身的發展歷史還不確定。本文的目的是試圖爲"全球化"定位:界定這一概念<br>並使其專門化和歷史化。我將採用一個兩重的敍述方式來實現本文的目的:第一,我<br>將審視過去各類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並提出我自己的理解;第二,我將通過對農業的一<br>個案例--世界一體化大米市場的形成--來捕捉和表達存在於真實世界中而非圖書館、辦公室<br>和沙龍裏的與全球化相關的各種機會和問題、可能性與局限性。<br>   在過去幾年裏,含糊和捉摸不定的"全球化"概念在新聞界和學術界導致了一些富於<br>1843;發性的二元形象,舉兩例來說:"流線車與橄欖樹","伊斯蘭聖戰與美國化世界"。並且<br>,在作爲"進程"的全球化和作爲"感性"的後現代主義接踵而至時,一批晦澀、<br>如果並非全然不可理解的二元形象的"替代表述"也浮現出來。例如,對羅蘭德-羅伯蓀來說<br>,全球化意味著一個"普遍中的特殊性和特殊中的普遍性的雙重進程"。更晦澀的表述來自于<br>高深莫測的文學理論家弗雷德裏克·詹姆森。在他看來,全球化是"在它的部分之間加劇二元<br>關係的一個不具有整體性化的整體。它的部分--主要是民族國家、但也包括地區和社群,仍<br>然繼續通過’民主國家實體’這一模式來表達它們自己(但爲什麽不可以通過其<br>他模式,例如,社會階級?)"。無論這有多令人迷惑,詹姆森還只是剛來勁:"儘管這些二元<br>關係、或者說點與點對應關係已經不同於複雜整體中的地域之間或部分之間的關係,但我們<br>仍需爲這些二元關係們加上一些含蓄的界定:它們最首要的是緊張與對抗,但不是完<br>全排斥;每一元都是借助二元中的另一元來按自己意志而努力表達自己......"詹姆森繼續說<br>,假如以上的表述也可以被稱作"全球元"--用克萊爾·露斯準確的、並且經濟學家保爾·克<br>魯格曼也如此採用的術語,那麽我認爲以上的表述至少顯示了"全球化"概念的<br>一些具有同一性和分析性價值的東西。<br>   廣義來說,我們都本能地知道或至少認爲我們知道什麽是全球化,但問題<br>是如何從分析的語言爲這一概念定位。我們當然也很難從路易·阿姆斯壯那兒得到&#<br>21843;發--這位偉大的爵士小號演奏家在被問到什麽是爵士時回答道:"如果你需要問<br>,那你將永遠不知"。讓我們離開對概念滿是雲霧的轉述,從具體化開始。我們實際上有過一<br>些關於全球化及其後果的非常有用的著述。例如,有一部著述這樣寫到:全球化者"使得每一<br>個國家的生産和消費具有全球性",結果是:<br>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br>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爲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br>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産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br>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産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br>地帶的産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br>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産是如此<br>,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了公共的財産。"   …<br>…"由於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br>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的最<br>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br>   以上的引述雖然語言上有些文學化,但他們值得敬重。他們不是出自于威廉·葛雷德爾<br>或愛德華·魯瓦克的新近名著,而是出自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寫於150年前的《共產黨宣言》。<br>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者"的確抓住了全球化的精神,雖然使用的是不同的術語:我稱之<br>234;"全球化者"的群體,他們稱之爲"資產階級"。   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以"摧<br>毀"全球化的--或資本主義的表面"覆蓋物"之描述性語言多麽有力,但其他更嚴格、或<br>至少更具證明性或因此而更具證僞性的方法也是可能的。例如,在界定全球化時,我<br>們可以強調變化與進程,把重心放在跨國界的勞工、資本、産品、服務等的流動、以<br>及它們絕對規模的增長;或者更有效地從"相對"重要性來衡量這些流動的增長。克魯格曼就<br>經常研究世界貿易增長率和世界生産增長率之間的關係,以他們作爲衡量全球<br>化的方法:即當前者持續地高於後者,那麽所謂"全球化"的進程正在發生。雖然還用<br>不著我來批評這一方法的定義上的簡明性--我在原則上也很吝嗇使用批評的語言,但把全球<br>化簡化爲一種計量的比例對我來說也還是有點格格不入。我較贊成從世界貿易的相對<br>重要性角度來詮釋長期增長。例如,把這相對重要性的長期增長視爲:經濟生活結構<br>、組織、運作中一些更深層、更複雜、本質上更有意義的"計量"變化的體現和表達。   正<br>是遵從於這樣的原則,世界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把全球化定義爲:"産業和服務<br>業行爲(比如,研究和發展;投入、生産和分配的資源的使用)和跨國界的公司<br>網路(比如,通過合資和共用資産)的地理擴散"。這一定義可能不典雅,但它具有很強<br>的描述力,甚至剖析力。從這一角度出發,社會理論家曼努爾·卡斯特爾斯強調相互依賴性<br>、規格、服務、同步性,把全球經濟定義爲"基於一個星球在真實時間裏運作爲<br>;一個整體的經濟"。托馬斯·弗裏德曼也是這樣強調計量性:當"每一個人"感到世界貿易重<br>要性的相對增長給他們帶來了壓力、限制和機會時,而技術、金融和資訊也在同步"民主化"<br>時,那麽全球化已經出現。弗裏德曼這裏採用了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弗爾南德·布羅<br>代爾在分析資本主義起源和擴張時的同樣方法。在《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及其他著作中,<br>布羅代爾強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當一個地區有足夠的人受到"資本主義"市場、行爲<br>、觀念的影響,而使得"其他"市場、行爲、觀念日益不再重要、不再富有意義、甚至<br>過時之時,那麽資本主義已經出現。我們能用"全球化"替代"資本主義"、"全球的"替<br>代"資本主義的"嗎?可能不行。但是,把一定的量的比例綜合在一起--某一些或另一些事物的<br>量在一段相當長時間內跨國界流動的相對增長--然後使用前面提到過的一些計量"方法",我<br>們能夠從脈絡上把握--如果不是完全地--難以駕馭的"全球化"概念怪物,而不是毀了它。<br>   我下面要做的,是把上述有關全球化的概括議論與全球大米貿易的"具體事實"聯繫起來<br>。這些具體事實顯示了全球化的複雜性--如果不是它的矛盾性,因爲當今世界大米市<br>場的特點是"發達"與"不發達"地區之間白熱化的出口競爭,而它們生産稻米的方式又<br>是非常、非常地不一樣。<br>   爲了理解大米全球市場的形成,我們首先必須把它嵌入一段範圍更廣的歷史之中<br>:資本主義的擴張和精致化。資本主義的成長可以說是過去五百年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發展。<br>長期以來,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做了長期和艱苦的研究,以解釋資本<br>主義的成長以及它內在的動力。雖然學者們在細節和側重點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都認&#<br>29234;:資本主義(或更廣義地,市場社會)的演進使土地、勞力、資本從"傳統的"或非市場<br>性的壓抑下獲得了進步性的解脫,並使這些"生産因素"相應地個性化、連接化和商業<br>化。但由於這些生産因素轉型的過程在時間上不平衡,尖刻的學術辯論一直集中在西<br>方以及非西方"傳統"和"市場"的社會何時分野問題上。這些辯論也許都不切要點,因୫<br>4;更重要的不是分野時間的準確性,而是理解市場社會長時段進程本身的力量和性質。這一<br>長時段進程或許始於12或13世紀,但在17世紀,這一進程在西方肯定已經開始,並在20世紀<br>早期得到完成。我們可以通過對一個整合的全球大米市場形成的進程進行分析,以瞭解資本<br>主義進步的一個有限、但有啓示意義的方面。這一分析至少可以部分地展示資本主義<br>的"本質"或以亞裏士多德在"話語時代"之前的術語來表示的"生命原理"。<br>   雖然大米貿易在亞洲許多地方已有千年多的歷史,但這一穀物只是在17世紀才在"西方<br>"成爲一項具有重要市場意義的商品。它在西方的出現值得重視並非因爲大米貿<br>易的量對西方早期近代的影響,而是因爲在這一時代中歐洲人開始雄心勃勃地擴展、<br>控制、重塑大米貿易,使其在日後成爲"全球"和"常規"的貿易,不再像從前那樣是地<br>方或區域間的間歇式或非常規化的貿易。<br>   斷言大米貿易在17世紀的西方開始變得重要並不意味在此之前大米貿易不存在於西方。<br>我們已確知在早期近代以前,大米貿易就存在於地中海沿岸,並在義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島來<br>來往往,但貿易的市場是很有限的。在17世紀,歐洲其他地區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上升導致<br>了整體需求的增長,這必然並足以巨大地擴展和深化了西方的大米市場。北歐,特別是日爾<br>曼諸王國急速增長的大米需求不僅成了歐洲大陸大米貿易的焦點,並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裏成<br>爲西方大米貿易的焦點。<br>   從大米在亞洲的優越地位來看,歐洲的大米貿易顯得奇怪,甚至有點異乎尋常。儘管1<br>7世紀大米有著市場收益,但大米從未吸引過西方的消費者。在東方世界,這一穀物的力量是<br>日常食物的全部;但在西方,大米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種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補足品。它<br>特別被用於喂飽遊民群體--士兵、孤兒、海員、監獄犯人、窮人等等,補缺或替換更合口的<br>食物。準確地說,大米還有其他用途:它常常被用來餵養動物,還具有多種工業用途。但很<br>清楚,在西方,大米從來沒有被視爲賴以生活的物品。<br>   因此,不像小穀(小麥、大麥、黑麥、燕麥)那樣爲歐洲人所鍾愛,大米注定了是<br>可有可無的。其次,也不像糖、煙草、棉花等在近代早期崛起於歐洲市場的商品,大米有許<br>多近似的替代物。如果上述的特性限制了大米的力量,那麽他們也同樣使大米在西方<br>的每一處都具有銷售性。我們最終發現大米商品在一個廣袤的地區被大量交易:從秘魯和阿<br>根廷直到黑海的沿岸。儘管大米的力量有限,但西方的大米市場是如此的有力,以致於它在<br>1700和1920年間足以塑成和摧毀好幾個經濟實體。我們下面會看到這些例子。<br>   在18世紀之前,歐洲的大米貿易大多起源於義大利,主要在波河上游肥沃的沖積谷地,<br>即皮蒙特和倫巴第。一些西班牙的大米也找到了途徑進入歐洲市場,還有一些不時地通過地<br>中海群島而抵達的印度大米。這些地區都不依賴於大米貿易,國際上對大米的需求量也不影<br>響他們的經濟狀況。但在下兩個世紀中,由於歐洲資本主義擴張和精致化,一些新供給者被<br>捲入歐洲大米市場。這些新供給者的經濟命運緊密地和國際上對大米的需求聯繫在一起,因<br>此我們並不感到奇怪,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似乎不相干的南卡羅來納州和低地緬甸、喬治<br>亞州和暹羅會在經濟上聯結起來。<br>   18世紀以後,歐洲大米市場越來越成爲所謂"邊緣地區"的産物,顯示出老<br>與新的大米帝國不斷地在將希望變爲事實。無論傾向於以"相對優勢"或"都市主宰"的<br>方法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範型,我們都會發現南卡羅來納、喬治亞、低地緬甸、暹羅、印度支<br>那--18和19世紀西方大米的主要供給者--與教科書中的出口外向型、單一生産經濟體<br>的案例非常一致,幾乎就是教科書案例的拙劣的翻版或模仿。如果這些地區的出口情結是根<br>本性地由歐洲資本和資本家所創造,那麽歐洲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爲邊緣地區<br>的商業主動合作者和他們的繼承者所鼓勵和誘使。<br>   與某些學者的想法相反,這些經濟實體形成如此的結構,並非他們有天生的缺陷。事實<br>上在某些時候,基於單一生産和出口的經濟戰略可以導致持續的增長和發展,畢竟,<br>按照艾爾伯特·赫希曼著名的"非平衡增長道路"理論來找出一些相應的地區和國家的例子並<br>不難。然而,就我上述提到的經濟實體來說,單一生産卻導致了不同的後果,這正是<br>我所希望解釋的現象。<br>   上述的每一個經濟體最初都從外向型的稻米生産專業化中受益。例如,南卡羅來<br>納和喬治亞的稻米區--建於1700和1750年間,依賴于奴隸勞動力的一個種植莊園群--可以說<br>是1770和1820年間世界上最富的農業區。此外,英國人所鼓勵的"緬甸三角洲"轉型曾把這一<br>地區從疆野轉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地帶,至少,在1855至1900年間增長了緬甸農民<br>耕作者的收入。甚至爪哇--曾經一度成爲西方大米的又一個主要供給者--在19世紀上<br>半期荷蘭人對這個島的經濟滲透加強時似乎也偶爾從大米出口增長中獲益。<br>   然而,上述每一個地區的長期發展--以及義大利、巴西、孟加拉、西班牙、印度支那的<br>大米出口地區--最終都因面向西方的出口專業化而受挫,在西方,大米只是一項次要的、具<br>有彈性價格的商品,它有許多相近的替代品。大米,像今天的許多農業産品一樣,已<br>被證明是一宗爲發展而押錯了的寶。上述每個地區都有過各自的"市場時代",但隨著<br>技術創新促進了市場的整合和加強了競爭,每個地區都又依次地眼看著自己的市場時代消逝<br>。<br>   鑒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無情"邏輯和每一時代國際大米市場的限度,這些因素決定了只有<br>最廉價(或最優化連接市場)的供給者才會繁榮。因此並不奇怪:大範圍的競爭優勢一旦失去<br>之後,上述的每一個經濟體都陷入了停滯和衰落。上述的每個經濟體都曾追求它的短期"相對<br>優勢",但一個短期框架中所具有的經濟學家們信任的"經濟理性"並不必然對長期發展最<br>9234;有益,或者甚至有助。<br>   在西半球爲大米生産和出口建立起"工作平臺"的一個世紀之後,歐洲資本<br>家不僅成功地進入了既有的亞洲大米貿易網路,還成功地組織起他們自己的南亞和東南亞的<br>大米生産和交換網路。奠定和促進了19世紀面向亞洲供給者的"轉向"是技術的創新、<br>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蒸汽輪船的崛起、跨洋電報的出現等,甚至在這些技術創新前,亞洲大<br>米的廉價(一開始是孟加拉和爪哇)已經讓亞洲的供給者們在與西方大米出口地區對手的競爭<br>中取勝。<br>   在19世紀下半期,低地緬甸、暹羅、印度支那成了全球大米市場的主要角色。1900年前<br>後,市場的整合--按所謂單一價格法則來衡量--已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大米的價格越來越與<br>整合的步伐一致,並在所有國家中也越來越在日益狹窄的範圍內變動。儘管有著這樣的全球<br>化證據--用卡斯特爾的術語來表達:大米市場清晰地運作爲"一個整體",並且肯定地<br>許許多多的人像弗裏德曼所定義的那樣感到了大米貿易"重要性的相對增長帶來的壓力限制和<br>機會",但世界市場的大米主要供給者們幾乎沒有見證到他們福利的持續增長。從世紀交替到<br>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過剩的生産、人口的壓力、租佃和負債問題像瘟疫一樣傳染著<br>東南亞的供給者們;新的技術突破和美國的(特別是在加利福尼亞和阿肯色州)資本集約化大<br>米生産方式導致了"相對優勢"告別亞洲;世界大米市場的不穩定性更限制了東方實現<br>其"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利益。<br>   具有諷刺(或辯證)意味的是:爲全球市場而採取的大米出口專業化使得亞洲的每<br>一個主要供給者都恰好落入這一市場"早期進入者"的同一命運,即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州等<br>在它們失去了相對優勢後所落入的命運:貧窮、僵硬、非平衡的經濟體,被發展經濟學家們<br>不恰當地或有些委婉地稱之爲的"因素扭變"和"經濟非對稱"所摧毀。不幸的是,這些<br>結構性特徵從此一直制約著上述每一地區爲發展而做出的努力。雖然東南亞的主要出<br>口國還能夠保有世界市場的較小一端,並且相對地把他們的中心移向亞洲市場,但大米所創<br>造的發展性"工作平臺"已被清楚地證明不足以支援,更不可能促進長期增長。<br>   大米的案例表明: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都不必然是單向度的進程。的確,兩者都似乎各自<br>呈現爲一個含有內部矛盾的進程,但他們都重負著歷史的包袱。我們應該認識到:全<br>球化能夠給予,但它也能輕易取回。沒有什麽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像一批學者近來<br>所認識到的那樣:在1870和1914年之間,世界經濟在許多方面比今天更爲整合。如果<br>更貼切地指向本土,人們只要做點研究就會記得:在過去20年的狂增猛長之後,中國在世界<br>貿易中的份額也只是在最近才達到了他在19世紀20年代的水平。這些事實,連同大米貿易的<br>近代史,至少應該能讓甚至是對自由貿易、全球整體、世貿組織等的最熱情和最勇猛的支持<br>者們也暫停一下思考。<br>【作者系美國農業歷史學會主席】  (摘自《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 <br>來源:《新華文摘》2001年第5期<br> <br>《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1年07月30日<br>Copyright©2000 csdn61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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