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民間社會和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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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民間社會和文化問題

文章民間學者 » 2001-08-07, 08:00

<br>徐友漁:民間社會和文化問題 <br>徐友漁 <br><br><br>民間社會(又稱市民社會)問題近年來在文化界得到廣泛討論,說明中國知識份子對於社會轉型期現實問題的敏感和關注,也反映了人們內心湧動著一種期望:隨著社會的發展,是否可能或者已經開始出現一個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化空間,使得思想學術問題、文學藝術問題可以在其中就事論事地討論,可以憑藉本身的牛命力自生自滅,而無拔苗助長或風襲霜打之虞。 <br>民間社會是歐洲歷史發展中出現的一種社會形態,它與歐洲特有的政治條件(存在與王權抗衡的力量)、法律條件(法制較爲完備,司法較爲獨立)、經濟條件(私人財産權利較有保障)以及孕育其中的歷史條件的特殊性(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無強大的中央集權,封建的莊園和城堡)有關,將“民間社會”作爲概念框架引入作爲研究當前中國社會變遷的理論工具,涉及到十分複雜的學理問題。 <br>本文不擬進行精密的概念梳理和充分的理論闡論,僅對與民間社會有關的文化現象作出描述、分析和總結,在這種意義上說,本文的概念立場和葛蘭西相近。用筆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民間話語空間已經出現,但問題、困惑、爭論也隨之而産生。 <br><br>民間話語空間凸顯的背景 <br>民間空間的發育本來是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但對於中國知識界而言,注意到民間文化空間的存在和對之進行熱烈討論,卻伴隨著一種巨大的心態轉變。這種轉變有一個清晰可辨的時間標誌:它發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期間發生的政治風波固然有極大的震蕩力,但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卻沒有,也不可能發生突然變化。這次震蕩,緊接著的沈寂、茫然,以及出乎意料的經商潮流,使許多人的心理和觀察視角發生了巨大變化,民間社會問題成了視野中擺脫不掉,甚至帶焦灼性的問題。正是在這種心理突變的帶動下,民間社會問題在理論上的重要性,以及現實生活中種種意義深遠的變化,才清晰地凸顯出來。 <br>如果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情況作一下比較,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國情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們面臨的問題也不應該完全兩樣,但文化討論和批評的格局卻大大地變了。80年代中期中國知識份子像一大把同質同構的鐵屑,被置放在改革開放的巨大磁場中,革新與守舊、吸引西學和維護舊傳統等大問題像磁鐵的兩極,使大多數人有固定的指向和趨向,人們可以觀點各異,但問題和關注點歸根結底是相同的。人們地位、身份實際上不一樣,但並未明確意識到有朝野之分、體制內外之別,人人都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熱情投入“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和爭論之中。 <br>在90年代,人們突然意識到,許許多多無法用以前的標準來定性和歸類的文化現象已在不期然之間出現了,比如幾乎可以用“泛濫成災”來形容的小品、隨筆、報刊的周末版、商業性影視、音樂節目,總之,被人稱爲“消閒文化”、“商業文化”,說不清是屬於新還是舊,中還是西的東西風靡一時,與以前黑白兩極分明的情況不同,現在出現了一大塊灰色地帶。有人試圖以舊的框架對這塊土地上的生長物分類,或褒或貶,或喜或憂,但最終只能顯得自己的看法不倫不類。 <br>80年代討論的社會、文化問題並未消失,並且在超過以前的廣度和深度上被思考和討論。但是90年代的討論自發性和個人化傾向大大加強了。 <br>話語方式出現了明顯分化,80年代觀點各異,對立分明,但話語系統大致只有一個,90年代至少存在兩個涇渭分明的話語空間。活動於一個空間的人對另一個空間中的概念、觀點不是不懂,就是充滿誤解,而另一個空間中的活躍分子則對相異空間中階照常話語不屑一顧。在我看來,大多數有價值的討論都是在民間話語空間中進行的,其中的問題和結論並不以是否符合慣常觀點爲指向和歸宿,而是就事論事。當然,這裏也有標準,比如對中國的現代化是否有利,是否符合學術規範,等等。當然,這裏面也充斥著僞問題和洋涇浜語言,但大致可以說,立論者是在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充當傳聲筒。 <br>在民間話語空間,爭論相當激烈,比如對儒學的發展前景。對後現代主義、東方主義、文化民族主義,不同觀點交鋒激烈,甚至很不客氣,但這種爭論和批判具有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的特點,即只是擺事實、講道理,不扣什麽“主義”,什麽“傾向”的帽子。而在另一個話語空間,則正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套,首先在動機和立場上定性。不過應當客觀地說,後一種做法現在很少,職業性的批判家和嗅覺異常敏稅的人活動空間是大大縮小了。可能是幾十年來第一次,他們驚奇而憤懣地發現,“左”傾思潮不一定處於官方和正統地位,他們對於在野身份極不適應,大叫大嚷不能理直氣壯地宣傳這宣傳那啦,其實,由於慣性,這些人心理上行爲上還是十分有恃無恐的,只不過民間話語空間中平等、講理的規則太難爲他們了。但問題在於,只有民間話語才有吸引力,你總不能把大批判文章當廣告一樣出錢刊登吧。 <br><br>面臨多元化産生的困惑 <br>民間社會的存在使中國當前的文化形勢呈現多元、複雜的局面,使許多習慣於單向或大一統思維的人感到不適應,許多困惑和文化爭議由此而産生。 <br>最能反映知識份子把握不住文化格局變遷和自己使命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失落、惶惑心態向外投射,編織並反復述說一個關於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形勢的神話。根據這個神話,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中國文化的基調充滿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而90年代是世俗化、道德失範的;80年代的政治意識形態論爭突然消失殆盡,商業意識取而代之,並對知識份子的生存地位造成致命威脅;因此,知識份子由處於文化、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被擠壓到社會邊緣,有人對此發出哀歎,有人聰明地證明,知識份子的邊緣化是一種歷史必然。 <br>其實,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到,這十年變化雖大,但尚不至於使中國的社會結構、面臨的主要文化問題和知識份子的使命發生根本變化。連續性蘊藏於變化之中,90年代的局面絕非與80年代迥然相異,充其量可以說,多元局面開始萌生,以前共處一個巨大磁場之內的情況發生了改變。以下試舉兩例詳作分析,其內容都與前不久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有關。 <br>在關於理想、崇高、市民文化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中,撇開一切枝節問題和感情因素,可以發現,參加論戰的雙方在價值取向上其實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於對危害現代化進程和文化建設的不利因素的認識和估計各有側重,而這又基於對當前社會發展所處階段有不同看法。一方認爲,革新與守舊的矛盾已由高雅與鄙俗、精神追求與放縱物俗的矛盾取代,原有的極左思想對現代化的阻抗作用表面上還存在,但實質上已不是問題,而恰恰足世俗化引起的鄙俗化腐蝕了人們的上進精神,成了現代建設的大敵。而另一方認爲這種看法是幼稚膚淺的,他們堅持,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一樣,“左”傾思潮即使不是唯一的阻力,也是最主要的阻力,由於舊意識形態以理想、崇高、精神追求爲旗幟,反對市場經濟的建立,因此,對僞崇高的批判和消解起到廠爲新時代到來開路的進步作用,對之進行譴責與聲討客觀上有助於走回頭路的傾向。 <br>大規模的、陣線分明的對壘戰似乎已經結束,但隔膜和偏執顯然繼續存在。 <br>令筆者感到奇怪的是,爲什麽在社會新舊交替,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人們會認定只有一種問題?最近一年中國思想理論領域發生的事情證明,“左”傾守舊的傾向遠未消失,把消場經濟導向當成資本主義大加撻伐的力量不但存在,而且異常活躍,斷言政治意識形態業已消退,商潮成了對文化的最大威脅,顯然是無視事實。 <br>但另一方面,以爲極左的舊意識一直是、永遠是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也失之于對現實的變動缺乏應有的敏感。雖然反右、“文革”之類的教訓應該永志不忘,但它們顯然不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唯一形式,歷史和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表明,無體制的物欲、拜金主義的腐蝕也會成爲一個文明民族的大敵。 <br>多元化局面顯然包含地域差別這個因素,社會和生活環境的不同造成了知識份子心態和對文化時局看法的不同,雖然它並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由於這一點很少有人論及,現在不妨嘗試作一些分析,這裏以北京、上海、廣州爲代表以表明一種南北差異。 <br>前幾年,知識界爲經商下海潮所震撼,搶先入水者有之,證明其爲新歷史使命者有之,以悲壯的姿態表明誓死不屈心迹者亦有之。仔細觀察,風潮湧動最厲害的地方是上海,爲什麽?在北京,開放程度最低,經商致富機會最少,政治意識仍強於商業意識,不是沒有人想下海,而是淘金必須南下,北京的文化人受攀比感染影響相對最小,因此顯出一種“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氣派。廣州開放程度最高,淘金成了主流,少數文化的堅守者既不能靠呼應以成氣候,只好各自埋頭苦幹。 <br>惟有上海,情況介於北京、廣州之間,發財的誘惑力既強,機會也較多,但文化根基也有一定深度和廣度,於是選擇的考驗最大,人格的分裂最甚,下海者欲在形而上層面找到合法性,留守者也需喧嚷呐喊給自己打氣助威。 <br>關於人文精神討論觀點的分野也有地域差異在起作用:京城的文化人易於感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左”傾餘毒,而商品經濟更發達的南方對俗文化、拜金主義的醜惡現象會觀察更多,感受更深。 <br><br>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br>在最近幾年的文化討論中,是否應該堅持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否應該堅持知識份子的道義立場,成了衆說紛壇的話題,甚至成了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反對繼續承擔批判責任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幾點:知識份子應該化解自己的精英意識、導師心態,不要以爲自己洞悉歷史前進方向,可以從事改造社會的巨大工程;知識份子應該自覺地邊緣化、非政治化和非意識形態化,不要企圖占居主流地位,壟斷話語權力;知識份子應該適應社會多元發展的局面,放棄以我爲標準的心態,以低調代替高調。從以上幾方面看,主張放棄批判立場和民間社會的形成有密切關係。 <br>我認爲以上主張是不正確的,至少不切合中國當前實際,以下分四方面簡述我的理由。 <br>第一,民間社會,依照公認的定義,與國家力量、政治意識形態有一定獨立性,這似乎說明,我們以前在單一政治領域中習以爲常的批判做法應當改弦更張。 <br>我認爲,與這表面理由相反,如果在國家領域主要靠行政力量來規範人的行爲,那麽在民間社會,自發性的批判對於文化建設和文化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當記住一個關鍵的區別,以前的所謂批判是自上而下、運動式的,而在民間話語空間中進行的自發性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符合“批判”一詞的本來含義。 <br>第二,從目前事態的發展看,不能樂觀地認爲,從權力政治的構架中脫出的民間社會一定是一塊健康、清新力量的領地。比如在農村,農民從大躍進的“放高産衛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等政治運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了,但相當一部分人可能又陷入宗族式的政治、經濟羈絆之中。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各國的現代歷程表明,由於法制、文化等基礎薄弱,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不一定只是人民期盼的民主、富裕,還有金權政治和文化,以及黑社會的沈渣泛起。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既起到爲新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定向的作用,又有爲歷史條件先天不足補課的性質。 <br>第三,民間社會的産生和發育以市場經濟爲先決條件和基礎,中國人根據自己以前的切身體驗,對以前強制性計劃經濟的弊端看得相當清楚,對市場經濟抱有較大希望,這固然不錯,但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地從經濟基礎推到上層建築、精神文化,以爲市場經濟條件一定會産生出一種健全、優越的文化和道德,這卻是想得太樂觀和太簡單了。精神、道德並不是某種經濟關係、經濟活動方式的附隨現象,而需要人的精神文化活動去塑造,在某些發展的關鍵時刻,甚至需要以精神和文化加以指導、定向,我認爲目前中國就處於這樣的時刻。 <br>第四,從更宏觀和長遠的歷史角度看,社會的進步和文化、道德的暫時紊亂與墮落完全有可能同時發生。比如,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系列中的譴責和抨擊,雖然有保皇色彩和爲舊時代唱挽歌的嫌疑,但其價值是得到公認的。說得極端一點,在社會急劇變化時期,文學作品反映新舊矛盾是有意義的,純粹站在精神、文化價值立場進行批判從來都是站得住腳的。我所知道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站在人性、人道立場,捍衛人的尊嚴、文化的價值,我還想不起哪一部“歌德派”作品是屬於大師級的。 <br>更需指出的是,中國民間空間的生長緊密地與權力政治糾纏在一起,經濟異化和政治異化同時存在,相互刺激,惡性膨脹。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十二分地需要。事實上,目前存在從各種立場出發的對現實的批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否定改革開放路線,企圖回到舊時代的批判。這種批判雖然話語陳腐,但往往也切中時弊(比如批判分配不公、國有資産流失、腐化墮落、祟洋媚外等等),如果只有“原教旨”型的人高舉批判大旗,而既能認准歷史前進方向,又能堅持道義立場的知識份子發不出自己的聲音,那麽中國的前途就未可樂觀。 <br><br>真問題和假想敵 <br>在民間文化空間,由於具有某種相對的自發性和獨立性,當代中國各種代表性的思潮在激烈交鋒,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因爲自由討論是文化繁榮的必要條件,並將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爭論的許多問題具有緊迫性和不可回避性,比如效率與平等的關係,理想的護持與消解,儒學傳統在現代化中的地位和意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的功過與是非,甚至對於現代化本身的合法性,都引起了爭論。但是,並非一切問題都是與現實相關的真問題。有一些文人學者比一般中國人有更多機會與西方文化界打交道,或更在意西方人對自己文化成就的評價,西方人自覺不自覺的強勢話語地位給了他們很深的刺激,造成他們情緒的激烈反彈,這種可以理解的情緒上升到學理層面,於是給處於關注轉型期複雜問題的中國文化界樹立了一個很值得搏鬥一番的假想敵:文化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話語霸權。 <br>我可以舉出一打以上的文本作爲這種傾向的例證(它們集中於文藝理論界和經濟學界),但爲了簡單起見,我們只看看張寬發表於《天涯》1996年第2期的《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就夠了。 <br>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恰如其分地把自己所代表的立場稱爲“民間的民族主義”。 <br>在我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將此種立場稱爲文化民族主義,名稱不同,性質一樣,因爲它是一種民間的、表現于文化領域的民族主義。 <br>文章的標題向我們提示,作者認爲,成爲文化新殖民地,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危險(這是一種謹慎和含蓄的說法,在有些人看來,中國已經部分地成了殖民地,而且不僅在文化方面)。按照作者的看法,“與其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後殖民時代,不如說是一個新殖民的時代”(“新殖民”的提法是否來自著名的“反修”文獻“九評”中的第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現階段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是搞現代化建設,還是掀起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作者的真實想法可能是,在文化方面,中國恐怕還沒有從殖民枷鎖中解放出來,“我認爲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擺脫殖民話語的詛咒和帝國霸權的控制”。作者認爲,“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大體上足將歐洲的啓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橫向的移植”,而啓蒙話語包含殖民話語。比如,作者認爲,文藝復興時期高揚的人道主義,是殖民主義在道義上的主要支撐點,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種族主義罪行,乃是“啓蒙話語邏輯發展的必然”。作者還認爲,“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中國的主導話語越來越接近國際通行的理念”,這種主流話語或體制話語是什麽呢,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列舉的是:“與國際慣例接軌”、“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作者在另外場合還指“人權”、“知識産權”等西方權勢話語,以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獨立性”、“人是萬物之靈”等“資本主義的觀念”。我在此僅僅寫到了作者的一系列觀點,而不作詳細辯駁,因爲我比較自信(或武斷)地認爲,它們的荒謬和不得要領是一望而知的。而且,既然作者承認他所反對的東西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主流話語,也就是人們的共識,那麽對之挑戰、論證的義務就在他那一邊。這不是把薩依德的生平故事講一通,或引他幾句語錄就解決問題的。若一定中我針鋒相對,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中國大師的現成話多的是,他們加起來還抵不上一個薩依德麽?<br>
民間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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