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達默爾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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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達默爾訪問記

文章洪漢鼎 » 2001-08-07, 08:00

百歲西哲寄望東方 <br>——伽達默爾訪問記 <br>洪漢鼎 <br><br><br><br>  他說200年後很可能大家都學習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學習英文一樣。這種預感的根據可能是由於中國語言的形象性。 <br><br>  “以前我總是不能與海德格爾作一種真正的對話,因爲他有這樣一種特點,即他不希望他的對話者預先猜到他的觀點,他要強迫他的對話者一點一點地跟隨他的思想發展。但我總是擔心跑到他的規迹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這樣的對話。所以我們總是似乎處於一種敵對的關係之中,儘管我們彼此都非常尊敬對方。” <br><br>  “中國人今天不能沒有數學、物理學和化學這些發端於希臘的科學而存在於世界。但是這個根源的承載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學今後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別要從遠東找尋養料。”他不知不覺地又重復他的預測,二百年內人們確實必須學習中國語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 <br><br><br>  在德國已整整兩個月了,6月11日可以說是我這次短期訪德的一個高潮:會見當代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哲學詮釋學的創始人,現今已101歲的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教授。杜塞爾多夫大學哲學系蓋爾德撤策在上個月已與伽達默爾教授電話聯繫,說我是從北京遠道來專訪他的,我是他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的中文譯者,近20年來一直在專研他的哲學詮釋學。伽達默爾非常高興,在電話裏說他可以在6月11日與我們談兩個小時,啊!一位百歲的老人能作兩個小時的談話,我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 <br><br>  爲了作充分的準備,我和蓋爾德撤策教授于6月10日上午11點鍾起程。從杜塞爾多夫到海德堡近四百多公里。途經科布倫茨,這是德國中部自然風光最美的地區。爲了便於欣賞,我們離開高速公路,沿著萊茵河畔小道行駛,中午在著名的旅遊勝地博帕鎮吃飯。下午大約5點鍾到了海德堡。旅館安頓後,我們就先去海德堡觀光。18年前我曾到過海德堡,他給我的影響是一條老步行街、一座古宮殿、一架古橋、一個古老大學、一條哲學家之路以及始終是陰雨綿綿的天氣。今天這一切似乎又歷歷在目。在微微細雨中我們參觀了古宮殿。這座宮殿在18世紀初被法國入侵者摧毀,只剩下一些殘磚廢瓦。據說後來席勒也主張摧毀這種代表封建專制的建築,說革命派必須毀滅這座宮殿。德國與法國的關係是這樣微妙,以致今天法國人仍說尼采是偶爾講德語的法國革命派。18年前我初訪這裏時,這裏是一片陰暗的瓦礫廢墟,可是這次已整刷一新,看上去似乎有些地方是新砌的。 <br><br>  第二天上午又是陰雨綿綿,下午天空放晴了,太陽徐徐躍射。大約4點鍾,我們按預約到了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伽達默爾辦公室門口,按鈴後,他的女秘書開了門,這是一間大約20平方的房間,一進門我就看見一位老者正在伏案寫什麽,當我們進去後,他擡起頭微笑地與我們打了一下招呼,請我們等一下,他馬上寫完就與我們談話。整個辦公室除了他的書桌和一套沙發放在中間外,四周書架和地上都堆滿了書。沙發已很舊了,顯然已伴隨了主人度過了數十餘年。兩分鐘,當女秘書從伽達默爾手中接過他簽了字的文件並走出房間後,伽達默爾從書桌旁徐徐站了起來,有些微顫地拄著雙杖走到沙發前,我想撐扶他一下,他說不要,他自己能坐下。我首先向伽達默爾作了自我介紹,並告知他在十年前我們在波恩一次海德格爾研討會上見過面,他似乎已忘記了,當我拿出我最近出版的《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解讀》並指出其中印的一張當時我與他拍的照片時,他笑了說:“對,對,我記起來了,當時我們正在餐桌上吃飯。”我首先按照中國傳統探問他的起居情況,說我們中國知識份子都想知道他的長壽秘訣。他說他每天11點就寢,早晨7點鍾起床,每星期一下午4點必到辦公室工作兩個多小時。惟一的長壽秘訣就是50年來未看過醫生,儘管走路已拄拐杖好幾十年。他將他的健康歸功於他的做化學家的父親。他說他父親在他小時候就通過實驗告訴他藥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的危險,以致他從那時起就未吃過任何化學的藥物,也從未去醫院看過病。我回憶十年前在波恩與他見面時,他當時食欲很好,不僅飲了許多酒,而且也吃了很多肉,我儘管比他年輕40多歲,食量卻比他差多了,我說這可能是他長壽的要方,他立即笑了,他說他酒量確實不小。 <br><br>  伽達默爾告訴我們,他一直在不斷地讀書,並且也不斷在寫,他說他最近正在寫一篇論文,題目是“語言與講話”(Sprache und Sprechen),內容主要是賦予講話和傾聽以優越性,傾聽講話猶如欣賞或享受談話的“語言旋律”(Sprachmelodie)。鑒於伽達默爾重聲音和聽覺,蓋爾德撤策教授建議我用中國語言朗讀一首中國的詩,我讀了一首李太白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伽達默爾仔細聽後緩慢地點著頭說,“可惜理解不了。不過,我必須經常與您在一起,以便使自己習慣這種音調。”但當蓋爾德撤策教授介紹中國文字的形象特徵時,伽達默爾強調說,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到德國爲了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因而必須學習德語,但今天似乎沒有必要,因爲他感到,遠東科學今天的發展已有可能使西方人感到學習中國語言的必要,他說200年後很可能大家都學習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學習英文一樣。這種預感的根據可能是由於中國語言的形象性。正如今天世界交往最密集的地方,如交通、旅遊勝地,經常都使用形象標誌,以便不同語言的旅遊者都能迅速地理解一樣,相對於西方發音語言,中國的獨立於聲音的形象語言有某種優點,將來可能更容易使人理解。另外,現今的中國人口是十幾億,在互聯網上占了那樣多位置,如果不懂中文,網上將近一半的東西對於西方人就猶如一本未開啓的書。當伽達默爾翻閱我們送給他的雷克拉姆出版的《中國哲學的基礎》中有的中文字樣時,他立即說這不是“寫的”,而是“畫的”,這種情況正如在西方書信中由作者手筆的特徵而“詮釋學地”得出的超出單純意見的東西。 <br><br>  我們的談話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哲學上來。伽達默爾首先強調了他的老師保羅·拉托普在馬堡對他的深刻影響,認爲他的思想很多得益於他。對於海德格爾,他說是在他以後一些年認識的。他笑著說,這人對他評價並不高。記得開始時,海德格爾認爲他的希臘語不好,伽達默爾說他後來就努力學習希臘語,以致海德格爾最後注意到,在他們共同研究古代語言特別是希臘語時,他要比海德格爾強,因而在這方面把他接受爲對話夥伴。伽達默爾說,海德格爾看事的方式是很生動形象的(anschaulich),但對詩的解釋卻不好。伽達默爾強調說:“雖然海德格爾非常善於思考,在這方面我也許是不及他的。但是海德格爾是太著重於概念,儘管他也幾乎不使用詞,但對於詩或語言的音樂方面他沒有感覺,在這方面我可能超過他。” <br><br>  由語言的音樂我們講到了尼采,衆所周知,尼采對德國語言的音樂性深有感覺。不過伽達默爾似乎不像海德格爾,對尼采的評價並不高,他不認爲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當蓋爾德撤策教授講到今天尼采特別受到法國人的青睞,一位法國作家甚至說尼采真正是一位偶然使用德語的法國思想家時,伽達默爾小聲地告訴我們:“你們知道嗎,海德格爾曾說過,尼采把他弄壞了(kaputt gemacht)”。這可能是晚期海德格爾爲他自己不光彩行爲作辯護。關於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伽達默爾說,沒有人,甚至他自己,在那時代能理解海氏與納粹主義交往的“愚蠢”。伽達默爾說他自己就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實踐智慧。我們很想知道,海德格爾在哲學上是否帶有一種“帝國主義的”(imperialistische)態度,伽達默爾思考一會後說:“情況可能是這樣。”這是否應歸結於海德格爾的虛榮心,即把自己視爲指導當時知識份子運動並也許使他們更改方向的站在頂端的思想家——當海德格爾明白他不可能做到這些時,他立即放棄了這一抱負,我們很想知道伽達默爾對此的看法。但伽達默爾不想與海德格爾發生矛盾。他只是解釋海德格爾的態度乃出自他的“農民氣質”(Bauerntum),這種氣質使他具有了許多納粹意識形態觀點。但伽達默爾同時還強調說,這種海德格爾式的農民氣質以後並未阻止他發展其對思考(Denken)與指示(Zeigen)的哲學天賦。另外,伽達默爾也滿意海德格爾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能重新進行思考,他說,海德格爾後來非常擔心“人們會因爲他捲入納粹主義而認爲他不是一個有價值的人,在這方面我幫助了他,以致他最後對我很感激”。 <br><br>  伽達默爾這樣向我們解釋海德格爾,他首先而且從早期就開始被宗教問題折磨著。在這方面他從未能擺脫天主教教養的烙印。儘管他在馬堡與布林特曼——這是一位著名的新教神學家和解神話家——進行爭論過(蓋爾德撤策教授說這是宗教派別之爭),但這並未使他成功。所以,我們可以理解海德格爾以後轉向詩乃出自於這種宗教光環。海德格爾最喜歡的詩人是荷爾德林,而這位詩人就預感一種神性的度向。一提起荷爾德林,伽達默爾就說:“歌德和席勒,所有人都知道,而荷爾德林在當時就無人認識,可是今天由於海德格爾的推薦,荷爾德林成了紅人。”對於海德格爾的詩解釋,伽達默爾並不贊許,他說:“他的那些解釋並不對。”它們太遠地返回到海德格爾現象學思想工作的背後。這主要是由於海德格爾對於德國語言的旋律缺乏感覺,而這種語言曲調則是伽達默爾的旨趣所在。伽達默爾還告訴我們,在海德格爾死前不久他曾經看過海德格爾,當時海德格爾病得很厲害,顯得很蒼白和虛弱。伽達默爾說:“以前我總是不能與海德格爾作一種真正的對話,因爲他有這樣一種特點,即他不希望他的對話者預先猜到他的觀點,他要強迫他的對話者一點一點地跟隨他的思想發展。但我總是擔心跑到他的規迹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這樣的對話。所以我們總是似乎處於一種敵對的關係之中,儘管我們彼此都非常尊敬對方。”但在這最後一次拜訪裏,海德格爾卻想與他對話,因而這次可以說是一次真正的對話,只可惜是最後的一次而且是短暫的一次。 <br><br>  關於語言知識,伽達默爾告知我們,他精通並閱讀西歐所有由拉丁語發展而來的語言。當然他也掌握希臘語。不過,伽達默爾遺憾地說,他從未學習過東歐語言,這種語言是從希臘文推導而來的,因此斯拉夫世界對他始終是封閉的。他沙發旁有一《真理與方法》俄文譯本,他說可惜他不懂俄語。在談到語言的作用時,伽達默爾再次重復語言的生命在於講話,他說他過去有一深刻經驗,即真理的顯示並不在於課本中,而在於與學生的生動活潑的交談中。他過去在研討班之後,常和學生們去到咖啡館或酒吧,他說,這時我們擺脫了一切形式(ohne alle Formen)而自由地談話,其中我們大家都獲益甚多,有學生甚至說,最好的知識是在研討班之後得到的。 <br><br>  我這時提出一個問題:“您怎樣看待詮釋學之未來?”。伽達默爾聲音清晰地說:“詮釋學需要一種幻想力或想象力(Phantasie),這是確實的。”他說,在我們這個充滿科學技術的時代,我們確實需要一種詩的想象力,或者說一種詩(Gedicht)或詩文化。他從很遠的地方講起,因爲他概括地證明現代世界及其數理自然科學和技術最終歸因於希臘文化以及對其哲學和科學的詮釋學應用。他說:“中國人今天不能沒有數學、物理學和化學這些發端於希臘的科學而存在於世界。但是這個根源的承載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學今後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別要從遠東找尋養料。”他不知不覺地又重復他的預測,二百年內人們確實必須學習中國語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另一方面,詮釋學還必須探討更原始的東西,譬如“埃及的東西”,這種東西曾經如此深遠地對希臘發生影響,柏拉圖在《蒂邁奧篇》裏如此懇切地(透徹地)描述了一位希臘人拜訪埃及:“我們知道什麽,以及我們怎樣能更好經驗它?”這怎樣與阿拉伯東西聯繫呢?阿拉伯文化及其觀念是由希臘文化創造的,但長時期對西方文化起了促進作用。 <br><br>  伽達默爾雖然沒有明說,但顯然對歐洲和西方的語言—詮釋學視域的地區狹窄性表示不滿,並主張我們應學習他種文化的語言和知識。他遺憾地說,“可惜對於我來說,太遲了!”但他希望新的一代能詮釋學地開放,開啓和準備學習和吸收外來優秀文化。 <br><br>  最後我們談到伽達默爾全集的中文翻譯工作。當然,他很高興他的著作能譯成中文,不過當他得知中國現在還沒有把康得和黑格爾全集翻譯完,他感到遺憾。他說他不敢妄想,在康得和黑格爾全集中譯本尚未出版前,一個當代德國哲學家的全集有可能出版。不過他答應馬上爲他著作中譯本寫一序言。最後他友好地送給我這位《真理與方法》的翻譯者一套新版的著作全集以及一本新出版的《詮釋學、美學、實踐哲學——對話中的伽達默爾》,並分別在書上題了詞:“一次來自遠方和老相識的訪問”和“一次富有真誠親密關係的罕見的訪問”。當我提出希望在海德堡他身邊有一次研究機會,他立即表示支援,並希望我儘快能來。 <br><br>  時間已是6點1刻。在告別時,蓋爾德撤策教授引用了《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句話,伽達默爾教授說“對!正是這樣”。我說很希望他能到中國,這位老人會心地笑了並幽默地說“您想害我嗎”?不過他並不拒絕,他將考慮此事,如果中國政府能爲他提供一架專機的話。當我告別與他握手時,他馬上說:“我們不久又會再見!” <br>                           6月底于杜塞爾多夫<br>
洪漢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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