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巨大歷史變遷的現代意義:對nation觀念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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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巨大歷史變遷的現代意義:對nation觀念的重新思考

文章包弼德 » 2001-08-16, 08:00

唐宋巨大歷史變遷的現代意義:對nation觀念的重新思考<br><br><br>● 包弼德 <br><br><br>  宋太祖趙匡胤(西元927-976年)。 <br>   <br>  我今天要講關於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的問題。大家覺的應該如何翻譯nation這個詞,是民族還是國家?我這裏用nation這個詞是指一個觀念。我們怎么把我們所經歷的事和各個方面溝通起來,比如社會地位,經濟發展,政權,大自然,人性,道德觀念等,我們如何把這些溝通起來,我用nation時就是指這個含義。 <br>   <br>  我們在美國給你們的同輩,也就是哈佛大學的學生講中國的歷史,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美國大學生能夠知道一點點的中國歷史,包括中國文學,文化革命,儒教學等。現在美國所有中學教世界史時都包括中國史在內,而以前美國對世界史的觀念很窄,只包括歐洲史,東亞,埃及等。 <br>   <br>  美國大學和中國不同,他們上一門課只有一兩個星期,那么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我們應該教給他們什么?有人說,根本不用學古代史,只講現代史就可以了,因爲中國古代史與現代中國是無關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就一直是封建社會,一直是專制,沒有什么變化,因此不用講了。並且認爲現代中國要加入現代化,必須以西方爲榜樣。他們的這種觀點我不同意,我本人就是搞唐宋史的。那么他們這種觀點來源於能力呢?首先來自於五四運動,那時對中國歷史進行批評,認爲中國對現代化沒有貢獻;其次,就是來源於18世紀的德國,認爲不用研究中國歷史,因爲中國歷史一直沒有改變。這個看法還被馬克思所接受。當然馬克思對中國歷史也沒什么瞭解。 <br>   <br>  我覺得封建社會這個觀念本來不是中國歷史造成的,而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我們在給美國學生講課時,就要講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是否有基本的改變。我想這當中還是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br>   <br>  我開始對中國歷史感興趣就是從唐宋開始的。我認爲從唐到宋還是經歷了很大的改變。我們現在拿唐的750年與宋的1050年做一個比較。我們會發現:從外交關係上,唐有霸權,在北方唐以外沒有國家,只有少數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國的外交關係就不一樣了,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有宋、遼、夏、金;另外,唐時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時則有1/2的人口在南方,並且從南朝與十國的對比來看,在宋朝的時候,雖然北方仍是以首都爲中心的一元,但南方卻變成了一個多元化的地方,有多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多種語言;從經濟方面,從租庸調到兩稅法,都有很大的變化;唐朝首都是一個典型的admini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則是經濟中心變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兩倍,貨幣數量是唐的二十倍,這都說明了商業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技術方面,宋朝還有了印刷、火藥、指南針,這三個技術都是非常重要的;從社會方面,唐朝人的社會地位還是要看血統、身份,而宋朝人的社會地位則是看教育文化,科舉制度被擴大,其重要性在社會中也越來越大。宋朝99%的學生考不上,可這些人還算是士人,仍是國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紀中葉,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有45萬人,但只有500人得到進士。 <br>   <br>  我的朋友認爲雖然從唐朝到宋朝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中國的學者並未想出一個新的nation,還是照原來的樣子發展下去了。我想如果確實是這樣,那么那些認爲中國古代史沒有用的人的看法就是對的 。可是我個人的興趣是思想史,我的朋友提醒了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考慮,到了宋朝是否想出了一個新的nation。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這一點,那么這種新的nation是否對中國現代化産生了影響? <br>   <br>  從思想史的角度,唐宋有什么不同?宋朝的思想是非常ideology的。雖然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朱熹等人的觀點有所差異,但他們之間還是存在一些共通性。首先,宋代思想是comprehensive,他們的思想包括天地、人、政治、社會等很多方面;其次,他們的思想是integrated,他們還考慮如何將這些觀念整和起來;最後,他們不光告訴學者學什么,同時還教會學者如何做學問,如何去瞭解一個問題。 <br>   <br>  他們都講爲己之學。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宋朝的學者是否重新考慮了nation的觀念。我們通過三個例子來分析。 <br>   <br>  第一是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是一個宰相,同時也是一個大學者。從宋神宗到宋徽宗期間,差不多有五十多年的時間都有新法的政權。王安石對nation的觀點是將政府和社會結合起來,領導這個政府的人應該是士大夫,而士大夫是由懂道理做學問的人構成的。他的思想與宋朝出現的新情況是否有關?王安石將教育擴大,而且設立了新的課程,他用的是經義文章,這不是背書,而是研究某一個經文,將它用於社會。他認爲教育是社會地位的基本。另外,在經濟方面,王安石講究理財,希望政府機構在經濟方面有爲。司馬光與他關於經濟的觀點不同。王安石接受了經濟可以發展的觀點,這在宋朝是非常先進的。這也體現了宋朝的商業經濟。但同時我們也的承認新法失敗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是因爲他對士大夫的政策有些矛盾。一方面擴大教育,但另一方面王室不可能給這么多的人提供官位。此外,他對地方士人精英是非常消極的,總講兼併,反對地方權力,地方精英,所以這方面的政策不適合士人精英的情況;其次,對皇帝的看法矛盾。一方面限制皇帝權力,但有沒有告訴皇帝他的地位應該是怎樣的。宋徽宗就是一心要提高皇帝地位,這與新法是不符的;最後是對外國的新霸權。新法一開始就開始侵略周圍的國家,我想也許王安石本來也不想作戰,可能只是皇帝堅持,並以此來作爲支援新法的條件,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宋朝最終亡國了。 <br>   <br>  第二是南宋葉適的觀點。南宋是第一次中國政府在南方。南宋的朝廷反對意識形態。他們講國家自衛,但認爲不應該控制他國,承認金的完全的獨立。反對中央集權,主張應有地方的獨立性。從商業經濟方面,他與司馬光和王安石的觀點都不一樣。認爲政府有責任穩定經濟發展,減少賦稅,減少軍隊,在各方面都要壓縮但更有權力。還反對政府對教育的壓抑。皇帝不是政治制度之外的,他的權力不是來自於天命,而是因爲他做事做的好。皇帝就是一個政府的manager。對於士,主張讓他們做吏,做流外官,想給地方士大夫一些事情做。 <br>   <br>  第三是南宋的道學。他們也開始要恢復華北平原,並承認了北方有金國,還主張在戰爭方面要先看自己國內的情況,不要著急打仗。反對中央集權。承認有一個商業經濟,市場經濟。教育方面,道學有自己新的課程,有自己的書院。認爲皇帝應該做一個有道的人,而不僅是做事做的好,希望他能給國家做一個道的標準。在哲學方面,道學認爲個人是有天命的,每個人都有一個性。道德權威是政治權威的基本。道學中否認皇帝是聖人,因爲他們認爲做聖人的責任是學者的責任,也就是說他們認爲真正的權威屬於學者而不是皇帝。將學者和皇帝對立起來。道學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如何給士人應有的作用,對於這一點,王安石、司馬光都沒有想到。道學即是主張給那些不能做進士的人一個地位,並由此建立起一個新的community。我們發現中國社會在國與家之間沒有一個community,而道學主張就是建立地方精英的地位,在國與家之間尋找一個community,比如書院。只有道學家們才去瞭解了士人的情況,探討給士人在政府之外一個什么責任。我們可以說道學有了新的nation的觀念。 <br>   <br>  所以,到了宋朝,學者們確實重新考慮了nation的觀念,但這個對中國的歷史是不是有影響。我想是有的。宋朝皇帝政權比唐朝的少,而地方精英的作用多於漢唐,且商業經濟一直在發展。雖然政府的範圍小了,但國家是統一的。教育一直在擴大。從以上這些角度,宋朝以後的歷史,中國的社會是一個新的社會。 <br>   <br>  最後一個結論:歷史是變遷的,但變遷的重要性不同,很少變遷是綜合並有機聯繫的,而唐宋之間的變遷就是其中之一。 <br>   <br>  今天我們應該重新考慮nation的意義,這是一個繼續的過程,至今還未停止。 <br><br>
包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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