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與新批判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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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義與新批判主義

文章周曉明 » 2001-08-16, 08:00

對話者:(以談話先後爲序)周曉明 昌切 鄧曉芒 王又平 <br>地點:武昌桂子山 <br>時間:1996年5月25日;6月8日 <br><br>    問題的提出與限定 <br>周曉明:20世紀的中國,各種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社會思潮交彙碰撞,起伏消長,形成了世界思想文化史上鮮見的複雜格局和迅速更叠的景觀。當下,這種格局和景觀又顯露出一些新的動向或特點。例如,在國家對主導意識形成和主流民族文化的大力提倡中;在學界對“五四”以來思想文化基本傳統、精神和話語的重新審視中;在現代“新儒家”與“國學熱”的交相呼應中因“後現代主義”對我們自身歷史和現實的消解或重構中;在來自異域或植根本土的宗教意識、宗教情緒的上升擡頭中;在世界文化、港臺文化對大陸文化的衝擊與世俗文化的興起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某種值得注意的具有共同性的東西。就它們的基本立場、價值取向和文化觀念而言,可謂之爲“新保守主義”。我們能否本著學術的精神,談談這個話題? <br>昌切:先把題目域確定下來。我關心的問題是切身的、現實的,不越出思想文化領域。切一己之身,由切身而切進身在的現實,再由切進現實而提出現實的思想文化問題。提問的方式決定題域。我的提問方式是:90年代思想文化的主潮是什麽?毫無疑問,是新保守主義,或者叫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是個外來概念,美國的艾愷以爲譯爲文化守成主義更好,我同意。有人總結當前的思潮,給出一種很有意思的概括,叫作“告別革命,遠離政治,疏遠主流,淡化意識形態”。這種概括本身就同政治聯繫太緊,我的問題與此無關。 <br>新保守主義陣營大體上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人追隨海外新儒家,主張以儒學爲主,開採傳統文化資源,兼融西方有價值的“新知”,對傳統文化實行“創造性轉換”。這很有點像學衡派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照我看,他們的目的,似乎一是“救世”,二是傳承和捍衛民族文化,三是使之“普世化”。他們對現實極爲不滿,認爲“西化”得太厲害了,傳統流失,價值中心離散,人欲橫流,道德滄喪……所以要出來拯救,要批判西方的“文化偏至”、“知性偏至”……把新儒學推向全世界。一部分人是國學派。這一派勢力較大,中堅是一些學養深厚的老學者。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國故”,但與胡適那幫“西化派”的做法大異其趣,並不是一味搬弄西學,用西學來詮釋中國古代文化,開掘和弘揚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他們在方法論上基本是守成的,與當年的國粹論者相似。這個派別中有人重彈“半部論語治天下(全人類)”的老調,基本預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還有一部分人,大都年輕氣盛,原很激進,國學底子不大厚實,跟西方跟得很緊,追了現代主義又追後現代主義或東方主義。追到極地時,突然一下發現師傅竟在那裏自己批自己,反“西方中心論”,不時還居高臨下地爲東方文化抱抱“屈”,說點兒“公道”話,並不在意你扮出多麽可愛的西崽相,於是便感到渾身燥熱卻又無話可說。怎麽辦呢?只有回頭,回頭是岸。回頭不是返向“五四”傳統,而是仿著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腔調批判“五四”的“啓蒙神話”和“現代化敍事”,一頭紮進中國古代文化中去找出路。三撥人,三種觀點,可以說是“和而不同”吧。求同存異,只講“和”。我把“和”釋作“中和”、“和合”,和合是相契、共有。舉其要者,至少有兩大和合點,一是民族本位立場,二是“向後盾”,從古代文化中抓取治療現代病的藥方,尋找中國文化的再生之路。 <br>周曉明:但新保守主義實際上是同政治問題聯繫在一起的。現在要提倡別的什麽,似乎沒有號召力;只有提倡民族主義、傳統文化。就前者而言,可以“存而不論”,但它爲新保守主義提供了“精神氣候”或“話語背景”,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至於後者,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要在傳統中尋找什麽?又能找到什麽? <br>鄧曉芒:我感興趣的是這種尋找的心態——到傳統中去尋找救世良方的心態。當然,我們討論的主要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至於政治上的保守策略,那是政治家的事。外國人講保守主義,意思是不要對未來的趨勢作太冒進的估計;中國人講保守主義則是要回歸和重現已經得到過的好東西。同一個口號,一面向未來,一面向過去;前者對現實的發展有指導作用,後者則是脫離現實的白日夢。在中國講文化保守主義並沒有現實的本錢和可以“守成”的東西,只有虛幻的本錢,因爲我們過去曾經“闊”過。這是Oedipuscomples(戀母情結)所帶來的一種Narcissus comples(自戀情結),其症狀是自大狂和白日夢。 <br>昌切:新保守主義是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聲浪最大的一股思潮,不僅在文史哲三科中十分滸,而且在諸多相關社會科學部門中也有程度不一的反映,例如,否定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否定一百多年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西北”的文化歷程,指責“五四”激進主義切斷了中國文化,指責白話文運動摧毀了母語……對這股思潮熟視無睹、置之不理是不明智的,因爲它已經關係到人文知識份子言說的“根”和言說方式,通俗地講,就是憑什麽說、說什麽和如何說。不會說話比什麽都可怕。這是由認同危機引發的文化訴求問題,不求得解決就說不好話。 <br>王又平:我說不准用文化保守主義來概括昌切所說那幾種思想文化傾向是否確切,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從當下的文化現狀“返回”傳統,這種返回的精神衝動的文化藝術上表現爲浪漫主義的,在社會理想上表現爲烏托邦式的,在文化選擇上就表現爲文化保守主義。 <br>    新保守主義面面觀 <br>鄧曉芒:現在有些人認爲中國當前的道德淪喪就是傳統文化的淪喪,主張回到古代傳統中去尋求道德資糧。我認爲這種看法表明了一種文化上的“戀母情結”。中國文化發展到20世紀,一直是一咱母性(女性)文化,從未斷過奶。“五四”導致“文化斷裂”的說法,純粹出自臆想,“文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斷裂而不得,在後者是自以爲斷裂了實則變本加厲。實際情況是進入本世紀,母親的奶水已顯得越來越稀薄清淡,這既是由於母親年事已高,又是由於孩子開始發育,需要更多營養,這時就應該斷奶,吃點別的東西。我們常在鄉下看到有的孩子兩三歲了還不斷奶,甚至五六歲了,吃幾口飯還撲到母親懷裏吃幾口奶,這容易使孩子營養不良,在精神上處於嬰兒狀態。認爲外來男性(西方)文化是對母親的侵犯和袤瀆,因則憎恨、拒斥西方文化,想單靠母親的奶水長大(自力更生),是戀母情結的一種表現。所以直到今天,我們的文化還處於不成熟或未成年狀態,儘管有五千年歷史,卻像個老小孩。判斷事情不憑理性而總是憑情感,聽到對母親的批評不去想想有沒有道理,而只是掂量是否“太過分了”,這是一種“自閉症”。有人認爲假如辛亥革命不發生,皇帝不推翻,“五四”一系列革命不存在,中國的事情就會好得多,所以從今以後要“告別革命”。這真是小兒之見。最奇怪的是這種一廂情願的道德化、情感化的歷史觀竟以某種老謀深算的睿智(中國智慧)表述出來似乎警告人們:青春的激情反而比嬰幼兒的懵懂更爲幼稚。 <br>周曉明:從現實角度看,新保守主義的興起與既有價值體系的解構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既有的價值消解又與知識份子群體進取精神的失落有內在聯繫。知識份子歷來對整個思想文化進程具有較大影響。作爲一個群體,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在其“少年和青年時代”——如五四時期——大多勇於進取,意氣風發,但到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進取精神和價值觀念大多一同失落,往往不是退回內心就是轉向傳統或時代。就像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或那只蒼蠅一樣,“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連當初一些頗爲激進、以思想革命導師自居的人,也發出了“告別革命”的懺悔。如果說,這是因爲身不由己,那麽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是爲修煉到正果,得到真諦,且還要到處講經、佈道、說法,那麽就很可憐或者悲哀了。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或許“未入壯年,便已經老了”。所謂新保守主義,便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這種“群體早衰”和“精神陽痿”的表症。 <br>鄧曉芒:癥結在於,中國文化在其進取期總是從開始就埋藏下了回歸的根基,而缺乏一種對自己的根進行徹底批判審視的“審父意識”(劉心武)。所以許多知識份子儘管早年激烈反傳統,到晚年又虔誠地回到傳統,這幾乎成爲一個規律。因爲他們即使在反傳統時就把自己當作“赤子”,從未對“赤子之心”加以反省。正如原始圖騰部落崇拜的與獵殺的是同一個物件。知識份子反傳統,並非出於“原罪感”,而是出於自我純潔感和偉大感,並未對自己的純潔本心進行批判性反思(魯迅除外),所以最終必然在自己的純潔本心和赤誠中找到傳統文化的全部底蘊。文化保守主義一個很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理論依據是流行於西方的文化相對主義或文化多元論。西方的任何東西傳到中國幾乎都免不了被歪曲和顛倒。西方的文化多元論是要消解“西方中心論”,其主旨決不是要確立非西方中心論,而是要敞開西方文化的懷抱接納黑人、印弟安人、澳洲土著也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一切文化,其精神是文化融合而非文化分離或文化抗衡。經過中國人解讀,文化多元論偏出原旨。他們的邏輯是:你看,西方人都說他們的文化不好,中國文化好,我們生爲中國人還敢妄自菲薄嗎?更有人趁虛而入,順著西方人的調門唱起“中華文明拯救世界”的高調來,顯示出一種極其狹隘的華夏中心論和抗拒西方文化的心態,讓人哭笑不得。文化多元論所體現的那種相容並蓄的博大胸懷被偷換成了一種小家子氣的顧影自憐,和對外來文化的恐懼心理,直到轉化爲文化一元論心態。這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沒有人反思。 <br>昌切: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泛起有其國際和國內的背景。文化守成主義,按艾愷的講法,是一種全球性的反現代思潮。的確如此。法國近些年來有抵制英語、純化語言的“國策”,英國一直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據中國留美學者張寬介紹,幾年前斯坦福大學對“西方經典”課程進行改革,加進了一些非西方的典籍,不料引起軒然大波,遭到異常猛烈的抨擊,引發一場多元文化的討論。美國一向以歐洲文化正宗的、最好的傳人自居,自以爲擔負著捍衛整個西方文化的重大使命,所以不能容忍斯坦福大學膽大妄爲的舉動。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可舉出不少,不舉了。再說西方對“現代性”的批判。西方歷來有自我批判的傳統。20世紀以來特別在後半期,西方知識界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各派系對“現代性”的批判一浪高過一浪。我想,這種批判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地觸動了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相當敏感和脆弱的民族神經。從受體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英國的文化批判派、法蘭克福學派、海德格爾、德裏達、福柯、貝爾、傑姆遜、利奧塔德、湯因比、池田大作和亨廷頓等等的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確有較大的市場,他們對西方“現代性”或西方文明的質疑和批判,他們中有些人對東方文化的青睞,都使民族自尊心極強的中國人感到特別的親切。再從歷史大勢來看,隨著蘇東解體,冷戰終結,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東西方意識形態的衝突明顯讓位於經濟競爭和文化較量,意識形態退到幕後而民族主義和宗教問題進向前臺,一體化與區域化(民族化)的趨勢並存,西方的文化霸權激起各弱勢民族的頑強抵抗,民族文化意識越來越強烈了。“二戰”前德國、朝鮮一分爲二,南斯拉夫、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合“多”(民族)爲一,無不緣於意識形態;而現在兩德統一,南斯拉夫內戰,蘇聯分離,則主要緣於民族主義和宗教問題。 <br>就國內而言,我以爲新保守主義逆轉了80年代“文化熱”的主導思路。90年代中國的現狀是:社會轉型,價值中心離散,文化失範,話語系統多元而使人焦慮不安,不知所從,人們就像懸浮在空中的稻草。80年代的情況遠不像現在這樣嚴重,當時的思想還有個聚焦點——現代化,那時的感情還因現代化而衝動,思想文化界還活躍著衆多借啓蒙主義呼風喚雨的文化英雄。“文化熱”在80年代中期興起,一時熱透了半邊天。傳統與現代,或民族化與現代化,在啓蒙主義者那裏,相對而又相融,但重心、主旨在現代化,這在當時是一個最爲時髦的中心話題。現在可好,啓蒙話語一下子成了衆矢之的,反“現代性”倒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反啓蒙,反“現代性”,成爲90年代一道最醒目的文化風景線。 <br>王又平:“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實在是至理名言。當今在文化價值選擇問題上出現的分歧似乎會重演30年代的中西文化論爭。雖然今天的文化保守主義在許多方面不同于當年的文化守成論者,但是卻有一個極爲相似的做法:把西方人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照搬到中國來,對中國的現代性進行批判,這其中又摻雜了自己對西方現代社會的諸多不滿或反感情緒,於是又不免模糊或曲解了西方人的反思和批判。今天的“守傳統主義”者(我比較喜歡用這個詞,姑妄聽之罷)在知識和文化視野上並不封閉,也許比你我要開闊得多,吸收海外對“五四”或現代性的批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鼓吹就是一例。每當他們援引西方學者的論述時,我總覺得這裏隱藏著兩個極爲簡單的邏輯支撐點:西方人都說西方不好,你還說好?!西方人都說中國好,你還說不好?!這類邏輯反詰很厲害,它足以使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俄底浦斯情結”昇華爲對傳統文化的守護。按照艾愷和其他西方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說法,文化保守主義是對於非保守和非傳統的現代化所發生的一種全球性的反應,如果說現代化不等於完善化的話,文化保守主義對於現代化的批判當然包含著諸多合理的因素。問題在於,在當下的中國,現代化程度究竟是極爲低下還是漸趨成熟?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行的“激進的反傳統主義”究竟是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還是相反?陰遏、拖拽著中國社會變革的究竟是西方現代文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這些問題當然不是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所能簡單回答的,但若是缺乏一個基本的判定,我們就無法作出一種基本的文化選擇。在中國當下的社會情境或文化情境中批判現代性或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來拯救世界,我總覺得有種反諷的意味……(周曉明:這就像在一個營養不良、滿是瘦子的國度剛有幾個人胖起來,就大講胖的壞處,積極推廣減肥一樣。鄧曉芒:故作憂慮狀。)說得偏激一點,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確實構成了最大的文化反諷,且不說文化保守主義自身的正誤得失,起碼在當下的“語境”壓力下它變得相當滑稽可笑,給人一種“有沒有搞錯哇”的感覺。把西方或海外華人學者對現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希冀和頌揚搬到中國來是種時空誤置。地球是個圓的,一直往前走就會回到出發時的那個原點。但站在這個原點上不挪步,或剛剛邁出幾步就返回原點與走一圈又來到這個原點,其內涵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海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重同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重,就存在著類似的差異。 <br>昌切:海外新儒家的生存焦慮和言述背景截然不同于大陸的文化守成論者。他們或久居美(國)化色彩極濃的臺灣孤島,或滯留美國,都置身于中國文化的大本營之外,文化認同的危機感異乎尋常的強烈。例如滯留美國的新儒家,連怎樣說話都成了大問題,改從西方人的生存方式,滿口洋腔洋調,不行,不改,照說漢語,大談特談儒家文化可以療救令西方人自己都頭疼不已的現代病,又被視作“少數話語”。不過在美國,這種話語與女權主義、黑人文化和新左派理論一樣,儘管都屬於少數民族的“邊緣話語”,但畢竟還有點市場。只是我不明白爲什麽大陸有那麽多的應和者。完全是兩種語境,根本不應說一樣的話。身在何處是言說的本。我們的生存焦慮絕不是傳統的喪失,而是傳統的因襲和重壓。“文革”離去只有20年,那一幕幕由傳統導演的慘劇,憶來如在眼前。此外,中國的後現代是一個變種,也大可置議。論國學修養,他們顯然不如國學派和海外新儒家的主將,論西學功夫,他們也不及海外新儒家和國學派的主將,但他們兩不偏廢,一說起國學來,什麽漢語寫作啦,什麽反搞第一世界文化霸權啦……似乎比誰喊得都響。其實,他們哪里是要重建大中華文化時看到傑姆遜和薩伊德的說法時新,覺得再“現代現代”地說下去就顯得過時了。比較起來,目的好像一樣,起點卻並不一致,後現代的起點在西方,而國學派和新儒家的起點則在中國。既然起點在西方,就應順著傑氏和薩氏的話說,可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一會兒反“現代性”,一會兒又不反“現代性”,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靜下來細想,原來是兩個“現代性”,反的是工業時代(現代)的“現代性”,不反的是後工業時代(後現代)的“現代性”。他們中有些人搞的就是商業後現代,反後現代的“現代性”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我疑心這樣做是不是偏離了他們的起點。 <br>周曉明:我最關心的是作爲一種當下存在的新保守主義的共同癥結何在?其背後到底是什麽在起作用?是什麽東西在深層支撐著它們的表層話語?這裏,我僅以去年12月份國內接連召開的幾次較有影響的哲學和文化方面的會議爲例,談談當下新保守主義的一些具有共同性的東西。 <br>一是“尚和”。即在各種矛盾、對立乃至對抗中,取向“迂回”、“折中”和“調和”。例如,據“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學術研討會”(中共中央黨校科研部與中國孔子基金會聯合舉辦)記要稱:“與會者首先肯定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有共通之處,這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能夠結合的基礎。”在“中西文化比較研討會”(湖北省高校工委宣傳處、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建設研究會和華中理工大學文學院聯合舉辦)上,有的與會者提出“中國文化的主根與主幹是道家”;而“以道家爲主根與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若是用一個字靜態,就是‘和’;若要用兩個字表述,就是‘中和’;若要用三個字表述,就是‘致中和’”並認爲這對當代的生態平衡,無論是自然的還是文化的,無疑是一劑良藥。 <br>二是“非今”。即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現狀乃至未來表現出一種“泛人文主義”和“泛文化主義”的焦慮。在“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學術研討會”上,有人就以否定的態度提出所謂“五四情結”,認爲它導致“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對立。”在“中西文化比較研討會”上,有人認爲無論五四時期還是80年代,關於文化問題討論,“都沒有涉及人之爲人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並對當前大衆文化或消費文化對人文精神的消解狀況深表憂慮。” <br>三是“從古”。就是力主“回歸”傳統,“回歸”歷史;企圖以古證今,或以古治今——從傳統和歷史中尋求對於現實或未來的解釋或解救方案。在“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學術研討會”上,有人明確提出:“中國人民之所以能接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傳統文化中有其基礎。”還有一些論者認爲現在“儒學不僅具有生命力,而且這種生命力還很強大。”“現在社會要建立事民的道德基礎還得回到傳統的儒家道德哲學中去。”在“中西文化比較研討會”上有人提出以“和”爲精神實質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的無論是自然的還是文化方面的“生態平衡”,都是“一劑良藥”。有人甚至提出“用古典精神治現代病”的口號,即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br>當然,僅從較爲集中的幾次會議,很難概括出新保守主義的全部特徵;但是,說新保守主義至少尚和、非今、從古,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br>王又平:我不想嘲笑文化保守主義的迂執,相反,其執著和鍥而不捨是令人敬佩的。但我總懷疑:傳統是我們想回就回得去的嗎?回到“母語寫作”,不要光說,寫出來看看,莫非要人人之乎也者起來?看到今人著古裝祭孔狀,除了感到滑稽還有些酸楚,如果僅僅是旅遊專案,多賺老外幾個錢也還罷了,若還寄託著一點什麽“拯救”之類的意思,若是魯迅在世又不免失望做幾篇文章了。我們真的就到了要靠《三字經》、《增廣賢文》來拯救淪喪的道德的地步了嗎?是不是還應時再來點“新編”《女兒經》、《孝經》之類呢?(周曉明:最近看到某文摘報載:某地政府機構制定法規,在婚前體檢和婚姻登記中對未婚且已非處女者施以罰款。真讓人噁心!)真噁心!想想也實在愧對傳統文化。我們的文化老母早已應是安享晚年的時候了,卻還要被我等健旺兒郎請出來擔負一個拯救的使命,救我們也還罷了,還得救世界、救人類,救得過來嗎?從儒學或國學中能找到社會發展、文化昌明的答案嗎?充其量提供一個文化烏托邦而已。文化保守主義好像有點規避歷史發展的嚴峻性、嚴酷性,道德本位論的價值觀使人們不敢設想一個道德淪陷的社會怎麽會有歷史發展憎愛分明的前景。這是孔夫子當年所憂慮的,也是新老文化保守主義所擔憂的。 <br>鄧曉芒:平心而論,新保守主義也不一定想完全返回到傳統,他們也主張以傳統實用理性(實學)的態度吸取西方文化一些“好東西”。問題在於他們認爲當前現實生活是西方文化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把傳統的好東西丟掉了。我們則認爲當前現實生活中處處顯出傳統文化的劣根性,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現實完全相反的估價才導致了我們與新保守主義的分歧,不過這並非一個感情問題,而是一個理論認識問題。有些人就是不願做細緻的理論分析。周曉明剛才說的“尚和”,我們常聽到人們說西方文化尚鬥,中國文化是和爲貴、中庸。其實西方文化何嘗不尚和,亞裏士多德就提出過中庸思想。只不過中國的尚和是從上至下的和,是群王面前人人等於零的和。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用外力將五味調配在一起(和而不同)然後用火去煮,使每一味都滲入另一味並爲全體犧牲自己。正因爲如此,中國的尚和引起一個“誰來當廚師”的問題,於是打得不可開交,一切和都來自“窩(鍋)裏鬥”。西方的和則是出自多元因素(公民原子)的內在要求,在自行結合爲整體時保持個體的特色,是數學、力學的和諧。 <br>王又平:張煒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喜歡用“守護”、“看管”之類的詞,我覺得這倒是道出了文化保守主義的精義。文化保守主義的核心就在於“守”:個人以傳統爲“精神家園”,沈迷于其中作文化自慰,以養吾浩然之氣,惟避世全身,是一種“安”;在人們心中培植起深固的傳統觀念,不使它“失落”,從人們精神上流失,是一種“守”;給傳統以“創造性轉換”,猶如古建築的重新修整或飾現代建築以一派古風猶存的模樣,也是一種“守”,弘揚傳統的博大精深,以中華文明足可拯救世界自詡,還是一種“守”。以結果而論,“守”,既可能“守”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也可能“守”出文化自戀主義、文化改良主義、文化專制主義,乃至文化霸權主義。正因爲對傳統文化有不同的“守”法和可能“守”出不同的結果,所以我對“文化保守主義”這個提法多少有點疑惑。何況有些“文化保守主義”者並不保守,從深層次上看,梁漱溟對共和國的進諫似比毛澤東還激進,從淺層次上看,我們這種人從思想到行爲比起後現代的鼓吹者顯然顯得更加保守,即便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大約也是這樣。但是不叫“文化保守主義”又叫個什麽呢?叫個“守傳統主義”,聽起來不大順耳,姑且從衆吧。不過我以爲是要在“守”字上做文章。“守”是發前爲股思想文化思潮的核心。問題在於怎麽這麽多人不約而同地都想到了“守傳統”?“守”總是起於“失”,或起於“失落”的憂慮。特別是到了90年代,因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種種緣故,失落感更是強烈了,相反激起更強烈的“守”的意向,如“守住”人文精神、“守住”學術、“守住”母語等等,在這一片“守”聲中,還有的援引了傑姆遜或薩伊德作爲其理論支撐的。最近上海、廣州推出了所謂“小女人散文”,也是要“守住”點什麽的,如家庭、丈夫、孩子或自己的一片溫馨天地。不管“守”的東西有些什麽細微的或明顯的差異,我覺得當“守”一旦同傳統文化聯繫起來的時候,就不僅形成一股思想文化思潮,而且有點文化態勢甚至文化戰略的味道,不管它叫“重構”還是“弘揚”,其隱含的目標實現話語權力或話語解釋權的再分配。 <br>周曉明:就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看,新保守主義現實抱負乃至潛在威脅也是值得深思和認真對待的。衆所周知,在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文化演進中,曾經發生過幾次影響深遠的巨大變革;而每一次變革起初都轟轟烈烈,但最後似乎都“轉了回來”。其中有三點具有規律性的特點尤爲引起我的注意和興趣。其一,每一次思想文化的變革起先大都具有在野的、民間的、或受激發域外異質文化的特點。其二,這種在野的、民間的或域外思想文化往往是多元的、新鮮的、富有活力、刺激、啓示或批判性的;而作爲其對立面的當朝的、官方的、或已經完全本土化的思想文化則恰恰相反:它們往往是一元的、陳舊的、趨於保守、桎梏人的思想和社會的。其三,當在野的、民間的或外來的思想文化興起之後,最終似乎都難逃被消解、化解、變異的命運,——即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衝突、磨合之後,最終仍被整合集納入既有的一元化和正統化軌道,而成爲具有新的時代和社會特點的、以保守主義爲基本精神的官方和本土思想文化。 <br>綜觀歷史,具有某種相似性、同時也許唯一具有真正革命性的變革,是我們現在正處於其中的“清末至五四乃至當今之變”。就相似性而言,這次變革也是受激發於域外而起於民間;就革命性或特異性而言,它是對一直掌握中國思想、文化、政治、倫理等主導話語權的、惟儒家思想爲核心的“官方文化”、“本土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徹底反叛。其追求的是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形態的現代化和世界化。其精髓就是開放、變革、民主、科學和批判精神。——這是真正意義上從“古代向現代的過渡和轉變”。然而,隨著這次大變革的倡導者和後繼者實際文化、社會及至政治地位由“邊緣”向“中心”的位移,其當初的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需求開始或已經發生相應的變化。而先前那些本來與這場變革處於對立面的人們,或新近對現代化和世界化感到惶惑和焦慮的人們,也開始出“邊緣”向“中心”趨同或認同。於是,當“邊緣”成爲“中心”時,“中心”又再次面臨著“邊緣化”——於是,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史上似乎永遠擺脫不了的“輪回的怪圈”,再次在這新的世紀之交向我們降臨。我個人最爲擔心的是這個怪物會再次施展以往正統文化、傳統文化的“吸血大法”,而將上個世紀以來的我們的全部努力化爲烏有…… <br>所以,據我看來新保守主義的要害還不僅僅在於其尚和的思維模式和方法,非今的現實立場和態度,從古的價值取向和文化選擇,而更在於它所扮演的歷史文化角色,以及由這種歷史文化角色所代表或預示的思想文化的歷史走向。在中國經歷了歷時一個世紀的大變革的今天,是堅持進步、變革,還是退守、守成,是關係到以什麽樣的姿態,心態,社會思想文化樣態,乃至主導意識形態結束20世紀、進入21世紀的大問題;是關係到當下中國這場千載難逢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大變革怎樣繼續、如何繼續、以及最後歸宿的大問題。也正是出於上述考慮,我覺得在這新的世紀之交對新保守主義思潮尤須認真應對。而且這種應對不僅包括我們要否定什麽,更重要的是要表明我們要提倡什麽。 <br>    應對與策略:我們提倡新批判主義 <br>昌切:我在這裏提出幾個概念。第一個是基點。文化再生的關鍵是基點。我說的基點不是本體論的原點,我不相信有這樣的原點,我所說的基點,是我爲言說而設立的起點,不然我將啞口無言。我的基點不在西方也不是中國古代,不在儒釋道也不在海德格爾德裏達,而就在“現在”。現在是中國的,是當下、運動(實踐)的,貫通中西,連結著過去和未來。民族化(傳統)與現代化,缺了仲介,是不好放到一起來談的。民族化是個空間概念,著眼點在分隔中西,涉及血緣、地緣和種族的差異;現代化是個時間概念,強調的是中西文化的趨同,是超血緣、超地緣和超種族的,它的理論根基是變更普遍人性論。引入現在,時空由此融爲一體,有了一個基點,話就好說了。第二個概念是需求。需求從現在中來,現在是它的內在尺度,爲它設定邊界。一切都得視現在的需求而定,只要現在需要,管它東方西方、古代現代,都不妨“拿來”,反之則拒之門外。西方的臭蟲你要不要?當然不要。那麽好的西方文化呢?肯定要。要麽乾脆不搞市場經濟,要搞就需吸納西方現代經濟理論以及與市場經濟相應的倫理觀和民主思想。對中國古代文化也應作如是觀。“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和貞節牌坊之類的勞什子就要不得,而詩性的直觀思維、墨子的“兼愛”、莊子的“無待”(自由)則需發揚光大。第三個概念是傳導。我指的是異質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中西文化無論有多大的不同,只要能夠相互譯繹,就存在溝通的可能性。我們原來是沒有西方式的個體觀和自由觀,但經嚴複、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譯繹,就使之進入了中國文化。說中國人不擅長抽象思維,如果指古人,倒還有點道理,如果指今人,就大謬不然了,不信請看看金嶽霖的《知識論》。再如文學,有古義今義之分,文學文章不分是古義,分則爲“西化”了的今義,我們只能用今義。三個概念是有聯繫的,基點是現在,現在是文化再造的基點,需求是現在的需求,傳導滿足現在的需求。特意提出這幾個概念,是爲了收束目光,牢牢盯住現在,加強現實研究,在中國現實實踐的基地上裁古(中)熔西,創造新文化,不再死抱著古老的陳年簿子不放,“向後看”,老在“中體西用”的思路上兜圈子,擺脫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困境。 <br>周曉明:無論從現實需要還是從文化批評的策略和操作出發,我們都應當明確提出我們的主張,針對新保守主義打出一面旗子來。叫“新啓蒙主義”或“新科學主義”?五四時期提倡“民主和科學”,現在都未過時。我常想:爲什麽對於科學技術、科學家來說,中西之辨、古今之辨毫無意義?爲什麽當今中國的科學技術文化與世界基本上是可以對話和同步的,而隔閡和差異只是在人文、思想和泛文化方面?這裏是否有某種啓示?對一切東西,包括文化,其是否有價值,當然可能有各種標準,但恐怕首先得衡量它是否科學。 <br>鄧曉芒:我們需要的是冷靜的反思,而不是想扛一面什麽大旗。現在提科學主義很難有什麽作用,科學主義在今天本身就有問題,也無法反映時代精神。知識份子的使命應是反映和體現時代精神,但中國知識份子老是依賴政治上的支援,或通過政治權力擴展自己的觀點,現在又希望得到海外的反響,說來說去,一切學問和主張都就成了“爭奪話語權”的問題。媚俗也好,媚雅也好,媚上也好,總之是一副媚態,忘記了自己的真正使命。什麽是時代精神?我認爲代表現實生活發展方向的就是時代精神,不一定一開始就得到廣大民衆的認同,它往往只有少數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知識份子才最先敏感到。依我看,當前的時代精神和知識份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是傳統文化和文化人在當代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周曉明:“新批判主義”)對!主要是批判傳統文化。(周曉明:也應批判西方文化)那是表面的,不“新”。西方人早就在批,我們以前也批得夠厲害的。新批判新就新在它既不是用中國文化批西方文化,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批中國文化,而是中國文化在現實中的自我批判。 <br>周曉明:新保守主義是以過去救現在,要促成現在與過去的某種“契合點”。因此,其思想方法、哲學立場是有“前提”的,而且這個前提是未經論證的。從這種意義上講,新批判的意思,應當是“對一切重新審視”,包括基本假設和前提。 <br>鄧曉芒:中國歷來都是預設一個前提,即要麽從“天”要麽從“自然”開始。新批判則沒有前提,而是要通過批判去尋找一個前提或基點,不是“太初有道”,而是“太初有爲”,“人爲”就是對“自然”的否定。自我否定,無(虛無化)是真正的出發點。大爆炸理論認爲宇宙是從一個數學的點(虛無)爆炸而形成的(無中生有)。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做則有,不做則沒有。批判則能發現基點,不批判則有基點也會失去。 <br>周曉明:我更傾向於把出發點理解爲“混沌”。“無”已經有“規定性”和“預設”,而“混沌”則“什麽都不是”,真正的無預設。新批判就是從無預設的立場出發“重新審視一切”,心尋求“在”,尋求“是”——“混沌之澄明”。 <br>鄧曉芒:在今天,探求現在人文精神方面必須引入新批判。我說的新批判不同於過去的一切批判,這有如下特點:一,是自覺的批判,不是外來壓力下的互相批判,如“文革”的“大批判”。二,是每個批判者的自我批判,是內心自發的需要,爲的是認識自我,把握自我,而不是原來那種“鬥私批修”、“思想改造”、“交待問題”和坦白本心,以符合某個外在既定的道德標準(大公無私、聖人理想等)。相反,它正是對外在標準的懷疑和內在標準的不斷追求,對自己已有本心的批判性審視。過去的自我以回到一片“赤子之心”爲目標,但這誠心實際上成了一個“蒙混過關”的面具,類似祥林嫂到土地廟捐門檻,是表明自己“態度好”的手段。新批判則否認有現成在手的最終的“赤子之心”,以給永遠地超越自我、反思自身留下餘地。三,是批判自己自幼習慣而未經反省和懷疑、甚至未意識到的價值體系,而不是檢討個人的氣質、偶然的行爲和欲望。這樣一來,新批判就不僅是個人反思,而且是群體反思,代表全民族徹底反思自身那些不言而喻、從未觸動過的前提。這就是國民性批判以至人性批判。“五四”以來有過國民性反思,但除魯迅外都不是從對個人純潔本心的自我批判入手,都不夠徹底。所以,至今人們還認爲《狂人日記》、《阿Q正傳》是批判別人的國民性,而不是魯迅本人的沈痛自省,更難理解“抉心自食”(《墓碣文》)和無意間食人(《風箏》)的自白了。新批判不再以“精英”、“聖人”的角色去“開民智”,而是以深刻的懺悔、解剖自己的方式帶動全民族的自我反思,這是新批判的關鍵。四,是根據現實發展的趨勢批判一廂情願的主觀抽象觀念,而不像過去那樣根據某種理念或烏托邦,如大同世界等等,來規範和否證現實;也不像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的“大拒絕”。 <br>周曉明:西方文化有不斷自我分析和批判的傳統。因此,其價值得文化取向是不斷指向未來。但中國傳統文化恰恰相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定位就偏於以“過去”衡量、解釋或解救“現在”或“將在”。問題是人只能生活在“現在”之中。生命的本質應在於它的“當下性”或“現在性”。一種思想文化有生命力,就在於它的“合當下性或現在性”。如果說新批判有什麽立足點或批判的出發點的話,也只能是“現在”或“現實”。新批判是從現實出發、以現實爲準繩、並歸於現實的批判。不論什麽東西——不管是中國的也好、西方的也好,傳統的也好,現代的也好,自我的也好,社會的也好——一切都得被置於理智的天平上,以現實的(包括“進行中的、或者未來的現實”——“將來”)的砝碼重新審視衡量。 <br>王又平:我不敢說這各種新批判主義能代表或帶動全民族,它只是對我內心欲求的一種批判性回應,或者說它首先是面對我自身的:面對我自己的情感衝動,它要質詢:這是爲什麽?面對我當下的處境,它要思考:我何以如此?面對我理論或行爲的根據,它要追問:這一根據的有效性或有限性的邊際在哪里?換言之,新批判主義是對自身的當下發出的理性的審視。它希望帶動群體的反思,但它永遠不把這種出自自身的欲求當作現實,這是它同新啓蒙主義的區別;它追求終極價值,但它決不把既有的東西預設爲終極的,這是它同新人文主義的區別,它對傳統取激進的立場,但它同時在懷疑這種激進本身是否正在使自己跌入傳統的窠臼,這是它同激進的反傳統主義的區別。再簡單點說,我理解的新批判主義決不以未經理性審視的既定的前提爲前提,就連理性自身也不是既有的一套觀念或價值體系,而是植根於我(們)自身之內的一種追問的能力,是這種能力推動著理性或者我們或者社會的發展。如果說中國社會發展遲緩的話,大概也正與這種追問能力的衰退有關。 <br>昌切:批判是生成性的。離開批判就談不上生成性,生成是在批判過程中的知識增殖。與此相關,批判還應是超越性的。在自我批判中超越東西方的對立,在慎思明辨中整合納入自我的東西方知識,創造新的知識。 <br>王又平:新批判主義在其操作上我以爲就是首先審視有限性,從而界定其有效性或真理性的邊界,對傳統是如此,對西方也是如此,這大約是與懷疑主義或相對主義的區別。惟其如此,中國當代文化的建設才能採取多元論的立場。美國一位批評家說得好:望遠鏡、顯微鏡,每一種工具都能看到其他工具所看不到的東西。我想補充說一句:每一樣工具都是以遮蔽其他工具所能看到的物件爲前提的,正因爲它“盲目”,才有它的“洞見”。新批判主義者要保持的就是這份清醒,所以他不是自大狂,不是啓蒙者,不是救世主,不是新聖人,他手中並沒有握住真理,但他相信無窮的追問會把他帶上真理之路。                <br> <br>I may be wrong and you may be right, <br>and by an effort, we may get nearer to the truth. <br><br>——Karl R. Popper<br>
周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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