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訪談:社會主義與左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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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訪談:社會主義與左派問題

文章轉貼 » 2001-08-17, 08:00

漢娜.阿倫特訪談:社會主義與左派問題 <br><br>作者:漢娜.阿倫特 <br><br>來源:公法評論 <br><br>此文是德國作家阿得貝爾特·萊夫(AdelbertReif)對漢娜·阿倫特的訪談,時間是1970年夏天。 <br>(原載《共和危機》,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佩君譯) <br>問:今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及歷史學家,而不只是基於此字之嚴格意義所指的那些人,有一種著法,認爲在人類歷史發展的舞臺上,未來只有兩種可能選項: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您認爲還存在其他可能嗎? <br><br>答:我看不到歷史上有這些選項:我也不知道還隱藏些什麽。我們別談什麽“人類歷史的發展”這種冠冕堂皇的話,未來很可能會有個大轉彎,是既不符合資本主義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讓我們希望,未來會是一個驚喜。 <br><br>但我們從歷史角度來檢視一下您所說的選項:它始於資本主義,一個沒有人曾加以計劃或曾經預見的經濟體系。在一般的認知,這個系統的開始是一個巨大的徵收(expropriation)過程,在歷史上從未以此形式出現過——也就是,不用軍事征服。徵收,資本的初始累積——這就是資本主義藉以崛起並一步步前進的法則。現在大家腦中所想像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我不知道。但如果看看實際發生在蘇俄的情況,你會發現,在那裏徵收的過程走得更遠;也會觀察到某些極類似的情況正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進行著,——如舊有的徵收過程再度恣意而行。過度徵稅,一種事實上的通貨貶值。通貨膨脹伴隨著經濟衰退——這些不是較爲溫和的徵收形式又是什麽? <br><br>只有在西方國家才有政治及立法的牽制,經常地防止這徵收的過程會讓人民的生活達到完全無法忍受的地步。蘇聯有的當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社會主義,這和國家資本主義沒什麽兩樣——亦即,是完全的徵收。完全徵收發生在所有政治及法律對私人擁有權的保護消失之時。例如在蘇聯,某些集團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準。問題只在於,這些人所能使用的東西——汽車、鄉村別墅、昂貴家具、有司機的豪華轎車等等——並不屬於他們:在何東西都有可能在任何時刻被政府所收回。萬一層峰發生領導權的爭奪,再富有的人也有可能一夜之間成爲乞丐——甚至連就業的權利也沒有。(瀏覽一下當前蘇俄文學——人們開始說真話了——它比所有經濟或政治理論更清楚地證實了這可怕的後果。) <br><br>所有的經驗——不同於理論和意識形態——都告訴我們,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開始的徵收過程,並不隨生産工具的徵收而停止,只有獨立於經濟力量的法律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的自動運作,能控制及防止這一過程內在的畸形恐怖潛力。這種控制運作得最好的似乎是在所謂的“福利國家”、不管他們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能保護自由不受侵犯的是政府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區分,或用馬克思式的語言來說,就是國家及其憲法不屬於上層結構的這個事實。 <br><br>在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保護我們的不是資本主文,而是一個法律體系,它阻止大企業管理階層侵入其雇員私人領域的白日夢成真。但一旦政府本身成爲雇主,這個做法就會成真。美國政府員工的解約制度並不尊重私人生活,已不是什麽秘密;最近某些政府機關喜歡私擾民宅,這也可以看做是政府企圖將所有公民當做未來的政府雇員來對待。這種私擾行爲不是一種徵收又會是什麽?政府機構把自己當做是民宅或公寓的共有人。而在蘇聯,不必在牆上暗藏一些巧妙的監視器,反正每個公民的住處都會有個密探坐在那裏。 <br><br>如果要從馬克思式的觀點來評斷這些發展,我會說,或許徵收的確是現代生産的本質,而社會主義,(如馬克思所相信的)是由資本主義開始的,也只是工業社會不可避免的結果。那麽問題是,我們要怎麽做才能使這個過程受到控制,而不至於以任何名義墮落到東歐國家已遭遇過的畸形惡狀中。在某些所謂“共産主義”國家——例如南斯拉夫或甚至東德——他們試圖對經濟解除控制或去集中化,而且也做了實質的讓步,以防止徵收過程帶來最恐怖的後果,而稍可稱幸的是,一旦集中化或對工人的奴役達到某種程度的時候,徵收過程在生産方面的作用就會變得非常不如人意。 <br><br>基本上這是一個財産及權利的問題:在如此不人道的現代經濟境況下,我們可以允許一個人擁有多少財産及權利?但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有工人“擁有其工廠”這麽一回事。稍加思索便會發現,集體所有權是一個矛盾片語。財産是屬於我的東西;所有權在定義上是關聯到我所擁有的事物。別人的生産工具當然不屬於我,可能是由第三權威所控制,意即它不同任何人所有。最糟糕的所有者是政府,除非它在經濟領域的權力是由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所嚴格控制。我們今天的問題不是如何去徵收徵收者,而是如何去安排,使得被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體系中的工業社會剝奪所有權的大衆,能夠再度獲致其財産。僅就這個原因,在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之間二選一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因爲在任何地方,兩者都不是以純種狀態存在,更因爲它們是一對孿生子,各戴了一頂不同的帽子罷了。 <br>同樣的事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觀看——從受壓迫者的角度——卻也不會使結果好轉。這種情況人們一定會說,資本主義摧毀了財産、協會、公會、封建社會的整個結構。它廢止了所有保護個人及其財産的集團,而這些集團原先是對個人安定生活——雖非全然安全——的保證。取而代之的是“階級”;本質上只分爲兩個——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現在工人階級——只因爲這是一個階級和集體——仍然爲個人提供某種保護;但是之後,當他們學會組織時,便會爲自己爭取相當多的權利,並固定下來。因此今天主要的區分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尊重這些權利的國家,例如瑞典或美國,和不尊重這些權利的國家,如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蘇聯。 <br><br>那麽純粹形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做了些什麽?它也摧毀了這個階級——其組織、聯合及勞動黨——階級的權利——集體談判、罷工、失業保險、社會安全等的權利。取而代之的是,這體制提供了幻覺說工廠是工人階級的財産(而它作爲一個階級早已被廢除了),也提供了殘忍的謊言,說失業不再存在,而這個謊言的基礎無他,正在于失業保險根本不存在。本質上,社會主義只是延續了資本主義開始出的事,甚至更推到極端。它怎麽會是一種修正呢? <br>問;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經常強調,社會主義雖不可造成異化,卻總能夠通過自身的力量而再生。這種再生的理想範例有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 <br><br>鑒於蘇聯在軍事武器上的增加及蘇俄在其他地區的霸權,您如何評斷以捷克或南斯拉夫模式爲導向的東歐民主社會主義的生機? <br><br>答:您所說的第一句話的確令我感到驚訝。稱史達林的統治爲“異化”好像一個委婉的說法,不僅將事實,而且連同那些最令人髮指的罪行,一起掃到地毯底下。我這麽說只是要喚起您的注意:事實已經遭到這個術語多大的扭曲。稱某事爲“異化”——這不下一種罪行。 <br><br>至於經濟體系或“模型”如果強權國家不去打擾小國,某個地方總會經實驗而及時出現一些什麽。至於會是什麽,在經濟學這樣一個依賴實踐的領域中,我們當然不能察知。不過,首先會有對於所有權問題的實驗。根據我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資料,我會說這已經發生在東德及南斯拉夫,並産生有趣的結果。   <br><br>東德在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建立一種合作體系,這完全不是從社會主義衍生出來的,而且已在丹麥及以色列證明了其價值——因此也使得“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能運作。在南斯拉夫,工廠中有“自營系統”,是舊有“工人議會”(workers\’councils)的新翻版,而雖然有列寧要求的“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它出於意外地卻從未成爲正統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教條的一部分。(工人議會是惟一真正從革命本身而非革命政黨或意識形態中發展出來的結果,卻已經被布爾什維克無情地摧毀。) <br><br>這些試驗,沒有一個能令人滿意地重新界定合法財産,但可能是朝這個方向的起步——東德的合作體是在生産工具及分配上結合了私人所有制和對於聯合財産之需要;而工人議會則是提供工作穩定的保障而非財産安全保障。在此二例中,個別工人不再被分子化,而是屬於一個新的集體,合作體或工廠的議會是對階級中的成員地位的一種補償。 <br><br>您也問及試驗和改革。這和經濟體系沒什麽關係,除了經濟體系不應該用來剝奪人民的自由以外——譬如說,讓一個異議者或反對人士“失業”,或者說使民生物資不足、生活匱乏,而政府便容易去“購買”所有區域的人民。東歐的人民真正在乎的是自由、民權、法律的保證。因爲這是使他們能自由地談論、書寫、出版他們想說的話的必要條件。蘇聯揮軍入侵捷克,不是針對這個新“經濟模式”,而是沖著與此相關聯的政治改革。它並未侵犯東德,雖然今天東德以及其他衛星國家的人民生活得比蘇聯人好,甚至和西德人民一樣好或終有更好的一天。於是差別“只”在於,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可以說話,並在一定的範圍內做他們喜歡的事,而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則否。相信我,這對每個人都會造成天大的差別。 <br><br>只要這些經濟試驗和自由的鬥爭相結合,就干涉到蘇聯的利益,必須加以打擊。毫無疑問捷克的情形正是如此。東德則不然,所以它安然無事。在烏布裏希(WalterUlbxicht)的統治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經濟上的讓步越大,在意識形態上就變得越專制。 <br><br>同時,當蘇聯害怕哪一個衛星國會脫離華沙公約組織時,它一定會加以打擊。在捷克一事上,這種恐懼的確出現,但是否構成入侵的理由我並不知道,但我想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不相信蘇聯會以軍隊干涉南斯拉夫。它會遭遇到很強力的軍事對抗,而今天蘇聯也應付不了這種對立衝突。它再也不是那麽穩居強權之位了。 <br><br>問:社會主義是當前對於人類社會的未來看法的主流概念,你是否認爲有實現的機會? <br><br>答:這當然又帶出社會主義真正爲何的問題。連馬克思也幾乎不知道要如何具體描繪。 <br><br>問:容我打岔一下,我的意思是指以捷克或南斯拉夫模式的精神爲取向的社會主義。 <br><br>答:那麽你指的是今天稱爲“杜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東西。這個新術語的意思不過是試圖消除由社會主義帶來的不人道,而不會重新引進所謂的“資本主義”系統,雖然南斯拉夫明確朝向開放市場經濟的傾向很容易,甚至一定會,被蘇聯以及所有真正相信市場經濟的人做如此的解釋。 <br>普遍而言,我認爲所有願意去試驗的小國家都會有機會,不管他們是否自稱爲社會主義國家,但強權國家我就很懷疑了這些群衆社會不再能被控制,遑論加以統治。就您所舉的捷克及南斯拉夫,它們的模式自然是有機會的。我也願意納入羅馬尼亞或匈牙利等國家,在那裏,革命的結果並不像可能發生在史達林統治下的那麽悲慘,造成全國百分之五十人民的遷移流放。在這些國家中,某些事物是在進行著,他們試圖逃離獨裁的最壞後果,並獨立且切實地解決其經濟問題,而想要扭轉其改革的努力幾乎是不可能的。 <br><br>還有另一個因素我們必須考慮。蘇聯及其衛星國家(在不同程度上)並非民族國家,而是由多民族所組成。在每一個國家內,專政權或多或少掌握在主要民族的手中,而如有對立的情形,總是會有變成民族解放運動的可能,蘇聯尤其如此,俄羅斯獨裁者常處於蘇聯帝國會瓦解——而不僅是政權轉變——的恐懼中。 <br><br>這種憂心與社會主義無關:它一直是純粹權力政治的問題。蘇聯如果不曾擔心其內部反對力量的問題——不光是知識份子的反對,也是內部民族潛在的反對——我不認爲它會像捷克那樣發展。我們不應該忘記在布拉格之春時期,捷克政府對斯洛伐克人做了相當大的讓步,而斯洛伐克是最近才在蘇聯的干涉影響下被取消的。莫斯科害怕各種解除中央集權的企圖。新模式對於蘇聯來說,不僅代表著以更人性的方式處理經濟或知識問題,也是對蘇聯帝國解體的威脅。 <br><br>問:我想,蘇聯領導者的恐懼,特別是對知識份子之反對的恐懼,扮演了重要角色。畢竟,今天可以在更廣的範圍上感受到這種反對力量。甚至在年輕知識份子那方面還有一場民權運動,運用了所有可以取得的合法工具,更別說也還有非法手段去達成,如地下刊物等等。 <br><br>答:是的,我察覺到了。蘇聯領導對此當然非常恐懼。如果這個運動的成功擴展到與知識份子有別的人民那裏,可能意味著烏克蘭人會再度想要擁有自己的國家、一直遭到惡劣對待的韃靼人等民族亦然。因此蘇聯的統治者基礎比其衛星國的統治者更搖晃不保。但是您也看到,南斯拉夫的鐵托害怕的是多民族的問題,而非所謂的“資本主義”。 <br><br>問:東歐的改革運動——我說的不只是我們多次提到的捷克模式,還有提倡蘇聯民主化的知識份子的各種出版品,以及其他類似的抗議——它們不管如何調整,都從未提出任何資本主義形式,作爲他所批判的系統的一個替換可能,這您會如何解釋? <br><br>答:我可以告訴您,這些人和我持有同樣的看法,就像社會主義不能矯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無法補救或替代社會主義。對此我將不再重復。其間的競爭從來不單單是經濟方面的。只有在專制政權阻礙經濟發展,使它無法像在沒有專利限制的條件下發揮生産力時,才牽涉到經濟體系。其他部分都是和政治問題有關的:人們想要什麽樣的國家、什麽樣的立法、何種對言論及出版自由的保護;也就是我們西方國家天真的小孩們所稱的“中產階級的自由”(bourgeoisfreedom)。 <br><br>其實並沒有下述這種東西:自由就是自由,不管是由“中產階級”政府或“布林什維主義”國家的法律所保障的。極權主義政府不尊重公民權而且不保障言論及結社自由的這個事實,並不能導出結論說這種權利及自由是“中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的自由”經常錯誤地被等同于有自由去賺取比一個人實際所需還要多的金錢。因爲,這也是東方(指蘇聯東歐)惟一看重的“自由”,而事實上在東方,一個人可以變得極爲富有。貧富的差距——如果我們談的是一個現實情況而非口號——就收入方面來說,東方國家比其他國家都大,如果先不論少數的超級富翁,則其貧富差距甚至比美國還大。 <br><br>但這也不是重點。我重復一次,重點僅在於,我是否能說及出版我所希望說的;我的鄰居是不是會監視我。自由總是意味著異議的自由。史達林及希特勒之前沒有一個統治者對於說“是”的自由有爭論:而希特勒排拒了猶太人和吉普賽人表達同意的權利,史達林則是惟一一個剁掉他最熱心的支持者腦袋的獨裁者——或許地認爲,凡是說“是”的人也會說“不”。他們之前沒有一個暴君那麽過分,而這也是無法贖償的。 <br><br>問:對於托馬斯·曼〔ThomasMann〕所說的:“反布林什維主義(antibolshevism)是我們這時代最基本的愚行。”您的看法如何? <br><br>答:這個時代有太多荒謬事,你不知道哪個要放在第一位。但嚴格說來反布林什維主義者作爲一種理論,一種主義,是反共産主義者的發明。我所指的不是任何先前的布爾什維克或共産主義者,而是那些曾經相信,但某天因爲史達林先生的作爲而親身面臨幻滅的人;也就是說,他們並非真的是革命者或真正參與政治的人,而是,就如他們所言,失去了一個神於是又去尋找新的神,同時也找上其對立面,一個新的魔鬼。他們只是把模式倒轉過來。 <br><br>但是,如果說這些人的心態改變了,他們不再尋找信仰,而是直視現實,將現實納人考慮,並試圖改變事物,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管是反布爾什維克者宣佈東方諸國是魔鬼,或布爾什維克稱美國是撒旦,就其思考習慣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心態也仍然一樣。只看到黑與白。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整個時代的政治光譜,不能明辨不同國家的基本狀況、各種發展階段、傳統、生産的種類及等級、技術、心態等等,那麽他就不會知道如何在這領域裏行動及採取什麽態度。如此一來他只能把世界粉碎,最後發現眼前只有一樣東西:全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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