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四個歷史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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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四個歷史性遺憾

文章轉貼 » 2001-08-20, 08:00

這篇文章雖然語多保留,但是可真揭了孫大砲的底。<br><br><br>孫中山的四個歷史性遺憾 <br><br>作者:傅國湧 <br><br><br>  近代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試圖爲中國一切錯綜複雜的問題制定一個解決方案的,孫中山是第一人。這個偉大的中國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麽憂鬱,因爲他的目光穿過各種各樣的現象看到了中國的癥結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臺前的16年裏,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歐洲、美國等地居留,對西方近代文明和它們的政治制度運作有深刻的瞭解。他對中國的愛,他流亡過的西方各國的先例,最後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義中。三民主義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學說,它的形成曾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br><br>  1894年秋冬之際,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入會誓詞是: “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這是他對民族、民權主義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說是“二民主義”。 <br><br>  1904年孫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訂新章,第二條就是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與興中會誓詞相比,多了“平均地權”一項,這是他民生思想的濫觴。同盟會成立後5個月,他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概括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但還沒有“三民主義”簡稱。同年12月,香港的《中國日報》發表代售《民報》的廣告,因爲廣告上登載“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太冗長不便,就簡稱“三民主義”代替,這是“三民主義”最初的由來。後來孫中山認爲這一簡稱適當而採用,這一名詞也就成了普通名詞,被廣泛採用。 <br><br>  1906年12月,在《民報》創刊一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孫中山進一步闡述了三民主義,同時首次提出了五權分立。但對三民主義的系統論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廣州以演講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於發生商團叛亂而中斷,民生主義最後還沒有講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據演講記錄整理的《三民主義》一書,這本書的孕育時間前後達30年,雖然作爲一個名詞它早已流傳於世了,而且在漫長的幾十年裏前後有些變化,如他創建中華革命黨時認爲民族主義已經實現,所以只有“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晚年學習蘇聯以黨治國,又加進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內容。但大體上,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一個學說,是孫中山針對中國的實際問題提出的全面解決方案。 <br><br>  三民主義幾乎能夠爲全國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澤東也不止一次地說過爲三民主義奮鬥的話。全部接受這個主義的人不多,即使在國民黨的骨幹中對民生主義有不同意見的也大有人在。但這個主義中間的確包含了一些能夠讓所有有思想的中國人都感動的東西,因此在袁世凱死後的中國,不少軍閥都試圖以孫中山和他的三民主義來裝飾他們的野心,爲自己的割據和專制尋找動聽的門面,當然差不多每次都出賣了他。孫中山的偉大在於他能夠在接連不斷的失敗中始終屹立不倒,爲自己的理想奮鬥到死。 <br><br>  誠然,辛亥革命只是將滿清皇帝趕下了台,終其一生孫中山先生都未能實現他三民主義的宏大理想。他死時列強依舊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滿目瘡痍,民生維艱,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目標都未達成,民權主義的目標更是遙遙無期!透過他憂鬱的眼神,我們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傷痛。 <br><br>  儘管孫中山的“天下爲公”和“平均地權”中仍然包含了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成分,和歷代農民起義所提出的“均貧富”口號也不無一脈相承之處,他自己晚年還把三民主義解釋成是繼承了中國古老的傳統,但他的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已提出了建設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基本方案。然而,在孫中山40餘年跌蕩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沒有遺憾,本文僅指出這位偉大人物的四個歷史性遺憾。 <br><br>  【遺憾一】 “五四”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於它給中國提供了另一種有別于暴力革命傳統的先例,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而以孫中山銳利的現代眼光也沒有發現西方近代文明的進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的基礎上的,這確實是一個遺憾! <br><br>  1920年1月,北大學生張國燾、康白情、許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學生到上海拜訪孫中山先生。孫中山說: “你們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 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寫文章、開大會、遊行請願、奔走呼號。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遊行,罷課、罷工、罷市幾天而已。如果我現在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正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 <br><br>  許德珩等回答: “孫先生也掌握過幾萬人的部隊,何以革命還是失敗了呢?新文化運動反對舊思想、舊勢力,在那裏艱苦奮鬥,學生們赤手空拳不顧生死地與北京政府抗爭,只因爲沒有拿起槍來,就不算革命嗎?” <br><br>  追求民主共和,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孫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關注暴力問題。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裝起義的失敗。辛亥革命以後,從二次革命、肇和軍艦起義到北伐,他所重視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會對“五四”學生說出這番話,暴力革命的傳統已經滲入他的骨髓裏,所以在他看來,五四運動只是赤手空拳地與北洋政府抗爭而已。 <br><br>  的確,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權力的更叠是和平的,整個中國史就是一部彌漫著血腥味、火藥味,充滿了刀光劍影的歷史。孫中山在黃埔建軍以前並沒有自己親手建立的軍隊,所以在和袁世凱、和形形色色的軍閥打交道的過程中,總是屢屢受挫,發出了“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的感歎!國民黨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強大可靠的軍隊以後,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這是孫中山晚年留給他締造的國民黨、蔣介石的遺産。孫中山去世前並沒有選擇蔣介石爲接班人,他當時的安排是由胡漢民負責民政,汪精衛負責黨務,廖仲愷負責財政,蔣介石則是掌握軍事的人選。但在一個槍桿子決定一切的時代,注定了蔣介石這個黃埔軍校校長將成爲國民黨的頭號強人,這是中國式的必然邏輯。孫中山對此無可奈何。 <br><br>  “五四”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於它給中國提供了另一種有別于暴力革命傳統的先例。它並不訴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啓蒙,喚醒青年、號召民衆;它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舊勢力,倡導新思想、新文化; 它不是從政治入手,以奪取權力爲目標。這些是一輩子從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孫中山所不能理解的。他雖然在五四運動後也領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這裏思想永遠是服務於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獨立的價值。他的“心理建設”——“知難行易”也僅僅是爲了政治的需要提出來的。在近代社會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以孫中山銳利的現代眼光也沒有發現西方近代文明的進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的基礎上的。這不能不讓我們感到遺憾! <br><br>  【遺憾二】 孫中山以各種特殊權益讓予日本爲條件,請求日本支援其革命事業,日本政府卻始終不予接受,這段史實頗爲值得研究。 <br><br>  1913年,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在他自己締造的共和國成了通緝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爲了再舉革命義旗,他曾多次與日本人會談籌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孫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請日本助中國革命,中國將給予的報酬是“開放全國市場,以惠日本工商”。 8月24日,他與犬養毅說自己正在準備起兵舉事,“此時若在中國內地發生動亂,必給日本外交帶來極大好處,爲此日本政府務必支援中國革命,此點請閣下予以關照。”談及軍費籌集情況,孫中山說:“如若此次仍不能籌足所需資金,即便附加任何條件,也靠閣下在日籌款。”犬養毅回答籌款的事要與頭山滿商議後答復。頭山滿雖然表示支援孫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違反日本政府及軍部而支援孫。孫中山通過他爭取日本政府的支援,但日本拒絕給予他貸款。孫中山8月21日(也就是這次談話前三天)曾走訪過頭山滿,對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說籌款“即便附加任何條件”也可以。 <br><br>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孫中山秘密會見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談話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國革命,承諾“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他說: <br><br>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東北三省的遼闊原野適於開拓。日本本來資源貧乏,而滿洲,則毋庸違言,富於重要的資源,日本矚目斯土,乃當然之國策。對此,我等中華革命黨員能予充分諒解,故可以滿洲作爲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 <br><br>  “不僅滿洲,中國本土的開發亦唯日本的工業、技術、金融力量是賴。” <br><br>  甚至說: “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誠心實意地援助中國的革命統一,相互提攜,爲亞洲的獨立與復興通力協作,則中日兩國的國界難道不也可以廢除嗎?” <br><br>  當然,孫中山也聲明“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但這些文獻表明爲了尋求日本的支援,孫中山先生曾不惜以東北三省的特殊權益作爲條件。還有“不惜任何條件”的許諾。 <br><br>  即使在袁世凱死後,他在廣州舉起護法旗幟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的談話中,“孫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給予‘武器、軍火和大量貸款’”,“孫中山特別說明,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br><br>  1918年11月16日,孫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中再次提到以“領有滿蒙”爲條件尋求日本的援助。 <br><br>  他說:“目前中國南北對立是日本助長起來的,日本如果改變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會不攻自滅。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br><br>  孫中山雖然是明確反對《二十一條》的,但他願意給予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和《二十一條》所提出的有關在滿蒙的權利大同小異,只不過《二十一條》更加具體而已。不知道爲什麽日本政府始終不接受他的條件,支援其革命事業。這恐怕還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這也是長期以來被我們所忽略的問題。孫中山是偉大的政治家,但對於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許多史實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 <br><br>  【遺憾三】 試圖賦予革命黨人以參政、執政的特權來確保革命理想的實行是不可靠的。孫中山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權,國民性的整體缺陷不可能通過對革命者授予優先的特權就能加以解決。 <br><br>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敗給了孫中山慘痛的教訓,他在那些痛苦的時光裏思考著失敗的原因,思考著革命的出路,準備第三次革命。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由於組織渙散,不服從他的號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貫徹,“黨員皆獨斷獨行,各爲其是,無複統一”才導致失敗,他自稱南京政府時期,“忝爲總統,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張。後來他寫《建國方略》時進一步提到“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 <br><br>  正因爲如此,孫中山要重建一個秘密的革命黨,而不是一個公開的政黨。他在舊金山組織同盟會分會時,便將同盟會改名爲“中華革命黨”,這次立黨“首以服從命令爲唯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要全體黨員服從黨魁命令,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命令,盡忠職守,誓共生死。《中華革命黨總章》第七條即明確規定“凡進本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爲條件,立約宣誓,永久遵守。” 在孫中山手訂的入黨誓約中有“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樣的誓詞,還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第十條規定“凡黨員有叛黨行爲,除處罰本人之外,介紹人應負過失之責”。 <br><br>  黨章第十一至十四條按照入黨時間先後進一步把黨員分爲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在革命成功以後分別爲元勳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的優先權利,有功公民有選舉、被選舉的權利,先進公民則僅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就這樣,這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資格,他試圖通過對黨員的嚴格約束,劃分等級,論功行賞來實現他的理想,實際上和他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馳、越走越遠。據他當時的主要助手居正回憶,他還發表了這樣的談話: <br><br>  “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爲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br><br>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br><br>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錯誤。我爲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任,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迹,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br><br>  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時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導師。” <br><br>  作爲當事人和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居正的回憶是真實可信的。從這裏“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國式邏輯都已經呼之欲出。 <br><br>  所以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黨人內部的強烈反對,黃興堅決不加入,並遠走美國。二次革命的風雲人物李烈鈞、柏文蔚等都拒絕參加,連老同盟會員譚人鳳等也遠離了孫中山。黃興批評服從一人是違背了孫中山自己倡導的自由平等主義,加蓋指摸“迹近污辱”。 <br><br>  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訓中得出了沈痛的結論,但他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權,國民性的整體缺陷不可能通過對革命者授予優先的特權就能加以解決。沒有人權概念的廣泛普及,沒有形成公民社會,當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孫中山先生試圖賦予革命黨人以參政、執政的特權來確保革命理想的實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華革命黨時期最得力的助手陳其美當初在上海主政,一樣是濫殺無辜,光復會領袖陶成章並不是死在“官僚劣紳”的手裏,而是陳其美這個響當當的老革命黨人指使另一個革命黨人蔣介石幹的。這樣的例子在民國之初也不是孤立的。閻錫山、唐繼堯、陳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黨,他們的所作所爲我們都很清楚,和北洋軍閥又有什麽區別?! <br><br>  人權沒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黨”當政,也同樣沒有真正的共和可言。孫中山先生沒有看到問題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摸、誓約(所謂“甘受極刑”)來推動革命,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大敗筆。所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在反對袁世凱帝制的護國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已經不是站在歷史的浪尖上。 <br><br>  十幾年後,在蔣介石的南京政權身上,我們就能看到當年中華革命黨的影子,所謂革命只是給了少數人分贓的機會,這是孫中山始料不及的。如果他本人活著,他的人格、威望、無可比擬的號召力,革命成功之後建立的新政府不至於馬上墮落爲一個腐敗、專制、黑暗的政權。一個沒有了孫中山的國民黨一旦取得政權,他們能夠做的當然首先就是按等級分封職位,而孫中山理想中的憲政目標則可以被無限期地拖延。 <br><br>  【遺憾四】 在這塊有著深厚帝王傳統的土壤上,蔣介石由“家天下”到“黨天下”的一黨專政局面,是孫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 <br><br>  孫中山回首漫長的革命征程,是一連串的失敗、流血和犧牲,親密戰友陸皓東死了,鄭士良被朋友、叛徒毒害,黃興英年早逝,宋教仁、陳其美被袁世凱刺殺,朱執信、程壁光死于桂系軍閥之手……辛亥革命失敗了,二次革命失敗了,護法運動失敗了,中華民國依然只有一塊空洞的招牌,他曾經爭取日本的支援,也尋求過西方列強的幫助,但都沒有得到回應。 <br><br>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21年底,孫中山在桂林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開始聯俄外交,向新生的蘇聯尋求幫助,逐步走上一條“聯俄聯共”的道路,並以蘇俄模式改組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1月20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首次提出“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黨在國上”。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提出要將大元帥府變爲國民黨政府,“現尚有一事可爲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 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明確提出“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黨建國”,“把黨放在國上”。這就是後來蔣介石的“黨國”的由來。 <br><br>  1924年1月25日,孫中山在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中說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後“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爲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爲模範,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他的建軍思想也是要“按照蘇聯式樣建立一支軍隊”, 蔣介石曾到莫斯科學習過軍事。所以孫中山留下的國民黨是仿效蘇聯黨的模式重建起來的,軍隊最初也是搬用了蘇聯的一套。 <br><br>  1924年改組的國民黨引入了蘇聯“一黨專政”模式,僅僅一年後孫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領導集團中再也沒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權主義”的意義。雖然孫中山在國事遺囑中要求他的同志們依照他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繼續努力,但他的後繼者在繼承孫中山的遺産方面除了把他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黨在國上”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腦後了,所以我們在大陸看到的只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最終導致了敗退孤島的結局。 <br><br>  這恐怕不是孫中山的原意,但孫中山晚年源自蘇俄的“黨在國上”思想無疑爲蔣介石將民國變成“黨國”鋪平了道路。在這塊有著深厚帝王傳統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黨天下”仿佛順水推舟。對於身後出現的一黨專政局面,雖然是孫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卻是他留下的最大遺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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