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晚清外交官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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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晚清外交官在歐洲

文章李華川 » 2001-08-22, 08:00

一個晚清外交官在歐洲<br><br>李華川 <br> <br><br>  “他身著漂亮的紫色長袍,高貴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飽滿的面容,年輕而快活,面帶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齒。他身體健壯,聲音低沈有力又清晰明快。這是一次風趣幽默的精彩演講,出自一個男人和高貴種族之口,非常法國化,但更有中國味。在微笑和客氣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內心的輕蔑,他自知高我們一等,把法國公衆視作小孩,……聽衆情緒熱烈,喝下全部迷魂湯,瘋狂鼓掌。……在今晚的四個講演者中,無疑,伏爾泰會覺得這個中國人是最有法國味的。”這段話選自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889年2月18日(光緒十五年)寫的日記,日記中的這位中國人名叫陳季同,正應邀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作演講。羅曼·羅蘭當時是高師學生,參加了這次演講會,爲我們留下了這段難得的記錄。 <br><br>  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歐洲,陳季同是最有影響的中國人之一。他用法文寫的書在法國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餘次),被譯成英、德、意、西、丹麥等多種文字,在歐洲産生廣泛影響;他被法國政府授予教育勳章,還成爲政治雜誌的封面人物;他頻繁出入歐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龍,應邀作各種講演,與德、法上層社會多所交遊。陳季同在歐洲的出色表現,寫下了晚清中西文化關係史的重要一頁。 <br><br>  <br>(一) <br><br><br>  陳季同(1852-1907),字敬如,號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67年考入洋務派官員左宗棠、沈葆楨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前學堂”學習“造船專業”。前學堂又名法文學堂,教師多爲法國人,陳季同每天聽的主要是用法文講授的自然科學和法國語言文學課程。他學習刻苦,資質亦佳,所以“歷經甄別,皆冠其曹”。1877年3月,陳季同與其他三十余名學生啓程赴歐洲學習,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歐留學生。在這些青年中,有後來著名的嚴複、馬建忠、劉步蟾、鄧世昌等。 <br><br>  當福建船政學堂的留學生來到歐洲時,他們已經接受了多年西學訓練,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環境。與大多數船政學生不同,陳季同並沒有進入英、法船廠或海軍學校學習有關造船、駕駛或其他自然科學,而是與馬建忠一起受命進入巴黎政治學堂(Eco le d e s sc ien ce s p o lit iq u e s),學習“公法律例”。清政府的用意在將二人培養爲精通國際政治的外交人材。當時政治學堂專業課程有十六種,陳、馬二人擇其要者學習了八種,另外又學習有關各國歷史及英文寫作等。除此之外,陳季同又在法律學堂(Eco le d e d ro it)攻讀,並獲得這個學校的學士學位,他後來對法律的研究和翻譯,應與這段經歷有關。陳季同在歐洲讀書的同時,開始在中國駐歐使館任翻譯。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風順。當時清朝使臣常被邀請出席各種慶典、閱兵、宮庭舞會和音樂會等活動,而出使大臣及參贊多不通外語,所以每每要由陳季同晉接酬應。陳的天性本就活潑開朗,興趣廣泛,且待人熱情,善於結交,因而他很受歐洲上層社會的歡迎,還與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誼。德意志皇帝弗雷德裏希三世(Frédér ic III)對這個年輕的中國外交官頗爲青睞,曾經邀請陳季同一同騎馬散步。二人在馬上討 <br><br>  論過社會科學、政治、經濟以及文學問題。弗雷德裏希三世當時傾向自由主義思想,陳季同與他的討論可以不受束縛地進行,二人自由交換對各種問題的意見。陳廣博的知識,一個東方人的獨特看法,加上流利的法語,贏得了弗雷德裏希三世的尊重。德國首相俾斯麥(O tto,Pr in ce Vo n Bism a rk,1815-1898)也是陳季同的朋友,陳在中法戰爭期間曾爭取到這位“鐵血宰相”的暗中支援。在與陳季同交往的歐洲政界人物中,法國政治家甘必大(Léo n G am b e tta,1838-1882)對他影響較大。這位第三共和國的締造者對年輕的中國外交官相當賞識,經常邀請陳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龍。他很願意傾聽陳對政治、哲學及文學發表見解。陳季同在甘必大的沙龍中,獲得了不少關於民主、共和的知識,這對他歸國後的一系列維新活動産生了明顯的影響。借助于甘必大的推許,陳季同在巴黎的其他沙龍裏也受到歡迎,他由此結識了衆多社會名流,其中既有政界人物如貝爾當(Jo seph Be r tran d)、特那爾(Le Baro n Thén a rd),也有經濟學家勒普來(Le Play),文學家拉畢什(La B ich e)等。 <br><br>  利用自己在歐洲政界廣泛的社會關係,陳季同在中俄伊犁問題和中法戰爭的交涉中,都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在歐洲社會活躍的表現,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歐洲人認爲:“因爲有了這個年輕翻譯的活動,中國才開始在外交上引起歐洲的關注”。可是陳季同在歐洲的外交活動的結局並不圓滿。1891年,由於私債糾紛,陳季同被清政府撤職,黯然回國。雖然次年他又被開復原職,但他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歐洲。 <br><br>  法國漢學家考狄(H. C o rd ie r)曾說:“我從未見過比陳季同更徹底地接受歐洲風格的中國人,實際上他對歐洲習俗的理解甚于他本國。”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歐洲外交生涯,陳季同確實深受歐洲文化、風俗的熏染,生活方式變得相當西化,他已完全融入了歐洲社會。但考狄只強調了陳季同接受歐洲影響的這個方面,而事實上,陳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說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讓西方公衆理解中國人的觀點,改變他們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 <br><br>  <br>(二) <br><br><br>  作爲一名外交官,陳季同雖然黯然離歐,但是作爲一個作家,他的著作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長久地留在了歐洲。從1884年發表第一篇西文作品開始,到1904年最後一部著作出版,20年間,陳季同以Tch en g-K i-To n g這一西文拼寫在西方文壇聲名鵲起。在清末文人中,沒有人比陳季同在西方更出名。 <br><br>  陳季同一生用法文寫作了八部作品,分別是《中國人自畫像》(1884)、《中國人的戲劇》(1886)、《中國故事集》(1889)、《中國的娛樂》(1890)、《黃衫客傳奇》(1890)、《巴黎人》(1891)、《吾國》(1892)、《英勇的愛》(1904)。除了最後一種外,其他著作都在巴黎初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戲劇》的著作權存在爭議,起因是一個名叫蒙弟翁(Fo u cau lt d e M o n d io n)的法國記者聲稱這兩部書出自他的筆下,陳季同沒寫一個字。這樁公案在1892年的法國報界引起不小的波瀾,但當時多數法國人並不相信蒙弟翁的聲明。據筆者研究,這兩部書應是陳、蒙二人合著。 <br><br>  1884年7月,《中國人自畫像》在巴黎出版,時值中法戰爭,法國公衆對於中國因缺乏瞭解而充滿敵意。此書將一個文化悠久、風景如畫、飄溢著清茶芬芳的東方古國直接展現給法國讀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對現實中國的偏見。書出版後引起轟動,年內再版五次,兩年內已印至第11版。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因此授予陳季同“一級國民教育勳章”(la p a lm e d e lin stru c t io n pu b liq u e),表彰他所做出的文化貢獻。不只是《中國人自畫像》一本書,陳的其他著作在中西文化關係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人的戲劇》的副標題是《比較風俗研究》,作者通過中西戲劇的比較,試圖揭示兩種文明的差異。書中提出,中國戲劇是大衆化的平民藝術,不是西方那種達官顯貴附庸風雅的藝術。在表現方式上,中國戲劇是“虛化”的(dém a tér ia lise r),能給觀衆極大的幻想空間,西方戲劇則較爲寫實。筆者認爲這是中國人的第一部中西比較文學著作,也是中國人以西方方式論述中國戲劇的第一部著作。《中國故事集》選譯了《聊齋志異》中的26個故事,是蒲松齡這部名著的第一個法譯本。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在一篇書評中稱此書“比以前所有同類翻譯都要忠實得多”。《黃衫客傳奇》取材于唐 <br><br>  傳奇中的名篇《霍小玉傳》,但作者做了很多加工,將其改寫爲一部歐式長篇小說。在陳季同之前,還沒有中國人做過類似的嘗試。 <br><br>  陳季同的法文著作文體多樣,既有散文、隨感,也有小說、戲劇。作者敍事生動有致,議論熱烈犀利,文字上具有風趣幽默的特點。這些著作的內容涉及廣泛,雖不易簡單歸類,但主要還是以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和社會風俗,宣揚傳統道德倫理,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爲主。 <br><br>  <br>(三) <br><br><br>  19世紀是歐洲在科學上取得巨大進步的時代,工業革命、社會革命席捲英國及歐洲大陸,歐洲人的生活質量在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資產階級爲了打開國際市場,進行世界範圍的殖民運動,這一切極大地增強了歐洲人的自信。“歐洲中心”成爲他們審視其他文化的基本態度。與歐美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生機勃勃相比,清帝國已過了它的極盛期,開始走下坡路,在軍事、經濟等物質文明領域已明顯地落後於歐洲列強。但大清帝國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數人對於自己國家在世界上的現實處境懵然無知,還沈醉在中央帝國的虛幻優越感中。當兩個世界發生衝突時,中國在軍事、經濟、政治上的虛弱朽敗便暴露無遺,失敗的結局在多數情況下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此時,18世紀歐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國烏托邦被堅船利炮擊得粉碎,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急劇轉變,“人們普遍認爲中華民族是一個腐朽的、道德敗壞的民族;中國人絕對的邪惡、殘酷,在各方面都已墮落。”這成了當時歐洲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歐洲思想家抛棄了中國實行“開明君主專制”的烏托邦,轉而接受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甚至幾千年來都沒有變化的觀念。實際上,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西方在科學和社會上的巨大進步也是 <br><br>  最近才發生的事情。更爲驚人的轉變是,中國從原來文明燦爛的民族,一變而爲一個“未開化”的蠻族。當時“未開化”(或“野蠻”)這個詞成爲形容中國的套話,如英國《笨拙》(Pu n ch)雜誌1858年4月10日刊登的名爲《一首爲廣州寫的歌》中,用“殘酷”、“頑固”、“狡猾”、“膽小”、“流氓”、“混蛋”等貶義詞醜化中國人,即使抛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背景,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明顯的蔑視和敵意,以及隨著工業的發展和海外領土的擴張而産生的自我優越感。 <br><br>  由於長年生活在歐洲,陳季同對此感受最爲強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成爲他作品中的一個主題。在陳季同的著作中,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憤懣情緒,每當提到歐洲人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時,陳季同都會義憤填膺,不厭其煩地加以反駁。這種憤懣情緒在《中國人自畫像》、《巴黎人》、《吾國》、《中國的娛樂》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以致於“憤懣—反駁”成爲陳季同的一種寫作方式和思維模式,貫串於這幾部作品之中。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使西方人瞭解真正的中國,成爲他寫作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 <br><br>  陳季同利用一切機會試圖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他的出發點是基於一個中國人對這些偏見的憤懣,但有時表現得矯枉過正,這一點他自己也有意識。在《中國人自畫像》的序言中,他寫道:“如果受主題的影響,有時候我對祖國表示出我的偏愛,我要先向所有熱愛祖國的人們請求原諒。”歐洲公衆並沒有責備陳的這種“名正言順”的“偏愛”,他的著作大都能暢銷,受到讀者歡迎,《中國人的自畫像》再版十幾次,對於破除歐洲人的偏見起到很大作用。後人評價說:“在中法戰後,黑旗軍遺留在法國人的腦海中,一種極恐怖的印象,陳季同將軍來調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兇暴海盜之外,還有茶香之間可愛的中國人。於是乎大家就滿意”。 <br><br>  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時,陳季同也在試圖建構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一個對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國。他期望用這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來替代原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一種極恐怖的印象”。在陳的筆下,中國成了一個烏托邦,幾乎沒有痛苦、醜惡,有的只是美德和快樂,一切都令歐洲讀者悠然神往。實際上,陳季同在有意無意之間把中國的現實和傳統混爲一談,把理想的、而非現實的中國描繪給歐洲讀者。 <br><br>  比較是精神的習慣。每一個人在思想的時候都離不開比較,否則就無法區分事物,也無法認識事物的特性。比較對陳季同來說尤爲重要。因爲他一生處於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經常會在精神上遇到兩種文化的衝突,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將雙方加以對比,品評高下,決定取捨,久之,中西文化比較成了他的一種思維習慣和癖好。由於陳的著作致力於使歐洲人瞭解中國人的風俗,爲了讓西方讀者理解這一遙遠、陌生的東方古國,需要用西方人易於領會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詮釋,這時候只有比較才有說服力。陳季同在《中國的戲劇》中稱自己所進行的是“比較風俗研究”,這種方法貫穿于他的西文著作之中。無論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層問題,還是涉及兩個民族、兩種文明的深層次問題,“比較風俗研究”都促使陳季同在一種更廣闊的視野中進行新的思考。由於陳的外交官身份和讓西方人理解中國風俗的寫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經常站在“抑西揚中”的立場上發言。但我們也應承認,“比較風俗研究”方法的不斷運用,使陳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他在文章中已開始反思中國的社會問題,有時甚至會爲中國的缺陷而自責,儘管這種時候還很少見。畢竟,比較使人清醒。毫無疑問,陳季同偏愛中國文明,他在比較“地 <br><br>  求對立兩級的”東西方文明時認爲:“你們的較爲狂熱、激烈;我們的較爲平靜,與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度相稱”。他還是爲自己屬於一個古老國家而自豪的。而十幾年在西方的生活,親見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華帝國的氣象則要沈悶許多,他對東西兩種文明孰優孰劣很是困惑:“在許多事情上,我們兩種文明是相反的:我們的想法和行動都不同於歐洲人。這是好還是壞?我不知道,只有未來能做出裁決”。這種困惑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對中國現實狀態的清醒,是一種擺脫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虛驕自大情緒的危機意識。 <br><br>  陳季同這位晚清外交官在歐洲的經歷,爲中西文化關係史留下了重要的遺産。他是歷史上第一個用西文創作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人。據筆者所知,在陳季同之前,歐洲還沒有出版過中國人用西文寫的書,陳季同是第一個出版西文著作並獲轟動影響的中國人。他的多種法文著作將中國文化、文學直接傳播給西方讀者,很多內容是首次翻譯、介紹到西方,因而陳季同在中學西傳中擔當了重要角色,而此前,這樣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擔當的。對於陳季同的關注,將拓展我們審視晚清乃至20世紀中西文化關係的傳統目光,即在西學東漸或西化的大勢中看到另一種反方向的運動——中學西傳的潮流。這一反方向的運動並沒有因爲西風西雨的強力侵襲而減弱,相反卻得到了加強。陳季同之後,辜鴻銘、林語堂等人的出現,就是這種加強的明證。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沒有單純的輸出方和輸入方,這一簡單的道理卻常常被我們忽視。<br>
李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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