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經貿關係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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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經貿關係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

文章胡鞍鋼 » 2005-10-22, 08:00

中日經貿關係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 <br><br>胡鞍鋼/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br><br>  2002-07-08<br><br>  進入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有兩大重要潛在驅動力量:一是經濟全球化,包括商品和服務的貿易,資本的國際流動,以及全球環境問題;二是經濟區域化,包括地區國際合作,貿易自由區,共用通訊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打擊跨國犯罪以及區域環境問題。這既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也加快了各區域經濟重新分工、整合與一體化進程;既能帶來新的機會,又能產生新的或更大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就需要在未來進行重大的制度變革,在超國家層面上進行有利於各國經濟發展和這一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建設。<br><br>  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經濟大國,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21世紀亞洲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區域化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領導作用。隨著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日本國內開展格外令人關注的大辯論,其中中國發展對日本是"威脅論"的呼聲甚囂塵上,特別是對日本的製造業構成嚴重威脅,已經引起日本產業"空洞化"。到底中國經濟發展對"一衣帶水"的日本鄰邦是"好事"還是"壞事"?中國發展對發達國家的日本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日本近年來是否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本文對此進行分析,並提出中國與日本長期與近期合作的構想。我們認為,中日經濟崛起不僅促進兩國經濟貿易關係,而且促進東亞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並積極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br><br>  一、中日兩國國情比較<br><br>  1.中日兩國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br><br>  中日兩國處在不同的人均收入發展階段,日本的人均GNP 相當於中國人均GNP 的7倍。根據世界銀行(2001)的統計,1999年中國人均GNP (PPP )值為3350國際美元。在全世界20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127位,屬於下中等收入國家組(該收入組平均數為2450國際美元)。日本的人均GNP (PPP )值為25170國際美元。在全世界排在第15位,屬於高收入國家組(該收入組平均數為25690國際美元)。<br><br>  中國仍屬於農業勞動力為主、農村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日本屬於工業化、城市化程度相當高的發達國家。1999年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為68%,而日本的農村人口僅占其總人口的21%;1998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的47%,而日本這一比重僅為5%.<br><br>  中國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準國家組,日本已經屬於高人類發展水準國家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發佈的《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表明,從人類發展指數(HDI )看,1999年日本在174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為第9位,其HDI 指數為0.928,其中人均壽命為80.8歲,綜合毛入學率為82%.同年,中國在全世界的排名為第87位,其HDI 指數為0.718,其中人均壽命為70.2歲,綜合毛入學率為73%.<br><br>  目前,中國的多項發展指標僅相當於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的水準。比如2000年中國農業部門占GDP 比重為15.9%,相當於日本1959年的水準;2000年中國的城市居民恩格爾係數在為39.2%,而日本1965年的城市居民恩格爾係數就已經達到38.8%;目前中國人均電力消費水準,還低於日本1960年的人均水準;其他人類發展指標,如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目前中國也只相當於日本在60年代的水準。<br><br>  以上資料表明,中國與日本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基本國情差異甚大。這種差異是發展的差異,在一定條件下也會成為兩國經濟發展與貿易增長的有利因素。<br><br>  2、如何正確認識"真正的中國"<br><br>  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呢?許多到過中國的外國人士包括政治家、商人、旅遊者是迷惑不解的。常常在問,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僅僅到過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這很難認識中國的真正面貌。<br><br>  我把真正的中國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一個中國四個世界"、"一個中國四種社會"。所謂"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是指過去50年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居民的兩種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和財政轉移制度,以及兩種差異甚大的生活方式。這"兩種制度"的設計安排和延續,不僅是導致城鄉居民不僅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也是導致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準差距懸殊的根本性制度原因。例如,目前我國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數量的三分之二,但是,政府的財政支出直接用於農村人口的比重只有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間。<br><br>  所謂"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是指中國發展不平衡性在各個地區中的反映。我們根據世界銀行劃分四個不同收入組,按照人均GDP (實際購買力平價PPP )計算,把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放在世界206個國家和地區中,發現第一世界是指已經進入世界高收入組的地區,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個城市,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世界上中等收入組的地區,如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下中等收入水準的地區,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低收入水準的地區,主要分佈在中西部的貧困地區,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一半。根據我們對國際比較的研究發現,中國是世界上地區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即使在一個省份中,其內部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br><br>  所謂"一個中國四種社會"首先是一個農業社會。至今,我國農業勞動力占全國總就業人數比重仍占50%,這一數字相當於1870年美國、法國、德國的農業人口比重水準。第二是工業社會(包括建築業),其勞動人數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23%;第三是傳統服務業社會,其就業比重為22%;第四是知識社會,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險及其政府等,其就業比重占全國就業人數的5%.<br><br>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的基本國情體現出了發展的多樣性、地區的差異性和多種不平衡性並存等特點,具體體現在巨大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社會差距。儘管中國在過去20多年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並沒有根本改變,實際上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今後還應長期處在這一階段。<br><br>  二、中日兩國各類戰略資源與比較優勢比較<br><br>  1.兩國戰略資源各有優劣,但具有較強的互補性<br><br>  為了能夠認識中日兩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優勢與發展劣勢,我們需要提出戰略資源的分析方法。我們大體上把與經濟貿易關係密切相關的戰略資源分為: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本資源,知識技術資源,國際資源五類。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得出幾點結論:<br><br>  (1)中國在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本方面要明顯強於日本。<br><br>  中國是世界上人力資本最豐富的國家,也是中國各類戰略資源中最具實力的資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提高到2000年的70.15%;同期15-64歲人口年增長率為1.97%,高於人口年增長率;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由1982年的4.61年提高到2000年的7.11年,增加了54%;總人力資本(指15-64歲人口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的乘積)由1982年的28.8億年提高到2000年的63.14億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人口轉變因素(15-64歲人口增長)貢獻為45.2%,教育水準提高因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增長)貢獻為54.8%.中國總人力資本占世界總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1999年24.0%,相當於日本的7.3倍,美國的2.8倍。這表明,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而且也是世界上人力資本總量第一大國,這是中國最大的戰略資源優勢。<br><br>  中國是世界上的自然資源大國,實際利用主要自然資源居於世界第二位。首先電力使用占世界比重明顯提高,由1980年的3.15%提高到1998年8.39%,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的電力使用占世界比重為7.29%略低於中國;其次中國商業能源占世界比重有所提高,由1980年的8.18%提高到1998年11.8%,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為5.46%,相當於中國的一半左右;中國農業種植面積占世界比重不斷下降,由1980年的17.01%下降到1998年13.52%,居世界第二位,低於印度。而日本僅為0.3%,是中國的四十五分之一。中國總體自然資源1975年占世界的8.54%,到1998年為9.88%,在可使用主要自然資源中排世界第二,居美國之後(為15.85%),是日本(為3.48%)的3倍。<br><br>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人口占世界比重高於自然資源占世界比重,人均自然資源佔有量和使用量低於世界人均水準,是不具有比較優勢。<br><br>  (2)中國在資本資源方面要高於日本。中國資本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迅速上升,還有提高的潛力。在改革初期中國資本資源相對短缺,1980年國內投資額占世界總量的4.4%,沒有外國直接投資(FDI ),也缺少資本市場,因而資本資源占世界總量僅有1.276%.隨著對外開放和發展金融市場,這一比重在1990年上升為3.87%,1998年達到9.4%.同年中國國內投資額占世界總量比重(為17.59%)已高於日本(為10.09%)。這是因為中國基本上屬於FDI的淨流入國,而日本則幾乎是FDI 的淨流出國。但中國資本市場(指股票市場市值)占世界比重(為0.84%)遠低於日本(為9.09%)。總體看來,中國資本資源占世界比重(為9.4%)是日本(為6.9%)的1.4倍。<br><br>  (3)日本在知識技術資源與國際資源要明顯強於中國。中國知識技術資源十分匱乏,日本相當於中國的近8倍。1980年中國知識技術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只有0.79%,90年代由於網際網路、移動電話迅速增長導致中國知識技術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提高到1.85%,而日本則高達14.7%.其中中國知識創新能力(指科學論文數比重)十分低下,1997年僅為1.77%,而日本則為8.56%,是中國的5倍。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指本國居民申請專利數比重)也十分低下,僅為1.6%,而日本則為44.05%,是中國的27.5倍。<br><br>  中國利用國際資源方面能力相當小,日本相當於中國的4.8倍。中國利用國際資源占世界比重很小,1980年僅為0.59%,到1998年提高為1.83%,而日本利用國際資源占世界的8.80%。儘管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貿易,中國占世界比重還比較低只有2.5-3.0%之間;中國版權和專利收入、支出不足世界總量1%.說明中國既不是軟體技術輸出大國,也不是軟體技術輸入大國,沒有能夠充分利用開放環境,有效吸收全球技術,特別是軟體技術和知識資訊。<br><br>  上述中日兩國資源稟賦各不相同,形成不同資源的比較優勢,有利於雙方通過進出口貿易獲取比較利益。這是貿易雙贏的條件和基礎。<br><br>  2.中日兩國具有不同產品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br><br>  筆者利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際經濟資料庫計算了中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進出口顯示的比較優勢,研究表明:<br><br>  在進口方面,日本充分發揮了農業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係數分別為1.950和2.027;與之相比,中國的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明顯(為1.170),而在農業密集產品進口、勞動密集產品進口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方面都要低於日本和美國的水準。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中國在進口方面實行的是"半保護"和"半開放"的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國進口緊缺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的發揮。<br><br>  在出口方面,中國在勞動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係數(為3.561)遠高於日本和美國;農業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係數(為1.023)略低於美國(為1.094),但遠高於日本(為0.0862);礦產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係數(為0.549)略高於日本(為0.1794)和美國(為0.3535)。日本在資本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係數(為1.488),略高於美國(為1.197)遠高於中國(為0.5358)。<br><br>  總之,通過對中日兩國顯示比較優勢係數的研究,我們發現日本在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上的比較優勢係數呈下降趨勢,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這一領域幾乎不再具有比較優勢(見表5)。另外在農業密集產品出口和礦產密集產品出口方面幾乎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資本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係數是呈上升趨勢的。而中國則在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另外,與日本相比中國還在農業密集產品出口方面具有一些比較優勢。<br><br>  三、中日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大於競爭<br><br>  1.日本競爭力明顯高於中國競爭力國家競爭力的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即能夠生產適應市場檢驗且擴大國民收入的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或程度。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200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將競爭力劃分為兩類:一是現實競爭力指數(the currentcompetitiveness ),是指按人均GDP 水準所衡量的現實生產率和現實經濟運行狀況;二是增長競爭指數(the 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該指標包括經濟創新力指數,用來衡量有效的創新或有效的技術轉移;金融指數(相關,行情),用儲蓄率和投資率來衡量有效率的金融體制;國際指數,用來衡量與其他國家經濟一體化的程度。<br><br>  根據《200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統計結果:中國的增長競爭力排序由1999年的第32位,下降到2000年的第41位;同時,日本的增長競爭力排序也由第14位,下降到第21位。中國的現實增長率指數排序由1999年的第49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44位,而日本的現實增長率指數排序一直處在第14位。這表明,中國不僅在人均收入水準方面低於日本,而且在國家競爭力方面始終低於日本的水準,並且與日本不處在同一個競爭層次上。<br><br>  從市場競爭力角度看,中日兩國之間也是比較弱,主要是與處在同等發展水準的東盟國家構成競爭關係。根據C •H •Kwan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市場,中國與日本的競爭關係從1990年的3.0%上升為2000年16.3%.同時,中國與印尼在美國市場的競爭程度從1990年到2000年一直在80%以上,2000年為82.8%.而泰國與中國的競爭程度在2000年也達到了65.4%,其他如臺灣、馬來西亞、菲律賓與與中國的競爭程度在2000年也已接近50%.由此可見,雖然在美國市場中國與日本的競爭關係是上升的,但是總體來看,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程度,還要明顯高於與日本的競爭程度。<br><br>  2.中日兩國產業分工十分明顯:中低技術產品與高技術產品按照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這種產業所生產的產品又是低附加值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而日本在資本密集型、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具有較大優勢,這些產業所生產的產品多是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技術含量的產品。而在中等技術含量的產品領域,如家電領域,中國和日本則有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br><br>  對每種產品而言,其綜合水準的指標(即所謂的產品綜合指數(相關,行情))可以用其出口國的人均GDP 的加權平均值來表示,以其各自的全球出口份額作為權重。因為一般看來,低收入國家出口的產品大多是低附加值的產品;而高收入國家出口的產品大多是高附加值的產品。<br><br>  C •H •Kwan的研究同時表明:在美國市場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競爭名義競合部分從1990年的3%,逐步擴大為2000年的16%。在2000年的實際競合部分是10%。可見,至少就美國市場而言,中日之間的競爭是加劇了;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出中日之間競爭的主要領域集中在中等技術產品上,高技術產品領域日本仍然佔有競爭優勢,而低技術產品領域中國則佔據競爭優勢。<br><br>  另外,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1999年),日本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額為1048億美元,占其製造業出口總額的27%;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額為296億美元,占其製造業出口總額的17%.日本這一比重比中國高出10個百分點,由於日本是世界製成品出口大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相當於中國的確3.5倍。總之,中日兩國仍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在資源稟賦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即中國的人力資本豐富,而日本的知識技術資源豐富。不同的發展水準和資源稟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兩國的不同領域競爭優勢,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具有競爭優勢,而日本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具有競爭優勢,兩國在中等技術產品領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總的來看,日本國際競爭力大於中國競爭力;與此同時中日兩國在經濟、產業、貿易等方面互補性大於競爭性,合作領域多於競爭領域。<br><br>  四、日本正經歷產業升級,而不是產業空洞化<br><br>  "產業空洞化"(Hollowing-Out)是指由於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導致母國國內製造業部門的生產與就業大幅減少、競爭力下降、結構性失業增加等較嚴重經濟問題的一種經濟現象。<br><br>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發展,龐大的國內市場吸引著全世界的製造業,其中對日本製造產業的分與分轉移極具吸引力,已引起日本各界的高度關注。在日本國內有不少人認為,日本製造業因為陸續向中國大陸與其他亞洲國家轉移,引起本國產業空洞化的現象,導致了諸如失業增加等社會問題。<br><br>  日本國內真的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現象嗎?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日本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正經歷著產業升級過程,所不同的是日本沒有發生"產業空洞化",仍然是世界上的製造業大國和製成品出口大國。通過世界銀行發佈的《2000世界發展指標》,我們發現:<br><br>  1、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製造業占GDP 比重有所下降,但明顯高於發達國家水準。在產出結構方面,日本在製造業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從198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24%;同期相比,美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則從22%下降到18%;1998年高收入國家這一比重為21%.<br><br>  這實際上與這一時期各國在進行產業調整相關。從1980年和1998年的統計資料表明,服務業增加值在各國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是明顯上升的。日本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從1980年的54%上升到1998年的61%;同期相比中國的服務業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也從21%上升到33%;美國的服務業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則從64%上升到72%;高收入國家由59%上升為65%.<br><br>  2.日本製成品占出口總額比重幾乎沒有下降,並且明顯高於發達國家水準。商品出口結構方面,日本在製成品占出口總量的百分比從1980年的95%下降到1998年的94%;同期相比美國的製成品占出口總量的百分比則從66%上升到82%;中國的製成品占出口總量的百分比在1998年也達到87%。雖然,同1980年相比,日本製成品占出口總量的百分比在1998年下降了一個百分點,但是還是高於中國、美國、韓國(為91%)以及高收入國家(為82%)製成品占出口總量的百分比,仍然排在世界第一位。<br><br>  在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出口方面,日本在製成品貨物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96.1%下降到1998年的94.2%;同期相比美國的製成品貨物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則從73.9%上升到81.3%;歐盟的製成品貨物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則從83.8%下降到83.4%;高收入OECD國家的製成品貨物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則從80.9%上升到82.3%。雖然,同期相比日本在製成品貨物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是還是高於美國、歐盟以及高收入OECD國家。<br><br>  3.日本在製成品貨物占進口總額的比重在上升,但遠低於發達國家水準。由於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業分工,引起發展中國家向高收入國家出口中製成品比重越來越大。商品進口結構方面,日本在製成品占進口總量的百分比從1980年的19%上升到1998年的57%;同期相比美國的製成品占進口總量的百分比則從50%上升到81%;高收入國家的製成品占進口總量的百分比則從53%上升到78%。中國的製成品占進口總量的百分比在1998年也達到81%。<br><br>  另外,在從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進口方面,日本在製成品貨物占進口總額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2.15%上升到1998年的50.4%;同期相比美國的製成品貨物占進口總額的百分比則從47.4%上升到74.9%;歐盟的製成品貨物占進口總額的百分比則從38.7%上升到60.6%;高收入OECD國家的製成品貨物占進口總額的百分比則從39.6%上升到65.6%。可見日本製成品占進口總量的百分比低於中國、美國以及高收入國家。這與日本的國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較低是密切相關的。<br><br>  4.中國已成為日本企業海外投資首選地。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對日本2567家企業進行的"為迎接21世紀日本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戰略的現狀和前景"的調查顯示:2002年-2004年將增加海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占49.1%.日本經產省今年2月公佈了一項關於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的調查報告。其結果顯示,平均每7家製造業企業中有1家在過去數年間向海外轉移生產,轉移的地區近80%在亞洲,其中40%的企業選擇了中國。調查同時表明,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中占80%的是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和加工業;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產廠家,為在當地進行組裝加工的母公司或為相關客戶提供配套產品和散裝零部件。日本的研究開發部門向亞洲地區轉移的幾乎沒有。<br><br>  這說明,日本近年來向國外特別是向中國轉移生產和投資是正常的市場性行為,以便降低勞動成本和交易成本。近年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這與其國內市場開放程度較低,生產成本過高有關。而日本製造業向境外轉移包括向中國轉移的主要目的是進行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br><br>  五、崛起的中國對日本意味著巨大的發展機會<br><br>  從一個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看,大體經歷了成長期、迅速成長期(經濟起飛期)、經濟成熟期(經濟強盛期)、停滯期和衰落期。日本於20世紀二次大戰後進入經濟起飛期,80年代進入經濟強盛期,90年代進入經濟停滯期。日本是否進入衰落期還取決於對內的制度改革與對外的市場開放。相比而言,中國先後經歷了經濟成長期(1949-1978年),經濟起飛期(1978-2020年),我們估計2020年以後將進入經濟強盛期。21世紀中國崛起將成為人類發展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趨勢。對此始終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起威脅鄰國或其他國家;二是"中國機會論",即中國發展也為世界和其他國家帶來新的機會。<br><br>  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1997)一書曾指出:中國的經濟崛起為世界發展帶來機會,就如同美國在19世紀,日本在20世紀的經濟起飛一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的驅動力之一。並在該書中明確提出:"到中國去投資,分享中國收益的增長。"<br><br>  這份報告估計,到2020年左右,中國出口總額將達到世界總量的10%左右,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這也反映了中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巨大進展。<br><br>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經濟國際化,對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br><br>  首先,中國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對這些產品的進口增長率至少要比平均進口總額增長率高出2到2.5個百分點。<br><br>  第二,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出口增長可以滿足發達工業化國家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巨大需求。<br><br>  第三,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展,工業化國家會將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移到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巨大市場、飛速發展的中國。實際上早在1975年,工業化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人數就呈明顯下降趨勢。<br><br>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製造業國,預計在2005年成為全球第三大製造業國,居美國、日本之後。根據法國百富勤2002年4月11日最新報告,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投資的重點地區;全球500強公司中有80%的公司已經進駐中國;到2001年,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累計已達到4930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國。<br><br>  中國製造業具有5大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巨大的國內市場;強有力的政府支持與指導;擁有數量較大的海外華人和海外留學生。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努力促進沿海城市地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積極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採用新的稅制,積極支持企業研究與開發;大力發展各類教育及培訓;進一步消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壁壘。<br><br>  總之,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持續的經濟國際化進程,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是機遇而不是威脅,對日本而言自然也不例外。隨著中國在加入WTO 之後,市場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擴大,中國將會對世界經濟作出更大貢獻。<br><br>  六、中日近期與長期經貿合作的設想<br><br>  中日兩國在資源方面有著較強的互補性,中國擁有數量眾多、價格低廉、品質較高的勞動力資源;而日本則擁有豐富的知識技術資源與國際資源。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對雙方都是有益的。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了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時,一個經濟崛起的中國也為亞洲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與勞動力供給;中日兩國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也推動了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br><br>  1.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五步設想<br><br>  實際上在過去十年,在市場驅動模式下東北亞及東亞地區各國經濟一體化進程迅速加快。現在有必要建立制度驅動模式來進一步推動本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即建立具有正式規則的自由貿易區協定(FTA )。<br><br>  FTA 被視為一個超國家層次的制度建設,它有助於節約各國之間的交易成本,降低各國的市場風險,減少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規則,處理貿易衝突和爭端解決機制,這對亞洲各國都是有益的。這也遠比依靠自發性的市場驅動模式更有利於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br><br>  中日經貿關係的加強推動了亞洲經濟的發展,同時亞洲穩定、和諧的經濟環境也會進一步促進中日之間經貿關係的深入。據世界銀行統計,1998年歐洲聯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區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355%和184%;不久的將來世界上將建立歐洲和美洲兩大自由貿易區。<br><br>  東亞作為當今世界經濟與貿易最為活躍的地區,長期以來一直處於相對鬆散的經濟組織狀態,至今尚未建立與歐美相匹配的自由貿易區,大大地制約了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自發性的市場驅動往往難以控制區域經濟糾紛與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沒有制度驅動而僅有市場驅動是不完善的、有缺欠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長期、有效的經濟合作能否順利、快速進行,最終取決於制度驅動。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以及2001年美國經濟衰退,全球經濟貿易大幅度下降,使得越來越多的東亞國家要求建立有明確組織機制與規則的經濟合作組織。<br><br>  對於如何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我認為要分五步走:第一,中國積極參加東盟自由貿易區(即1+10);第二,建立中國、日本、韓國和香港自由貿易區(即1+3);第三,在這兩大的基礎上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第四,吸收南亞各國,建立東亞與南亞自由貿易區;第五,參與和建立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br><br>  2.中國和日本作為亞洲地區兩個最大的經濟實體與貿易實體,有責任也有能力為亞洲自由貿易區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br><br>  (1)推動亞洲地區的金融合作,保持本國貨幣穩定,為實現區域性貨幣一體化創造條件。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很多亞洲國家的貨幣貶值,這破壞了亞洲貨幣的穩定性,也遏制了亞洲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br><br>  由於金融危機通常帶有地域因素,這就使得相鄰國家有很強的動力去去組建共同監管機制。另外,區域國家之間的政策對話,有助於他們通過資訊共用,及早發現潛在的危機,並且可以借助對話等健全各國的會計與審計準則、公示制度、管理合作、可信賴的評估機構來逐步執行共同的金融合作政策。在中國的倡議下,東亞13個經濟體先後召開了中央銀行副行長、行長及副財長會議。2000年經中方提議,東亞各國共同達成了"清邁倡議",這是東亞地區實現金融合作的第一步。此外,東盟國家還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 )的建議,希望建立地區金融支援機制,預防金融危機。<br><br>  1999年中日兩國的股票市值為2.83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10.29%,遠低於北美,特別是美國的股票市場(約占世界51.5%)。與日本相比,中國股票市場規模過小,因而直接受到美國股票市場的波動及影響,為了減少這些波動的風險,有必要建立區域性股票市場,鼓勵雙方進入不同市場,或在本區域內(中、日、韓、香港)直接參與其他市場投資。一旦該區域股票市場形成之後,可考慮逐漸擴大參與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br><br>  當然,在較短的時期內建立地區金融支援機制,尤其是實現區域性貨幣一體化是不現實的,但是可以積極創造條件,從雙邊、多邊對話、論壇逐漸過渡到政策協調。此外,鑒於東亞各國的金融管理水準還比較落後、證券市場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今後還可以考慮在培訓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有關管理人員方面進行合作。<br><br>  (2)促進地區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的發展。儘管烏拉圭回合使發達國家製成品貿易加權平均進口關稅下降了3.3%,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關稅仍然相對較高。發展中國家實際支出的平均關稅較發達國家要高出3倍。因此,我們希望日本履行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承諾,進一步削減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從中國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關稅。這也有助於這一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發展。<br><br>  (3)有利於維護東亞的地區安全,為解決區域爭端提供了一套解決機制。東亞許多國家之間大多存在歷史積怨,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信任。特別是多數東亞國家在歷史上深受日本侵略之害,而日本至今尚不能真正反省和道歉。這使得日本與東亞國家之間難以建立真正穩定的國家關係。目前日本的經濟實力在整體上雖然強大,但其經濟形勢卻長期走低。同時東亞國家也有和日本進行廣泛經濟合作的要求。借鑒歐洲的的經驗亞洲可以嘗試通過在東亞國家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等形式的經濟合作,來推動亞洲國家之間的和平進程。<br><br>  另外,隨著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加入WTO 以及一套完整的亞洲自由貿易協議的指定,將為這一地區的國家之間在經貿關係中,提供了一套爭端解決機制。<br><br>  3.中日近期的優先合作領域<br><br>  (1)推動兩國人力資源開發與科技的國際合作。<br><br>  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鼓勵專業人才的交流,逐漸取消中方專業人才到日本從事服務業的限制,積極吸引中方技術人員進行短期合作,為中方服務者的准入提供透明的非歧視的標準;積極允許中方建築工人利用建築施工合同的期間,進行短期的勞務輸出;鼓勵現代通信和網路技術的發展,允許中方人員的短期介入日本市場。鼓勵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br><br>  中日兩國政府資助和鼓勵民間學術交流、資訊交流和知識產權交流;為雙方人員提供訓練、培訓、交流平臺;在重大科研領域優先領域開展雙方合作,鼓勵聯合發表學術論文。<br><br>  中方將會予以積極配合日本政府嚴厲打擊非法移民的行動。同時,也希望日本政府增加中國對日本合法的勞務輸出。<br><br>  (2)與日本實現保護人類環境的"綠色合作"。中國和日本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其中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總量的12.8%,日本則占8.5%.<br><br>  按照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到2008年,最遲到2012年時,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減少5.2%,歐盟和日本分別減少8%和6%.<br><br>  中國雖然沒有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過去5年來中國因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幅度削減煤炭總產量,從1996年的14億噸減至目前的10億噸;與此同時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減了14-17%,中國政府已經準備到2005年再削減10%左右,到2010年可能減少20%.其中電力系統到2005年減少10.4%.<br><br>  根據日方專家提供的資料,減排一噸二氧化碳,大約需要400多美元,有的還更高,而在中國僅需要80美元。如果雙方能夠進行排汙權配額交易,即如果中國減排一定的量,日本就折算一個價碼給中國作為補償,日本就不一定減排了,就整個亞洲來說,中國多減排一些,日本就不一定減排或者少減排了,就是花錢買減排配額,使中國更有效率地去減排二氧化碳。這樣做對中日雙方都有好處,最有可能雙贏。同時還需要積極推動中日之間的能源與環保技術合作,並促使其產業化。<br><br>  (3)開放資訊製造業和服務業市場。目前中國資訊產業呈爆炸性增長,也出現了跳躍式發展趨勢。日本是世界資訊產品製造大國,與中國之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優先向日本開放資訊製造業,積極發展通信產品和資訊家電產品等世界性資訊產品的生產基地、物流配送基地;積極促進通信服務業的合作,大幅度降低國際通信資費,允許對方參股、委託經營、培訓人才,鼓勵優先實施電子商務和無紙化交易;建立資訊公共安全與認證系統;積極鼓勵對方參與中國資訊與通信基礎建設;宣導聯合建立電子社會,電子銀行、電子海關等。<br><br>  (4)開放旅遊業市場,促進旅遊區域合作,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中國已經將旅遊業視為未來中國發展的支柱產業。根據世界旅遊組織統計,世界旅遊業收入占世界總產值超過10%,世界旅遊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口總數超過12%.1999年中國旅遊業收入占GDP 比重不足5%,旅遊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不足2%.1999年中國接待的日本旅遊人數達185.52萬人,占中國接待旅遊人數的22%,是我國最大的入境遊客來源國家。開放旅遊業市場是加速發展旅遊業、規範旅遊業市場的重要舉措。中國開放旅遊市場首先是面向日本以及香港和韓國三大市場,從而帶動相關產業市場的開放和發展。例如,開放民用航空市場、民用航空快遞市場、民用航空支線和幹線市場,積極支援各方聯合生產中小型客機、運輸機;積極開發中小城市旅遊資源,特別是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多樣化的具有特色的旅遊業;促進各方通用航空業的發展,例如空中救災、航空勘探、航空旅遊、航展和飛行特級表演等。<br><br>除特別聲明外,本站不擁有文章版權。如引用,請注明原始出處。<br>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br>
胡鞍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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