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漢學: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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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漢學: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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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漢學: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及其研究 <br>〈出自世紀中國〉<br>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345<br> <br>  [摘要]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研究與傳統漢學在研究文本的構成要件方面有著相通之處。學科邊界不斷遊移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與範疇不斷擴展的“中國學”學科更是具有多元的吻合面。現已初具規模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學科有可能轉變爲一種關涉中國境內與海外互動關係的“有關中國的文學的學問”。因此,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及其研究實質上是一種漂泊的漢學型態。<br><br>  [關鍵字]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前景;漂動;漢學<br><br>  一<br><br>  漢學可分爲海外漢學和國內漢學兩類。現在學界通常所稱的漢學指的是海外漢學。海外漢學指産生於中國境外的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學問。國內漢學一般通稱國學,是産生於中國本土的有關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學術型態。<br><br>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因此,漢學是一門博大精深、內涵豐富的學問,也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它的研究物件及學科概念也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遷。漢學最初産生於明末清初,其核心內涵是訓詁學,主要工作是對各種古籍,包括諸子百家經典、十三經、佛經、道德經等進行疏解通義,並加以客觀的歷史評判和科學批判。因此,漢學這一學科門類實際上在17世紀就已在中國開始了。<br><br>  緊隨中國而開展這一學科活動的是日本。日本在17、18世紀開始出現漢學研究活動。在此之前,中國文化早已廣泛傳播於日本。日本也是中國文化在中國境外大範圍傳播的最早的國家。早在西元522年,佛教由中國傳入日本,中國的漢學典籍也隨之傳入日本。此後歷經日本的飛鳥奈良時代、平安時代、五山時代、江戶時代,到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漢學研究活動達到鼎盛階段,此時期,中國宋代的朱熹的“朱子哲學”甚至被尊爲“日本官方哲學”[1]。接著,漢學典籍在亞洲其他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如,在朝鮮,退溪哲學(朱子哲學在朝鮮的別稱)也被推崇至極高的地位,成爲一門顯學。<br><br>  在西方,漢學研究萌發於義大利旅行家所寫的《馬可波羅遊記》。此後,隨著1583年耶穌會入華傳教,衆多的傳教士開創了漢學研究的新局面。這些傳教士熟讀中國經書,能夠熟練地使用中文寫作。到1800年止,共著有中文著作760多部,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利瑪竇,他著有24部中文著作,其中有13部收入《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存目》。這一時期(西方漢學家稱爲“古漢學時期”)成爲歐洲漢學的奠基時期。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科學院於1741年聘伊拉里昂•囉索欣爲漢學教師,掀開了俄羅斯漢學研究的序幕,到清康熙年間,俄羅斯的駐華東正教團已經開始在華積極開展漢學研究。俄國取得較高成就的漢學家是阿列克謝耶夫。1814年,法國的法蘭西學院開設了漢語講座,設漢學教授席位,其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法蘭西學院使漢學在西方教育體制中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後經過儒蓮、沙畹、微席、伯希和等幾代漢學家的努力,到二十世紀,法國漢學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爲西方漢學的領軍者。英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了漢學研究,先後有倫敦大學學院、牛津大學、康橋大學等設立了漢學教席。在荷蘭,1875年,萊頓大學設立了漢學席位,1890年,漢學家考狄創立了西方第一份漢學專業刊物《通報》。瑞典的漢學研究源於十九世紀末,斯文•赫定的中國西部探險;而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就任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教授意味著瑞典漢學的登堂入室。在德國,1912年,腓特烈•威廉帝國大學成立了漢學研究所,設立了漢學教授席位,此後,德國漢學得到了飛速發展。德國漢學家衛禮賢曾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他創辦的法蘭克福“中國學社”及其在北平輔仁大學創辦的《華裔學志》影響很大。美國的漢學研究源於1840年後的新教入華傳教。新教傳教士衛蘭畏從中國回到美國後創立了耶魯大學漢學系,宣告了美國漢學研究的正式開始。此後,到20世紀,哈佛大學又創辦了卓有成就和影響的漢學研究機構“哈佛燕京學社”。<br><br>  國外漢學對中國學界乃至文化界産生了重要影響。“在一定意義而言,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産生與西方近現代漢學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近現代學術之建立是中國本土學者與漢學家們互動的結果。”[2]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任教時,即借鑒歐洲漢學和東方學的研究方法,講授所教課程。而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和李方桂則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啓發,研究方法從傳統的注經、訓詁的“小學”,轉向現代語言學方法。1980年代以來,海外漢學著作被大量引進中國,其中由外文譯成中文者即有200多種。海外漢學與中國國學的對話日益頻繁,兩者的互動與交流對國際合作、世界的和平發展的作用,也伴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而提升、彰顯。<br><br>  二<br><br>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最初階段是以“台港文學研究”命名的,後來又吸收了對海外華文文學以及澳門文學的研究,成爲第二個階段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現在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可以說是該學科的第三個階段。<br><br>  中國大陸學者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年,暨南大學中文系曾敏之先生在廣州《花城》雜誌創刊號發表了論文《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這是中國大陸第一篇真正有意識地關注、研究中國海外華文文學的論文。從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史的角度來說,目前看來,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有意識地、系統地將中國海外華文文學作爲一個整體學科來加以論述的文章。該學科的初始形態——台港文學研究是作爲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邊緣子學科出場的。它出場的歷史語境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大陸人對未知的、睽隔已久的台港同胞生活狀態的探知渴望。1982年6月,學科同仁在廣州暨南大學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台港文學研討會”。此後,這種界內同好發起的學術研討會形成了每兩年召開一次的定規,規模也逐漸由全國性研討會擴大爲國際研討會。隨著海外華僑華人人數的增加,華僑華人的海外生存狀態也逐漸爲國內外學者所重視,他們的文學創作作爲其生活世界的反映,便進入國內、海外人士研究的視野。1986年,在深圳大學舉行的第三屆台港文學學科研討會,由於有衆多的海外華人作家、學者前來參加,主辦者因勢利導,將會議命名爲“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這一命名強調了台港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差異性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性。1988年,該學科的第四屆研討會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會議名稱仍爲“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1991年,第五屆研討會在廣東中山市舉行,在這次研討會上,有澳門的五位代表參加並提交有關澳門文學的論文,會議由此更名爲“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3]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展從此進入了第二階段,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與台港澳文學研究並列,組合成了新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該學科第三階段的命名的歷史語境是文化全球化的大趨勢,順應這種歷史語境,於是有了2002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在廣州暨南大學的成立。“世界華文文學”這一學科的第三階段命名雖然容易使人産生誤解,但它實際上採用的是中國大陸約定俗成的說法,即世界文學指的是中國海外文學,正如“東方文學”實際上指的是除中國外的亞非拉文學一樣。這一點,在不瞭解中國1990年代前學術背景的學者看來,可能會覺得在邏輯上難以接受。這也正是中國境內學者與境外學者爭論的聚結所在。“世界華文文學”這一學科命名所界定的研究物件仍然主要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創作的華文作家作品。深入一步講,就是無論是華人血統還是非華人血統,只要是在中國海外用華文創作的文學作品,都在該學科的學術範圍之內。這樣,該學科的研究範疇又得以再次擴展。但是,隨著海外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移民的成長、成熟,非華文的華人創作已逐漸增多,對這類創作的研究也逐步開展起來。比如,近幾年來,對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其研究物件既包括美國華裔作家創作的中文作品,也包括他(她)們創作的英文作品,如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黃玉雪(Jade Snow Wong,1922--)的《華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等。而此類研究者中不乏“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業內人士。但海外華裔作家創作的非華語作品,已非“華文文學”的內涵所能覆蓋,因此,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範疇還有繼續擴容的趨勢。當下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實際上正在向“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的方向邁進,“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學科的研究物件不只包括海外華文作品(既包括華人的華語創作,又包括外國人的華語創作),也包括海外華人作品(既包括華裔作家們的華語創作,也包括他們的非華語創作),還應包括海外作家的“歸陸創作”(即海外華人作家在中國大陸的創作)。<br><br>  由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該學科是一門不斷擴充容量、漂動遊移但又有著強勁的定力的社會科學。<br><br>  三<br><br>  世界華文文學和國際漢學都側重於“世界性”和“國際性”,兩者都強調本學科的研究物件或研究者居於中國境外的地域性,或者強調自身的全球性。此外,世界華文文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在中國海外、台港澳創作的漢語言文學,從這一點看來,與“國際漢學”所研究的以漢語言爲載體的典籍文本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如明末清初,客居日本的明遺民詩人朱舜水在日本創作的漢語詩文,毫無疑問是屬於海外華文文學的範疇,而日本學界對朱舜水的研究,又毫無疑問是屬於漢學研究的領域。而另如古朝鮮樸趾源《熱河日記》和越南阮攸的《金雲翹傳》,也屬於海外漢學研究的物件或研究時所需的參照文本。由此可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與傳統漢學研究無論在地域區劃界定、文本語言載體界定或是在發展趨向上都有多元的吻合度。<br><br>  漢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結合,所産生的後果將是兩者的雙贏。古老傳統的漢學可以吸取世界華文文學的“年輕”文本,爲自己的肌體輸入新鮮血液,從而獲得更加鮮活的資源,增添生命活力和一些靈動思維,避免陳腐迂化;稚嫩先鋒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則可以吸收漢學的厚重樸實、嚴謹理性,使自己建立起一個深廣扎實的根基,並發展壯大、擴充自身的學術空間,避免輕浮淺薄。<br><br>  令人欣慰的是,現在已有學者注意到了漢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結合的重要性,並進行了學術嘗試。如德國漢學家馬漢茂的高足雷丹現在已將目光投向了現當代臺灣文學研究;中國福建的汪毅夫教授借鑒了漢學研究方法,如人類學、實證研究、語言學研究、海外交通史研究、民間信仰研究等,開展了閩台區域文學研究。[4] <br><br>  國際漢學的主要特色是由中國國外的學者來研究中國文化典籍。而目前,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界,也已湧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國外的學者同仁。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兩個學科的相似性。以中國大陸舉辦的近兩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爲例,外國學者(或外國籍華人學者)撰寫的有關華文、華人文學的研究文章有:[日本]松永正義《世界華文文學雜感》[5]、[加拿大]張翎《寫作就是回故鄉——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與展望》[6]、[美國]沈寧《從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橋梁》[7]、[新加坡]駱明《海外華文報紙出版的意義及作用》[8]、[美國]柯振中《20世紀50年代香港一家出版社所做的世界華文文學工作》[9]、[新加坡]陳美華《新加坡獨立後的長篇小說概況》[10]、[新加坡]許福吉《都市情愁與文化變遷——新加坡華文詩歌的都市變調》[11]、[美國]陳瑞琳《原地打轉的陀螺——論北美華文文學研究的誤區》[12]、[美國]少君《再論北美華文網路文學》[13]、[美國]黃河浪《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編印〈珍珠港〉文學報和〈藍色夏威夷〉文集的幾點體會》[14]、[日本]廖赤陽、王維《“日華文學”:一座漂泊中的孤島》[15]、[澳大利亞]莊偉傑《海外華文文學創作與闡釋的詩學對話》[16]、[美國]沈甯《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比較和分類研究初探》[17]、[美國]柯振中《1970至1980年代美國南加州華文報刊創辦的文化活力和族群特色》[18]、[荷蘭]林湄《邊緣作家視野裏的風景》[19]、[美國]少君《淪洛夫詩的意象》[20]、[馬來西亞]黃錦樹《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21]、[美國]張鳳《北美華文文學的原鄉書寫與超越定位》[22]、[馬來西亞]陳鵬翔《獨立後馬華文學史概述》[23]、[加拿大]劉慧琴《加拿大華文文學的春天》[24]、[美國]宋曉亮《“爲了寫給媽媽看”》[25]、[德國]譚綠屏《20年來歐洲德國華文文學簡述》[26]、[澳大利亞]張奧列《澳華文學的形成與發展》[27]。這些論文已將視野拓寬至橫跨亞、歐、美、澳四大洲的華文文學寫作,預示了世界性、全球性的華文寫作及其研究的持續開疆拓土的趨勢。再以臺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楊松年教授主持、徐錦成研究員、周煌華副研究員等編輯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網站(http://www.fgu.edu.tw/~wclrc)爲例,在該學術網站上發表論文的外國學者(或外國籍華人學者)地域分佈及其人數如下:馬來西亞(6位)、紐西蘭(2位)、汶萊(1位)、新加坡(25位)、日本(2位)、美國(1位)。地理分佈範圍以及人數也相當可觀。<br><br>  漢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契合點在於兩者文本語言載體均爲漢語。另外,因爲兩個領域的學者的視野均在不斷開闊,兩個學科都面臨著新的學術轉型。漢學逐步由對中國古代漢語典籍的研究過渡到對漢民族文化的研究,進而擴展到致力於對整個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研究的“中國學”;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則不斷地吸納新的研究物件,先是由純粹的對於中國海外華人的華文文學研究過渡到不分作者國族身份的全球漢語寫作,進而將海外華人的非華文(外語)創作也攬入囊中,逐步向“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研究”的學術命名範疇邁進,從這一趨勢看來,也恰與“中國學”合謀。<br><br>  四<br><br>  傳統漢學主要的研究物件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和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現象。而目前漢學(sinology)研究在海外有向近代、現代、當代中國社會文化擴展的趨向,並且許多學者已開始將這種現代形態的漢學命名爲“中國學”(chinese studies)。這種進化了的漢學——中國學,可以說其研究範圍更爲廣闊,諸凡有關中國的事象,均位屬該研究領域。也有學者認爲漢學不等同于中國學[28],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是強調文化典籍的重要性。這也無可厚非,因爲漢學的源頭本是明清之際注重言必有據、追根究源的實證考據的乾嘉之學。由此看來,國際漢學研究在漢學的定義範疇上存在著分歧,但總起來說,分歧的觀點無非是由兩大板塊組成,這兩個板塊的不同特點大致是:一是強調典籍、訓詁,一是側重實用應對;一是專攻文史哲領域;一是凡涉中國,即所研究,遊移學科邊界,包羅文化萬象。<br><br>  目前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有一個誤區,即界內的研究者往往將視野集中於現當代(1919年至今)的文學作品,而對1919年以前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少有注目。這主要是因爲中國大陸最先從事華文文學研究者多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分身”而來。然而,就“世界華文文學”這一概念而言,該學科的研究場不應該把1919年以前創作于海外的華文文學作品拒之門外。舉例而言,如古朝鮮樸趾源用漢文言創作的《熱河日記》、越南阮攸借鑒中國漢文言小說創作的字喃詩歌《金雲翹傳》等作品就不應該被該學科忽略。朴趾源是朝鮮李朝實學思想家中北學派的傑出領袖人物,他喜愛文學創作並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生寫過許多漢文詩歌、小說、日記和散文。越南《金雲翹傳》,又名《斷腸新聲》,俗稱《翠翹傳》、《翹傳》或《翹》,是越南作家阮攸由明末清初中國作家青心才人的二十回長篇小說《金雲翹傳》取材創作的一部凡3254句字喃的“六八體”長詩。這部長詩約寫於1804年至1809年間。此外,1848年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後,飄洋過海到美國採礦、修路、建築和墾殖的中國勞工在其所居住的天使島的木屋牆壁上寫作的民謠、詩歌[29],都應該屬於“世界華文文學”的範疇,因爲,雖然這些作者的國別、身份、生活年代不一,但他們的創作語言均爲中文或與中文原典的語言極其相似,這就基本構成了“世界華文文學”所要求的“海外創作的”、“以漢語言爲載體的”等文本要件。因而,毫無疑問,都應該成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的研究物件。<br><br>  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正在逐漸成熟,研究範疇也在不斷擴展,有向“世界華文、華人文學”[30]這一實質挺進的強大趨勢。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邊界在不斷地遊移、擴展,而其研究物件(包括海外華文、華人作家作品)本身就處於漂泊、遊移的狀態。如陳若曦,她是臺灣作家,曾與白先勇等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她在臺灣創作的早期作品具有現代派的藝術特色[31],而她又在大陸生活、工作過,其代表作品《尹縣長》被視爲中國大陸傷痕文學的先聲,該作品雖然是反映大陸文革題材的,但卻創作於香港,後來,她又在美國創作了一些文學作品,成爲旅美華人作家,現又回到臺灣創作。——她的創作歷程恰好反映了“世界華文文學”的漂泊、遊移的特質及其世界性。林語堂、湯婷婷、高行健、虹影等華人作家在國外創作的英語、法語、義大利語作品則代表了“華人文學”的遊移特質及其身份的漂動性。<br><br>  當前的世界華文文學有可能變成實質上的“與中國有關係的文學”。當前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及由其發展而來、現已初具規模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學科,有可能成爲一種關涉中國境內與海外互動關係的“有關中國的文學的學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恰成爲“有關中國的學問”——“中國學”的學術分支。被學者們爭論不休的“漢學”學科命名及其範疇,與同樣被學者爭論不已、迄未定論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命名及其範疇,隨著各自學科邊界的遊移擴展而有了重合的交點。漂泊海外的世界華文文學創作由此而極有可能成爲漢學研究的物件,而海外學者從事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也會由此而成爲國際漢學的一種“漂動”形態,成爲漢學研究中的一個活性因數。因此,不排除未來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與未來的漢學合流的可能性。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研究會不會被“中國學”收編?這是值得深入思考與探討的問題,有待於時間的檢驗。<br><br>  [參考文獻及注釋]<br><br>  [1]張西平:《海外漢學熱:從入華傳教士開始——漢學的歷史及其當代特點》,北京:《中國圖書商報•閱讀周刊》[N]第2版,2005年7月22日。<br><br>  [2]張西平:《漢學:中國不能再是一個缺席者 國學:不要失去話語和反思能力——漢學與國學在相互推動中前進》,北京:《中國圖書商報•閱讀周刊》[N]第2版,2005年7月22日。<br><br>  [3]有關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展過程,可參見饒芃子:《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概況》[J],南京:《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年第1期,p8-11<br><br>  [4]參見汪毅夫:《閩台區域社會研究》[M],廈門:鷺江出版社,2004年3月初版1刷。<br><br>  [5][6] [7][8][9][10][11][12][13][14]陸士清主編《新視野 新開拓——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1刷,p33-42,p103-110,p111-118,p165-171,p212-214,p222-229,p230-238,p259-267,p276-284,p492-497,<br><br>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黃萬華主編《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第十三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1刷, p67-96,p121-132,p212-222,p223-228,p229-234,p244-256,p282-293,p315-327,p487-498,p505-513,p514-516,p517-522,p523-529<br><br>  [28]施舟人(Kristoter M. Schipper)、汪德邁(Leon Vandermeersch):“關於國際漢學之前景與發展的對話”講座[R],福州大學世界文明研究中心,2004年11月29日。<br><br>  [29]1970年,在美國拘留海外移民的天使島上的木屋牆壁上,發現了130首中國勞工所寫的七言詩,這些木屋詩,後來以《埃倫詩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爲名出版。<br><br>  [30]李詮林:《談蘇曼殊作爲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物件的可行性——兼論該學科的研究範疇》,汕頭:《華文文學》[J]2004年第4期,p40<br><br>  [31]李詮林:《論陳若曦小說創作的現代派藝術》,唐山:《唐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2002年第2期,p14<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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