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城市騷亂以及砸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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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城市騷亂以及砸汽車

文章國際邊緣 » 2005-12-14, 08:00

現代性城市騷亂以及砸汽車 <br> <br> 作者 <br>曹瑞濤<br><br>  19世紀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邊沁晚年時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他在理論上構建“全景式監獄”變成現實。雖然邊沁到死也沒看到這偉大工程的實現,可他還是可以含笑九泉了,至少在福柯眼中,現代性社會中的每一處重要場所(學校、醫院、政府……)都變成了“全景式監獄”,現代人生活在無所不在的規訓體系裏,無論走到哪里都會被找到,無論躲在哪一個地方都可能被監視——這在技術上是可以實現的。此時,非理性的生活衝動只有在規訓機制作用下轉化爲理性的、合乎社會規範的行動時,才取得社會中的合法性存在。可是,在非理性向理性轉化的過程中,達到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昇華”境界的衝動卻少得可憐,於是大多數非理性衝動只能懷著怨氣,被壓在理性社會表面井然有序的規矩、禮節、程式和慣例之下。<br><br>  雖說社會理性規範體系沒有具體的創造者,但社會領導階層卻對此體系有著強有力的影響,他們直接參與了“法律帝國”的建設,並在經濟、政治、教育等事業中發揮著維繫、改善、強化或弱化其中顯、隱性規則的巨大作用。不過,當這些“精英”們與社會民衆間隔得太遠時,他們就可能引入或捍衛一些在他們眼中是“好”的規則,可這些規則在民衆看來,無論上面怎麽說它的長遠好處,眼前的不利也足以讓人盤算後覺得划不來,再強行推行,無形中又增加人們非理性層面上的煩躁情緒。<br><br>  現代性社會就把自己置於這樣一種不穩定狀態下,當社會統治層面所維持的理性體系與社會大衆的各種需要相悖時,不滿的、躁動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緒就首先急劇膨脹起來,以至於在理性發現問題之前就可能已經超出了警戒線,進而演化爲整個社會的騷亂。然而,這種騷亂的微妙之處卻恰恰又在於:現代性社會中的這種不穩定性之內卻包含著某種可以起到穩定作用的因素!<br><br>  在對相關理性原則進行理性的調整之前,有時長期壓抑的非理性衝動就急不可耐地要求發泄。此種形勢下,現代性社會就會以“城市騷亂”的形式,在某個時刻,借助一個小小的事件,把不滿釋放出來。當它來時,情景著實有些可怕,憤怒的人們走上街頭,膽量越聚越大,漸漸衝破了理性規範的堤壩,失去控制地四處漫延開來,人們開始砸臨街的店鋪,點著一輛輛汽車,甚至出現打架、搶劫、強姦等惡性刑事案件。然而有一點卻必須注意,即這些行徑並不會象古代社會那樣威脅到國家政權,人們並不想推倒政府,也不想改變什麽國體,而只是要求發泄一下,然後在平定下來繼續進行理性的校調,而且經過這種發泄後的校調工作往往進行的比較順利。<br><br>  這就象西方傳統醫術中的“放血”法,體內的毒性積得多了,就割上一刀,把悶在血管裏的濃血放出一點來,人頓就清爽了不了(這倒很象中國的刮痧,不過一快一慢,一猛一緩,中西之間的不同也在其間了)。騷亂就是給現代性社會放血,不論問題解決與否,社會先是輕鬆了一下。每次混亂之後,盡情發泄了一通的人們安靜下來,竟有些羞澀起來,變得抵補式的格外規矩,於是開始心平氣和的校調工作。因此,這種社會情緒的迴圈,僅只是讓社會表面亂上一陣,但並不觸及社會深層結構,甚至還會讓這種深層結構變得更爲穩定。<br><br>  二<br><br>  近幾個月發生在巴黎的騷亂也許可以算作是這種“放血”的情況,儘管持續了一個多月,可除了燒毀近四千輛車外,比起當年洛杉磯的混亂局面來說真算是文明多了,沒有人員死亡,沒發生幾起蓄意傷害人員身體的惡性案件(雖說經濟損失巨大)。而且,現在從新聞報道的畫面上看,報銷了的汽車殘骸已經開始被人們慢慢地清理出城市,市民們的面孔顯得很平靜,甚至還有一絲喜悅之情,就象過了一個玩得過頭的狂歡節後那樣,挂在人們略帶倦意的眼角邊。<br><br>  如果要追究這次騷亂的原因,從大的方面說,現代性城市本身就在不斷地積蓄不滿、煩怨和躁動,巴黎也不例外,所以每個現代化城市都要配備成套的瘋狂娛樂場所,以使我們平時就能把這些負面的情緒隨時發泄掉。然而,民族和民族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只有現代性社會中,十五世紀以來的撒克遜清教徒的工作觀念才成爲普遍生活原則,於是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目的就成了:不斷地工作!工作!再工作!可熱情洋溢的拉丁民族即使有滿城的娛樂設施,有的甚至一年有一兩個月的狂歡節,面對這樣的規訓世界,依然有發泄不盡的衝動,而這衝動又不能象撒克遜清教徒那樣可以轉化爲對工作的瘋狂。因此現代性城市的情緒“下水管”對吃不消近代英國尺寸的民族來說,是有點設計小了,從面,社會情緒從底下泛上來的頻率變大也就不是什麽稀希的事。<br><br>  再從眼前的方面來說,法國民衆最近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氣,這從歐盟憲法在法國被否決時就可以看出端倪。法國社會精英層當時表現出特別的樂觀,以至於幾次民意調查所顯示出的不利之兆根本動搖不了他們的自信。他們總認爲法國人平時很情緒化,可在歐洲一體化的大問題上,在這個關係到未來法國在歐洲的長遠利益的關結點上,民衆一定會和社會精英站在一起。然而法國人選擇了他們的感覺(那怕是一時的感覺,而不是政客所說的長遠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國社會精英層與民衆層的脫離程度之深。從而出現上面所說的情況,精英對社會規訓體系的影響力不但在理性層面上給民衆帶來了近期的不利,而且也在潛意識上加劇了民衆情緒無形中過度壓抑的局面。<br><br>  當這些因素導致騷亂發生後,這次騷亂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發泄的目標指向了汽車。之所以如此,考慮現實的情況,汽車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物品,汽車普及的國家裏也並不是人人都有私人車庫,大片、大片地停在公共停車場上的汽車,正處在城市騷亂人員攻擊所及的範圍內;況且汽車買回來一定要用,它又是一個交通工具,不可能不讓它不上街,而街頭又恰恰是騷亂的主陣地;還有更爲重要的一點是,砸一輛車和沖入民宅、對人進行人身危害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在西方國家私入民宅,那人家完全可以拿槍把侵入者揍出去,但沒聽說過對偷車的人放槍是允許的,於是對付車就有了較小的發泄代價。而考慮人們潛在心理的情況,汽車又是現代性社會最爲醒目的代表,一個城市只有到處是車時,才會被認爲進入了現代境界,如果半天只能見到一輛驢車或是自行車,那不是一個“後現代社會”就一定是個落後之地,而且後者的可能更大。雖然我們有電視,有網路,有手機,但它們都太過私化,影響也不直觀、刺激,無法成爲人們潛意識定位的中心。只有汽車,它行駛在公共道路上的高速動感,體現著現代社會的高度的變動性和速度感,它給人帶來打破空間阻隔的享受;與此同時,也正是車,又造成了城市中一系列的直接、刺激性的公共性問題,如交通擁堵、噪音污染、尾氣排放……可以說汽車在公共世界裏最明顯地展示了現代性的成就和麻煩。因此在平靜的、理性占上風的時候,汽車成了人們熱愛的物件,而一旦出現騷亂,它就是發泄對現代性世界憤怒的首要目標。<br><br>  由此,不滿、發泄、砸車,流水線式地展開,的確騷亂暴露了社會矛盾和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沒有在解決,或完全不能解決,只不過單單解決了問題可能也解不了人們堵在心頭的一段悶氣,總得發泄一下。所以說,眼前的動蕩並不象它所表現的那麽嚴重,某種意義上講它確是緩解了現代性城市不斷遇到問題後所積蓄的緊張感,並爲以後理性繼續其校調工作,在情緒上從負面上作出了準備。<br><br>  三<br><br>  不管是同情還是幸災樂禍,別人的熱鬧都只是一面鏡子,只有多少照出一點自己的形象出來時,這場熱鬧才不算白看。一個社會前腳已經踏進了現代社會,可後腳還沒離開前現代社會時,遇到的問題往往不但是非程式性的,而且還夾著雙份麻煩在裏面。就比如說城市騷亂,這種現代社會難免的麻煩,就可能在轉變中的社會裏引起更大的動蕩,它會把情緒發泄升級爲更大的政治危機,甚至會威脅到社會深層結構的穩定性。於是,現代社會問題與前現代社會的危機連在了一起,彼此刺激,令人不安。<br><br>  現在我們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雖說這“和諧”二字很美好,但之所以把這麽美好的兩個字專門提出來,也是因爲社會上出現了太多不和諧的現象。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的確是提高了不少,但隨著改革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積蓄的問題也漸漸表現出來。人們感到改革不但有收益,而且還有成本,這種成本在心理上增加了所有人的焦慮情緒,尤其是當收益往往落到一些沒付成本的人們身上,而成本卻讓一些默默貢獻的人們去承擔時,在一部分人的焦慮之外則又添加了一份不滿的情緒。中國的許多城市,尤其是沿海大中型城市,至少從外表看,都已經是非常現代了,這就足夠爲現代性城市中不穩定性的病菌提供存在的空間,而作爲實質上還是轉變社會的城市,現在非和諧的因素無疑又會加劇這種病菌的威力。<br><br>  回到汽車的問題上來,轉變社會中的城市裏,汽車承載著更多的社會意義,它不僅標誌著現代性,而且特別標誌著身份。普通的老外買車主要是爲了方便,而我們很多人買車,實際上更添了麻煩,但麻煩也擋不住“有車族”一詞裏深深的誘惑。當白領買車也成爲現實後,私車爆炸性地出現在街道上,許多發達地區城市小區中一兩年之前還是空空蕩蕩的,可現在都被私車填得滿滿的。車給我們這些看似現代了的城市帶來不少的麻煩和市民間的衝突:車位緊張,交通擁堵,污染環境……<br><br>  當社會不和諧性增加時,車就成了一個目標,它成了兩極分化的體現,甚至成爲一部分人由於分配不公而仇視的物件。當人們普遍都有一股氣不知該往哪里出時,考慮到發泄怨氣的成本大小,現代社會將氣集中到了車上,而轉變中的社會在更爲複雜的原因下也會把注意力集中到車上面。如果不幸出現城市騷亂,砸車泄憤可能就是共同的行爲。然而同樣的行爲,在成熟的現代性城市中,可能會起到緩釋的作用,而在轉變社會中,可能不但不能緩解,反而加劇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對立。<br><br>  在西方車是一件很普通的家庭用品,只要不是豪華車,車的價錢並不貴,砸了就砸了吧,說不定你砸我的車,我也去砸別人的車,大家落個開心,找不到犯事的也沒關係,反正再買一輛並不是很可怕的事。而我們主要停在每個小區、每條街道上,一般人看得見、找得著的那些車大多都是白領階層的,一旦它們遭殃,對受害者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小損失,砸了它可不是象砸一個暖水瓶那樣簡單。同時條件比較好的白領階層的人們,在目前社會上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又是最大的,可以說在當前不和諧因素中,除了民工,下崗工人,他們也積蓄了不少的怨氣。可是如果出現騷亂,他們又會成爲最大的受害者,<br><br>  更麻煩的是,騷亂情況下往往法不責衆,損失就是白挨的,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城市民衆來說,車被砸了是發泄的代價,可這並不是不堪承受的代價,相反如果這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那成本就會遠遠高於發泄情緒所帶來的利益,甚至會在更大規模上積聚了怨氣,甚至是仇恨情緒。儘管以我們現在政府的效率,平息一場子城市騷亂是不成問題的,但這和法國巴黎在結果上可能是截然不同,雖然都恢復了平靜,巴黎作爲一個現代城市,多少緩解了民衆的情緒,而我們則可能在平靜中更添了不和諧的因素,以及社會各個階層間的對立情緒,而這對我們未來的發展將非常不利。因此,這次巴黎的騷亂對我們正處於轉變狀態的社會間接地提了一個醒:我們可不是它們,它們進入了那個現代性的體系,它們輸得起,而我們則一定要小心翼翼、誠惶誠恐。<br>
國際邊緣
 

Re: 現代性城市騷亂以及砸汽車

文章國際邊緣 » 2006-04-14, 08:00

出處:<br>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521<br><br>“車內抓嫖娼”法理依據何在? <br><br>作者 高一飛 <br><br> <br>  內容提要:在法治國家,汽車搜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殊搜查問題,沒有搜查證對汽車進行無證搜查必須要有兩個前提:一是懷疑車內有犯罪行爲或者犯罪證據;二是車內搜查作爲令狀原則的例外必須要有法律的特別規定,車內抓嫖娼的本質是以盤查之名,行強制搜查之實,但因爲其針對的是非犯罪行爲,而且我國法律上沒有“汽車搜查例外”的規定,因而這種行爲是違法的。這一案件反映了我國盤查與搜查制度應當完善的兩個問題:一是明確盤查的非強制性;二是應當規定在懷疑存在犯罪行爲或者犯罪證據的情況下,應當規定汽車搜查作爲有證搜查的例外。<br><br>  又是一個抓人眼球的警察故事,2005年11月21日淩晨2時許,巴南區道角派出所民警和協勤4人巡邏至轄區龍洲灣一帶,發現未完工的公路不遠處停著一輛富康轎車。民警遂上前準備例行檢查。走到車前,用手電一照,發現駕駛室坐著一男子神色慌張;後排座一男一女正穿衣服,慌亂中把衣服都穿反了。懷疑他們在車上嫖娼,幾名協勤分站到左右兩邊車門,民警要求幾人下車接受檢查。兩兄弟拒絕民警檢查,開車撞開擋在車前的民警,將一名協勤拖出10余米後逃離。 <br><br>  民警緊追 3公里,終將肇事車擋獲。童曉林、張建波兩兄弟被警方刑拘。目前,兩兄弟因暴力阻礙執法被刑拘,坐台小姐被治安處罰。(車上嫖娼受盤查 撞傷民警拖飛協勤 2005年11月22日 4:12:00 ,重慶晚報。)這故事精彩之處在於,有飛車、有色情、有警匪,拍一部地級電視臺的電視短劇還是很好的題材。<br><br>  一、如何區分搜查與盤查 <br><br>  一個故事看完後,我看到的是假如在車上的是尋求浪漫的情侶,一般人會認爲警察這樣做是侵犯個人隱私、是不合情理。那麽,怎麽車上的人變成了嫖客和妓女,這種所謂盤查就會是合法的呢?警察的追擊、抓捕行爲和後來的處罰行爲合法嗎?如果合法,豈不是所有找一個僻靜處在車上親熱的夫妻不僅隨時可能遭受警察的羞辱,而且不還要先準備好結婚證嗎?這個假設的矛盾問題到底出在哪里?<br><br>  報道說“車內抓嫖娼”的行爲不是搜查,而是盤查,《人民警察法》第9條規定了公安機關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可以當場盤問檢查,這種盤查一般被理解爲詢問和自願接受的檢查。那麽報道中提到的“盤查”與搜查到底有什麽區別呢,報道中所說的情況是哪一種性質呢?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規定這種區別,法律的空白導致的是實踐中做法上的混亂。在這一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來看看搜查法治比較完善的美國,作爲學理解釋上的參考。<br><br>  在美國,搜查和其他非強制性的詢問、自願檢查的區分標準以是否強制和是否侵犯隱私爲標準,搜查( search)都是強制的和侵犯隱私的,因而必須要經過中立的司法部門的法官批准並頒發搜查令狀(Warrant for Search),有非常嚴格的程式控制,以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權利。在1967年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中的“搜查”的定義與財産的概念緊密聯繫。聯邦最高法院將搜查定義爲“憲法保護的區域受到政府行爲的侵犯”。因此基於第四修正案之目的,警察行爲只有在構成普通法上的“侵入”時才被視爲是搜查;而且該侵入的物件僅指憲法所列舉的“人身、房屋、文件和財産” (See 1Wayne R. LaFave, Search and Seizure: A Treatise on the Fourth Amendment, p375 (3rd Ed.1996).)。後來,隨著時代的發展,“憲法保護區域”已經不能滿足第四修正案保護個人免受不正當搜查和扣押的需要。“合理的隱私期待”應運而生。 <br><br>  在1967年Katz一案中,聯邦官員將竊聽器置入Katz使用的公用電話亭。由於聯邦官員沒有進入電話亭因此未構成身體侵入,下級法院認爲警察在竊聽Katz談話時並未構成搜查。而最高法院認爲修正案是“保護人民而不是場所” ,因此構成搜查。搜查的定義由此轉變爲隱私概念,即“公民有合理的隱私期待的行爲和處所受到警察的檢查”,簡稱爲“合理的隱私期待”。一般認爲憲法保護的免受不合理的搜查與扣押的隱私利益就包括了兩層含義:一是公民證明有現實(主觀)的隱私期待;二是社會(通過法院)認爲該隱私期待是合理的”。<br><br>  從搜查的物件和範圍來看,包括住所(任何臨時或者學期的住所);庭院(而住所周邊的開放區域不受隱私權保護);商業和經營場所的辦公場所;汽車和其他機動車;個人特徵(公衆不知曉的身體特徵以及要侵入身體的檢查如血型等大多屬於第四修正案的內涵之意。但取得聲音、筆迹或者指紋樣品不侵害第四修正案保護的利益,因爲個人對這些資訊是公開的,沒有“合理的隱私期待”。);文件和財産;學校(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這是很有意思的,學校不認爲是公衆場所而整體存在隱私。)。因此,憲法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同樣也適用於汽車和其他機動車。(California v. Carney, 471U.S.386(1985).),對汽車的搜查與扣押也應遵循憲法修正案中的合理性要求。 <br><br>  憲法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同樣也適用於汽車和其他機動車(California v. Carney, 471U.S.386(1985).)。汽車屬於第四修正案所指的財産,因此對汽車的搜查與扣押也應遵循憲法修正案中的合理性要求。同時廣泛存在的對汽車行業的管制可能降低對汽車的隱私期待利益,因此人們不可能期望在汽車內享有與家裏一樣的隱私利益。即使當汽車用於居住時,如果汽車經常處於移動狀態並且在公共街道上行使,該汽車的主人也不能期待其用作居住的汽車享有與住宅同樣的隱私利益。因此對汽車內的容器進行監視也不視爲對隱私利益的侵犯。那麽到底對汽車的搜查有哪些不同呢,我們就應當瞭解所謂“汽車搜查的例外”。 <br><br>  二、汽車搜查的特殊規則<br><br>  在我國,沒有關於汽車搜查的特殊規則,在美國,對於汽車搜查有不同於住宅和辦公室的規則。聯邦最高法院在Carney案中認爲汽車內可期待的隱私比家中和辦公室要少得多(California v. Carney, 471 U. S. 386(1985).),而且汽車的移動性增加了警察執法的難度,如果警察沒有無證扣押汽車的廣泛權力,汽車很容易逃逸、被賣掉或者內部的證據很容易被毀滅。因此法院創造了“汽車搜查”的例外。據此,警察只要有合理根據相信汽車內有違禁品、犯罪所得、犯罪證據或者犯罪工具,就可以對該汽車及其內部容器進行無證搜查。簡言之,汽車搜查只要有合理根據,就被視爲符合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要求。<br><br>  汽車搜查例外確立於“禁酒令”時期。聯邦最高法院確立汽車搜查例外的法理基礎在於:汽車的移動性和降低的可期待隱私利益。汽車的移動性使得犯罪證據可以隨時被抛棄,而且在獲取令狀的時候,汽車可能很快逃逸。同時汽車的運輸而不是居住功能或者個人物品的儲藏功能,使得汽車很少不受公共檢查,它經常在衆目睽睽之下行使在大街上,因此車內的人和物品處於人們的平常視野範圍內。這並不是說汽車不受第四修正案的保護,而是說汽車內可期待的隱私利益顯然比家裏或者辦公室少得多。此外汽車要經常接受州許可要求也降低了車主及其乘客享有的隱私利益。<br><br><br>  汽車搜查的例外允許對汽車中的容器進行搜查,只要警察有合理根據相信該容器內有違禁品、犯罪所得、犯罪證據或者犯罪工具。但是後來無證搜查車內容器逐漸被視爲非法。在 United States v. Chadwick(United States v. Chadwick, 433 U.S. 1(1977).)案中,法院認爲搜查車內的手提箱是不合理的,既不適用逮捕附帶搜查也不適用汽車搜查的例外。因爲將個人物品放入雙重加鎖的箱子內,他期待該物品不受公衆檢查。這種加強的隱私利益使得該手提箱不屬汽車搜查的例外。隨後,法院將Chadwick案確定的規則擴展到未上鎖的行李。在Arkansas v. Sanders案中,法院認爲行李的隱私特徵並不會因爲放置於汽車中而有所改變。事實上,人們運輸小提箱時,小提箱的作用是儲藏室。因此,搜查汽車不要求令狀的原理並不適用於警察從汽車中取出的個人行李( Arkansas v. Sanders, 442 U. S. 764-65(1979).)。<br><br>  然而,在 United States v. Ross案中,法院又認爲如果有合理根據證明搜查合法攔截的汽車是正當的,那麽也就證明搜查汽車的每一部分及其可能發現搜查物品的所容之物是正當的(United States v. Ross, 456 U. S. 798(1982).)。換句話說,“(汽車)搜查例外授權無證搜查的範圍並不會大於也不會小於治安法官以令狀合法授權的範圍( United States v. Ross, 456 U. S.825 (1982).)。”Ross案確立了一條規則:警察有合理根據(象Ross案)搜查整輛汽車時,可以打開可能發現違禁品、犯罪所得、犯罪工具或者犯罪證據的任何容器;警察有合理根據(象 Sanders案)只搜查車內容器時,可以扣押而不能接著搜查該容器,打開該容器必須等到取得搜查證。<br><br>  但是最近法院又拒絕適用Ross案或者Sanders案的規定,在California v. Acevedo 案(California v. Acevedo, 500 U. S. 565(1991).)中,法院明確指出在汽車搜查的例外中,可以對車內任何容器進行無證搜查,無論合理根據是針對整個汽車還是僅僅針對該容器。根據汽車搜查的例外,對車內容器的搜查沒有搜查的界限,唯一的要求是有合理根據相信可能在該容器內發現搜查的物品。<br><br>  綜上所述,確實,對於汽車有不同於住宅的一些例外規則,即由於汽車的移動性使其容易成爲犯罪工具,隱私權受到一些限制,但是這種無證的搜查應當受到以下限制:一是搜查只是爲了發現犯罪物是否存在,不適用於對人的搜查,對人的搜查必須要在取得搜查證後;二是在很多法院還認爲對車內容器的搜查也應當等到取得搜查證以後。因此,即使是確立了汽車搜查的例外規則,對車內的物品進行搜查和對車內人員進行搜查也應當區分開來;在沒有發現犯罪物品的情況下,不能對人進行扣押。在我國,對於汽車搜查沒有規定特殊規則,當然即使規定了汽車搜查的例外規則,也只能針對犯罪行爲,而不能針對一般的違法行爲。<br><br>  三、如何防止盤查變爲搜查 <br><br>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進行搜查,應當向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屬出示搜查證。”也就是說,對搜查是加以嚴格限制的,以先批准爲原則。第175條規定搜查的含義和範圍是:“爲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工作地點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而且從搜查的目的來看,只能“爲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從“其他有關的地方”來看,當然也可以包括汽車。在本案中,警察並沒有懷疑車內有犯罪物品和犯罪活動,而是懷疑車內有違法行爲。<br><br>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1條規定“公安機關對於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這時不需要搜查證也可以認定爲合法。刑事訴訟法第 111條規定“在執行逮捕、拘留的時候,遇有緊急情況,不另用搜查證也可以進行搜查。”但是,問題是本案中的情況並不具備拘留條件,因爲拘留只針對正在實施犯罪和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而本案中的違法人員只是賣淫嫖娼,沒有達到犯罪的程度,這是只用非強制的盤查措施。 <br><br>  報道說“車內抓嫖娼”的行爲不是搜查,而是盤查,而盤查一般被理解爲詢問和自願接受的檢查。《人民警察法》第9條規定了公安機關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可以當場盤問檢查。那麽報道中提到的“盤查”與搜查到底有什麽區別呢,報道中所說的情況是哪一種性質呢?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規定這種區別,法律的空白導致的是實踐中做法上的混亂。盤查是治安行政措施的一種,但對其是否在法律上賦予了強制性有爭議,但如果盤查具有了強制性,那又與搜查有什麽區別呢?法律規定搜查的目的是爲了進行程式限制,所以認爲盤查具有強制性違背了立法的目的,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因而在沒有法律解釋的前提下,只有認爲盤查不具備強制性才是合理的。因此,本案中的盤查只有是未使用強制措施的行爲才是合法的。<br><br>  但從本案的情況來看,卻是對汽車強制進行檢查,對車內人員強制進行盤問。實質已經是搜查。這種明知並非犯罪行爲而採用的強制措施,沒有法律依據,可以認定“車內抓嫖娼”的行爲是非法的,在我國法律規定對盤查性質和手段含糊不清的情況下,司法適應應當有利於被告和被處罰者;上述解釋符合我國政府與公民關係的內在邏輯,符合我國立法的目的,可以作爲認定此案中的搜查違法的理由。<br><br>  這種用非法方法進行的實質上的搜查,也將影響後面的行爲的定性:據報道說:“兩兄弟因暴力阻礙執法被刑拘,坐台小姐被治安處罰。”被刑拘意味著這兩兄弟是被認爲構成了妨害公務罪的,但是根據刑法第277條“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才構成犯罪,搜查既然非法,三位警察的行爲就不是“依法執行職務”,不能按犯罪處理;而對於賣淫嫖娼問題,則根據2003年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式規定》第26條規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爲定案的根據。”因爲沒有定案的證據,也不能進行處罰。對被抓捕的所謂嫖娼者和小姐,都應當儘快釋放。 <br><br>  當然,要從根本上避免這種執法的尷尬,則應當從立法上先作出完善的規定,讓搜查和盤查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可以考慮從兩個方面完善搜查制度:<br><br>  一是把明確盤查只能是任意性(無強制性)的治安行政措施。我國的行政強制行爲的改革,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行政行爲必須限制在任意性(非強制)的範圍之內,行政盤查要麽不能有強制性,除非能歸入刑事訴訟強制措施。如果不採用合二爲一的做法,也至少應當將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措施納入司法程式,與刑事程式的決定採用相同的方式,這只是一個名稱不同的問題。這樣做的意義在於,對行政強制和刑事強制措施、刑罰和行政處罰的決定,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司法程式,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官通過司法程式進行批准。目的是用司法權力制約行政權力的濫用,實現權力監督、保護基本人權。<br><br>  二是在立法中規定汽車搜查作爲有證搜查的例外情況。我國的搜查例外,從立法上說只有刑事訴訟法第111條規定“在執行逮捕、拘留的時候,遇有緊急情況,不另用搜查證也可以進行搜查。”有的搜查本身並不是沒有必要性,如在本案中,嫖娼不是犯罪行爲,但是如果是懷疑這幾個人是在進行毒品交易的話,就當然應當進行當場搜查。就汽車搜查而言,可以規定:懷疑汽車內有犯罪行爲或者<br><br>  犯罪證據的,可以進行無證搜查。<br><br>  附資料鏈結:<br><br>  車上嫖娼受盤查 撞傷民警拖飛協勤http://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5/11/22/171704.shtml<br><br>  兩表兄弟找來一小姐,開車到巴南區準備在車上嫖娼,被巡邏的民警和協勤發現。兩兄弟拒絕民警檢查,開車撞開擋在車前的民警,將一名協勤拖出10余米後逃離。民警緊追3公里,終將肇事車擋獲。昨日,童曉林、張建波兩兄弟被警方刑拘。 <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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