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民黨的歷史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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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民黨的歷史考題

文章曾昭明 » 2006-02-06, 08:00

2006.01.01  中國時報 <br>新國民黨的歷史考題<br>曾昭明<br><br><br> 三合一選舉結束後,諸多政治評論將這次選舉視為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標示著某種歷史的終結,更有學者斷言:「關於政治狂飆的年代,那休止符已然劃下!」 <br><br> 一次地方選舉,何以成為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民眾透過選票,究竟表達了怎樣的公意?是不信任當前國家元首的政治領導風格?還是不信任當前執政黨的治理能力?抑或,是不再信任民進黨所代表的本土民主改革路線? <br><br> <br> 自八○年代以來,以政治性的族群動員激發台灣國家認同,以台灣國家認同推動政府體制的正常化,一直是整個本土派政治力量引導民主改革的基調。依循著以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啟動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族群民族主義方案,對內解構「外來政權」據以實行威權統治的戒嚴體制,對外抗拒中國的外交圍堵和軍事恫嚇。 <br><br> 也憑著此一政治方案,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援引蔣經國的本土替代策略,迎向解嚴後的國會改選潮流,力圖化「外來政權」為本土政黨,以延續主導性的執政地位。眾所周知,此一「寧靜革命」的經濟社會代價,一是,從威權統治向民主治理過渡的歷程中,國家認同的政治差異不但未見縮減,反延伸為社會矛盾與分歧,坐實「民粹政治」的指控;其次,是在國民黨內擴大施行侍從主義政治,提高地方派系與新興財團參與資源分配的權力,最終並在本土性金融風暴中引燃社會大眾對「黑金政治」的憤怒。 <br><br> 以「新中間路線」訴求取得執政地位的民進黨,本來擁有難得的歷史契機,不僅可完整檢討「李登輝路線」的政治遺產,更可能持續擴大支持「進步改革」的社會基礎,啟動自族群民族主義航向公民民族主義的歷史轉換,由「從認同到民主」的族群動員,換軌到「從民主到認同」的公民參與,為民主民族的國家倫理,奠定廣泛厚實的基礎。 <br><br> 但民進黨政府困於一系列危機管理的失措,遂坐失這次歷史契機。在因應世界性IT產業泡沫崩盤、產業向中國外移的經濟危機時,經濟社會政策逐步「右轉」,社會團結蕩然;面對深綠政治勢力因「四不一沒有」的政治宣示而離心離德,泛藍以核四案為由試圖罷免總統的政治危機,民進黨改奉「招降納叛」的特殊利益交換結盟,招致中間選民的疑慮與失望。「台灣優先」的呼喚猶在風中飄盪,但民主深化的意志卻軟弱渙散。 <br><br> 正是在民進黨陷入政治守勢之時,馬英九以特種黨部的強力政治支持為支點,跳脫地方黨機器的既定組織動員,直接向民眾訴求民進黨原本的「清廉勤政」,既箝制地方派系在國民黨內的活動範圍,也順勢鞏固其在國民黨內的領導地位,開始強化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機制,以民主憲政的守護者自居。當民進黨仍在擊打以舊外來威權統治為投射圖像的稻草人,渾然不覺一個新民主時代的新國民黨已悄然誕生。 <br><br> 由這些觀察,我們或可推斷:以族群動員與國家認同對峙為典範特質的族群民族主義方案,已缺乏推進民主改革議程的動能。一旦高度激化的政黨敵我對抗政治被推擠至政治舞台的邊緣,某種事實上的(de facto)的「和解共生」政治路線必然趁隙登場,並為下個階段公民民族主義的發展開拓可能空間。 <br><br> 若干媒體雖也以此種事實上的「和解共生」路線為論述主軸,用樂觀激昂的音調鋪陳起「馬英九的十年」,但由馬英九所領導的新國民黨可否順利化身為「和解共生」路線的主要代表者,實際上仍存在重大的不確定因素。首先,馬英九所領導的黨機器,是否可在中國導向的「祖國民族主義」(homeland nationalism)與台灣導向的公民民族主義之間,取得適當的自我定位,仍是未知數;其次,新國民黨可否透過反黑金改革建立起正當公義的理性權力,克制舊國民黨暗室交易的權力理性,仍有待行動證明;最後,國民黨偏向促進兩岸經濟整合的政策綱領,在面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時,如何能提升保護經濟社會弱勢的政府效能,尚未真正得到考驗。 <br><br> 統言之,無論民進黨或國民黨,只會呼喊「回到昨日」,勢必徒勞;誰可躍身為下一個十年國家利益的護衛者,最終仍要看誰能堅持呼應新民主時代要求的治理願景和策略,勇敢回答上一階段政治變遷所交付的歷史考題。 <br><br> (作者為行政院青輔會研究委員) <br><br>
曾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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