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P. 安德森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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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P. 安德森訪談

文章自由基 » 2002-05-25, 08:00

新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P. 安德森訪談 <br>汪暉/ 2002-04-25 <br><br>一、英國新左派的誕生 <br><br>問:昨天我們談了中國的情況,今天我們可以談談歐洲的問題。我們還是以理論和歷史的脈<br>絡作為討論的線索。我想請您討論三個主要問題:一,英國新左派的誕生;二,自由主義與<br>社會主義的關係;三,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問題。自六十年代初起,您曾經是英國《新左翼<br>評論》(New Left Review)長達二十年的主編,在英國新左派的學術和思想中有著重要的地<br>位;今年《新左翼評論》改版,您又重回主編的位置,致力於"新左翼"立場的進一步更新。<br>這份刊物現在已經成為歐洲知識份子(也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的知識份子)的最為重要的論<br>壇之一。當代中國的"新左翼"與英國新左翼出現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情境之中,面對的問題也<br>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從理論層面看,似乎也有某些相近的部分。據我所知,英國新左翼是在<br>複雜的歷史關係和理論關係中產生的。 <br><br>我想請您先談談英國新左派形成的背景和歷史,這對於中國的讀者可以提供一個參照。 <br><br>安:讓我從林春這個中國學者談起。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林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br>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後來到英國留學,現在倫敦經濟學院工作。<br>她寫過一本書,我認為是有關英國新左派歷史研究當中最好的作品。英國新左派形成於五十<br>年代末,是通過兩代英國左翼知識份子之間的商榷和趨同而形成自己的特點的。第一代由共<br>產黨人組成,形成於一九三0年代後期,是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大眾運動中產生的。這一代<br>人在一九五0年代成為各個領域的專業學者和知識份子,不過,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他們是<br>在三十年代形成的,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是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br>級的形成》的作者。大約二十年後,第二代於五十年代的冷戰時期形成,這一代與英國的共<br>產主義運動無關。在這兩代之間起連接作用的領袖人物是斯蒂瓦·霍爾(S. Hall)和查爾斯<br>·泰勒(Charles Taylor)。 <br><br>問:泰勒的著作在中國知識界也開始有一定的影響。但人們一般把他看作是哲學史家或自由<br>主義的社群主義者。三年前,我曾邀請他為《二十一世紀》撰寫了《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距離<br>》一文,在我和另一位朋友編輯的《文化與公共性》一書中也收入了他有關文化多元主義、<br>市民社會等問題的論文。他的《自我探源》一書正在翻譯成中文。他早期也是《新左翼評論<br>》的作者嗎? <br><br>安:是,他是這份雜誌較早的編輯,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還是一個年輕學生的時候,<br>他正在英國工作,對我有過重要影響。這兩個群體各有自己的雜誌,但在一九五0年代匈牙<br>利事件和英美攻擊埃及之後,這兩個群體聯合起來,開始出版《新左翼評論》,試圖形成一<br>種新左翼的政治運動。這一運動可以從兩個否定的方面加以界定:一方面拒絕史達林主義(<br>共產主義傳統),另一方面拒絕日趨保守的社會民主黨(即工黨)。兩年後,一九六0年,<br>這兩個群體都捲入了英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即反對英國擁有核武器的運動。又過了兩年,<br>這一運動由於兩方面的原因產生了巨大的危機。一方面在知識份子的兩代人之間產生了巨大<br>的分歧,即湯普森的一代和斯蒂瓦·豪爾的一代之間的分歧;另一方面是群眾運動解體了。<br>在這種情況下,雜誌的狀況也不好。結果,兩派之間形成了協定,讓更年輕的一代人來編輯<br>,我因此在一九六二年成為這本雜誌的主編。這更年輕的一代與六十年代具有更直接的聯繫<br>,與五十年代有著重要的區別。由此,一種另類的馬克思主義得以成為一種力量。我們這一<br>代既不是形成於三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也不是形成於冷戰時代的語境。對我們的形<br>成起了重要作用的,從政治的角度說,是六十年代的反帝國主義革命的偉大浪潮,即第三世<br>界的非殖民化運動。 <br><br>古巴對美帝國主義的反抗,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者的運動,以及非洲的非殖民化運動等<br>等,對我們都極為重要,因為我們密切地觀察著所有這些歷史進程。 <br><br>問:英國馬克思主義有什麼特點呢? <br><br>安:英國存在著非常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主要形成和發展于二戰之後。這個學派有著明<br>顯的歷史研究和經驗研究的取向。其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並沒有發表過有關經濟、社會、藝術<br>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理論著作,他們著力於重構民族歷史中的重要階段,並由此產生出極為<br>精彩的、極具想象力的著作。這些著作極為具體,覆蓋了從上古時期、中世紀、封建、早期<br>現代和工業化等時期。湯普森關於工人階級的形成、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關於<br>封建主義、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關於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偉大的歷史學家傑夫裏<br>·克羅伊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關於古代歷史,這些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現的代表<br>性著作。這個學派非常注意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聯繫,主要根據各種著作在學術方面的貢<br>獻,力圖汲取其他學派的長處,並將其轉化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優勢。他們創建了一個歷史<br>刊物《以往與當今(Past and Present)》,立刻集聚了許多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傑出著作<br>,很快就成為英語學術界裏權威性的歷史學刊物。在這樣的成功當中,馬克思主義的成份減<br>少了。在這個歷史學派內部,存在著兩個潮流。一個是較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模式,強調階<br>段性的生產方式的變化(在一定階級關係中的社會經濟關係) ,這是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特<br>點。羅德尼·希爾頓、霍布斯鮑姆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另一潮流影響更為廣泛,他們與前<br>一派有著許多交叉,但更為強調文化的作用,重點放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談及的上層建築方<br>面。克裏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和湯普森都對此作出了貢獻。他們這一代在七<br>十年代初變得很有影響,也就是說,第一代英國左翼的著作此時具有了重要影響,如湯普森<br>的著作在這個時候被廣泛徵引,這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對非馬克思<br>主義的資產階級進步文化較少威脅。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於過分集中地強調經濟方面<br>,而忽略文化的方面。因此,通過強調階級意識和文化構成的主體方面,這些著作超越了原<br>先的經濟決定論。 <br><br>問:你們這一代的立場是什麼? <br><br>安:什麼是我們這一代的立場?首先,歷史研究對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翼而言都<br>是極為重要的,但這並不夠;英國馬克思學派所缺乏的恰恰是系統的批判理論。整個英國傳<br>統--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學派,而且包括許多其他非馬克思主義學派--在許多領域都是非常經<br>驗主義的。在英國,需要哲學理論、社會學理論、美學理論,而且需要更為政治的、不僅僅<br>是經濟的理論,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有一個另類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即歐洲大陸的傳統,<br>提供的正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傳統所缺乏的東西。 <br><br>就我的理解來說,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契,義大利的葛蘭西,代表了重要的一代;其後的幾代<br>,包括了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如阿多諾、馬爾庫塞等,法國的薩特和更後來的阿爾都塞。可<br>是,所有這些人的著作,當時都完全沒有英文譯本。這種情況使我們十分震驚。因此,我們<br>當時的編輯方針是:首先是進口大陸理論,即翻譯和介紹這些理論;其次是批評這些理論,<br>揭示這些理論的弱點;第三是在研究實踐中運用這些理論。其結果是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br>年間,英國歷史學研究中產生了一些新方法,《新左翼評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十七世紀至<br>二十世紀英國歷史的引起爭論的文章,我也是文章作者之一。我們在研究中運用了大陸理論<br>,比如盧卡契、葛蘭西、薩特等等。這些文章發表後,產生了劇烈的反彈和爭議,湯普森在<br>一九六五年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攻擊我們的立場,強調英國的特殊性,認為歷史研究不<br>應該過於理論化,指責我們是民族虛無主義等等。我和我的同事們對此作出了及時而堅定的<br>回應,並因此形成了我們的進擊姿態。十四年後,第二輪爭議出現了,湯普森發表了一本書<br>,題為《理論的貧困》,主要是激烈批判阿爾都塞的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我也發表了一本<br>書來答復湯普森(一九八0年)。這一次爭論要友好一些,我在書中對湯普森的成就表示了<br>敬意,同時,通過爭論也更理解了他們那一代人取得了多麼】重大的成就。那一次湯普森做<br>了很好的回應,我們形成了較為辯證的關係。在湯普森去世之前,我們取得了和解。 <br><br>問:由於文化研究在美國的興起,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霍爾的著作得到<br>了廣泛的閱讀和注意。我曾經為《讀書》雜誌撰文介紹威廉姆斯的著作《文化與社會》和《<br>關鍵字》,還組織過有關關鍵字的討論。他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br><br>安:回答這一問題涉及你我曾談到過的文化研究的問題。這也正是我要提及的英國馬克思主<br>義的第三個潮流。這方面最為特殊的人物就是雷蒙·威廉姆斯。他的事業始於三十年代形成<br>的那一代。二十年代末,他在二十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他的經歷與湯普森差不多,在戰爭<br>期間戰鬥過。但在戰後,他沒有參與那種積累資料式的歷史研究,在許多年裏扮演著一種孤<br>獨的角色。在這一過程中,他開始發展出一種非常原創性的、與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樣的觀念<br>,一方面,他的著作更為側重于文化,集中于文學、戲劇等等;另一方面又更具理論性。一<br>九六一年,湯普森在《新左翼評論》發表文章,攻擊威廉姆斯"過度的文化主義"。但是這兩<br>人之間還有另一方面的爭論。五年之後,當我與湯普森論戰的時候,威廉姆斯更傾向於對我<br>們。他是一個實證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對他也有比對湯普森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堅持更<br>為理論的方法,試圖系統地發展理論的概念,並生髮出自己的概念。從智性思維上說,他對<br>我們這一代更為重要,也更具激發作用。我們與威廉姆斯的關係完全不同于與湯普森的關係<br>。《新左翼評論》上發表了許多他的文章。湯普森的文章是論戰性的,而我們與威廉姆斯的<br>關係則更具對話性。一九七八年,"新左翼書屋(New Left Books)"(Verso出版社的前身)<br>出版了他題為《政治與文學》的長篇著作,《新左翼評論》後來發表了許多針對這部著作的<br>詳細討論和回應。 <br><br>  八十年代,威廉姆斯從他自己在《文化與社會》中的早期立場轉向了"文化唯物主義"。<br>威廉姆斯的思考和著作始于文學和戲劇,但此時他開始注意到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電視。文<br>化唯物主義的目標之一,是適當脫離純粹的上層文學或作為一種典範的文學,轉向一種更為<br>廣泛的領域,即意義的生產。這激發了進一步的發展可能,並因此產生了文化研究。霍爾成<br>為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他曾經是《新左翼評論》的編輯,我的前任,後來創建<br>了文化研究的專門機構,形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罕學派。但霍爾的文化研究與威廉姆斯的<br>區別在於,前者的文化研究對於大眾文化更為開放,也更具同情。他與威廉姆斯的共同點則<br>是取消文化產品中審美標準的首要地位。伯明翰學派嚴肅地對待搖滾音樂、電視劇等"下層文<br>化"。威廉姆斯本人從來沒有直接從事過這類工作,但他的理論著作為此提供了空間。伯明罕<br>學派並沒有放棄社會批判的標準,而且試圖將大眾文化置於政治架構的分析之中。但是,其<br>基本分析原則似乎是對大眾文化的挪用或者說是創造性的挪用。在某種意義上,伯明罕學派<br>是大眾主義的。它與歐洲大陸理論--如法蘭克福學派--恰成對立,後者對大眾文化具有更深<br>的敵意,也更為理論化。總的來說,英國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四種主要的因素:歷史研究、哲<br>學研究、理論研究和審美研究。我們這一代不滿足於單純的經濟學取向,試圖把這些因素結<br>合在一起。至於說威廉姆斯,他是完全獨立地發展了他的文化研究的。 <br><br>問:如何解釋從經濟史向文化研究的轉變?您提及的譯介大陸理論也許是一個原因,那麼是<br>否還存在具體的政治動因?我在這裏具體指的是:六十年代,蘇聯社會主義的內在問題暴露<br>出來,左翼(包括馬克思主義)和右翼都開始批判史達林主義和蘇聯及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br>,那麼,這一政治轉變對上述轉變是否存在影響? <br><br>安:從歷史語境的角度看,您說的完全正確。不過,在英國知識界內部,從經濟方面轉向文<br>化方向與譯介歐陸理論毫無關係,因為英國歷史學家對歐陸理論完全沒有興趣,甚至持有敵<br>意,只是我們這一代才開始譯介歐陸理論。威廉姆斯後期確實對歐陸理論有興趣,但他開始<br>時幾乎是與歐陸理論平行地發展了他自己的觀念,在七十年代之前,他並不瞭解這些歐陸理<br>論。無論在歐洲大陸還是在英國,轉向文化研究都是出於對經濟統治、經濟化約論和蘇聯官<br>方的理論--這些理論都帶有強烈的經濟決定論傾向--的強烈拒絕。這一態度也聯繫著對於社<br>會主義國家體制的拒絕。此外,在英國還有一個更為特殊的現象。這個現象在威廉姆斯的《<br>文化與社會》中得以重構,即英國浪漫主義及其悠久的敵視工業化資本主義的文學傳統。佈<br>雷克、華茲華斯、雪萊、馬修·阿諾德、柯勒律治等代表的十九世紀的文學和思想傳統包含<br>了浪漫主義對工業化資本主義的批判,它們是反資本主義的浪漫主義。這些思想家未必都是<br>左翼,如柯勒律治基本上是保守黨。佈雷克是一個激進派,但他的許多思想與保守黨重合。<br>這個傳統是英國的一個內在的傳統。威廉姆斯的第一本書是關於威廉·莫裏斯(William Mo<br>rris)的。莫裏斯就是這個傳統中的。 <br><br>問:說到蘇聯問題,我想起了E.H.卡爾(E. H. Karl),他與您談及的傳統有什麼關係嗎?<br>他發表的有關蘇聯的多卷本歷史著作與您談及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關係? <br><br>安:他與這裏談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傳統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人並不怎麼熟悉他。在他的晚<br>年,我們與他有很好的關係。《新左翼評論》也發表了多伊徹關於他的評論。在這一代人中<br>具有更大影響的是住在英國的波蘭歷史學家多伊徹(Issac Deutscher)。他寫了非常好的關<br>於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傳記。我們非常仔細地閱讀了這些著作。 <br>問:多伊徹關於托洛茨基的傳記已經由編譯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難得的傳記。《讀書》雜<br>誌曾經發表過有關的書評。回顧歷史,六十年代對於全球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轉折時期。東<br>方知識份子由於國家社會主義而開始放棄或重新反思馬克思主義,起點可以說是六十年代。<br>在西方,德國、法國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主流轉向了文化批評。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br>判中,包含了對於國家官僚制的批判,與韋伯和其他自由主義社會理論存在呼應關係。與前<br>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相比,他們大大強化了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批判。一方面,這一<br>轉向使得馬克思主義獲得了更多的聽眾。比如,八十年代,威廉姆斯和霍爾的理論傳播到美<br>國,首先在媒體研究中產生影響,繼而發展為美國的文化研究,年輕一代似乎對此非常感興<br>趣。但另一方面,我總是在想,這一理論轉向究竟削弱還是加強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br>也許在某些方面加強了,又在某些方面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br><br>安:我想說明一點我個人的看法。七十年代中期,我寫了一本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書,試<br>圖總結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等歐洲馬克思主義傳統。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儘管存在不<br>同的理論背景和政治取向,如有的受黑格爾的影響,有的受斯賓諾莎的影響,但西方馬克思<br>主義的產生存在著相近的歷史條件:歐洲革命在二十年代被擊潰了,而官僚體制在蘇聯獲得<br>了鞏固,這些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背景;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br>本身發展出了非常豐富的傳統,值得人們認真研究汲取。我的第三個觀點是,儘管這個傳統<br>異常豐富,但它也存在著反面的東西,這與它偏離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第一個弱點,西方<br>馬克思主義沒有提供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分析;如果馬克思分析的中心是資本,那麼,<br>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你不可能放棄這方面;第二個弱點,在政治方面,葛蘭西提供了一<br>些政治策略性的分析,如霸權理論,陣地站觀念,等等。但葛蘭西在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傳<br>統中是一個例外。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列寧、考茨基、盧森堡等都有過許多策略性辯論,<br>毛澤東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新民主主義論》,包含了極為精彩的政治策略分析<br>。那是一個極為精彩的政治理論時期,對於馬克思主義是極為重要的。但西方馬克思主義傳<br>統完全缺乏這一方面。在我的這本書之後,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重要的政治與經濟性的著<br>作。有四本極其重大的著作必須在此提及,一本是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書<br>《晚期資本主義》,這本書幾乎與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面世;第二本是法國人米歇<br>爾·阿利葉特(Michel Aglietta)一九七四年的著作《資本主義操控理論》,由這本著作產<br>生出了一個經濟理論的學派;第三本是義大利的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br>漫長的二十世紀》,這是葛蘭西學派與布羅代爾的結合;最近的一本著作是我在加州大學的<br>同事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的作品,他研究了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年的資本主<br>義發展。這些著作更新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政治和經濟方面。因此,儘管大規模的社會運<br>動失敗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包含著極為重要的豐富遺產和知識活力。 <br><br>問:您的這本著作多年以前就已經翻譯成了中文。劉北成先生告訴我,他已經翻譯了您的另<br>外兩部歷史著作,將在上海的某家出版社(我不記得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還是上海三聯書店)<br>和臺灣出版。順便問一個問題:在歐洲,特別是英國,是否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中<br>國革命和中國歷史感興趣?我知道許多人研究蘇聯史,是否有人對中國革命進行研究? <br><br>安: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解和想象對六十年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極為重要的。讓我先談歷史<br>學方面。不少英國歷史學家對中國感興趣,李約瑟對中國文明和科學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成<br>果。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試圖展示在中國存在怎樣的<br>歷史可能性。在政治上,他是左派,社會主義者,絕不是右翼。關於中國革命,有哈羅德(<br>Isaacs Harold)的《中國革命的悲劇》,涉及第一次中國革命。他不是歷史學家。歷史學家<br>們沒有寫出專門的關於中國革命的著作。在我看來,這構成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局限性<br>,即使霍布斯鮑姆的多卷本著作也是如此。他的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但缺點是對中國幾乎<br>完全沒有興趣。上面提到的一個歷史學家多伊徹,寫了一篇文章,比較俄國和中國的革命。<br>他論證說,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是唯物主義的,與非常長久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並不相同。文化<br>大革命的發生與一種強烈的道德化立場有關。與蘇聯進行比較,情況是不同的。蘇聯在整肅<br>運動中不是以道德為名,而是說那些人是敵人、叛徒、間諜等等。 <br><br>問:中國上層政治鬥爭中也有這類情況。但在基層情況有所不同,道德傾向比較明顯。 <br><br>安:一般而言,中國的經驗在左派運動中有重大影響。首先,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br>從蘇聯借來了許多東西,但也有許多保留。毛對蘇聯有許多批判。其次,毛的寫作本身包含<br>著重要的、與當代息息相關的理論,這當然是一種奇特的馬克思主義。如《矛盾論》等是極<br>有洞見的著作。第三,文化大革命爆發,西方的年輕人廣泛地將之視為--我想是誤認為--一<br>場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如果不涉及中國問題,我們幾乎不可能理解一九六三年以降的西方<br>馬克思主義。我說一九六三年,是因為那一年中蘇論戰公開化了。《新左翼評論》在文革期<br>間發表了多篇關於文革的文章,多數--不是所有的--是同情的。 <br><br>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br><br>問:在今天的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中,自由主義似乎成為爭論的焦點。其實與其說自由主義成<br>為爭論的焦點,不如說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思潮成為爭論的焦點。但是,許多人對於自由主<br>義的變化不是很瞭解。能否請您談一談戰後歐洲的自由主義是如何恢復它的活力的? <br><br>安: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四十年代初期,在西方,人們基本上認為自由主義已經是過<br>時的事情了。但自一九四五年以後直到九十年代,自由主義認識到了資本主義正在獲得恢復<br>,而不是象一九二九年那樣處於危機之中,它從這一歷史進程中獲得了活力。此前並沒有任<br>何人預見到資本主義的這一長足的發展。事實上,只是在二戰之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才<br>開始變得極為穩定。議會制民主在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建立起來。南歐的西班牙、希臘、葡<br>萄牙、義大利也都先後民主化了。美國佔領下的日本也獲得驚人的經濟發展,從而由西方產<br>生的這一模式開始走出西方,漫延到西方之外的地區。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基<br>礎模式上的變形。不過,這種從危機中恢復的經驗也並不是新的模式,資本主義歷史之中已<br>經重復過多次。毋寧說,戰後資本主義從社會主義學習了許多東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社<br>會保障等等。在一定意義上,與其說是歐美的後社會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的傳統具<br>有恢復的能力,不如說是社會主義運動自身的更新或再生。因此,有人論證說社會主義拯救<br>了自由主義。但也有人強調:拯救了自由主義的是美國,這一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br>陷入到法西斯主義經驗之中,戰爭本身對於美國的經濟起了恢復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br>論太平洋地區的自由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儘管蘇聯瓦解了,但中國,一個更為重要的國家<br>,並沒有解體,也許在以後的某個時候,它會成為改變全球經濟格局的最為重要的動力。 <br>  我認為,在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轉型中存在四種可能性或模式:第一,或湮沒或消失,即<br>原有的形態徹底消失了;其次,變形,即原有經驗解體了,但它的一些因素或主題在另一傳<br>統中重新出現;第三,轉變,即從原有傳統中再生出一種新的東西;最後,原有傳統形態本<br>身重新獲得活力。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四種歷史可能性。談論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這<br>四種變化的模式可以作為參考。 <br><br>問:二戰以後,左右兩派開始批判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者如哈耶克將社會主義<br>與極權主義聯繫起來,將社會主義視為"通往奴役之路"、極權主義或"理性的濫用";而左翼<br>同樣將法西斯主義與自由主義聯繫起來,如馬爾庫塞。這類爭論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也同樣<br>出現了。相比較而言,自由主義在討論社會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關係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論和宣<br>傳工作,而左翼對納粹主義、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之間的關係的討論,似乎缺少<br>系統的說明,那些早期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探討也基本上被<br>忘卻了。馬爾庫塞在《單面人》中涉及了一點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但似乎是舉例<br>式的。在這方面卡爾·博蘭尼的《大轉變》是一個經典性的著作,它分析了自由主義的市場<br>經濟與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之間的關係。 <br><br>安:讓我對您的問題作些回應。漢娜·阿倫特寫過極權主義一書。她用極權主義來形容社會<br>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然而,雖然這兩者確實都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專制,但它們仍然是極為不<br>同的,有著不同的歷史基礎和社會背景。這兩種不同的專制並不能真正放置在同一個分析範<br>疇之中。先來看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我們需要的是歷史的分析。在這一方面,存在著左翼<br>(馬克思主義的)和右翼(大體上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兩種解釋傳統。首先對蘇俄的專制<br>傾向進行反思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卡爾·考茨基和列昂·托洛茨基。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對<br>俄國的現象進行分析,表現出至今仍令人歎服的思維活力。其基本觀點在於,馬克思原來的<br>預見是,社會主義會首先在那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發生,即城市化、工業化、文化、法<br>律等等都最為發達的地區。但實際上,建立社會主義的事業主要發生在極為落後的國家--俄<br>國。這就造成了俄國革命一個基本的內在矛盾。當時的俄國不僅在一般意義上屬於落後國家<br>,而且也是處於戰爭中的國家,戰爭已經將這個國家打得四分五裂。先是國內戰爭,然後是<br>衛國戰爭,摧毀了整個經濟。 <br><br>在這一條件下,工人階級,本來應該是革命的主體,現在卻變得非常弱小,從而被黨、官僚<br>機制等支配,結果就產生了極權主義。這裏的關鍵的問題是:落後的環境與大眾民主的匱乏<br>相互聯繫,計劃體制控制一切。這並不是說計劃本身有什麼錯,而是因為計劃是官僚體制的<br>計劃,由於沒有相應的民主機制,它並不瞭解人們的真正需求,同時也沒有人能夠真正控制<br>這一官僚體制。這就是左派的批評。 <br><br>問:類似的反思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也曾出現過。例如關於中國革命與農民的<br>關係的討論,以及中國產業工人階級的弱小及其與農民的深刻聯繫等等,就寓含了這樣的意<br>思。但是,這類討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基本上消失了。換句話說,探討社會專制根源的左<br>翼傳統在當代中國基本上消失了。 <br><br>安:右翼對社會專制的總結是這樣的,它認為,任何社會只要將政治和經濟混淆在一起,在<br>其中國家壟斷財產,那麼,就必然會出現極權主義。這也是哈耶克的觀念。缺少國家與私有<br>產權的分離,就會產生極權主義。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批評。左翼認為專制產生于缺少大眾<br>的民主,而右翼認為計劃本身就是專制的起源,因此必須反計劃,唯一能夠保障民主的就是<br>私人產權。 <br><br>問:這些反思主要是針對社會主義而言的。但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形式並不僅僅是史達林主<br>義。比如法西斯主義,它產生於市場經濟的條件之下。您怎樣看自由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解<br>釋? <br><br>安:對自由主義而言,法西斯主義始終是一個尷尬的話題。為什麼?這是因為法西斯體制雖<br>然有其計劃,但基本上它是資本主義的,不干預私人財產。德國沒有取消市場。私人產權並<br>沒有改變法西斯體制。從左翼的角度說,法西斯是那些被擊敗的國家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br>級的產物。一次大戰後,德國、義大利出現了多次無產階級參與的革命。這兩個國家的資產<br>階級小資產階級因此迫切需要激烈的反革命運動。你提及的馬爾庫塞《單面人》中的有關敘<br>述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戰爭期間,始終保持了理論上有力的內在連貫性的自由主義是奧地利<br>的經濟學派,哈耶克成為其中著名的象徵。哈耶克的老師米瑟斯本人並不想要法西斯主義,<br>但在兩次戰爭期間,奧地利出現了強大的勞工運動,在他的眼中,這是對自由市場和資本主<br>義的最大威脅。他的選擇是天主教的政黨,具有專制取向。當然,您說馬爾庫塞的討論只是<br>舉例式的。但實際上事情遠遠超出了孤立的例子的意義,因為米瑟斯在當時的歐洲思想中是<br>一個相當重要的、具有連貫性的人物。只要看一看他的著作《自由主義》就很清楚了,他在<br>這本書裏說,只要法西斯主義能夠擊敗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我們就應該感謝法西斯主義。<br>哈耶克從未反駁過這一點,甚至從來也沒有談論過這一點。他在三十年代時的想法很可能也<br>是差不多的,雖然我們無從得知。 <br><br>問:法西斯主義對於以選舉為特徵的民主本身也提出了挑戰。希特勒是通過選舉登上權力巔<br>峰的。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看,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有許多交叉重疊和相互學習的地方。但<br>也有完全難以調和的部分。歐洲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關係是怎樣的? <br><br>安: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簡要說來,在起源上,十九世紀的<br>自由主義是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而出現的。它是一種以法律規則和個人產權為名對於法<br>國大革命的激進傳統、特別是雅各賓傳統的強烈批判。就它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而言,這是<br>一種保守主義立場,但它是一種偽保守主義,因為它同樣反對中央國家的權力濫用,而並不<br>是說專制政體更好。這種法國自由主義的最為精彩的代表是本雅明·貢斯當(Benjamin Con<br>stant)。他深深捲入了法國大革命。他對自由主義的最大的貢獻是關於"積極自由"與"消極<br>自由"的區別。古代的自由,如希臘和羅馬的自由,表現為公民全面參與國家的政治事務,公<br>民是自由的,是因為他們被賦予了權力,可以積極地通過投票作出集體的決定。貢斯當認為<br>這在古代的小的城邦國家中是可能的。但這也非常危險,因為這些城邦國家是高度軍事化的<br>,所以,極易陷入相互之間的戰爭。在現代社會,貢斯當論證說,這是極為危險,而且是不<br>可能的。因為現代社會是規模巨大的社會,讓每一個人都共同直接地參與國家事務是不可能<br>的。更為重要的是,現代社會是商業社會而不是軍事社會,人們想的是賺錢,而不是戰爭,<br>這是一件好事。 <br><br>在這一條件下,不是積極自由,而是消極自由,即不被國家干預的權利,成為最為重要的自<br>由。這樣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與民主的思想背道而馳,因為民主正是從希臘城邦民主制的<br>古代傳統中產生的。在生活中,社會成員總是需要做些什麼,需要作出自己的選擇和決定,<br>這就有了企業營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職業選擇的自由等等,但這些都並沒有包含參與國<br>家這個社會共同體的事務的自由。就對法國大革命和雅各賓黨的批判而言,自由主義認為雅<br>各賓黨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竟然以為可以在現代條件下再造古代的自由,這就導致了專制<br>的禍根。托克維爾是極為智慧的人,從社會思考的角度說比貢斯當要深刻,但貢斯當從思想<br>的角度說更具有原創性。這是半保守主義,它一方面反對民主,但另一方面也反對絕對主義<br>。自由主義從其最深的起源上包含著支援早期法國大革命的因素。 <br><br>問:自由主義的這種反民主傾向後來發生了變化,以致產生了與社會主義的許多交叉之處。<br>從理論的角度說,這是與您說的這一點相關的,即自由主義從根底裏包含著對早期法國大革<br>命的支援,它內部包含了保守與激進的張力。 <br><br>安:是的。在十九世紀,別的國家的情況不同於法國,有產階級並沒有直接面對社會革命的<br>威脅。那裏的自由主義因此能夠較為開放,我指的是向社會問題的開放。英國的和後來美國<br>的情況就是如此。自由主義的重要思想家開始對貢斯當理論中的反民主取向感到不安。即使<br>托克維爾也包含了這一點,雖然不是很多。他們面對的仍然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社會,私人<br>繼承關係決定著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分化,這一條件促成了社會良心的發展。沿著這樣一種<br>邏輯,一些傑出的自由主義者向社會主義立場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約翰·斯<br>圖亞特·彌爾就是如此。他是一個極為誠實的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作為政治經濟學家<br>,認真地考慮了財富的分配問題。他開始注意社會主義時還只是把這作為一種理想,一種烏<br>托邦,但後來他就開始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實踐性的解決方案。另一個例子是貝特蘭·羅素,<br>他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典型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但他年輕時去過一戰前的德國,研究了德國的<br>社會民主運動,後來成為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第三個例子是美國的杜威,他是美國實<br>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也是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一戰之後,他從自由主義原則出發,對資<br>本主義在美國的發展感到憂慮,那時他訪問了俄國、墨西哥和中國三個國家,產生了很大的<br>影響。羅爾斯可以作為當代的一個類似的例子。他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但他也談到他的理<br>論與市場社會主義相互匹配,他對社會主義有深刻的同情。因此,在政治上,他也可以看作<br>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從國際主義角度來說,他的立場比彌爾、羅素和杜威要偏右。<br>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義大利的波比奧(Norberto Bobbio),他從一開始就形容自己是自由主義的<br>社會主義者,試圖系統地發展這一理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左翼的知識份子,都需要尊重<br>別的傳統,而不是對別的傳統如自由主義持有簡單的敵意或拒斥。 <br><br>問:當代的一些年輕知識份子對於自由主義的敵意源自另一語境,即冷戰時代的自由主義和<br>當代居於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與上述傳統是極為不同的,也是和八十年代以批判國家專制主<br>義的自由主義極為不同的。這一新自由主義對於強權的依賴要緊密得多,似乎背棄了上述自<br>由主義的傳統,從而也背棄了自由主義傳統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 <br>安:確實如此。比如前面談到的羅爾斯,他的影響局限在學院中,在學院之外幾乎沒有影響<br>。二戰之後,主流自由主義傳統與上述的自由主義並不一樣,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反。這時出<br>現了極為保守的、甚至是軍事主義的自由主義。哈耶克的傳統在這一潮流中成為支配性的主<br>流。這一主流自由主義的價值是什麼呢?公司自由、財團自由,以及作為所有這些權利保障<br>的戰爭邏輯。民主不僅與此無關,而且對這些權利構成威脅,哈耶克對此非常清楚。如果存<br>在民主,那麼民眾將通過民主投票要求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從而毀掉上述自由。因此,自由<br>需要國家無力干預經濟。從這個角度說,極權主義的國家可能較之民主國家更為自由。這並<br>非僅僅是理論的預設,而且訴諸實踐。弗裏德曼在七十年代積極參與了當時的經濟決策,智<br>利政變時,他支援的就是皮諾切特一方。軍事獨裁與市場經濟可以並行不悖。你早先說到義<br>大利的情況,米瑟斯為墨索里尼辯護,而弗裏德曼則為皮諾切特辯護。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連<br>貫的線索。只要閱讀他們的著作,就可以毫無疑義地看到這一點。 <br><br>問:當代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反民主特點值得注意。有什麼具體的表現嗎? <br><br>安:為了控制民主的危險,方法之一是在立法機構中形成上下院的制度。哈耶克在七十年代<br>出版的著作中並進一步明確要求,應當只賦予那些中年以上的上院成員以投票權。自由主義<br>是一個戰場。那些處於邊緣地位的自由主義傳統在智性思維上(intellectually)是極有意<br>思的,但主流傳統則瓦解了這種智性思維上的興趣。我並不是說哈耶克的理論在這種意義上<br>很乏味。事實上,哈耶克的思考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是一位極為有力的經濟學家。歷史地看<br>,弗裏德曼不過是個小人物,哈耶克則是一個大家,雖然他在政治民主的問題上是反動的。<br> <br><br>問:讓我們回到極權主義問題上來。左右翼都對極權主義的根源作出了解釋,它們之間的主<br>要分歧是什麼? <br><br>安:如果右翼的解釋是正確的,任何民主的計劃都必然是極權主義的。如果左翼的解釋是正<br>確的,蘇聯的錯誤就不是計劃本身,而是缺乏民主參與的機制。公民作為國家的成員,就需<br>要以民主的方式參與經濟問題的決定,而不是簡單將經濟問題交給市場自我運作。這是左右<br>分歧的焦點。另外還有一個我本人並不相信的觀點,按照左右翼理論的邏輯前提--它們在某<br>些方面是一致的--來推斷,國家本身必然是專制的、極權的、實行暴力鎮壓的。但與此邏輯<br>不同的是,蘇聯式的大規模屠殺並沒有在所有國家都出現,與此同時,現代史上也存在著不<br>同的極權和專制形式。中國的情況與蘇聯的情況就極為不同,文化大革命導致了許多人的死<br>亡,這樣的或那樣的死亡,但並沒有產生蘇聯式的大規模屠殺。二十世紀出現了許多獨裁形<br>式,並不是所有的獨裁形式都產生了蘇聯或德國的情況。對此,至今人們沒有給出很好的解<br>釋。哥德哈根的新著認為整個德國民族都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引起了許多爭論。哈貝馬<br>斯支援這本書。這些問題仍然是歷史學家和其他知識份子熱烈討論的問題。 <br><br>三、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br><br>問:十九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同時與民族主義問題聯繫在一起,都與民族自決<br>運動密切相關。但是,民族主義本身有不同歷史形式。民族自決運動是一種形式,帝國主義<br>是一種形式,社會主義的建國運動也是一種形式。十九世紀至今,民族主義同時也是和國際<br>主義運動聯繫在一起的,您曾經說過,在討論民族主義的時候,不討論國際主義的問題是完<br>全不可能的。比如說,自由主義的公民權利理論是以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為模式的,而社<br>會主義建國運動可以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結果。 <br><br>因此,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者都與民族主義有著密切的歷史聯繫。在這個意義上,討論<br>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討論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 <br><br>安:歷史地看,在西方,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時代。人們<br>常常談論十八世紀的愛國主義,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都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br>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都具有很強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內涵。但同時,在這些革命中也有<br>很強的國際主義方面,如在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美國革命中,極為著名的宣傳家是英國知識<br>份子潘恩,法國將軍拉法耶特也為此戰鬥。這是非常自然的,沒有人覺得奇怪。在法國大革<br>命的時候,潘恩成為法國國民議會的成員。德國人,無政府主義者,包括一些著名的人物,<br>也加入了法國國民議會。在這個時期,並不存在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大的矛盾。另一個愛<br>國主義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許多解放者在解放了一個國家之後,又去另一國<br>家,然後再去又一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你是民族的愛國主義者,你也需要成為一個國際<br>主義者,與別的人民共同奮鬥。在十九世紀晚期,自由主義非常支援民族自決。在這個時期<br>,自由主義的敵人之一是絕對主義國家。到十九世紀中期,絕對主義國家的特點之一是多民<br>族國家,如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等等。這些都是非民族國家。自由主義<br>反對這種絕對主義國家的統治。它很自然地與民族運動聯合起來。但同時,從十九世紀開始<br>,這種民族主義也是和國際主義連結在一起的。如義大利革命的英雄加裏波蒂,他是一個將<br>軍,在一八四八年,他先創建了羅馬共和國,而後解放了整個義大利。他被看作是一個義大<br>利的民族英雄。但人們忘記了他在南美度過了大半生,在巴西、阿根廷從事解放運動。即使<br>在他成為義大利的民族英雄之後,在普法戰爭期間,他還被選為法國國民議會的尼斯和巴黎<br>代表。他志願成為將軍,為法國抵抗德國的入侵。一八六0年代,當美國國內戰爭爆發的時<br>候,因為加裏波蒂是出名的將軍,林肯曾邀請他到美國去為北方打仗,但是加裏波蒂拒絕了<br>。他說,你還沒有反對奴隸制度,我不能為你作戰。同樣的,在社會主義方面,馬克思、恩<br>格斯等支援德國、匈牙利、義大利、愛爾蘭的統一建國運動。但同時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br>這是一八五0到一八七0年代的情況。 <br><br>問:這一民族自決運動與後來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是極為不同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是<br>如何發展的呢? <br><br>安:一八七0年代之後,民族主義體現在了不同的意義上,不再是一種從下層出發反抗現存<br>國家體制的運動,相反,它成為西方大國的意識形態,並採取了帝國主義的形式。所有的帝<br>國主義國家都發展出了非常強大的民族主義宣傳機器,力圖將工人階級人口拖離社會主義方<br>向而轉入民族主義,讓他們忠誠于現存的權力,並代表國家機器去與鄰國作戰。因此,在十<br>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後,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進步的自<br>由主義都開始強烈地反抗民族主義。他們能夠感覺到民族主義的危險。列寧曾經為民族自決<br>辯護,但這時他也對民族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由主義對於民族<br>主義的瘋狂感到震驚,而社會主義者則目睹了被民族主義叛賣的過程:社會民主黨將工人送<br>去屠殺,從而引發了第三國際的形成。三十年代,在帝國主義的西方,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主<br>義的民族主義的加強。在那些一戰中的戰敗國--義大利、德國、日本,等等--產生了法西斯<br>主義。 <br><br>問: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促成了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這對三十年代<br>中國革命的轉折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 <br><br>安:可以說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相呼應,在<br>殖民地世界,反帝國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這些地區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持久地、一貫地支<br>援民族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的圖景:德國入侵了整個歐洲,日本佔領了大部分<br>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聯合得以恢復,亞洲、美洲和<br>非洲均出現了這一情形。中國革命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越南、印度的情形也極為相近,出現<br>了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這是一個非殖民化的時期。 <br><br>即使在歐洲,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因為義大利、法國、南斯拉夫等國的共產黨組織了反抗<br>納粹的鬥爭,並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從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到七十年代,在全世界的<br>範圍內,出現了民族運動與社會主義的重新聯合。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已經不是主流。這時<br>的自由主義就是哈耶克所代表的保守的自由主義,它們完全反對任何民族運動,因為民族運<br>動構成了一種貿易保護,從而限制了自由貿易。 <br><br>問: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資本主義全面推進,您怎樣理解這一時代及其民族主義問題? <br><br>安: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你能看見的是兩件事情:一方面,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br>利,但另一方面,這一過程弱化了所有的民族國家。這一情況下導致了雙重的失去方向的感<br>覺。一方面,左翼失去了方向感,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紀的左翼一向是和民族國家<br>的框架聯繫在一起的,但現在民族國家框架大大弱化了,你該選擇怎樣的策略?跨國資本是<br>一個比國家帝國主義困難得多的敵人。但另一方面,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也失去<br>了方向,他們歡迎世界資本主義的勝利,但這個全球化的勝利很難被界定為西方傳統的勝利<br>,而這個傳統卻是保守的自由主義強烈認同的。基本上,你可以發現這一悖論:從一七五0<br>年開始,資本主義試圖將自己擴展到全世界,而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的重心開始偏離歐<br>美的中心。自由主義話語經常談論的是全球經濟的--政治上也日益發展的--一體化,但當代<br>的緊張、衝突的根源究竟是什麼呢?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文化和文明,而自由主義對文化差<br>異、文化衝突等討論感到極不舒服。因此,他們也感到喪失了方向感。 <br><br>問:全球化過程不是一個外在於民族國家的過程,不是一個單純地由外向內的過程,它也是<br>一個社會的內部發生變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的歷史幾乎就是這樣的一部歷史。民族主義與國<br>際主義的糾葛就是在這個基本背景中發展起來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中國經濟和社會越<br>來越深地捲入全球化過程的時候,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那種國際主義的情懷幾乎完全消退了<br>。在結束談話之前,我想請你對中國的知識份子提些建議,因為說到底討論這些歷史問題目<br>的之一,就是為了形成新的知識份子文化。 <br><br>安:我認為,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首要的是對知識份子自身的道路進行自我反省:過去怎<br>樣?現在怎樣?應該怎樣?中國具有特別強大的知識份子傳統,它能夠賦予中國知識份子以<br>信心。我想西方不存在這樣一種特殊的傳統,日本也不存在。儘管中國這個傳統在過去幾十<br>年中被壓抑了,但這個傳統創造的自我形象仍然對中國知識份子產生著影響。然而,在當代<br>中國,我能夠感覺到許多知識份子的一種無力感。在這個意義上,看一看美國知識份子的道<br>路也許有助於理解這種情況。美國知識份子一方面徹底地孤立在學院中,他們擁有一定的特<br>權,可是與外界沒有什麼關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知識份子,我們稱之為政策知識份子,<br>他們與國家緊密相關,最為出名的例子大概就是基辛格。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個頭等的戰<br>爭罪犯。從六十年代甘乃迪時代開始,每一屆美國政府都從大學中挑選知識份子。這些知識<br>份子幾乎毫無例外地扮演了極壞的角色,他們為國家的行為提供理由和策略,這太糟糕了。<br>他們完全失去了所有的獨立性。 <br><br>這兩個方面在今天的中國似乎已經開始出現了:一方面,有些知識份子覺得政治是骯髒的、<br>大眾文化如此墮落,他們在大學中發展他們的專業學術;另一方面,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特<br>別是經濟學家,他們成為黨和國家的顧問,也許在將來也會扮演某種角色。對于中國知識份<br>子來說,這兩者可能都是危險的。 <br><br>問: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參照系就是美國。因此,美國的知識份子模式也被<br>視為一種先進的模式。我們的想象空間似乎大大擴大了,但另一方面又極大地縮小了。 <br><br>安:美國知識份子的上述兩種情形包含了極大的政治盲點。我們需要從中解放出來。如果我<br>們作比較的話,不要總是與美國作比較,日本、韓國、印度,就在中國的周邊,世界上存在<br>著與美國不同的知識份子傳統,他們仍然具有重要的活力。如果談論西方的話,歐洲也存在<br>著完全不同于美國的知識份子傳統。我在美國教書,接觸到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我有幾點建<br>議。首先,中國知識份子需要擺脫有關"大"的幻覺:中國是世界上的大國,長久的傳統等等<br>。不要有這種優越感。這種想象的代價無非是要成為另一個大國或霸權--與美國類似--而已<br>。其次,在大眾文化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現象之時,對知識份子而言存在另外兩種危險<br>:一種是美國式的文化研究,它對所有的大眾文化進行研究,包括那些垃圾電影,在這類研<br>究中,批判性的視野完全喪失了;這是知識份子的腐敗,墮落為庸俗的大眾主義。另一種是<br>歐洲的傳統,他們對大眾文化抱有敵意,對文化工業持有基本批判,但因此常常無法逼近地<br>理解大眾文化。我接觸到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具有這種傾向。 <br><br>問:您的意思是:既需要逼近地瞭解,又需要保持批判性? <br><br>安:是的。此外,有些重要的問題是亟待關注的。第一,許多人關注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br>的批評,這很重要。但是,建築、城市空間等等問題也迫切地需要許多具有道德勇氣的知識<br>份子積極地介入和參與,刺激公眾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識,包括設計新的人們需要的建築。這<br>是極為重要的。(汪插話:您去中國訪問時大概看到了許多惡俗不堪的、數量巨大的建築群<br>吧?)第二,財產權的辯論是極為重要的。你談到了一些對崔之元的評論。我相信他正在發<br>展他的同事羅伯特·昂格爾提出的概念,即一種非聚集性的財產權概念,目的是擺脫財產權<br>的二元論:不是國家產權,就是私人產權。發展不同的財產權概念,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話<br>題。中國正在處於財產權轉換的過程中,應該避免那種簡單的產權二元論。例如電視這樣的<br>公共財產如何才能成為真正公眾的?最後,對于知識份子來說,我感到需要某種批判性的平<br>衡,也許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我在韓國感覺到一種劇烈的兩極震蕩,在中國也有同<br>感,即一方面是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高度強烈的、難以置信的道德主義,另一方面則是難以置<br>信的實用主義。我的描述容或有誤,但這對形成一種良性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不利的。 <br><br>來源:《視界》授權"文學大講堂"獨家發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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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文章轉貼 » 2004-11-23, 08:00

中央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轉)<br>中華復興網 http://www.1840cn.com&#65339;更新時間:2004-6-26 ]<br>http://www.cc.org.cn/luntan/china/showcontent.php3?db=1&id=268611&id1=71123&mode<br>=1<br><br><br>社科院召開的這次會議非同一般,社科院也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單位,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br>社的謝社長明確表態,這都是極好的信號。至於這個簡報,肯定也不會只是讓大家在網上看<br>看的。 <br>還有一個重要消息,西柏坡展覽在北京隆重公開。 <br>我們現在正在搞一件大事,就是聯合出書,暢談毛澤東時代,而毛澤東時代的主調恰恰是艱<br>苦奮鬥、自力更生、奮發有爲的年代,也是大反‘自由主義’的時代。我認爲<br>這應該算是特大利好消息,各位以爲如何? <br><br>《新自由主義評析》出版座談會簡報 <br><br>2004年6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br>舉行《新自由主義評析》出版座談會。部分學者如吳易風、丁冰、智效和、房甯、楊斌、左<br>大培等應邀參加了座談會,丁冰教授並做了發言。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科研<br>局局長黃浩濤主持。 <br><br>座談會開始後,首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院研究室主任何秉孟介紹了社科院去年夏<br>天應黨中央要求成立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的情況和《新自由主義評析》一書的主要內容及<br>觀點。隨後,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國外理論動態》雜誌社社長李其慶發言時指出,新自由<br>主義是爲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它將導致“新帝國主義”,是<br>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實施“新殖民主義”的工具。 <br><br>在座談會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向媒體界朋友發出呼籲,希望努力將這本好書<br>推向社會,發揮應有的實際作用,特別是推向各級領導幹部。 <br>原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發言時表示,他認爲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不僅只是青年大學<br>生,更值得警惕和注意的主要是經濟工作者和各級領導幹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惡浪就是受<br>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明證。他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很多人不提社會主義,<br>只提市場經濟,這樣容易導致走到新自由主義導向的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今天,我們對社會<br>主義市場經濟並沒有認識清楚,還需要繼續研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的問題。要排<br>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以免走到資本主義,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必然是向著共産主義方<br>向邁進的,而不是相反離它越來越遠。他還講到“寶馬案”在網路上熱抄反映著一種真實的<br>社會情緒,這警示我們,如果走新自由主義道路,連基本的社會穩定都無法維護,更不要再<br>談什麽發展了。整個座談會上,吳樹青的發言是最精彩的,雖然是即興的,但是卻是<br>唯一一個聯繫了中國的實際來談新自由主義危害的。他在發言中感慨,學者楊斌的論文《海<br>外歸來談新自由主義》寫得非常好,深刻而生動,令人感觸很深。 <br><br>學者丁冰教授在座談會上發言時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關於全球化意識形態<br>的理論表現,它的核心是經濟上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政治上“西化”,是美國等西方<br>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對於發展中的<br>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一個實行和平演變,從根本上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把軟刀子。 <br><br>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李慎明在最後總結時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୫<br>4;適應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需要,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進一步蔓延。近幾年來<br>,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我國肆虐開來,張五常、曹思源之流極力推銷以科斯爲代表的新<br>制度經濟學派的私有産權理論,大肆鼓吹私有化,誤導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企圖引<br>導我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講道,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受到了美英之外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br>中國家的抵制,在拉美國家和俄羅斯遭到嚴重失敗,同時也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慘痛的災<br>難。作爲有理想、有抱負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僅需要高度警惕國際壟斷資<br>本通過“華盛頓共識”設下的世界“一體化”陷阱,而且要積極行動起來,從實際出發,不<br>斷創新,發展和豐富馬克思主義,回擊新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鞏固馬克思主義在<br>意識形態領域、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指導地位。他強調,現在黨中央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br>危害認識清醒,明確要進行批判和抵制。最後,他希望專家學者們能夠繼續深入研究批判,<br>出新成果,希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能夠出版發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系列叢書。謝社長立即<br>表態要努力完成這個任務,希望得到學界的大力支持。 <br><br>這次座談會推出了新自由主義研究的成果《新自由主義評析》一書,這只是中國正式反思批<br>判新自由主義的開始,意義重大,局限也很明顯。該書介紹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徵、&#<br>29987;生興起的過程和歷史背景、在拉丁美洲和俄羅斯造成的危害,這些都是很有積極意義<br>的。但是,該書沒有聯繫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所造成的惡果,沒有<br>對新自由主義的深層邏輯和哲學基礎進行清理,這是其局限。不過,這也正是下一步需要努<br>力的方向。 <br><br>中華復興網 http://www.1840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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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蒂在中央黨校演講紀要

文章轉貼 » 2004-11-25, 08:00

羅蒂在中央黨校演講紀要 <br>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198<br>作者 <br>李小科 現場整理 <br> <br>簡介 <br>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 <br><br><br>  一、報告開始前,羅蒂與中央黨校哲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龐元正教授的單獨談話摘編<br>(中央黨校玉園樓貴賓室):<br><br>  龐元正:你曾將庫恩推崇爲二戰以來在英語國家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那࿟<br>7;庫恩的觀點與美國的主流實用主義之間有無內在的聯繫?<br><br>  羅蒂(R):當然有,他們都是從目標出發,去尋找工具。<br><br>  龐元正:實用主義是否仍在當今美國占居主流地位?<br><br>  R:不。分析哲學占主導地位。分析哲學家們側重于搞細微的技術性研究。美國實用主義<br>在哲學圈裏並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哲學系以外的其他系科卻有差較大的影響力。<br><br>  龐元正:這是否意味著實用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呢?<br><br>  R:在政治系和法學院系當中,實用主義有著很大的影響。從事這些工作的教授們要尋找<br>的是解決問題的途徑(方法),而不是現象背後的東西。但他們並不認爲自己有什&#<br>40637;哲學觀點。如果說有,那就是實用主義。<br><br>  龐元正:看來實用主義在美國就如同鄧小平在中國哲學院系裏的情況一樣。鄧小平在哲<br>學系之外很有影響,但在哲學系卻不儘然。<br><br>  R:實用主義常被人們看作是反哲學的哲學,杜威就是這樣。當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br>中提出兩個原則時,他代表著康得主義。但杜威沒有什麽原則。羅爾斯理的論是對杜<br>威哲學的一種批判。<br><br>  龐元正:在中國人心目中,分析哲學不是美國的本土哲學,只有實用主義才算得上是美<br>國的本土哲學。美國的強盛與實用主義之間有什麽關係嗎?<br><br>  R:雖然分析哲學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從德國和英國傳入美國的,到現在在美國已經<br>有了六、七十年的歷史了。從這個角度講,分析哲學也可以說是美國的本土哲學啊。如果說<br>實用主義與美國的強盛之間有什麽關係原話,那就是實用主義強調未來,注重對現狀<br>的改變。但美國的發展歷史也不是直線式的,往往有背離實用主義的時候,如上世紀的三十<br>年代的大蕭條、越戰。在這個時候,許多人轉向了馬克思主義。<br><br>  二、羅蒂在中央黨校的演講與交流(中央黨校玉園樓第2教室):<br><br>  (一)演講:<br><br>  美國左派的發展歷史及現狀<br><br>  美國左派的主張可歸納爲以下三點:(1)反種族歧視;(2)反社會、經濟方面<br>的不平等;(3)反帝國主義。<br><br>  現民主黨候選人克裏及上次大選的失敗者戈爾,都將他們自己看成是反種族運動的繼承<br>人。近兩百年以來,左派經歷過三次大的勝利:(1)1862年林肯簽發《解放黑人奴隸的宣言<br>》;(2)20世紀20年代制訂反壟斷法;(3)20世紀60年代,甘乃迪政府實行的一系列旨在<br>推進人與人之間社會政治平等的措施,建立起福利社會。當然,美國在建立福利社會方面還<br>趕不上北歐。左派的目標就在於把美國建成北歐式的福利社會。<br><br>  在甘乃迪和約翰遜時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取得了繼自林肯以來的第二次<br>謀求種族平等的成功。但在近三十年來,左派在美國逐漸失去影響,使得貧富差距的狀況越<br>來越大,黑人的生活狀況持續惡化。<br><br>  美國左派的反帝國主義主張出現的比較晚。它源於1899年爆發的美西戰爭。在此之前,<br>美國左派曾感到異常的自豪,認爲美國不同於歐洲列強,美國沒有在世界各地建立殖<br>民地。但美西戰爭以後,情況發生改變,帝國主義産生,左派反帝國主義的觀點也隨<br>之産生。<br><br>  通過美西戰爭,美國佔領了菲律賓。當時,美國左派組織了反帝國主義的活動。借用威<br>廉·詹姆斯的話來說:美國把把自己推到了國際仇恨的源泉,參加到了吃人的獅子行列之中<br>。從此美國左派再沒有任何可引以爲傲的資本,一切都成爲記憶。美國從此代<br>表了黑暗而非光明。<br><br>  1945年,羅爾斯繼承威爾遜的未盡事業,讓美國參與國際組織。克裏繼承這一傳統,他<br>不僅要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而且要成立世界聯邦。克裏是民主黨派中最左的一個人,是<br>美國總統候選人當中當年唯一公開反對越戰的人。<br><br>  當布希繞開聯合國單方面地向伊拉克宣戰時,美國左派感到異常震驚。在戰爭發動之前<br>所進行的民意測驗中,有40%的人主張發動對伊戰爭;但在這些人當中,有60%的人主張在<br>得到聯合國的授權以後再發動。<br><br>  美國左派希望加大聯合國的作用,以避免大國之間的(未來)衝突。他們將布希政策看<br>成是美國霸權的延續。此前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法》(專業名稱有待進一步地考證)中列<br>入這樣的一些規定:(1)美國可以繞開聯合國對那些可能對實施侵害的國家進行打擊;(2<br>)不容許有任何挑戰美國的軍事力量存在。這樣,布希就有權繞開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br>對布希的這種行爲,95%的美國大學教授持反對意見。現在,美國大學出現分裂局面<br>。大部分人支援克裏,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援布希。當今美國左派與民粹派的衝突,是有<br>史以來最爲激烈的時候。原因在於,布希企圖改變威爾遜確立的“國際主義”原則。<br><br><br>  我們可以在美國左派、大學知識份子、大學教授三者之間劃等號。他們驚訝布希把窮人<br>的錢拿去給富人花,驚訝布希的大國政策。美國左派逐步意識到,冷戰期間,美國自覺不自<br>覺地已經演變成一個“帝國”(當然,非傳統意義上的“帝國)。最近10年來,出版了許多<br>把美國看成帝國的書,普遍認爲這種帝國實際上很脆弱。<br><br>  布希執政期間,五角大樓代替國會實施對對外關係的管理工作,這也使得五角大樓的權<br>力越來越大。如果克裏執政,他會將國會的權力從國防部那裏收回,而讓大學教授對國會&#<br>29987;生大的影響,讓美國重新回到國際主義。克裏及其謀士們認爲,到2050年,中<br>國將成爲大國。他們將考慮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而以布希爲代表的右派則<br>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br><br>  (二)提問與交流:<br><br>  劉餘莉(中央黨校哲學部倫理學教研室教師):您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多元文化主義(<br>multiculturalism)的?它對美國社會有什麽影響?<br><br>  R:多元文化論是許多知識份子針對全球化趨勢而提出的。但它基本上局限在大學裏,在<br>大學校園之外並無多少影響。我本人則對這一時髦的用語持保留意見。在我看來,文化趨同<br>不可避免。人們真正需要擔心的不應是文化的趨同,而應是大國的侵略。<br><br>  郭大爲(中央黨校哲學部中外哲學教研室教授):您在前面講座中提到了左派的<br>三個主要觀點(反種族主義、反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反對帝國主義),那麽種族主義<br>與帝國主義之間有無關聯?美國在中東對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持完全相反的態度,這是不是<br>一種變相的種族主義?是不是國內種族主義向國外的一種延伸呢?<br><br>  R:我並不這麽認爲。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援不是出於種族歧視、文化偏見的<br>原因,而是阿拉伯人對以色列人的襲擊和傷害。美國人相信,當初是美國人把以猶太人從希<br>特勒的納粹統治那裏拯救出來的。以色列人是希特勒種族滅絕統治的幸存者,今天美國仍有<br>責任對聚居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加以保護,使得他們免遭阿拉伯人的屠殺。儘管我本對美國的<br>許多外交政策持反對態度,但對美國支援以色列,我還是贊同的。<br><br>  李良棟(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當前美國左派的綱領是什麽?<br><br>  R:沒有。我們左派人士並無什麽新主張,還是過去的那些內容。左派現在之所以<br>活躍,是被布希政策逼出來的。美國左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成功地使美國向左偏轉<br>,此後幾十年的美國並再有發生大的變動。但布希執政以來,將美國向右扭轉。美國左派現<br>在非常擔心布希的繼續右轉。<br><br>  許全興(中央黨校哲學部馬哲學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新實用主義與傳統的實用<br>主義有何差異?<br><br>  R:它們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以杜威和詹姆士爲代表的傳統實用主義喜歡談論“<br>經驗”和“意識”,而以新實用主義則喜好對“語言”的討論。這種區分在普通人眼裏沒有<br>什麽大的不同,只有在哲學家那裏,才存在這種差異。<br><br>  許全興:傳統實用主義向新實用主義的轉變與分析哲學的轉變有關嗎?<br><br>  R:是的,確實如此。現在許多人都同意賴爾和維特根斯坦的觀點。<br><br>  許全興:實用主義常被許多人視爲美國的國家(官方)哲學,這種地位具體地體<br>現在哪些方面?<br><br>  R:實用主義與人們的政治立場之間沒有任何關聯。實用主義純粹是一種哲學。許多美國<br>大學教授都是左派,但他們卻不是實用主義者。<br><br>  如果要說有的話,那就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實用主<br>義者告訴人們,馬克思那裏有的東西,以杜威這裏都已經有了。實用主義者將信奉馬克思主<br>義的那些人重新拉向對實用主義的信奉。<br><br>  由於越戰,美國人很偶然地被吸引到馬克思主義那裏。但他們很快被史達林所製造的恐<br>怖所嚇壞,因此很快便又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由於杜威的左派色彩不夠濃,他們當中比較激<br>進的人士就用激進的福柯思想代替馬克思主義,不激進的人士則延續著對杜威的思想。<br><br>  候才(中央黨校哲學部哲學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我瞭解到,對於《共產黨宣言<br>》在西方世界的影響,羅蒂教授也有所關注。您一方面否定學生轉向新馬克思主義,認<br>234;學生要求推翻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張無什麽意義,但另一方面又肯定和讚揚《共產<br>黨宣言》。您究竟如何看待全球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br><br>  R:我很同情馬克思主義左派。他們向資本主義發出了許多有益的警告。這些警告很及時<br>也很正確。但馬克思並沒提出一種正確地對這些問題加以解決的方案。真正的方案就是北歐<br>的福利社會。<br><br>  哈貝馬斯及其他許多西方知識份子一樣,都曾經信奉過馬克思主義,但後來都放棄這一<br>主義。我的父母就曾是馬克思主義者,我也曾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但在不久就放棄了。在這<br>一點上,我與哈貝馬斯是相同的。<br><br>  候才:據我所知,羅蒂先生的哲學是英美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融合的成果,其中也受到<br>了尼采哲學的影響。尼采曾提出“哲學+生活+藝術”的這一思想模式,但是他並沒有解決<br>這個問題,而是把這個問題留給了後人。但後來的哲人們如海德格爾等並未完成此任務。何<br>如何看待尼采的這一理想哲學模式?尼采的模式在當代還有沒有意義?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它<br>?<br><br>  R:我的哲學其實主要是實用主義加上歐陸哲學。尼采的哲學與實用主義哲學的關係在於<br>,它們都認爲應該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僅僅是人與實在的關係。美國的詹姆<br>士與尼采有許多共同之處。<br><br>  17—18世紀,哲學的主題是宗教與科學是,核心是對什麽是真理,誰對誰錯等問<br>題展開討論;到19世紀,藝術與政治成爲哲學的主題,其核心是,政治研究怎樣通過<br>改革使人類更幸福,藝術研究使怎樣人更具想象力。詹姆士和尼采共同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br>發揮過作用。<br><br>  李宏偉(中央黨校哲學部馬哲學史教研室講師):民粹主義(populism)與精英主義(el<br>itism)相對立嗎?<br><br>  R:對於這個問題,杜威與李普曼曾經有過一場爭論。說到民粹主義,應該回顧大Ŝ<br>86;運動的歷史,這些運動的主題都是爲了民主而戰。民粹主義的實現是由工會完成的<br>,即通過自下而上的層層組織來實現。但美國右派已經成功地搞垮了工會。在當今美國,民<br>粹主義往往與原教旨主義、種族主義密切聯繫在一起。左派是反對民粹主義的。布希總統是<br>個民粹主義者,所以左派精英主義者們反對他。<br><br>  段培君(中央黨校哲學部戰略教研室教授):美國新左派是如何表達自由與平等之間的<br>關係的?美國的左右兩派之間的衝突能否在現有的體系內得到解決?前景如何?<br><br>  R:在美國,左派和右派之間爭論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價值觀上相對立,他們所爭論的只是<br>權力和金錢的歸屬問題。右派堅持使原有的權力財富歸擁有者繼續持有,左派則提出這種現<br>狀應該得到改變。因此,平等和自由之爭不是左派右派爭論的核心。核心是打破還是繼續現<br>有的金錢與財富格局。很少有知識份子是右派。右派並沒有什麽理論,他們常ਖ<br>5;出斯特勞斯和哈耶克爲其的主張做辯護。實際上,斯特勞斯和哈耶克是不會公開支<br>援右派的。從理論上講,自由和平等是有衝突的,但在現實中又是另外一回事。<br><br>  喬清舉(中央黨校哲學部中外哲學教研室教授): 據我觀察,從宏觀上講,左派和右派<br>僅僅是部分觀點相反而已,他們之間的差別其實很細微。比如杜威的哲學,在美國屬於左派<br>,到了中國反而成了右派。在不同的話語環境中,左右並無嚴格界限,因此強調左派和右派<br>的意義何在?<br><br>  R:的確不能簡單抽象地來定義什麽是左派或右派。是左派還是右派,這要取決於<br>具體的歷史境況。杜威哲學在信仰共産主義的國家中是右派,在美國是左派。但是依<br>據美國共產黨的觀點,杜威的哲學就是右派。這種判斷對一種理論的實質並無多大影響。馬<br>克思主義在歐洲大陸誕生,但是後來很快被莫斯科控制了,這要取決於歷史情況。<br><br>  喬清舉:這樣說來,左右派之間並沒有絕對的本質區別。中國的右派還趕不上美國的左<br>派,是嗎?<br><br>  R:是,我同意你的觀點。<br><br>  某博士生:我讀過您的早期作品《哲學與自然之鏡》。在《哲學與自然之鏡》中,您提<br>出了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表現主義。現在有什麽改變嗎?<br><br>  R:我的反本質主義立場一直沒有改變過。我同意海德格爾對西方哲學傳統的概括。海德<br>格爾提出一種新的思想“思”。在這一方面,我研究的不夠深,我就不多談了。<br><br>  趙建軍(中央黨校哲學部科技哲學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在社會的變革中,民&#<br>34886;的力量往往起著巨大的作用。美國(新)左派是不是應該從民粹主義那裏借鑒點什&#<br>40637;呢?<br><br>  R:布希政府能得到民衆的支援,原因很偶然。他利用了“9、11”,並借此發動<br>了伊拉克戰爭。至於左派如何將民衆從布希那里拉回來,現在似乎還沒有什麽<br>好辦法。<br><br>  另外,在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也是通過說服民衆去打越南。他的理由是,國民<br>黨被推翻後,共產黨已滲透到美國國會。但老百姓並不瞭解事情的真相,他們被政府操縱。<br><br><br>  趙建軍:(新)左派所要做的是否就是要推一個像克裏一樣人來實現其綱領呢?<br><br>  R:左派可以這樣去做。但一切都是由不可預測的民衆決定。其結果將完全靠運氣<br>和偶然。如果克裏在大選中獲勝,他可能考慮坐下來與中國談50年後的中美關係。如果布希<br>獲勝,美國仍可能把中國看成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想方設法去扼制中國的發展。<br><br>  丁冬紅:現在西方哲學界有了後分析哲學,請問後分析哲學是否會走向後現代主義?後<br>現代主義除過批判以外,他們還有什麽建樹嗎?<br><br>  R:我對於後現代主義和後分析哲學的看法基本上是否定的。被看成後現代主義(後分析<br>哲學)的人,他們的思想皆是批判性的,他們在政治立場上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建樹,<br>尼采、福柯、德裏達都沒有海德格爾有一點愚蠢的建樹;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稍好一點,他<br>的思想中有一個“烏托邦”。但它們都是破壞性的。<br><br>  嶽長齡:左派提出了“三反”的主張,那麽左派是否也反對普遍主義呢?如果普<br>遍主義爲就是爲人類所公認的話,那麽“自由、民主、平等”是否就是<br>未來人類的普遍價值呢?<br><br>  R:這就是我與哈貝馬斯在民主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哈貝馬斯認爲人生來是有理性<br>的;而我不認爲有什麽普遍的理性,沒有一種理性能把人區分出來。歷史上一<br>些好的做法,不過是對人類已有經驗的歸納和總結。借用邱吉爾的話說:就人類歷史上試驗<br>過的許多種政治制度而言,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br><br>  侯才:羅蒂先生剛才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對於方法的具體化方面闡述不多。請問能否具<br>體描述一下您的哲學方法,比如您是如何反表像主義的?<br><br>  R:我主要是反駁那種缺少經驗的傾向。所有的原則都無法從哲學上提出論證。傳統的哲<br>學從實踐當中去找原則。實用主義連這樣的工作都不去做。哲學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具有規定<br>性的東西,它應該是描述性的。<br><br>  丁冬紅:那您的意思是說,哲學是在做一種描述,而這種描述是否可以爲後人提<br>供一種參照或選擇呢?<br><br>  R:是這樣。我同意你的看法。以羅爾斯爲例,他在《正義論》提出了兩個原則。<br>當別人問他這兩個原則是怎麽來的時候,他誠實地回答說,這兩個原則是對西方政治<br>歷史的所做的一種歸納和總結。他把歷史上各種學說中的合理成分吸取過來,如道德直覺等<br>,然後經過加工而形成。<br><br>  丁冬紅:那這些原則具有普遍規律性嗎?<br><br>  R:我不清楚你是在什麽意義上使用“規律”一詞的。<br><br>  丁東紅:社會規律。<br><br>  R:我不認爲有什麽必然性的社會規律存在。既使有也不可預知。<br><br>  陳關民:我在您的論述中看到關於philosophy和sophism的區別問題,請詳細說明一下,<br>Philosophy的原來意思就是詭辯嗎?<br><br>  R:Sophism是源于古希臘柏拉圖那個時代的。實用主義同意“人是萬物的尺度”的觀點<br>,強調在人類之外再沒有更高的權威。我是這個意義上的哲學家。<br><br>  用餐期間的談話與交流(中央党校正蒙齋): <br><br>  龐元正:你提到美國大學教授基本上都反對布希,你又在斯坦福任教。布希政府的國家<br>安全顧問賴斯曾是斯坦福大學的教務長,你是如何看賴斯的?她是個特例嗎?<br><br>  R:她是一個絕對聰明的人,但她絕不代表美國知識份子的立場。她一直是一個右派。我<br>實在不理解她的作法。不過,我們更應注意她的未來。如果切尼再犯一次心臟病的話,賴斯<br>可能會成爲美國副總統。<br><br>  龐元正:1998年,你在《法蘭克福日報》上以“光榮的希望,失敗的預言”爲題<br>目,發表的一篇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的文章。我想知道,在新實用主義和馬克思<br>主義哲學之間有無相通之處呢?<br><br>  R:如果它們之間有什麽聯繫或相同之處的話,那就得從杜威談起。馬克思和杜威<br>都曾是康得主義者,後又都轉向黑格爾,成爲黑格爾主義者。<br><br>  杜威和馬克思的不同在於,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吸取了一種方法(辯證法),並用此方<br>法去改造社會。杜威不求什麽方法,而主張大家自由討論。杜威從不談辯證法。杜威<br>繼承的是對從柏拉圖至康得的批判。20世紀的大哲學家基本上都是康得主義者,但杜威卻是<br>一個黑格爾主義者。<br><br>  許全興:在20世紀,許多哲人都是康得主義者。在你看來,黑格爾衰落的原因何在呢?<br><br><br>  R:讀康得的書可以成爲一個專業哲學家,他有幾大《批判》,而讀黑格爾則不然<br>。搞分析哲學的人認爲,康得是一個很好的工具。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類比,正如馬<br>克思的著作在中國被奉爲神聖的經典,康得的著作在西方被奉爲經典;在中國<br>,一個要表明自己是個哲學家,就要知道和懂得馬克思;而在西方,一個人要想證明自己是<br>個哲學家,他就得懂得康得哲學。<br><br>  許全興:近十幾年來,中國也在日漸興起康得哲學。<br><br>  R:很不幸聽到這個消息,我本人傾向于黑格爾哲學,而不是康得哲學。<br><br>  候才:哈貝馬斯訪華前,在他的稿子中寫到“中國正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來在正式做<br>演講時改成“中國正在走向市場經濟” (補充:“市場經濟”是中性的,而非資本主義的獨<br>有産物),最近,中國的著名學者李澤厚在《讀書》雜誌上提到“中國正在走向現代<br>資本主義”。我想知道,在美國一般知識份子中,他們是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的?<br><br>  R:根據我在美國的瞭解,中國似乎在走向北歐式的社會。<br><br>  龐元正:中國官方和知識份子都意識到這一點,但大多數民衆對此並不知情。就<br>我們強調社會公正這一方面來說,我們的發展模式接近北歐;但由於生産力發展水平<br>的差距,我們還暫時還難以達到北歐的水平。<br><br>  董德剛(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你們究竟如何理解社會經濟的“<br>平等”?<br><br>  R:最重要的是讓所有的兒童都能得到同等的教育與就業機會,不管他們出身于何種家庭<br>。<br><br>  宋惠昌(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左派大都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具體<br>是如何定義“中產階級”的呢?<br><br>  R: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產階級基本上傾向于左派。許多人及其父輩們對“大蕭條”<br>記憶猶新。到了雷根年代以後,他們認爲我們不會再貧窮了。他們普遍認爲,<br>貧窮不是由制度造成的,而是由於懶惰。民意調查表明:在美國,64%認爲,貧窮是<br>由於懶惰造成的;在歐洲,24%的人認爲窮人之所以貧窮是由於他們太懶。因此,現<br>在的中產階級是偏右而不是偏左。<br><br>  至於中產階級的標準,這個很難確定。比如一個年收入在3-4萬美元的家庭,也會自認<br>爲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實際上,他們還很窮。<br><br>  龐元正:在美國有一個洛林研究所,享廷頓曾在那裏工作過。他們受美國官方的支援,<br>似乎有右的傾向?<br><br>  R:是的。享廷頓最近有一本書叫《我們是誰?》。他在這本書中提到,“我們是盎格魯<br>-薩克遜的後裔”。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種族主義立場。這聽起來像是一、兩百年前的聲音<br>。今天的美國,已經有來自亞洲、非洲各國的移民。享廷頓提出這種觀點真是膽大魯莽。<br><br>  龐元正:有觀點認爲,美國今天的霸道與蘇聯的解體有關。蘇聯解體以後,世界<br>上不再有能與美國相抗衡的力量。今天,還沒有這樣一個能與美國相抗衡的力量崛起。那&#<br>40637;,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br><br>  R:民主黨認爲,在與中美競爭中,中國一定會獲勝,問題在於如何反對核競爭;<br>爲此大家應坐下來商量。而共和黨則一直主張扼制中國的發展。<br><br>  候才:美國學者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哲學(應包括馬哲、中西哲等的研究-整理者注)現<br>狀的?<br><br>  R:美國學者對中國哲學(翻譯及羅蒂理解成純粹的中國哲學)瞭解不多。只是簡單地介<br>紹一下《論語》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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