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邊緣精選今年228的幾篇重要文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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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邊緣精選今年228的幾篇重要文章(2006)

文章國際邊緣 » 2006-03-09, 08:00

「佳節愉快」? 政治透支的二二八 <br> <br>陳明輝/文字工作者(竹縣關西)<br> <br>昨天在某處的文化局附設圖書館,貼了一幅休館公告,全文如下:「因逢二月二十八日,和平紀念日,本館休館一日,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並『敬祝二二八,佳節愉快』」,似乎是很貼心的公告服務,但也具體而微地顯示了一般民眾對於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共同觀感。 <br>「共度二二八佳節」頗有消費社會的影子,在這個以消費社會為主的時代,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便在商業與政治之上,各自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二二八這一天,分別獲得了物質與政治的利益,但對於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而言,以及一九四七年的歷史記憶,都是剝削,然而這也代表了社會面對歷史的態度已經產生了結構性的改變。 <br>百貨零售業,每年都有週年慶。但就近年來的政治生態而言,二二八則成了政治週年慶的最佳時機,只不過商業價值強調愉悅與魅化,而政治促銷的手段乃是悲情。而二二八定為國定假日,除了和平紀念日的反思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假日比較能夠使廣大的勞動群眾在時間與思緒較為舒緩的時候,接受政治訊息。像廢除國統綱領的議題在二二八前積極地提出與發展,除了解構「四不一沒有」的束縛外,其內含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於藉由二二八所附著的悲情力量,對抗或削減泛藍的統一傾向。 <br>二二八事件,除了歷史內蘊的複雜歷史情節之外,也在於二二八國殤,可以作為獲得政治利益的促銷方案,作為政府鞏固政治意識形態的來源。而如今,非常矛盾之處在於,政府文化機構張貼「敬祝二二八,佳節愉快」的公告,似乎顯示出,當今消費主義的情境,不僅瀰漫了整個社會,並造成嚴重的卡奴問題之外,政治團體也不斷地藉由政治行銷或公關活動的手段,獲取各自的政治利益與認同。 <br>商業消費的快樂與政治悲情,背後都有其危機之處,就是「透支」。消費金融的透支造成了卡奴的社會問題顯而易見;而政治的透支,除了讓台灣地位逐漸邊陲之外,或許就在於廣大的民眾無法獲得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發表自由言論、自主的公共領域,這也就是為何二二八的詮釋權,仍然操之在政治力手中的原因之一。 <br>和平紀念日,每個人都有一天假期,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瓜分的風氣,或許廣大被稱為中產階級的公民,可以為二二八以及民主形式,思考些什麼吧!二二八,不是佳節,是和平紀念日,是對於公民生活價值的共同思考的時機,對照政黨間的作為,作為公民,我們理當不該讓歷史與和平喪失價值! <br><br>【2006/03/01 聯合報】 <br><br><br><br><br>二二八的啟示和教訓◎慈林基金會<br>台灣日報 2006-02-27 00:00 <br><br>二二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死傷最多的屠殺事件,甚至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犧牲最慘烈的抗暴事件。可是將近六十年了,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以及我們應從這事件獲得的教訓,卻是眾說紛紜、模糊不清。在二二八將進入60週年的今天,我們認為就二二八發生原因和經過做事實的釐清,以及就後代子孫應得的教訓,做明確而持續的探究並傳承後世,以期成為慘劇不再重演的教材,是極有意義的大事。 <br>我們認為,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主軸是:專制腐敗的政權,對人民的抗議施以殘酷的屠殺,甚至濫殺無辜以製造恐怖氛圍,並藉機剷除可能成為反抗其統治的台灣菁英;其目的是確保其政權的長久存在。這樣的觀點給了我們如下的啟示和教訓: “專制的統治者為了維繫其政權,從來都是不擇手段的。其殘暴酷虐是維持政權之必要心態及手段,所以期待一個專制政權仁民愛物、遵循公義,無異是緣木求魚。有了這樣的認知,就必然排斥專制、信仰民主,並且欣然接受民主政治所必要的基本原則、約束及規章,即使這些原則經常使我們感覺不便。 (有部分抗暴人士於事件中提出「打外省仔」、「打倒外來政權」等口號。其實外來政權如不腐敗,不會引起人民普遍的反抗;專制腐敗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不等同於全體外省人。這些口號只是當時部分反抗人士對事實的不精確認知和反應而已。 其實,「外來政權」、「族群不和」,只是二二八事件微弱的助因。因為,外來政權並不必然專制腐化,本土政權也不必然民主清廉。而引發二二八主因,是統治者的專制腐化,與它是否外來並無必然的關係。其次,雖然當時本地人民厭惡統治者,但並不必然拒斥外省人。從一些本地人保護外省人,使其免於被追打侮辱的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今天我們不應再草率地以「外來政權」、「族群不和」等浮面現象來模糊二二八真相,而應直探二二八本源—專制腐化的政權殘酷鎮壓抗暴民眾,並蓄意屠殺台灣菁英,以確保其政權。否則,不但窄化了二二八意義,也使真相失焦,而不能從這不幸事件中得到應有教訓。 當年二二八的各式加害者,幾乎都已不在人間了。報復已無對象,譴責也是徒費口舌。即使他們仍有少數子孫傲慢地橫行於台灣政壇,但對台灣這塊土地及人民已無足輕重,大可無視其存在。今天,我們探究二二八的真相,應該是要從歷史真實中學習寶貴教訓,而不單在於對當年加害者的譴責。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從當年抗暴人士所犯各種錯誤中獲得教訓,如誤認政府不會濫殺、誤信陳儀之虛言、把腐敗的統治小集團等同於全體外省人等,從中學得如何避免專制政權的產生,以及反抗暴政的能力,才能使這件慘案對我們有積極正面的價值。 <br><br><br><br><br>二二八的六個最基本問題 <br> <br>楊渡 <br> <br>二七部隊 突擊隊長的現場經驗 <br>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br>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br>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br>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br>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br>二二八一直是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只能在躺那裡。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br>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br>偶然的時間、地點與 巨大的不滿能量結合 <br>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污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br>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種保鑣、弟兄。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br>第二個問題: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br>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布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攻占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br>中共地下黨人 在全台各地參與 群眾行動的情況 <br>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 <br>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可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br>這就涉及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只說是「奸黨叛亂」未公布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br>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分: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br>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br>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br>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志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志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志明部隊,在越南打游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游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br>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游擊隊解散,全面潛入地下。 <br>陳儀的外甥 丁名楠保護曾文區 <br>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只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哪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br>這時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護你們啊!」 <br>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br>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只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br>「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混淆 <br>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br>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br>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們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他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至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br>木瓜樹下 槍決的外省人 <br>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纍纍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纍纍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br>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br>不甘心的知識分子 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br>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分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br>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br>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得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br>更應從戰爭、殖民的大歷史中 尋找衝突的答案 <br>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哪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 <br>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br>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作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的人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br>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 <br><br><br><br><br>【2006/02/28 聯合報】 <br>2006.02.27  中國時報 <br>我們共同的二二八<br>吳乃德<br>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記憶女神如此描繪:女神有兩個面孔,一個面孔凝視過去,另一個面孔則正對現在;一隻手抱一本書,另一隻手則拿著鵝毛筆,準備書寫下一章。這正是集體記憶最佳的寫照:記憶以過去為材料,可是書寫的目標卻是為了現在,以及未來。 <br> 歷史記憶經常是為了迎合現在的需要,對過去所做的剪裁和闡釋。然而現在卻經常是分裂的。用歷史記憶來啟發現在、指引未來,必然面對質疑:誰的現在,你的還是我的?甚麼樣的未來,統一還是獨立?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是衝突的,而且也永遠隨著時代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內涵和啟示。 <br>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有兩個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這兩種對立在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不能讓它成為我們政治社區中所有人可以共同擁有、共同珍惜的歷史回憶? <br> 記憶不等同歷史 <br> 目前對二二八事件的爭論之一,是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過往的和現今的,巨大創傷都是集體記憶的重要元素。「在民族的記憶中,苦難通常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要求責任、號召集體的奉獻。」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強調、甚至誇張其苦難。戴高樂宣稱法國是全宇宙最苦的民族,因為她曾經四次被佔領。常被瓜分併吞的波蘭人顯然不會同意這個論斷;遭受屠殺浩劫的猶太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人更會大聲抗議。 <br> 歷史記憶是創傷的轉化。它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雖然也不能違反歷史、竄改事實。在集體記憶中,歷史只是骨架,更重要的是血和肉:歷史的反省、教訓、和啟示。「集體記憶將歷史的單一事件轉化成原則性的訓示,這個訓示可能是正義原則、或政治理想、或道德規則。」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事件轉化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 <br> 歷史記憶、或歷史啟示要產生效力,必須和當代社會的主要關心有所共鳴。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解釋之所以被廣泛接受,正因為它在台灣政治發展的兩個階段中,都和台灣人對自主性的期待產生共鳴。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這段歷史雖然是禁忌,對它的記憶仍然在民間鮮活地保存了四十年。這段記憶在暗中被保存、加工、和傳遞,是當時普通人民對抗專制統治的唯一工具。正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所說的,「人民對權者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 <br> 而在現今的民主階段中,由於中國政權對台灣人民自主性的否認和威脅,二二八集體記憶的主題「外來政權的壓迫、反抗、和創傷」,持續和人民產生共鳴。只要台灣的自主性持續受威脅,這樣的闡釋將繼續在社會中產生共鳴。 <br> 正如中國認同者所質疑的,這樣的闡釋其實違反歷史事實。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論述,也經常將「歷史闡釋」和「歷史事實」混淆。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 <br> 闡釋和事實的對立,來自認同的差異。兩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嗎?或許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雙方都必須理解,歷史記憶並不等同於歷史事實。一方面,教訓和啟示不應被當成事實來闡揚。如果我們對逝者仍有責任,責任之一就是將真相和事實還給他們。而且,當我們將啟示和事實混淆,我們等於是告訴另一個族群的同胞:我們自始就沒有將你們當成自己人,而我們的犧牲也是來自你們的不義。這不但違反歷史事實,也妨害我們建立共同的政治社區。 <br>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理解,民眾之所以能和偏離事實的歷史記憶共鳴,正是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而不一定是因為族群的排斥。不論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獨立還是統一,我們共同的自主性被中國政權否認和剝奪卻是一個事實。我們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中,處於「社會性死亡」的狀態:生物層次上我們仍然活著,可是我們的身份、人格、和存在完全被否認。這是我們的共同處境。讓「自主」成為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基調,或許也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br> 黨派利益的糾葛 <br> 除了認同的差異,政治利益、或黨派利益也造成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對立。在民族的重大創傷中,一定有壓迫者和犧牲者,有好人和壞人。犧牲者值得懷念,壓迫者必須被譴責。可是這個創傷距離我們仍然不遠,在好人和壞人的分辨中,有些政黨得利、有些政黨蒙羞。 <br> 此種歷史記憶和政黨利益的糾葛,發生在許多新民主國家中。二次大戰前的內戰是西班牙的歷史創傷。在民間的歷史記憶中,勝利的佛朗哥政權是壓迫者和屠殺者。雖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為了順利轉型和社會和諧,雙方曾經約定對這段歷史做「刻意的遺忘」。可是西班牙國會卻在一九九六年打破這項協定,通過法案賦予「國際軍旅」的成員以西班牙公民的身份。國際軍旅的四萬多名成員來自世界各國(其中一萬六千人陣亡),光是美國就有三千多人參與,幫助西班牙人反抗法西斯政權。重提這項歷史記憶,自然不利於和佛朗哥政權有歷史淵源的民眾黨。該黨的政治領袖因此拒絕參與所有的典禮和儀式。相對而言,國民黨主席願意代表他的黨面對歷史,是一個比較積極、智慧的行動。 <br> 可是我們難道不能跨越黨派之私,讓這段歷史成為全民可以共享的記憶?雖然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絕對的道德正當性譴責加害者。可是道德上正當的行為,政治上不一定合宜。在口語上聲討「元兇」及「共犯」在道德上難以質疑。可是,揭發歷史真相本身不就是最佳的譴責?如果甚至要求政黨賠償,則是將歷史記憶兌現為短期的黨派利益。不但貶低了民族創傷的神聖性,也無助於共同政治社區的形成。 <br> 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和解,可是真相本身並不能帶來和解。近日關於歷史記憶的紛擾中,綠營的政黨領袖說真相會帶來和解,並以南非為例。這種說法如果不是昧於事實,就是因政黨之私。真相能否帶來和解,端視我們如何呈現真相,如何處理真相。 <br> 我們共有的史詩 <br>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彌補裂痕、團結成單一的政治社區,不是靠制度或政策,而是公共人物的言行和責任。如果我們以類似「吵個沒完沒了的補償金……哭哭啼啼,講不完台灣人的悲哀」的語言來論述,而不能以同理心來看待同胞的傷痛,這和將同胞的傷痛兌現為政黨利益的效果一致:不但無助於團結,反而加深分裂。 <br> 對過去,我們有不同的經驗;對未來,我們有不同的願景;現在我們對政黨有不同的喜好。可是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我們都是政治性的伙伴。維持這種伙伴關係並不容易,民主也不容易。 <br> 二二八應該是我們可以共享的歷史記憶。它包含了壓迫和反抗、殘暴和仁慈、投機和理想、出賣和忠貞、麻木和溫情、男人的血和女人的淚,是我們這個社區唯一可以共有的史詩。為什麼不珍惜它,用我們的謹慎、慷慨、和想像力,讓它成為團結我們的橋樑? <br> (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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