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到底在宣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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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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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施琅就是英雄!——論“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這兩件事之關係(以此參與關於施琅的爭論)<br><br>鄧曦澤(武漢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br><br>關於如何評價施琅,我想如下切入。<br><br><br>一、原則<br><br>第一,一切主義之鬥爭,讓位於愛國主義。【“主義”一詞可以不要,僅僅為了表述方便而使用之。】<br><br>第二,愛國主義蘊含的一個必要內容: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br><br>第三,根據第二,凡是反對國家領土之統一的,都不是愛國主義者,並且都是賣國主義者。<br><br>第四,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可以、應該而且必須採取一切手段。在能夠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的諸種手段之中,選擇代價最小的手段。<br><br>第五,凡是不克盡職守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之政府、政黨、政治集團,都是事實上的賣國賊。凡是不履行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之命令而臨危而退之個人都是事實上的賣國賊。凡是能為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而作力所能及之工作而懈怠或逃遁者,均不是愛國者。<br><br>二、解釋<br><br>(1)愛國必須有其實現方式。當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遭遇危險時,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愛國群體(包括政府、政黨、政治集團等)證明自己愛國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必須的方式。否則就是不愛國乃至賣國的。<br><br>如果否定“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這一條,那麼,國家就會因為種種原因或者藉口而無限分裂,成為碎片,則吾國吾民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秩序中必定淪為被蠶食鯨吞的物件,則吾國吾民吾中華不復存在。<br><br>(2)當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遭遇危險時,一切主義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政治分歧之爭、集團利益之爭都必須讓位於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這一首要使命。凡是以個人私利或者集團私利淩駕於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之崇高使命之上者,都是事實上的賣國賊。<br><br><br><br><br><br>【以上原則不是為了評價施琅而提出的,而是經常發生在吾國歷史上的原則,這裏不過是以自己的行文方式將之提取出來而已。以下直接對施琅進行評價。注意,施琅是英雄,不僅可以通過上述原則作出,而且可以就事論事地作出:“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是兩件事而不是一件事。】<br><br><br><br>三、施琅就是英雄<br><br>在對施琅的爭論中,有一個關鍵就是:如何看待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之間的關係。我認為,評價施琅的方法非常簡單。關於施琅,有一點是肯定的,即“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是兩件事而不是一件事。為什麼要把兩件不同的事情看成一回事並納入一種評價體系中看呢?<br><br>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這兩件事涉及的(行為)主體、主體之間的關係,主體要達到的目的以及實現方式都不相同,如何揉成一塊?<br><br>(一)施琅降清該作如何評價,在明王朝以及它的堅定遺民看來,施琅肯定是貳臣。(在隋朝看來,降唐的人何嘗不是貳臣?)但是,有一點必須肯定,因為這是事實,即:明王朝當時已經完全不能正德利用厚生而喪失了政治合法性,而清王朝無論如何強于明王朝,並逐步建立的政治合法性。【合法性乃是一個變遷過程。一個政權、政府或者政黨,乃至一個人的行為的合法性都是變遷的。任一主體在彼時彼地的彼種行為可能不合法,但在此時此地的此種行為卻是合法的。在明末的許多遺民眼裏,滿清的確是不合法的;但很快,清朝就通過自己的努力建立的合法性。在六國遺民眼裏,秦朝是不合法的,同樣,秦朝很快建立的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施琅是不是貳臣乃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集團的評價體系作出的不同評價。<br><br>(二)由於清朝已經建立了合法性,成為了中華之正統,所以,施琅統台已經不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鬥爭,而是解決國家分裂的問題,即統一問題也即解決領土完整的問題。當貳臣問題與統一問題同時發生,二者發生衝突時,貳臣問題讓位於統一問題,統一問題優先於貳臣問題。而在史實上,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乃是先後發生的兩件事情,故二者沒有衝突。因此,根本不能用對施琅降清的評價來評價施琅統台,也不能用對施琅統台的評價來評價施琅降清。【原則:第一至第四】<br><br>施琅代表清朝統台,乃是新興王朝重新統一國家的行動,即正統政權對偏安政權的統一。除了清王朝是滿族人做皇帝外,施琅代表清朝統一臺灣跟今天我們的反台獨促統一完全一樣。如果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後能夠穩紮穩打,李自成王朝也就成為新的正統,他同樣可能授命施琅統一臺灣。【同樣,對於明王朝而言,投降李自成也是貳臣。對於明王朝而言,不論投降誰,只要背叛明王朝而投降,都是貳臣。】<br><br>(三)因此,不論施琅是不是貳臣,施琅都是英雄。是不是需要在“英雄”前面加上“民族”,這裏可以不討論,我採用另一個更基於事實的評價——施琅是統一祖國的英雄或者施琅是統一臺灣的英雄。既然施琅是統一祖國的英雄或者施琅是統一臺灣的英雄,那麼,施琅就是英雄。<br><br><br><br>(四)若說施琅與鄭氏有這種恩怨,這完全不重要。無論施琅與鄭氏有無恩怨,統一臺灣都是應該的,施琅都是英雄。當家仇與國恨並存時,只要沒有以私害公,就不能指責施琅與鄭氏有恩怨。而且,儒家並不反對甚至主張家仇國恨一起報。回頭看看,有多少人是因為家仇而走上抗日的道路的,難道能夠因此而否定那些抗日英雄的壯烈舉動?儒家講身、家、國、天下在分殊處看是多,在理一處看是一,根本就沒有必要無條件地把家仇國恨分開。從正面講,如果袁隆平心想如果發明了某種水稻種子既能利國利民,又能給自己漲工資,於是就努力科研,這難道不可以嗎?就算是有些人出於利己的目的,但他的行動在事實上是利國利民的,也要支持——前提是:不能以私害公。這個前提乃是底線。只要在底線之上,都不反對。利國利民利己之事,不但沒有害公,而且利公,故不但不能反對,還應該支持。<br><br>(五)佐證。不論共產黨人殺了多少國民黨人,也不論國民黨人殺了多少共產黨人,這都只是內部鬥爭。這種鬥爭讓位於內外鬥爭,讓位於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這一首要使命。因此,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愛國的,都是英雄,或者都是民族英雄。<br><br>在內部的貳臣問題看來,對於國民黨而言,投降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就是貳臣;對於共產黨而言,投降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都是貳臣。但是,不論是投降了共產黨的國民黨人還是投降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不論是誰投降誰,誰是誰的貳臣),只要他在抗日戰爭中是抗日的,就是抗日英雄或者民族英雄;只要他反台獨,就是統一祖國的英雄或者民族英雄。【民族英雄這個概念可以指在不同民族之間的鬥爭中為本民族作出重大貢獻的人,也可以指在民族的正常發展中為本民族的繁榮富強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前者如文天祥、岳飛、蘇武、張自忠、劉湘等;後者如錢學森、鄧稼先、袁隆平、王選等。施琅是民族英雄,但不是在民族鬥爭中戰勝另一民族那個意義的英雄,而是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因此對中國或者中華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人。如果覺得“民族英雄”這個詞語有歧義,完全可以用“國家英雄”這個詞語。】<br><br>來源:儒學聯合論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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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到底在宣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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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到底在宣揚什麽?<br>(博訊2006年3月29日)<br> <br> 目前,海峽兩岸的關係出現了曲折,有人大談當年施琅如何收復臺灣,讚美滿清統一中國的歷史,希望能夠借古喻今、古爲今用。筆者認爲無論對歷史還是對現實來說,這種宣傳是一個誤區,負面影響不容忽視,故應引起重視。 <br> <br>    一、 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br> <br>   1、 滿清對臺灣的真正興趣不在於統一祖國。鄭家在臺灣奉大明爲正溯,以永曆爲年號,保中華衣冠,而不是數典忘祖的台獨分裂者。當雙方就國家統一問題展開談判時,當鄭家提出“不剃發”的正當要求時,卻遭到滿清的拒絕,於是兵戎相見了。當滿清佔領臺灣後,康熙卻認爲“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更有大臣說“空其地任夷人居之”,主張重新“贈給”荷蘭人!這使滿清攻台的真正興趣昭然若揭:即使把臺灣拱手讓給洋人,也決不能容忍這裏有一個漢人政權的存在。什麽中國領土完整不完整,只要不對自己的“家天下”構成威脅!對比同一時代滿清與沙俄在雅克薩交戰後忙把柏海兒湖(今貝加爾湖)割讓給沙俄的歷史,這一道理更加顯而易見了。 <br> <br>   2、 鄭家是收復臺灣的唯一功臣。鄭成功麾下雖是明軍的散兵遊勇,卻學習西方建立強大的海軍,才能一舉打敗荷蘭人,開中國人戰勝西方列強之先河。鄭成功、鄭經收復臺灣後,正式在臺灣確立府、縣制,開發農業、普及教育;面對滿清的經濟封鎖,積極發展海上貿易,獲得巨大財富,使臺灣成爲真正的寶島。連滿清的大臣也不得不承認:鄭氏明之孤臣,非國朝之亂賊。反觀清兵,根本不知海戰是何物,一旦交戰後果不堪設想。到那時,臺灣將永遠回不到祖國懷抱,臺灣將重復東南亞海島的命運,成爲荷、西、英、法、美等列強爭奪的焦點,整個中國大陸都永無寧日。當然,施琅也有他的歷史貢獻,比如能力排衆議,確保滿清不放棄臺灣,但主要貢獻是鄭家的。 <br> <br>   二、 這無助于現實的解決。 <br> <br>   目前,兩岸之間分歧由意識形態領域轉向民族文化認同領域,這向我們表明:臺灣問題不僅僅是國共內戰的結果,可以追溯到甲午海戰,甚至明清之際,所以我們對鄭成功和施琅的歷史評價,都要格外慎重。 <br> <br>   1、 引起臺灣民衆的不滿。鄭成功是福建人,閩台自古一家,鄭成功也是臺灣人的驕傲。鄭成功、鄭經收復臺灣、開發臺灣而得到臺灣人的尊重,被稱爲“開台聖王”,全島共有150座祠廟紀念他,醜化鄭家對臺灣民衆來說是傷害感情的事。反觀滿清,在甲午海戰後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人說滿清出賣臺灣。 <br> <br>   2、 會被台獨分子利用。目前,大陸提出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能實現兩岸的和平與穩定,而台獨勢力爲達到分裂目的,積極製造族群分裂,醜化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把大陸比成滿清、臺灣比成鄭家,以證明統一潮流不可阻擋,是十分不妥的。(1)會被用來攻擊大陸的對台政策。目前,臺灣人對大陸對台政策只有個模糊的印象,而施琅平定臺灣的歷史卻早已深入人心。心理學實驗表明,人們往往對形象生動、特點鮮明的資訊産生積極的心理反應,因此會給人一個錯覺,增加相互之間的不信任感。由於台獨勢力控制輿論,他們會借題發揮說,大陸要學滿清武力吞併臺灣,我們不能上當,要多購買美國的武器保衛自己。(2)會被用來攻擊中華文明。目前,台獨勢力推行“去中國化”運動,在教科書上把明朝之後的中國歷史列入世界史。我天天宣傳施琅,台獨勢力會說,大陸仍在美化滿清奴役漢人的歷史,他們已經漠視了漢唐的文明,卻對拖著“豬尾巴”作奴隸的歲月津津樂道。中華文明不可救藥,我們只有獨立,才能擺脫這種衰落的文明,進入美日先進國家的行列。 <br> <br>    給鬼子以方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鄭成功母親是日本人,鄭成功出生於長崎,日本人早就把鄭成功看作他們的民族英雄,有一部名劇《國姓爺合戰》,講述鄭成功收復臺灣的事。日本人幻想通過把鄭成功看作他們的民族英雄來佔有臺灣。我們醜化鄭家,對日本人來說正是求之不得!他們會借此和媚日的台獨份子串通起來,使臺灣問題更加複雜化。 <br> <br>   綜上所述,在海峽兩岸的關係出現了曲折的關鍵時刻,大談當年施琅如何收復臺灣、 稱讚滿清統一中國的歷史可以休矣。這只能引起臺灣與大陸離心離德,臺灣的促統人士孤立無援 <br> <br>   檳榔園 作者:ntcheng <br> <br> (博訊 boxun.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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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李澤厚--論戰大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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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越洋發飆:施琅是漢奸!<br><br>予沉按:近來因《施琅大將軍》一劇引發爭論,在網路上達到白熱化程度。在與李澤厚先生的越洋通話中,李先生就施琅相關問題發表了看法。<br> <br> 沉:李先生,最近掀起熱潮的施琅問題爭論您有所關注嗎?<br> <br> 李:看了個別文章,不過整個討論情況不是很清楚。你介紹一下?<br> <br> 沉:我簡單說一下吧。《施琅大將軍》這個劇的策劃跟陳明老師有一定關係。陳明主張把施、鄭兩家的私怨與大陸、臺灣關係區分開,把施的私德與收復臺灣的事業區分開,把康熙作為國家的代表與滿漢衝突區分開,從而肯定施在當時為著國家統一和版圖完整所做的巨大貢獻,而這對當前局勢有很大啟發作用。他不諱言自己是從中國當下現實利益出發看待歷史,因為“歷史是生長的,民族是建構的,文化是開放的”。他明確認為,施琅不是民族敗類、漢奸和賣國賊,而是有功於中華民族和整個中國的民族英雄。<br> <br> 另一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認為,施琅變節降寇,助清滅明,是漢民族之敗類,即便有功於全國統一,也是第二位的,不能改變其助野蠻以奴役文明的性質。再聯繫著滿清入關以後一路屠城的滔天罪行,則施之罪已不止是變節、失德,更是民族的千古罪人,愧對作為民族精魂的岳武穆、文少保等先烈。<br> <br> 在這一觀點中,又有種族立場和道德立場兩種相近的意見。前者強調漢民族的純正性,對滿清入主持堅決批判態度,完全否定滿清政權的合法性;後者從春秋大義、絕對道德價值出發,認為立德高於立功,施雖有功於事,但有負於義,反對從後人視角和實用立場去消解道德價值的絕對性。<br> <br> 此外還有的觀點超越種族、版圖、道德之爭,或強調民主政治優先,或主張文化理念至上,還有的持和平主義觀點,反對任何武力統一的主張。<br> <br> 大致就是這樣。各種標準、原則,各個層面、角度彙集到施琅問題上,論爭很激烈,有的甚至成為意氣之辯、口舌之爭。<br> <br> 陳明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道德和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義,認為前者授人以柄、危害極大,後者迂腐空談、無濟於事;對於一味強調民主的觀點,他認為沒有切中歷史和當下的情境與需要,至於全然反對武力,如果不是真誠的迂腐,就是別有用心的掩飾。在這次論爭中,他表現出的是一種維護國家統一和版圖完整的意志和決心。本來這是應該得到一些反對者的認同的,但由於集中在施琅問題上面,把種族、道德、文化等問題都牽扯進來,就出現了非常複雜的爭吵局面,陳明甚至被人極端地罵之以“漢奸”,視其為賣國者有之,視其為無德者有之,視其為投靠者有之,視其為黷武者有之。<br> <br> 李:“漢奸”?是嗎,哈哈哈。活該!<br> <br> 沉:那您的態度呢?<br> <br> 李:我完全不同意陳明的觀點。<br> <br> 沉:就這些問題我想聽聽您的看法。<br> <br> 李:我的意見,第一,倫理價值有絕對性;第二,我反對盲目歌頌滿清;第三,對施琅我持否定態度。<br> <br> 沉:請具體說一下吧。<br> <br> 李:我認為,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這些人是民族英雄,這不應有疑問,吳三桂、洪承疇、施琅不能是民族英雄。這裏不能是非不明。<br> <br> 我認為,倫理價值從歷史、社會中生長出來,但具有超歷史、超時空甚至超因果的特徵。對待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繼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超越具體條件、情境的絕對性。從人類的歷史總體來說,道德精神具有獨立的價值,不隨時代條件和情境而改移。<br> <br> 本來,任何倫理要求都是歷史的、社會的,都是在具體條件下產生的,比如華夏自古就講敬老,但有的部落卻殺老,按其生存環境和條件來看,殺老是符合現實要求的,在被給定的境遇下是道德的。還原到歷史情境之中,道德本是相對的,所以才有道德的相對主義、道德的功利主義,還有黑格爾到馬克思的道德的歷史主義,包括文化人類學的考察也表明,道德標準與生存環境、現實條件有關,確實是相對和變易的。<br> <br> 但是,我之所以仍然堅持康得的絕對主義倫理學,是因為,康得把上述的獨立性和絕對性鮮明地揭示了出來,康得揭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特徵,那就是理性主宰感性,我稱之為理性凝聚的人性力量或心理形式。<br> <br> 沉:我注意到在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那篇最新長文裏,反復談到烏托邦構想缺乏經驗支撐,是一種先驗理念的幻相,但是呢,這種構想本身又昭示出一種倫理價值,而這是有其絕對性和永恆性的。<br> <br> 李:對,是這樣。我反復強調一點,道德本身有絕對價值。所以我反對實用主義,我主張的實用理性所以與之不同,正是因為實用理性主張有絕對性的東西,而不同于有用即真理。<br> <br> 倫理雖然是歷史的、時代的和社會的,是一定具體時空條件下的產物,但它是由個人去自覺選擇和決定的,所以說是自由意志。它經常以犧牲自己的感性欲求包括生命來履行道德義務,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體,這就是我所強調的道德精神的絕對性。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捨生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從這裏昇華出一種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恆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延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要注意人性能力的培養並敬重這種人性能力和道德精神。<br> <br> 沉:施琅本人是一降再降,其德有虧,而且有的論者認為他助使了以夷淩夏的逆流,自絕于華夏文化之正道。不過,這恐怕並非只是一個德的問題吧,陳明就說要把個人私德、家族私怨與國家公業、民族大局區分開來看。而施之助清平臺,在根本上是關乎國家統一和版圖完整的,他于此畢竟有功,從今天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是居功至偉。再說清之代明,有類於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在清朝已成為正統的時候,施的作為似乎應該看作是順應歷史的需要。這樣來說,稱施為民族英雄似乎又是可以的。<br> <br> 李:那怎麼可以呢?施是民族英雄,那鄭成功是什麼呢?<br> <br> 沉:有一種折衷的觀點就認為,鄭和施都是民族英雄,鄭趕走外族侵略者,當然是民族英雄,施促成實現國家統一,同樣是民族英雄。我想這裏是有一個情境變換的問題,到清朝已然成為中華正統的時候,施的作為就不應該說成是什麼漢奸和民族叛徒了,而似乎帶有棄暗投明、大義滅親的意味吧。<br> <br> 李:鄭也是民族英雄,施也是民族英雄,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種情境交換說是說不通的。要肯定鄭以及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他們,就不能不否定施,不能有標準變異。<br> <br> 沉:那您就只是從絕對倫理的方面來否定施?<br> <br> 李:不止是這一點了,雖然這一點已足夠。同樣重要的還有,對於一個人的判斷和評價,要放到整個歷史大勢中來看,他對這個大勢是起促進還是背離作用。那些肯定施的人,不就是說施有功於中國統一嗎,這所謂統一其實就是滿清的全面佔領和統治。<br> <br> 對此應該怎樣評價呢?我認為,滿清對中國的統治,使中國歷史發生了倒退,我對滿清入關的評價是負面的。六十年代劉大年寫過一篇《論康熙》的文章,深得聖意,他極力歌頌康熙的功績,我當時就極反感。滿清使中國歷史大倒退,在農業上勵行小農政策,外交上閉關鎖國,文化上大搞文字獄和思想鉗制。但這一切都搞得很高明。例如修《四庫全書》,既籠絡、收買了大批知識份子,又銷毀、篡改了大量書籍,當時不許思想,所以考據風行。明代中葉以來禮教崩壞得很厲害,商品經濟、思想文化本來有良好的發前景,清朝的入主使這一切被中斷,退回到小農社會的閉關狀態。“三言、兩拍”中所反映的濃厚的市民風尚、氣息都消失不見了,盛行的是偽古典主義。而如果當時是李自成成功了,情況就會不一樣。<br> <br> 沉:您認為李自成會比清朝統治者更好?<br> <br> 李:當然要好得多。少數民族入關帶來的總是落後和倒退,從政治、經濟到文化都如此。世界歷史已多次證實了這點,不僅中國。<br> <br> 沉:但您不能否認,清朝對於此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中國在開疆拓土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們無法設想,靠著明朝那腐敗的政權和羸弱的兵卒,可以擁有從新疆、西藏到內蒙的廣大疆域,包括東北都可能不屬於中國。<br> <br> 李:我認為滿清的“功績”可能就是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但因此對清朝、清帝全面頌揚我不贊成。<br> <br> 沉:回到施琅問題上來,如果當時不平臺,或平臺未果,那麼就有永遠失去臺灣的危險,且不從現代意義上的制海權上來講臺灣對大陸有多麼重要,單就當時情況來說,臺灣獨立會不會引發中國各大疆區分裂出去,都不好說。<br> <br> 李:不見得當年不統一就永遠不會統一,也可能以後有更好的統一辦法。以國家版圖之完整來為施辯護,我認為是站不住腳的,成思吉汗的版圖夠大了吧,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所以毛澤東說“只識彎弓射大雕”。<br> <br> 沉:這裏有一個關鍵就是,異族入主中國,到什麼程度上才可以被承認是正統,統治者可以被承認是國家的代表。網上有人對惟版圖論作了引伸,認為異族佔有大半領土時,就可以視為正統,為其服務就是維護統一,反之就是分裂國家。<br> <br> 李:笑話!那要這樣的話,我們置歷朝歷代那些身陷絕境而抗敵不屈的民族英雄于何地?日本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我們就應適應“版圖”,主動投降嗎?<br> <br> 總之,從社會發展大勢來說,我否定滿清,從倫理標準來說,我否定施。施助清平臺、統一中國,我認為根本不是什麼順應歷史潮流,不能因今天的某種需要,就如此實用主義地來解釋和編造歷史。<br> <br> 當然了,此次事件引發的相關討論我不清楚,但我就施琅本身牽涉到的問題,如倫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滿清的歷史意義如何評價等,我這些看法不因此次討論的具體情況而改變。<br> <br> 沉:有人因施的評價問題而引伸說,如果當年大東亞共榮圈成功建立,那汪精衛等人也成為大東亞民族的民族英雄了,也為大東亞的統一建立了巨功,而那些抗日將士們就是阻礙統一的歷史罪人。您覺得這樣的比附有道理嗎?<br> <br> 李:很有道理。施琅是英雄,汪精衛肯定是更大的英雄。如果美國今天打中國,佔領了大部分土地,那投降者都是“大英雄”。這是標準的漢奸邏輯。<br> <br> 沉:但性質是不是有些區別呢。有人就認為中日是國與國的關係,滿漢是一國之內兄弟民族的關係,不可這樣比附的。<br> <br> 李:哈哈哈,兄弟民族!當時是兄弟民族嗎?什麼時候才這樣講的呢?宋、遼、金當時都是國家嘛,滿清雖然還沒有建國,但也是有自己的國家政權。能用今天的東西這樣去套嗎?可以這樣歪曲歷史嗎?所以我認為,上述引伸是對的。 (可見自由派承認民族國家學說。)<br> <br> 沉:當然就我個人而言,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的精神與意義不容抹殺歪曲。近些年相反的聲音也太盛了些,秦檜也要“站”起來了,有的地方已開始紀念洪承疇。<br> <br> 李:是啊,今天紀念洪承疇,明天就可以紀念吳三桂。對吧。周作人、胡蘭成這些人,不也大行其道嗎。我是看不起這些人的。很早以前我就講,我推崇的還是魯迅,我是尊敬硬骨頭的。<br> <br> 沉:對滿清的評價很複雜。不過說實話,我對充斥影視的清宮劇非常反感。<br> <br> 李:我也反感那些清宮劇、辮子戲,裏面充滿奴才觀念和愚昧意識,雍正那部戲可能是其中最好的,情節倒是編得不錯,雍正也確實有政績,很辛勞,但把雍正殘忍刻毒的一面完全略去,便太不符合歷史事實了。<br> <br> 總之無論對清還是對施,我不能同意從今天的利益出發,去張揚道德的相對性,否定歷史中顯現出來的絕對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光輝。<br> <br> 沉:那這次論爭中有些觀點也主張道德價值的優先性,高揚德的純正性和絕對性,從小的方面批施的個人無德,大的方面批施的失節,助夷淩夏、毀裂正道。這種觀點強調春秋大義,奉文化、道德為超乎政治、版圖、種族的更高標準。您怎麼看?<br> <br> 李:我講倫理價值的絕對性,同時又強調歷史感,那就是要從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這個大趨勢之下看問題。很多人忽略這點,所以我的“吃飯哲學”大講經濟和科技,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基礎。<br> <br> 沉:主張民主政治優先的觀點認為,沒有民主政治,就談不上什麼民族和民族國家。也許在他們看來,這是真正的人類共法。陳明以前也認為,儒家和自由主義最具親和性。民主自由憲政這一套東西當然是必須取法的。<br> <br> 李:這我比較同意,沒有民主政治,大談民族主義是危險的。人類今天生存的真正基礎,就是經濟生產和科技發展,這才是決定性的。在這個基礎上,社會穩定、個人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等等,才談得上。<br> <br> 沉:看得出來,您的根本標準有兩條:一是社會經濟生產、人民生活改善和科技發展,一是倫理價值的絕對性。<br> <br> 李:對。<br> <br> 沉:那如果這兩個根本點如果發生衝突呢,您就用“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來解釋?<br> <br> 李:歷史就是在二律背反中前進的,所以我專門寫文章講歷史悲劇。<br> <br> 沉:您可說是吾道一以貫之。<br> <br> 李:所以那年和陳明搞《浮生論學》,我說自己是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我說陳明是數學沒學好,二加二不等於四而等於五,概念不清楚,邏輯有問題,所以由中體西用一下子變成了即用見體,由保守主義一下子變成了實用主義。不過沒關係,我這樣講,他不會沉不住氣。他倒很有自由主義的寬容精神,比好些標榜自己為自由派的人強得多。<br> <br> 沉:您用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來概括中國文化特質,此外還提到血緣親情和天人合一,這四個方面構成您對中國文化的智慧的歸納。您一直很重視血緣親情,認為血緣、地緣與文化所融構的共同體,是在歷史時空中生長出來的,那麼對於種族、民族的問題,您是怎麼看的呢?<br> <br> 李:我反對民族主義,更反對種族主義。現在中國有民族主義盛行的危險,不少學者都有這種傾向,我有點擔心。<br> <br> 沉:是的,在對待民族主義問題上一定要謹慎,但要看到這一方面有挺立民族自主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當前整個國際局勢下被強勢國家逼出來的成份。國家富強起來,如您說的,吃飽了飯,人們有了底氣和自信了,這樣民族主義的情緒就有所高漲。而國家的強大招致了更為有力、更為隱蔽的打壓和圍堵,這也是引發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個方面吧。<br> <br> 李:我以為,挺立所謂民族自主性,不一定需要高唱民族主義,當然我反對一些自由派認為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的主張,但我也不同意一些新左派對民族主義的傾斜。希特勒的出現,多少跟尼采、海德格爾、施米特甚至黑格爾、韋伯等人對德意志民族性的追求有關,我以為,這是德國思想史的教訓。中國現在正在發展強大之中,特別要警惕這一點,國家弱小的時候倒沒關係。一定要保持我們文化上的平和與寬容,不要重蹈德國、日本的覆轍,被民族主義情緒淹沒、吞噬。不好鬥好戰,這是中國能夠長久居於世界文明之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是儒學的一個基本精神。儒家一向反對窮兵黜武,主張王道,反對霸道。<br> <br> 沉:那麼對於陳明在這次事件中特別強調要勇於面對挑戰、敢於決戰的意志和決心,您怎麼看?<br> <br> 李:他不是老講什麼“氣”嗎?“氣”到底是什麼,他始終沒講清楚。說是意志、生命衝動等等,非常空泛,有時指的就是生物本能,所以最終搞了個即用見體,實際上就是在情緒衝動的主宰下,什麼好用就用什麼,怎麼方便怎麼用,只講道德的情境性,也就是相對性,那麼他那敢於決戰的意志和決心是不是也具有相對性和情境性呢,可隨時因需要而放棄呢?這是大可疑問的。<br> <br> 沉:您認為這部電視劇的播放對於當前對台工作有何作用沒有?<br> <br> 李:有什麼作用?只會激發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反感,正中台獨分子下懷。臺灣是很推崇鄭成功的。搞這種影射文藝,顛覆了絕對價值,模糊了道德判斷,還容易產生誤導,從哪一方面來看都沒有好處的。<br> <br> 沉:有人分析網上批施為漢奸的三股力量,一股是大漢族主義者,一股是儒家原教旨主義者,還有一股是和平主義者、科學主義者,分別從否定滿清政權、捍衛儒家倫理和反對武力及影射文藝這三方面立論。陳明認為第一種是只見保種,第二種是只見保教,但保種、保國、保教是一種複合的關係,不應只是執其一端,而要綜合全面並且現實地來考慮,至於最後一種,陳明認為不排除有真誠的當代宋襄公,還想修文德以來之,但更多的是西化的自由主義者的說辭。您怎麼看?<br> <br> 李:我經常搞不清楚陳明到底要講什麼,或者他到底講了什麼。對我來說,保種、保國、保教都既重複又空洞,根本問題還是經濟發展、生活改善和科技進步,這才可能保種、保國、保教,這才是中國復興的真正基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br> <br> 沉:今天的通話中,似乎您這幾方面都有一些。您基本否定滿清統治,主張倫理本身的絕對價值,在台海問題上反對武統,反對傷害臺灣人民感情。您當然既不是漢族主義者,也不是儒家原教旨主義者,您似乎也不是西化的自由主義者。<br> <br> 李:我當然都不是。所以我才遭到各方面的反對和攻擊,但我還是堅持我的吃飯哲學和倫理絕對主義,立足於人類學歷史本體來觀察和考慮問題。<br> <br> 沉:您心態很好很年輕。<br> <br> 李:我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正式文章也寫不成了,現在看半小時的書眼睛都疼,總之是絕對不行了。<br> <br> 沉:您在完成《論語今讀》時不是還說最想搞一本老子的注釋嗎。<br> <br> 李:是啊,一直有這個願望,還有《中庸》、《周易》,也做了一些準備,現在只好全部放棄。<br> <br> 沉:真遺憾。您用“有情宇宙觀”講儒家,用“無情辯證法”講道家,真希望看到您注的老子。<br> <br> 李:沒關係,我的很多觀點以前都講過,說來說去也就是這些,只是沒人認真注意罷了。但這也沒有關係。<br> <br> 沉:《禮記》很重要,您以前沒有想過為之作今注?<br> <br> 李:《禮記》當然太重要了,但篇幅太大,學問太大,我肯定做不了,包括以前也不敢想。<br> <br> 沉:您推崇荀子,一定會重視《禮記》。<br> <br> 李:沒錯。我認為荀子是孔門正宗。八十年代就說過,若沒有荀子、《禮記》、董仲舒、王安石、張居正這條線,儒學早就完結了。我一貫反對只講心性才是儒學。儒學在根本上就是面對現實,要開物成務的。<br> <br> 沉:蔣慶先生也反對心性儒學,他也是看到了其莫大弊病。<br> <br> 李:他的《公羊學引論》我很早看過,他宣佈這是他的信仰。所以我說不能和他討論。如果他說地球是方的,因為中國古人說“天圓地方”,那我怎麼能夠辯論呢。好像今天美國一些人還相信上帝造人,反對達爾文,你沒法和他辯論。因為信仰是沒法辯論的。<br> <br> 沉:看來,您總是立足於自己的吃飯哲學,以經濟生產、生活改善和科技進步為出發點,在面對現實的實踐中去進行轉換性地創造。人類,是您思想的起點,也是終點。<br> <br> 李:可以這麼說吧。但要加一句,中國人口占人類的百分之二十,舉足輕重,所以中國也是我的起點和終點。<br> <br> 評論<br> <br> 李澤厚 是自由主義者,在這個問題同我相同,自由主義者講的是絕對的人道,當然不會同意屠殺、奴役帶來的任何後果。其二、康得的絕對道德律,也是自由主義者的道德觀。康得認為,沒有道德觀念人就不是人,而是器物。這點和儒家的人和禽獸觀念是一致的。<br> <br> 李澤厚講的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是講到了問題的本質,滿清這種野蠻、落後政權佔領的土地越少越好,陳明等“統一神聖論”根本站不住腳。<br> <br> 沉說:“我們無法設想,靠著明朝那腐敗的政權和羸弱的兵”。“如果當時不平臺,或平臺未果,那麼就有永遠失去臺灣的危險”。這就是靜態的觀點看問題,誰能肯定二百年內,明朝不會發生變化,政權不能更迭。臺灣明鄭政權就不能反攻大陸。當年西方殖民者,二萬人就能佔領京師,幾千人就能迫使滿清投降,加上中國人不滅的恢復中華意識。 由明鄭統一中國不是不可能,陳明等的錯誤就是假定了:臺灣明鄭永遠不能發展成資本主義,永遠沒有力量恢復中華。<br> <br> 沉的提問和回答,到我以下的博客文章都有解答,李澤厚的觀點和我基本一致。陳明等對我的博客文章裝聾作啞,但是面對李澤厚卻無法回避了。<br> <br> 陳明等人的主張在學術界根本不能成為學術問題,現在掀起波浪,是因為政治問題。<br> <br> 翻翻偽滿洲國的歷史就是這樣,滿洲國聲稱:滿洲國是由“日、滿、蒙、朝、漢”五大民族組成的。如果按陳明的見解“民族是建構的”。當時滿洲國很快就取得了穩固的統治,滿洲國人民天天奉祀“天照大神”、“溥儀皇帝”。是不是國體已經得到了合法性了。還有朝鮮等國是不是也被日本建構了。<br> <br> 陳明在抗戰時期出此言論,不去投奔汪精衛,不當漢奸那才怪了。<br>

施琅問題

陳明回應李澤厚

文章 施琅問題 »

[轉貼]“胡說!”-陳明回應李澤厚就“施琅問題”的批評<br>文章提交者:施琅是英雄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br><br><br>“他(陳明)明確認為,施琅不是民族敗類、漢奸和賣國賊,而是有功於中華民族和整個中國的民族英雄。”<br><br><br>“總之,從社會發展大勢來說,我(李澤厚)否定滿清,從倫理標準來說,我否定施。”<br><br>――我沒說施琅是民族英雄,我只說今天不應將他視為漢奸;說他是功臣,是從中國(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出發。從當時的滿漢關係狀態出發,作為漢人,說施琅是民族英雄是不能成立的。一定要說,則可以稱之為中華民族的英雄。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簡單以漢奸視之:首先他降清的背景、身份有特殊性;其次,降清後所做的工作有功於國家。在臺灣問題上,他與鄭成功並不是對立關係,他的對立面是鄭經、鄭克爽這些想“自立乾坤”的不肖子孫。將他與洪承疇、汪精衛或秦檜比較,不倫不類。在今天,強化其生平中的一些東西、淡化另一些東西,沒什麼可指責!以私德評家歷史人物,兩個字:膚淺。<br><br><br>“我認為,滿清對中國的統治,使中國歷史發生了倒退,我對滿清入關的評價是負面的……而如果當時是李自成成功了,情況就會不一樣。”<br><br><br>――滿清入關是歷史事實,作為漢人,我當然也做否定性評價。但是,這不是誰可以選擇的;認為李自成主政會做得更好,不知李老先生有什麼根據?<br><br><br>“不見得當年不統一就永遠不會統一,也可能以後有更好的統一辦法。”<br><br>――現在就把你的更好的辦法拿出來吧,你將成為民族英雄了!<br><br><br>“成思吉汗的版圖夠大了吧,有什麼意義和價值?”<br><br>――電話裏李否定版圖及其完整性的重要性,所以我不跟他做這方面的討論。<br><br>“希特勒的出現,多少跟尼采、海德格爾、施米特甚至黑格爾、韋伯等人對德意志民族性的追求有關,我以為,這是德國思想史的教訓。中國現在正在發展強大之中,特別要警惕這一點,國家弱小的時候倒沒關係。一定要保持我們文化上的平和與寬容,不要重蹈德國、日本的覆轍,被民族主義情緒淹沒、吞噬。”<br><br>――胡說!《原道譯叢》就是要做民族性的建構工作,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普遍主義及西方中心論有所糾正調整。<br><br>“對我來說,保種、保國、保教都既重複又空洞,根本問題還是經濟發展、生活改善和科技進步,這才可能保種、保國、保教,這才是中國復興的真正基礎。”<br><br>――文化認同等問題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的理論盲區。現代化是為了民族振興,但民族振興不只是科技一個基礎可以支撐。我說過,李澤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中西比較視角下的知識論論域內展開;其理論預設是普遍主義和西方中心論的單線進化論,其意義在為現代化論證,其不足則是無視民族間的博弈關係以及文化在這一關係中的特殊作用。你不是最喜歡魯迅麼?他最關心的就是“保種”。<br><br><br>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p;skin=0&page=1<br>

楊陽教授

訪李澤厚--論戰大致整理

文章 楊陽教授 »

[轉貼]楊陽教授評“施琅問題”<br>文章提交者:提高素質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br><br>儒學聯合論壇 → 菁華閣 → 學術廳 → [論壇首發]李澤厚先生關於施琅問題的訪談 <br>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p;skin=0&page=1<br><br> 一、在施琅的評價問題上,陳明側重事功,近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其失在見“物”,而不見“人”;李先生強調絕對的倫理尺度,近於“儒”。然其雖有見於“人”,但卻無見於歷史中的人所處之“角色”,其失遠較陳明為大。其原因有二,一個是政治人物不同於一般人,有操守的人未必有見識有能力,則未必能做實事,僅以倫理尺度去臧否歷史上的政治人物,其結果是將複雜的歷史簡單化,陳明說其膚淺,自有其道理。更重要的是“絕對的倫理尺度”是什麼?如果李先生指的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因為這的確是超歷史超民族的,但如果指忠君愛國又是另一回事。<br><br><br> 二、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是明朝同一政策的延續,這是史學界的共識,這一政策的實施或許與中國現代化遲遲不能啟動有一定的因果關聯,但是將中國現代化遲遲不能啟動歸咎於這一政策的推行,則很清楚地顯現了李先生對中國文明與現代文明這兩種文明模式的關係,以及對中國歷史自身內在的演進邏輯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這兩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分析模式下所引生的一些問題(例如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長期延續等“偽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種種說法,還影響著他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br><br><br> 三、按照李先生“吃飯哲學”的思路,清朝的人口較明朝增長了2倍,經濟總量和國家財政能力(這與經濟水準有關)較之明朝也有非常明顯的增強,各種技術——不論是生產、貿易還是政治法律技術,較之明朝都有明顯的改進(李先生強調工具的製造和使用使人與動物區分開來),那麼李先生本應該更客觀地看待清朝,給清朝一個恰當的地位——至少不應該比明朝低吧。<br><br><br>四、事實上,從純粹的史學的角度看,我們很難否認清朝與中國歷史上漢、唐、宋、明等王朝並無實質區別這一說法,不論是從儒家的王權合法性理論、政權的現實作為,還是從民國以來當代中國歷史的繼承性的現實需要等方面來看,清朝作為一個王朝的“正統”地位是不應否認的。<br><br><br> 當然,施劇的確是意圖史學和影射文藝的集大成者,是令人作嘔的,以強姦歷史的方式去進行某種當下政策的宣示,不過是文革遺風而已,其結果只能是更加突顯政治智慧的匱乏。施琅從一個三流混混(流氓無產者)最終成長為梟雄式人物的傳奇經歷,連同與他人生經歷直接關聯的特殊歷史背景,都有相當的戲劇價值,只是讓影射的需要給糟蹋了。<br><br><br>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p;skin=0&page=1<br>

葉鵬飛

大辯論施琅挑戰鄭成功

文章 葉鵬飛 »

<br><br>大辯論<br>  施琅挑戰鄭成功<br><br>● 葉鵬飛(北京特派員)<br><br>  突出“統一祖國”主題的中央電視臺強檔連續劇《施琅大將軍》,由於浮現了藝術和歷史為政治服務的文革幽靈,不但在大陸的互聯網上引發激烈討論,也影響了大陸積極營造的兩岸和諧氣氛。<br><br>  37集的《施琅大將軍》,投資人民幣2000多萬元(398萬新元),由福建電影製片廠攝製,總導演甯海強來自解放軍的八一電影製片廠,背後得到國務院台辦、國家廣電總局、中共福建省委、中央電視臺的支持。<br><br>  據官方媒體介紹,電視劇“講述了著名愛國將領施琅將軍成功統一國家的歷史過程,藝術地再現了施琅將軍為平定臺灣,實現國家統一,貢獻畢生精力的英雄壯舉”。<br><br>  最關鍵的是,“故事內容、人物刻畫充滿了弘揚國家尊嚴、民族精神的震撼及藝術感染力,對兩岸同胞正確認識臺灣歷史,積極促進祖國統一具有現實意義”。<br><br>  電視劇從3月27日起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後,即刻引起了各方輿論的討伐和辯護。<br><br>  在儒家傳統政治道德觀念中,施琅因一降再降被老百姓視為漢奸、被清廷定位為貳臣,但是連續劇卻完全顛覆了這套是非價值,而且最先倡議劇本的居然是被視為 “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中國社科院儒教中心秘書長、儒學思想刊物《原道》雜誌創辦者和主編、廣東信孚國學院院長陳明,引發了儒家是否還代表特立獨行的批判精神的質疑。<br><br>  反對《施琅大將軍》,現旅居美國的大陸學者李澤厚在接受《原道》編輯、儒學聯合論壇總版主予沉訪問時說:“對待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繼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超越具體條件、情境的絕對性。從人類的歷史總體來說,道德精神具有獨立的價值,不隨時代條件和情境而改移。”<br><br>  支持連續劇的網友則認為,當貳臣問題與統一問題同時發生並衝突時,貳臣問題讓位於統一問題;在史實上,施琅降清與施琅統台是先後發生的兩件事情,兩者沒有衝突。<br><br>  陳明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時表示不在意被線民罵為漢奸、偽儒,並反批責難他的線民像義和團。<br><br>  對於重塑一個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的電視劇來表達某些政治含義是否恰當,陳明說:“第一,從我對臺灣那邊的瞭解來看,‘台獨分子’是憎恨施琅的;第二,我(呼籲)做這個片子希望振作決策層在臺灣問題上的決心,如果不打肯定是不行的。”<br><br>  陳明形容儒學“修文德以來之”的說法是“腐儒的冬烘之論”,他說:“今天支配世界的規則已經改變,跟狼打交道,就必須把牙齒磨得比狼更尖利!否則就等著當東郭先生去吧。”<br><br>  國際媒體也發表了評論,德國《法蘭克福彙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指出,從民族主義角度看,施琅為滿族人的新政府向鄭成功的孫子開戰,實際是為外族篡權者效勞,鎮壓漢族抵抗。他和鄭成功並沒有什麼“統一國家”的念頭。<br><br>  《彙報》說,傾向施琅說明了在利用和控制民族主義之間,官方的尷尬境地。連續劇宣傳的不再是中國人佔領臺灣島的歷史,而是中央政府統一了臺灣。這樣,民族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轉換為國家概念的民族主義:中國的含義最終由權力決定。<br><br>  對《施琅大將軍》最尖銳的指責,是電視劇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對歷史事件隨意曲解,類似文革時流行的“古為今用”手法。<br><br>網上評論:<br><br>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br><br>  有網上評論指出,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配合當前的政治需要而給歷史人物翻案,顯示的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份子群體墮落的表現。<br><br>  《施琅大將軍》並非孤立事件,今年初歷史學者袁偉時反思大陸歷史教科書的文章,引來官方“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的譴責,則是另一起中外媒體矚目的政治掛帥例子。<br><br>  政治介入歷史的結果不但造成大陸內部的思想紛擾,也衝擊了北京極力想營造和諧兩岸氣氛的努力,官方批判袁偉時的文章,引起臺灣作家龍應台採取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公開信的方式表達憂慮和警惕。<br><br>  就在《施琅大將軍》熱烈播映的同時,為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41年,4月21日台南舉辦了“鄭成功文化節”。耐人尋味的是,連續舉行五年舉辦的文化節,今年特別展示了經過考證的明代軍營、大炮、兵器,軍營外還有全副明朝軍裝的士兵巡邏。<br><br>《施琅大將軍》搞笑臺詞<br><br>  極具爭議性的《施琅大將軍》電視連續劇在央視播出後,就成了多數中國線民討伐的物件,有些線民還摘錄了劇中的一些“搞笑臺詞”,冷嘲熱諷地調侃一番。<br><br>  <br><br>一個即將死在清兵刀下的臺灣女孩說:與其在臺灣過著骨肉分離的日子,不如死在貝勒爺的刀下。<br><br>網友評論:誰信呀?有這樣傻得不要命的臺灣美眉嗎?<br><br>李光鬥(清朝大學士李光地的堂兄):聽說你的兒子施世宗已經投降了。<br><br>施琅:不可能,他是我施琅的兒子,決不會投降。<br><br>網友評論:投降N次的老子,居然有臉打包票說兒子不會投降。<br><br>施琅大義凜然地說:投降海賊是失節啊!<br><br>網友評論:明朝鄭成功是海賊?哈哈,第一次聽說投降滿情不是失節,投降明鄭反而是失節。<br><br>康熙皇帝的神情由驚訝而變得氣憤,望著貝勒奈溚氣憤地說:這簡直是自割國土,媚事海賊啊!臺灣自古就是我大清一島!<br><br>網友評論:荒唐得可笑!清太宗皇太極1636年把國號從後金改為清的時候,連山海關都還不是大清一關呢!更何況當時還在荷蘭人手裏的臺灣島。<br>

朱大可

“施琅”和“鄭成功”的歷史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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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和“鄭成功”的歷史對決<br><br>朱大可<br><br>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悠久而堅固的聯盟,終於面臨大破裂的格局,而製造這一價值分裂的“禍首”,就是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該劇重塑鄭成功麾下叛將施琅的愛國主義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陳明聲言,策劃《施琅大將軍》的原因,乃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大陸新儒生據此展示了堅定的國家主義立場。<br><br>亞細亞國家主義的歷史邏輯,就是要承認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正統國家,也即從夏商周、秦漢魏晉到元明清的王朝譜系。所有被納入這一譜系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權,應當受到追穰,因為正是它們向現代國家提供了包括國土和人民在內的政治遺產。不僅如此,依據這個邏輯,傳統國家(前朝)對國土和人民的維繫(擴張或失落)狀況,就成為政治評判的基本尺度。國家主義為此制訂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於捍衛和擴展疆域的就是“國家英雄”,反之就是“國家罪人”。對鄭成功舊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導出的必然結果。<br><br>但國家主義也會面臨種族問題的嚴重困擾,也即如何區分入侵異族和本土國家政權。國家主義為此增設了第二定律來彌補第一定律的邏輯缺陷:凡是在異族尚未佔領和統治中原之前,一切針對“他者”的抗擊活動,皆應視為愛國行為,屈原、岳飛、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納入了國家英雄的光榮譜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國家接管,則“他者”就轉換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統治者,而此後所發生的任何抗爭活動,都應被視為叛逆和分裂。<br><br>這個從“他者”向“自者” 轉換的過程,國家主義者通常譽之為“民族融和”,因為它符合國家主義的空間信念:盡其可能地征服更為廣闊的土地和獲取大數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劉徹和康熙,都曾受到國家主義者的熱烈謳歌,而那些丟失土地的皇帝,則成為無情嘲弄和抨擊的丑角。國家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賣國賊”,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愛國主義者”。<br><br>有關吳三桂的政治鑒定就是這樣出籠的。在國家主義看來,清兵入關和征服中原之前,吳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權力接管之後,他又舉兵雲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後。這是雙料的國家叛徒,應當被釘上歷史恥辱柱兩次。<br><br>但國家主義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據的是國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學邏輯,而第二定律卻把政治權力接管(確立新國號和權力“合法化”)作為道德轉換的分界線,據此分辨愛國和叛國,但這勢必跟有關國家正義(侵略和被侵略、佔領和被佔領、屠殺和被屠殺等等)的公理性常識發生衝突。<br><br>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族主義的歷史邏輯。民族主義只有一條定律,那就是確認漢人作為統治者的唯一正統地位,而指認所有異族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義的視域裏,民族的“他者”不能轉換為“自者”。“他者”永遠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權力,它仍然是可恥的入侵者,必須給予堅決反抗和推翻。民族主義者是漢種族的強硬衛士,堅定地捍衛著漢族在東亞地區的支配地位,並且把這種種族純粹性當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漢奸”,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民族英雄”。<br><br>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土想像邊界是截然不同的。儘管國家主義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義原則,但其第二定律卻與之發生了激烈衝突。屈原、岳飛和史可法等人的抗爭行為發生在政治分界線之前,所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分歧,但鄭成功的抗爭行為卻發生於分界線之後,也就是發生在滿族人建立清帝國之後,所以,對於鄭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國家主義和漢民族主義必定會出現嚴重分歧。 <br><br>由於國家主義史學家的曖昧立場,上述分歧曾經遭到長期的話語掩蔽。只要查一下歷史文獻便不難發現,主流史學家範文瀾和郭沫若的敍事立場是非常曖昧的。基於政治統一戰線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維持這種模棱兩可的言說。因此,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邊界總是含糊不清,而雙方的專有語詞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國家主義喜歡徵用民族主義的“民族英雄”和“漢奸”兩詞來斥責國家叛徒,民族主義者則熱衷於借用“愛國主義”一詞來讚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這種語詞交換,只是官方史學價值混亂的冰山一角。<br><br>電視劇《施琅大將軍》終於揭示了這個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國家主義,痛斥民族主義者是“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而閩籍教授和民族主義線民則聯合起來,憤怒聲討國家主義者是“漢奸”。以擁鄭(成功)派和擁施(琅)派為標誌,一場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內訌”,已經勢不可擋。<br><br>中國的華僑社會的歷史信念,建立於“反清複明”的政治基礎。南洋第一代華僑,是鄭和艦隊士兵和明帝國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華僑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閩粵農民,具有強烈的反清複明信念。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洪門”組織遍及全球,構築著華僑社會的權力中心,並且為孫中山等近代革命黨人的發育,提供了溫暖的搖籃。<br><br>在廈門鼓浪嶼海岸,鄭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風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著來自當地民眾的虔誠敬意。臺灣的早期大陸移民,大多是鄭成功及其部屬的後裔,他們對鄭氏和漢族祖先的緬懷,無疑是支撐其身份認同的精神支柱。對鄭氏叛將施琅的道德平反,不僅顛覆了鄭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會動搖整個臺灣和海外民族主義者的核心價值,由此引發嚴重的政治認同危機。第四代儒生發動的“電視勸戰”運動,正在面臨嚴峻的歷史考驗。<br>

伍國

施琅問題與多重價值取向

文章 伍國 »

施琅問題與多重價值取向<br><br>伍國<br><br>  最近關於施琅的爭論,頗似在以古人之陳酒,澆今人之塊壘。<br><br>  對雙方的立場,我持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因為實在覺得,這牽涉了中國歷史文化中一個太難定義的部分,即多重價值取向互相纏繞重疊的問題,如何評價,端看你採取哪一種取向,但任何一種,其實都不脫中國文化的如來佛掌心。我把這些價值取向大致分為以下四種:<br><br>  一.倫理。臣事君以忠,是儒家最核心的一條政治倫理,是政治秩序的基石。這一條政治倫理法則必然要求臣子無條件盡忠,無條件保衛朝廷。在這一意義上,嶽飛當然是英雄,忠臣的榜樣。每一個朝代在修前朝歷史的時候,也都會讚揚前朝忠臣,就是為了維護這種一以慣之的倫理。顧炎武的老娘受過明朝冊封,明亡後就絕食而死,顧炎武也不事清。如果以儒家的忠誠作為首要判斷標準,則施琅作為降將,違反一僕不事二主,一女不事二夫的古訓,在這一點來說是不及格的。質疑施琅的人,依據的應當是這一條。<br><br>  二.天命觀。如果忠誠是一條絕對法則,那麼中國歷史就應該到現在還是秦朝,或者所有後來的皇帝都是亂臣賊子抬不起頭來。然而不是這樣,唐宗宋祖照樣牛轟轟。儒家政治哲學的靈活性正在於,它雖然從倫理意義上褒揚忠臣,但並沒有認為在任何現實情況下都不能取代舊王朝和為新王朝效力。儒家思想認為一旦王朝失去了天命,新的統治者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天命觀經過董仲舒大力闡發後,成為所有新王朝建立者的法寶和合法性的基礎。比如,明太祖解釋自己奪權的合法性時說:“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複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忠誠在承平時代固然是重要的,但既然新王朝取代舊王朝是解民于倒懸,順應時勢,那麼,前朝舊臣為新興的政權服務,雖然不象絕死相抗的忠臣那麼受崇敬,儒家思想還是給他們相當的理解和寬容,更何況,新的朝廷總需要前朝臣子來過渡和維護。其實這裏很“吊詭”,假如清朝編寫的《明史》中不表彰忠臣,誰願意忠呢?但假如絕對宣導忠誠,誰來編寫《明史》這部書呢?編著者不正是事清的漢族學者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施琅既沒有起兵篡位,降清只不過是順應潮流。<br><br>  三.民族。施琅的問題之所以更加複雜,是因為施琅曾經為漢族的明政權效力,而又效力滿清。滿清入主中原,究竟算“亡國”,還是中國內部的一次朝代更替,也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情。如果採取第二條,即儒家“天命”價值觀作為首要判別標準,則應該把清取代明看成是內部更替,這也是清統治者自己的看法。對於孫中山,章太炎,黃興等共和/民族革命者來說,則認為是一次亡國,並以此作為革命合法性的依據之一,但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的反滿民族思想是近代的產物,而且也是一種宣傳手段。楊度的觀點則以為明清交替是內部更替,但他的理由並非基於“天命”,而是認為明朝的行政管轄範圍既然包含了未入關時的滿清政權,則清取代明不算亡國,而只是內部政權更替。其實即連顧炎武對其友人中的事清者也不苛求。但“民族”又分狹義和廣義兩種,假如持強烈的漢族主義價值取向,則施琅從漢民族角度來說,又是不及格的,質疑施琅的人,其實也祭出了這一條,但儒家傳統從來不是狹義民族主義的,今天信奉儒家文化的人一定不會用民族主義價值觀來苛求施琅。從廣義的民族角度來看,“中華民族”既然包容不同的次民族群體,則一切次民族群體的矛盾都可以算成內部矛盾加以淡化。<br><br>  四.統一。國家統一,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超越思想流派的政治天條,施琅正是在這一點上作出了貢獻。假如以統一作為核心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那麼施琅也就可稱為英雄,而有關電視劇對施琅的歌頌正是繞過前面的爭議在這一點上作文章的。<br><br>  施琅剛好很有趣地處在民族,歷史,價值的交匯點上。有人以第一條“忠誠”判之,減十分;有人以第二條“天命”判,不加不減;以第三條“民族”,如果持漢族主義,則減十分,持“中華民族”中心觀,不加不減;有人以第四條“統一”論,似也可加十分。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中的多元價值觀念由於涉及儒家思想中的不同側重點,傳統價值中又摻雜了近代觀念的影響,在很多時候是重疊和含混,很容易引起爭論而又難以解決的。例如,岳飛該不該作為民族英雄受到紀念就體現了第一條和第三條之間的矛盾。按第一條,嶽飛首先是朝廷忠臣,這一點當無異議。按第三條就會出現分歧,嶽飛維護的是一個漢族的政權的政治利益,抗擊的是在“中華民族”的框架內的另一個次民族,以“中華民族”作為基點,似乎也可以說成是“兄弟鬩于牆”了。<br><br>  說到此,我本人對此仍然持“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因為這一切爭辯的依據其實都是了無新意的(准)官方意識形態,就象打“語錄仗”一樣,仍在原地打轉。<br><br> 閱讀次數:649<br>【本文為《世紀中國》網上首發,感謝作者惠稿。】  發佈日期:2006-04-27<br><br>

王人頡

鄭成功後人鄭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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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電視劇《施琅大將軍》三答記者問(南都週刊未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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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施琅問題”三答記者問(南都週刊未刪稿)<br><br>南都週刊 2006-4-14<br><br>編者按:<br><br>施琅問題的爭論,已經演變成這個多元世界中不同的思想基礎之間的思想角力。爭論本身至少是幾個問題的重疊:第一是現實台海問題的態度;第二是一個民族融合造成的國家對自身歷史的民族之間矛盾的處理問題;第三是近年興起的新儒學在政治表達上的問題。這三個問題本來各自呈現它們的思想面貌,但是由於對施琅問題的爭論,這三個思想、社會問題交合、重疊在一起,讓秉持不同思想資源的人們都能夠在這個角力點上找到言說的空間。<br><br>陳明以一個新儒家的身份,因為其對台的堅決態度,成為這三個問題構成的思想漩渦的中心。<br><br>《南都週刊》:您說這個劇本是你最早倡議的,最早引起你注意的是一篇寫康熙統一臺灣的文章,這篇文章給你什麼啟發?<br><br>陳明: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我最先宣導拍關於施琅收復臺灣的電視連續劇。我一直關注釣魚島和臺灣島這些問題,因為成年後我發現對自己思想行為影響最深的就是閱讀中國近代史留下的記憶。我記得自己十幾歲時就寫過記述當時心情的“七絕”,有一種“收取關山五十州”的悲憤與豪邁。<br><br>使我對施琅產生興趣的文章叫“康熙統一臺灣的戰略策略及其得失”,是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正好我有篇小文章發在上面。我很欣賞康熙和施琅“因剿寓撫”的戰略思想以及大氣和諧的君臣關係格局。作者是軍事科學院戰略部的專業人員,叫任力。我還通過一位朋友的介紹與這位元先生電話聯繫過,得到了他寫的《康熙統一臺灣始末》。我覺得當時的對台政策是軟的不夠軟,硬的也不夠硬。我希望這樣一部電視劇能夠有助有關方面明確思路、建立有效的決策和實施機制,來應對臺灣問題的嚴峻挑戰。<br><br>《南都週刊》:這個劇本取自顏廷瑞的《威震臺灣》,您向朋友推薦的也是這本書,您認為這本書觸動你的主要是什麼?和你一直以來的觀點一致嗎?<br><br>陳明:具體推薦這本書有相當偶然性。<br><br>廣東一家影視公司的老闆高女士到北京找選題,她的一個劇作家朋友是我的老同學。我們在中央電視臺的梅地亞賓館吃飯時問,高問我有什麼好主意?我當時說了三個選題:“楊家將”、“再生緣”和“施琅”。“楊家將”跟“水滸傳”一樣是我最喜歡的小說;“再生緣”是因為當時陳寅恪很熱;施琅則是因為我搞《釣魚島風雲》、《海權論》對海上戰略特別關注,加上任力的文章,一直在我心裏盤桓。<br><br>於是一起到西單的圖書大廈找資料。“楊家將”她說好像劉曉慶在搞;“再生緣”的書版本很多,買了一堆;施琅的則很少,就一本《威震台海》,六本,我們全買了。對我來說既不存在觸動不觸動的問題,也不存在與自己觀點一不一致的問題,我們要找的不是理念而是故事,幾十集的電視連續劇要靠這個支撐。她和幾個人看了,覺得有料,我就與顏先生聯繫――好像是任先生幫的忙。<br><br>《南都週刊》:您的一句“施琅的電視劇是我最先倡議的”的話,馬上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很多網友紛紛到您創辦的儒學論壇討論,其中也有不少謾駡攻擊的,出現了截然對立的聲音。您原來預料過承認和《施琅大將軍》一劇的關係,會引起對您個人這麼多的爭議嗎?這些爭議對您現在的生活和學術有什麼影響嗎?<br><br>陳明:動議這個東西的時候,知道施琅形象有爭議。但我這個人從來不考慮這些,我什麼都是自己做判斷。至於對我攻擊,在看到一些儒學旗號下的理論與實踐的荒唐之後,也沒有什麼意外了。早就有人罵我“偽儒”,這次更上層樓,成了“漢奸”。呵呵,我希望他們真的比我更具儒者精神、真的比我更愛國。但說實話,他們表現出來的見識學識、智商情商以及咒駡的語言和攻擊網站的行為,我只想用這樣幾個詞來描述:可憐、可悲,可恨、可鄙!<br><br>這對我的生活產生的影響就是電話費上升,我要經常跟網管聯繫。學術上的影響則是,對我自己承接歷史傳統(依託祠堂、書院)的“公民宗教”思路更具信心,對那些主張與權力或政治直接掛鈎結合的方案則更添疑懼。你看那一個個聲稱自己是正宗、指責他人為異端的道貌岸然,真像是走進了哪個江湖門派的香堂公堂。真要如此一路“上行”,稱孤道寡的各路豪傑豈不要打成一團回到古代?<br><br>《南都週刊》:施琅是清初降將,在清初,有一大批儒家思想的繼承人,為了表示對異族入侵的憤怒,或自殺殉國,或隱居不出,在他們的道德標準中,施琅是明顯的貳臣、認賊作父之人。您認為“遺老”們的評價如何?<br><br>陳明:這裏的“遺老”是指誰?明末遺民還是罵我的那些“漢服模特”?就當是後者吧。<br><br>首先,他們不願承認接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事實;其次,他們沒有時空意識,不能從動態的進程理解這樣一個事件。毫無疑問,滿清入關時可以定義為侵略者,但是,康乾之世,他們應該已經成為統治者。我覺得,我們應該在銘記過去的血腥和走向未來的和諧這二者之間、在對倫理原則及歷史事實的尊重和對現實效果的權衡及長遠目標的追求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我個人認為,博學鴻詞科的創設以及黃宗羲、顧炎武等默許其弟子入朝修史、仕進為官就可以作為標誌。――他們的氣節如何?可他們並沒要求自己的子弟學生前赴後繼地扯義旗死而後已。因為漢族在整體上所處的是這樣一種極端情境:國(政權)不能保、教(文化)不能保(在做過殊死抵抗之後),你們是殉國殉教?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活下去?既然選擇了活下去,那麼面對版圖的分裂又當如何處置?因為政權暫失,就一任金甌裂滅?<br><br>這樣的不幸與尷尬,確實叫人無言以對。但是,我們的民族就在間隔不遠的宋末明末兩次經歷了。<br><br>這幫遺老也許很有血性,但似乎生錯了時代!要是生在吳三桂所在的帥位上該多好,就可以禦韃子于天下第一關之外了。<br><br>《南都週刊》:施琅(1621—1696年)跟當時的王夫之(1619-1692)、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是同一代人,因此有人說,如果施琅幫助清廷打下臺灣證明了他是“民族英雄”,那麼當時堅持反清複明,或者誓不與清廷為伍的三大儒,又將如何評價?<br><br>陳明:從前述分疏出發可知,他們這樣執意將二者納入同一語境進而對立將其對立起來是不合邏輯也沒有多少意義的。<br><br>我們是從施琅與臺灣的關係出發,討論施琅確保臺灣入版圖的功業之歷史地位和價值,而不是在夷夏之辨的語境裏討論其在立德、立言上的地位和價值。與終日誦讀聖人之書且食祿領俸的顧、王、黃不同,施琅只是一個海上討生計的流民,觀念意識要樸素草莽得多,對明清遞嬗的理解在深度和強度上都與三大儒沒法比,並且存在與鄭氏有殺父之仇的特殊背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將其納入那個語境解讀評價呢?<br><br>退一步講,顧、王、黃誠然是民族氣節的象徵,但對每個人都這樣要求,是不是有點脫離實際?況且顧、王、黃也沒有如“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而且,如前所述,後來都默許自己的子弟學生出仕清廷修史做官,難道就能因此否定他們?要知道這樣一種“邏輯矛盾”的後面,實際反映的是歷史悖論和無奈。有人曾經以此為據否定文化民族主義、否定儒學,我已有文章反駁。現在,如果我們執意以“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為標準苛責古人,它的結果只能是對漢民族整體道德屬性的現實否定。<br><br>倫理主義、種族主義那虛驕與激烈的言辭所表現出的不是道德上的崇高,而是歷史理解的淺薄和現實感受的愚蠢――製造國內民族關係的緊張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我甚至懷疑這後面有什麼勢力在操縱!<br><br>《南都週刊》:在您看來,評價歷史人物,是回到歷史情境中進行評價,還是以現在的標準來評價?如果您生活在清初,您會選擇像三大儒一樣,還是選擇像施琅一樣?<br><br>陳明:顧、王、黃三大儒與施琅的人生際遇雖然很不相同,但對我來說兩種選擇都是可以接受的,並無道德上的衝突。<br><br>就我現在的知識結構與實際能力以及湖南人的籍貫地域而言,選擇王夫之先助南明王朝然後隱居山林的可能性比較大――我去過船山的故居、墓廬和終老的石船山,當時就很有幾分嚮往。但是,如果我知道將孤懸海外的臺灣島收歸版圖需要一個施琅這樣熟諳水戰的軍事將領而我又具備這樣的素質的話,我就會投筆從戎去征戰澎湖!<br><br>《南都週刊》:在傳統儒家理論中,儒學對遠地採取的是懷柔遠人,修文德以來之的政策。例如,《論語》記載,季氏將伐顓臾,孔子的態度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又如漢代,漢武帝平了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當地人屢次造反,漢元帝要出兵,當時儒家代表人物賈捐之就說:“以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千里,但是臣民何等的快樂。……現在把兵丁趕到海中去打仗,那邊的氣候是很潮濕的,又有許多毒草和蟲蛇,恐怕珠崖未平,我們的戰士倒先死了。這種地方,本不是衣冠文物之邦,《禹貢》和《春秋》也都沒有提到,棄了不足惜,不打也不會損失我們的威望的。”漢元帝聽了他的意見,漢代也並不因此而有損其文治武功。到了清初,三藩亂後,清政府還對當時的鄭氏政權說:“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荊榛,且眷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這些言論,時勢固有不同,但是都表現了儒家一以貫之的和平主義主張。您是怎樣看待這種主張的?<br><br>陳明:這是腐儒的冬烘之論!<br><br>“修文德以來之”的前提是,“修文德能來之”。上古競于道德,所以五帝以“讓”得天下。今天支配世界的規則已經改變,跟狼打交道,就必須把牙齒磨得比狼更尖利!否則就等著當東郭先生去吧。有位京城儒生就曾說過類似的話:“臺灣要獨立就獨立唄。”我問,“然後呢?”“修文德以來之。”他答。――旁邊一個經濟學家脫口而出:“你傻x呀!”<br><br>“棄了不足惜,不打也不會損失我們的威望”的同樣有一個前提:棄了真的不足惜。可臺灣是這樣的情況嗎?分裂帶來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安全等等方面的影響負擔,難道還要掰著指頭計算嗎?<br><br>最後一點表現的不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和平主義主張”(儒家的和平主義也不是一以貫之,它肯定並強調血親復仇),而是遊牧民族對攻城掠地的自信和對海上權力與海洋資源的愚昧無知。<br><br>跟個體之人一樣,任何民族也都是把種族的生存安全和生存基礎放在問題考慮的首位。孔子在稱道管仲的時候表現出的正是這一思維邏輯。<br><br>《南都週刊》:去年,關於“岳飛、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爭論非常激烈,網上有人說,如果施琅是民族英雄,那麼岳飛、文天祥是民族英雄,還是分裂祖國的罪人?——他們認為:岳飛如果不抵抗,金國就更有可能“統一”中原,文天祥如果不抵抗,蒙古人“統一”中原的步伐更快,也不會有那麼多抗元戰爭的出現。您怎樣看待網友的這種認識?<br><br>陳明:岳飛、文天祥是漢族的民族英雄,儒學的人格見證,毫無疑問!他們反抗的是他人對自己家園的侵略,維護的是本民族對土地的控制權或統一。<br><br>所以,從族群(漢、蒙、滿以及洋人如荷蘭人、日本人)、土地(僅以臺灣問題為例)的結合關係看,實際存在多種複雜的情形:漢族政權的統一如漢朝;異族(中華民族成員如滿族、蒙古族等)的統一如清朝;漢族-異族治下的分裂如南宋;漢族-漢族治下的分裂如當代(這時的族性關係已經不重要了)。此外,還有中國-外國治下的分離(荷蘭殖民時期和日據時期)。當然,時間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前沒有民族國家概念,邊界不明確,也沒有聯合國之類的國際社會或美國之類的國際員警,現在則不僅有了,而且對這一切具有極大影響作用。<br>我是這樣理解我們選擇的滿意度排序:首先是漢朝一樣的漢族的統一(上上);其次是漢族治下卻以統一為目標和可能的暫時性分離(上中);再次是異族(中華民族之非漢族成員如滿族、蒙古族等)的統一(上下。可接受度與中華民族相互間的融合程度成正比);漢族-漢族之下(不以統一為目標)的分裂(下上)、漢族-異族治下的分裂(下中)是不可接受的;中國-外國治下的分離(下下),則尤其是必須擊碎的惡夢!<br><br>但選擇是有條件的,取決於手中的力量。在施琅所處的時代,康熙是有過放棄臺灣的想法的,鄭經也希望自立乾坤如朝鮮。由於明鄭顯然不具備反攻大陸所需要的實力,所以這樣的結果只會是另一個華人國家。這只能反襯施琅說服康熙,收復臺灣功勞更大!而實際的結果,則是在我們將要接受不可接受的下上、下中結果(那是極有可能演變成惡夢般的下下結果的)的時候,為我們爭取到了可以接受的上下的結果。<br><br>種族主義者指責他,是因為施琅沒有帶來第一種結果;道德主義者指責他,是因為施琅採用了武力。他們是否也曾反躬自問:當時情況下我會怎麼做?能爭取到更好的結果麼?<br><br>《南都週刊》:您自己看這個電視劇嗎?如果看了,覺得拍得如何? <br><br>陳明:看了幾個片斷,沒法多說。感覺對白還挺精練。<br><br>我自己期待一種厚重感,也就是故事和性格中的複雜性與悲劇性:施琅搞統一,但畢竟是為剛入關不久的滿人;鄭經搞分裂,但畢竟奉明朝為正朔。此外還有康熙整飭吏治大膽提拔任用有才幹的人,這些都具有諷喻的意義,具有某種衝擊力,我希望有充分的表現。<br><br>但不知編劇是否認同?我對他的印象是基於《雁鳴湖畔》和《公開的內參》這兩部作品。<br><br>《南都週刊》:關於這個劇本的前前後後一系列事情,給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事情?或者說整個事件裏面,有沒有發生什麼好玩的,戲劇性的插曲?可否說那麼一兩個細節?<br><br>印象最深的就是去找俞勝利――那時候《大宅門》火完不久,感覺中央電視臺門檻挺高,有關政策非常剛性,叫人無可奈何。我曾輾轉找到一位“通天”人物,但人家似乎不願趟這趟渾水。<br><br>再就是鄭文昌說他們能突破政策瓶頸來找我的時候,給我送了一方壽山石。前年去貴陽陽明精舍,我想找人刻幾個字送給蔣慶,但沒有合適的,現在在長沙找到了。這個戲出來,我肯定施琅,蔣慶則認為施琅是“三是七非”,倒三七開,並且是春秋筆法的“實與名不與”。我很不理解,但也不很奇怪。他在饗堂裏把倭仁作為儒學精神的近代代表,而我認為張之洞更符合標準一些。<br><br>最後我想聲明兩點:一是在改編權轉讓時高女士和我都沒有多收一分錢,原價轉讓;二是後來的電視劇與我沒有任何關係,我為施琅辯護是出於我的理念和情懷,為自己的理念和情懷挨駡,無怨無悔;但電視劇本身的成就和不足卻是屬於它的創作者們,與我無涉。<br><br><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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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電視劇《施琅大將軍》三答記者問(南都週刊未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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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施琅大將軍》電視劇答《新快報》記者問<br><br>(陳明,哲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員,《原道》主編,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br><br>記者:聽說這個劇本是您最先倡議搞起來的。那麼我想問一下,當時倡議搞這個劇本主要是想向公眾傳遞什麼樣的資訊呢?<br><br>陳明:施琅的電視劇是我最先倡議的。因為我一直關注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在世界海洋年的時候搞過一本《釣魚島風雲》和一本《不承諾放棄武力》的書,但有關方面不准出版。於是就跟幾個朋友出錢,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博士生肖偉中、梅然把馬漢的《海權論》翻譯出來了。後來在《戰略與管理》看到軍科院戰略部一位研究人員寫的關於康熙統一臺灣的文章,我就找來了這方面的書刊。施琅就是在這時在我心裏紮下根。當廣東一家影視公司的朋友到北京來找題材問到我時,我就把顏廷瑞的《威震台海》送給她。她覺得不錯,我就聯繫到在瀋陽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工作的顏先生,把這本書的影視改編權買了下來。但有關方面那裏還是批不下來。直到有一天接到福建電影製片廠電視部主任鄭文昌的電話,說他們能解決審批問題,希望我能把《威震台海》的影視改編權轉讓給他們。於是,在兩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就在央視看到了《施琅大將軍》。<br><br>我策劃這個選題,主要是想喚起國人對臺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當然,我相信這個電視劇肯定能夠掙錢,因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戲劇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的東西。譬如說,滿清由外來政權漸漸認同傳統,李登輝由國民黨蛻化為台獨;為了解決臺灣問題,康熙開始選用有才幹的漢人出任軍事實職等等等等。我曾跟廣東老闆開玩笑說,要是我來執筆,會看得叫人大呼過癮的!<br><br>記者:因為牽涉到歷史上的滿漢之爭和現實中的台海問題,電視劇《施琅大將軍》一經播出,就立即引發各方關注和猜測,隨之網路上展開了一場對施琅歷史定位的激烈爭論。引發這麼大的爭論,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有評論認為這是新儒家與漢族主義者激辯,您認為是這樣的嗎?為什麼?<br><br>陳明:現實中的台海問題已經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造成這一僵局的原因很複雜,但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民進党及其支持者不認同中國,而美國、日本出於地緣政治和各自戰略利益考量在背後撐腰。但我想,在這個涉及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是不應退也不能退的,必須拿出與挑釁者血戰到底的氣概。什麼正中台獨分子下懷云云,純屬胡扯!你怎麼知道的?你說出個子丑寅卯我聽聽?我跟不少臺灣人有過接觸,有的就說,“你不打,我就獨”。這種意志的對撞,沒什麼道理好說――他們難道有什麼道理嗎?!<br><br>滿漢之爭,下一個問題裏說吧。這種爭論的出現在最初是沒想到過的。但近一年來,看了一些“漢服秀”和一些泥古不化的原教旨主義者看似慷慨激昂實則腦子進水的宣言聲明之後,我已經有所預料了。<br><br>新儒家和漢族主義者辯論?漢族主義者?頭一次聽到。他們除了尋章摘句,就是破口大駡,哪有半點主義可言?如果我算是大陸新儒家,我才不會跟他們去辯什麼辯呢。在輕蔑嘲笑之餘,我只想說,他們的表演現實危害性很大很大,可輕視不得!<br><br>記者:有許多人認為施琅是漢奸,您認為他是嗎?為什麼?<br><br>陳明:當然不是!<br><br>說他是漢奸,無非是根據兩點:1,他反對鄭成功;2,他説明康熙打敗“明鄭”政權。首先,他與鄭氏家族的矛盾是私人性的,不能如此上綱上線;而鄭氏後人,不僅不再有興複之志也無反攻之力,甚至圖謀分疆裂土,另立乾坤。不錯,皇帝在古代中國相當程度代表著國家認同或者說在經驗意義上是國家人通的象徵,但理論上國家認同的標誌是“社稷”,社稷壇是土地及其所產之物。皇帝與社稷顯然不是並列的同一的概念,我們把公忠體國的士大夫叫做“社稷之臣”。其次,投奔清廷;這時的清廷已經全面確立了自己的統治,並且通過執政政績和文化歸化逐漸獲得了自己的政權合法性,已經由一個“入侵者”轉換成為“統治者”。這樣一種歷史事實是很難納入某個邏輯架構定性的。西部許多的民族曾經都是佛教徒,對“異教”的入侵做出了拼死抵抗。但在血與火的激逼下皈依伊斯蘭教之後,現在已成為虔誠的穆斯林。除了一聲歎息,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嗎?如果要把“原罪”無限追溯下去,那吃俸納糧的全國人民豈不都成漢奸了?所以施琅出仕清廷無可厚非。<br><br>記者:反對者認為,《施琅大將軍》是“愚蠢的電視劇”,“正中台獨分子的下懷”。您是怎麼看的?<br><br>陳明: 前面已經說過,這純屬胡說八道。台獨分子最怕的是全國人民制止台獨事變的意志和決心!甚至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了意志和決心,能力是可以改變提升的,一次打不下,可以再來第二次第三次。這就叫血戰到底。有了這種氣概,別說台獨分子,相信就是那些想在臺灣問題上佔便宜的其他各種分子,也會要三思而後行的!當然,軟實力方面,我們也應該作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如政治改革等等,對於廣大的中間派來說那是一種感召力。<br><br>記者:廈門大學歷史系羅耀九教授撰文指出:“有的論者為歷史上的民族敗類翻案,主觀上也有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的意圖。”您是怎樣看待他的這一論斷的?或者說《施琅大將軍》是因為公眾對台海問題的關注,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把它作為一大賣點?<br><br>陳明:這位教授已經將施琅定性為民族敗類,所以跟他討論沒什麼意思。但是,他由此推斷“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的意圖”,卻應該說得明白一點,拿出證據,給出論證。我看他這是虛晃一槍,只是為了表達他個人對施琅的否定――他以為別人也跟他一樣討厭施琅,只是為了拍馬屁才把施琅寫成好人。這完全不成立。<br><br>至於“為當前政治服務”本身,是個歧義性很強的說法。我的“影射”就是“為當前政治服務”,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毛澤東給秦始皇翻案、魯迅給曹操翻案,各有其立場、根據,你表達你的反對,也亮出你的立場,拿出你的根據就是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嘛!<br><br>資本永遠追求利潤。我向廣東老闆推薦施琅的時候,既因為我喜歡,也因為我相信它能掙錢。這種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好的事,哪找去啊!<br><br>記者:羅耀九教授同時也提到,“簡單的歷史類比方法不是科學的史學方法,說明不了任何問題。”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爭論的問題不僅僅是劇本本身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到歷史觀、史學方法的問題。您覺得對一個電視劇本的評價用科學的史學方法來作為評價標準,是否妥當?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了,您提出:“應該把施鄭兩家的恩怨跟大陸與臺灣的關係區分開來,把施琅的私德與收復臺灣的事業區分開來,把康熙作為國家的代表者與滿漢的衝突區分開來”,這是否就是您想通過這個劇本向公眾傳遞的資訊?您覺得對這些關係做出區分的意義在什麼地方?<br><br>陳明:劇本是不能傳達這麼複雜的意義的。書和劇本都與我無關,他們的主題我不是很清楚。我這裏的這種區分是為了回應那些對施琅的攻擊,因為還有些人扯到了嶽飛等等。他們的思維架構太過簡單,似乎是在用腳趾頭思考。施琅做的無非是維護國家版圖的完整,而這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有利的。說什麼按我這種邏輯也會給汪精衛翻案,他的行徑與此掛搭得上嗎?<br><br>所以說這種區分的意義主要是理論上的。再補充一點,我在網上跟帖說,政權既已暫失,豈能再容金甌永闕?為土地而戰,並不意味著即是對政治道義性的放棄;二者不在同一層面。也許不太恰當,文革時期在珍寶島衝突中生命不息衝鋒不止的孫玉國難道不同樣是愛國英雄麼? <br><br>記者:有人批評您“把歷史主義與實用主義混為一談,完全失去了站在華夏文明本位的立場原則。無論出於什麼動機,都是可鄙的。”有人甚至斥責您“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而我們看到您對此的回應是“歷史是生長的,民族是建構的,文化是開放的。”請問您怎麼看待現在網路上對您的這些批評?能否詳細解釋一下您所說“歷史是生長的,民族是建構的,文化是開放的”的用意。<br><br>陳明:罵我的人和話多了去了,我從來不往心裏去。因為我心裏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知道他們腦子裏缺的是什麼。華夏文明本位的立場,他們說得清楚麼?即使他們在道德上無懈可擊,但關鍵時候也不過是“一死報君王”的可憐蟲。<br><br>我說歷史是生長的,是指那是一個人際、族際間生命力和利益的消長博弈的過程,就像樹木發育江河流淌,隨形成勢隨物賦形,沒有什麼一定之規;民族是建構的,是指在前一基礎上,民族的血緣規定性是既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在二者間維持必要的張力:一方面承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智慧,一方面漢族的血緣純粹性最低的事實也必須承認尊重並以肯定接受的胸懷處之。文化是開放的則以前面這兩點為基礎,儒家學說具有強烈的“情境主義”特徵,即它總是就事論事,而慎作全稱判斷。它有時強調血緣如稱道管仲,有時強調文化如夷狄而進于禮樂則中國之,這就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時之義大矣哉,我們應該“法聖人之所以為法”,與時俱進。<br><br>新快報記者 蘇少鑫<br><br><br><br>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ID=14960&page=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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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電視劇《施琅大將軍》三答記者問(南都週刊未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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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劇首倡者陳明再次回應公眾質疑 <br> 當時不收復臺灣 國家就會分裂 <br> <br>新快報記者 蘇少鑫 <br><br>(2006-04-05 00:28:17)<br><br> 編者按:有關《施琅大將軍》(以下簡稱《施》)的爭論正在不斷升溫,公眾的矛頭幾乎一邊倒地指向了該劇的最先倡議者陳明。“偽儒”、“漢奸”、“賣國賊”等帽子滿天飛。很多人的攻擊甚至逸出個體,直指儒學。自去年“鄭家棟事件”以來,儒學似乎又遭遇了第二次“信任危機”。 <br> 作為最早的劇本倡議者,陳明究竟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歷史與現實的問題究竟應不應該由一部電視劇來承擔?造成這些繁雜紛亂的爭論背後的根本原因又是什麼? <br> 帶著這些問題和困惑,本報再次邀請《施》劇本的最早倡議人中國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陳明先生與青年評論家石勇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br> <br> 質疑:陳明只用單一標準評價不同行為 <br> 回應:歷史事件應該放到時空座標中理解<br> <br> 記者:有關《施》劇的討論不斷升溫,有評論認為對施琅這個歷史人物的爭論凸現了中國在建構民族主義國家過程中的困惑,比如著名儒學學者蔣慶先生所談到的我們要不要給少數民族政權歷史的合法性問題。您認為這是造成此次爭論的根本原因嗎? <br> <br> 陳明: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在今天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當時,兩族相爭,各為其主也是應該肯定可以理解的。至於在特定情景下淡化或凸顯對某些具體歷史人物的宣傳,不過是為了淡化或凸顯某些特定的歷史記憶以求取某種較好的現實效用,而並不意味著對人物評價標準或尺度的改變。因為不同的記憶投影到現實中來影響作用是不同的,我們在經驗中所聽到的歷史故事時常變化,它的後面確有某種原則和智慧在。我認為,在今天,漢族和回族、藏族、滿族和蒙古族等民族之間的歷史衝突就不必過多強調,例如放在普通中學教科書中就不是很合適。這裏存在某種尷尬,但它不過是為了避免更多更大的尷尬。 <br> <br> 石勇:在這場爭論中,人們注意到了兩種傾向:一是所謂“大漢族主義”,這種“主義”有意無意忽略了“漢族”是一個文化民族的歷史事實和對現在民族主義中的“民族”應是(超越身份上的民族屬性)的文化民族與政治民族的要求;它是一柄雙刃劍,指向歷史時可以還元和清屠刀下的冤魂一個公道,但指向現實卻會觸動民族團結與國家認同的根基——悲哀的是,它對歷史的判斷是在現實中言說,且不能截然把歷史和現實區別開,也就是說它的邏輯指向歷史時也指向當下。還有一種就是在將民族融合的現實合理化時也將它的充滿血與火的原初過程合理化,或僅僅是淡化。這種傾向背後的“主義”可被稱為“歷史實用主義”,也就是說根據現實需要而對歷史的某種“重新評價”,這樣在不同的現實中,歷史就顯示出不同的面貌。陳老師被一些人惡意謾駡,及被一些人善意地提出批評,針對的就是後一種情況。施琅叛明投清和他統一臺灣,這兩個歷史事實應該截然分開,進行不同的評價,因為無論就歷史還是現實來說,它們都有不同的參照系、對應物和評價的價值系統,如果混淆,就會帶來一些混亂。比如,如果他投清不是漢奸行為,文天祥、嶽飛又作何評價?抗戰英雄呢?再來一次對中國的入侵,我們怎麼辦?而如果他統台不是愛國行為,不是實現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之舉,這豈不是承認國家分裂是合法的,而當時清統治中國時是中國的“亡國”,我們今天也沒資格繼承清的當時未含在明內的遺產(這可是一大片領土)?陳老師在肯定施琅的愛國行為時否認他是漢奸,在這裏可以看出有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用只對應於一個人的一種行為的某種標準來判斷一個人的不同行為,而這些不同的行為實際上處於不同的情境中。 <br> <br> 陳明:這裏我沒犯邏輯錯誤:初始時是屠殺和侵略者,後來成為融合和統治者,換言之,滿清入關直到完全融合為五族共和的一分子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應該理解為一個在時空座標中逐漸發生變化的過程。如果這一點可以成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事件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哪些東西可以作為變化的尺度和標誌?我個人認為,博學鴻詞科的創設以及黃宗羲不反對其弟子參加科舉考試就可以作為標誌,而滿清的執政績效和對傳統的認同程度則是衡量的尺度了。當然,對於尺度和標準,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情景下的掌握運用有可能存在差異。我認為,我們應該在銘記過去的血腥和走向未來的和諧這二者之間、在對倫理原則及歷史事實的尊重和對現實效果的權衡及長遠目標的追求之間取得某種平衡。這不僅因為在我們漢族作為主體民族組織國家時更應該在包容方面多做工作,也因為歷史本身並不是一個正義彰顯或實現的過程,而是一連串是是非非發生的過程,充滿悖論和無奈,無法偏執簡化。譬如說,你要血緣純粹,難道非要把自己還原成圖騰柱或者某只特定的猴子才滿足? <br> <br> 質疑:公眾的不滿是因為美化漢奸 <br> 回應:我並沒有美化漢奸 <br> 記者:是的,之所以現在許多評論的情緒那麼大,是不是因為劇本人物本身與現實敏感的台海問題相牽連,公眾對現實的一些不滿一個發洩點?一部電視能改變歷史?能改變或者預示某些政策導向?這會不會是一種比較天真的想法? <br> <br> 陳明:這個事件與當局的關係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複雜,請不要過度解讀。即使有影射企圖,也是善良的,有積極意義的。止戈為武。我不是好戰,但我要強調,臺灣問題上,不做好武力解決的準備或沒有武力解決的意志,只會導致戰略上的被動,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另外,目前的這些批評,主要不是指向當局的,他們是一些虛驕的漢族主義者和冬烘的原教旨主義者,沒有什麼政治常識和知識也沒有多少興趣和熱情。愛國,不只需要熱情,也需要智慧。就他們發出的聲音判斷,可以用八個字作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br> <br> 石勇:針對陳老師的許多指責多是非理性的。這倒凸顯出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上只要有新的“刺激物”出現,哪怕它實在不值得許多人激動,也因與背景對應的心理情境對人的言行的參與而引起他們強烈的反彈。它就是被公眾解讀為“美化漢奸”的一系列現象。比如,1999年雜文家朱健國在其《不與水合作》一書中美化吳三桂,說他和孔子一樣,都是“國際主義者”,正是吳帶清兵入關使關內關外成了中國。這個沒產生多少影響。中學歷史教科書取消岳飛“民族英雄”稱號,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和“歷史實用主義”雙管齊下的做法則在民間社會激起軒然大波。20世紀90年代後胡蘭成等漢奸倍受青睞,這個在“文學界”鬧過一陣子,讓公眾嗤之以鼻。去年,秦檜“站起來了”,引發激烈爭論,有人厲聲疾呼“讓秦檜站起來就是讓你站起來!”,疑問隨之而來:秦檜站起來了,嶽飛是不是該下跪? <br> <br> 陳明:我對此前美化漢奸的現象早就做過批評。有些是糊塗,如因文章好就肯定周作人、胡蘭成;有些是因為理念超前——主要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如以國際主義肯定吳三桂。而嶽飛事件,複雜一些,在教科書裏做替換是可以理解的,但有關方面論證方式有問題。施琅的情況與這些都不相同。其他一切不論,如康熙政權的合法性、鄭經等人尊明廷正朔以及施琅個人私德等等,收復臺灣難道不應該肯定?即使把滿清視為征服者,在土地或版圖上也與中國利益存在客觀上的交叉,畢竟我們跟它共存於某種政治場域之中。例如,今天的疆域就是我們從他們手中繼承下來的。正是因為存在一個前面我說的由異族征服者到合法統治者的轉變過程,曾國藩、左宗棠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等的留辮子、仕清廷、稱聖上等等才變得可以理解。 <br> <br> 石勇:施琅之所以被許多人視為漢奸(而不僅僅是“貳臣”),是因為當時明殘餘尚存,“正統”並沒有因“清風忽來”而完全被吹散,它還代表“中國”(許多“反清複明”的舉動,包括和明王朝是死對頭的李自成的餘部都打這樣的旗號,可見這一點);此時清和明的戰爭還未被視為是“一國”內的兩個政權之戰,而是“一國”與另“一國”(哪怕這個“國”不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中的“國家”)的戰爭(後人根據現在的情況如何解讀是另一回事)。而後來左宗棠、曾國藩、康有為、梁啟超等就不能叫漢奸,豈止如此,連用任何“民族主義”的眼光去看他們都不合適。在他們的時代清已是正統,代表“中國”,他們都源出於清時的文化-政治秩序。儘管是清統治,但並不意味著對它的統治的認同僅僅是認同它。事實上,也如陳老師的話所可以解讀的,儒士對清的統治的認同建基於清統治者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在文化主體性上,清的統治是第二位的。情況變了,同一行為的性質也就不一樣,何況施琅與他們在某些方面並不具有同一類似行為。 <br> <br> 記者:我們應該如何去定義“漢奸”?再如,就史載,施琅反鄭降清,如果從狹義去理解,他確實是“漢奸,但是是否能由此就說他是賣國賊? <br> <br> 陳明:有人說漢奸一詞的後面隱含著民族主義。我想,如果把漢奸看作是民族主義話語的話,那麼這個民族主義不僅正當必要,而且事實上也是普遍的。它是一種人的存在的自然狀態,是自我肯定意識的思想投射,倫理上是中性的——每一個文化都是在我族中心的心態和預設下建立起來的。西方的普遍主義話語不管是善意還是欺騙,都是基於其作為當代世界事實上的主宰者這一事實。只有弱勢群體才需要強調自己“的自性”,因為強勢的“自性”不僅不成問題而且還常常被“普遍化”。高校裏面越是小地方同學會越活躍,就是這個道理。自由主義者一直對民族概念的真實性和意義進行質疑,實際就包含著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訴求。這次有人從這一立場立論,我覺得才是真正應該關注的。罵我漢奸無所謂,因為我不是;罵我民族主義倒要好好理論,因為我確實如此。 <br> <br> 石勇:不同的現實和歷史情境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判斷。假設(只是假設)現在滿族是中國外的民族,不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僅僅將清對明的戰爭界定為“一國”對另“一國”的戰爭,似乎說得通,那麼,說施琅是“賣國賊”好象也沒什麼大的毛病。問題是,就歷史而言,清入主中國,並不是將中國當成殖民地,而是最終體現為“少數民族執政”,國還是這個國(雖然“朕即國家”,可皇帝死了、王朝亡了國還存在,人們需要一片國土來生存發展,並不跟著王朝一塊永久成為歷史),他只是賣王朝而已,並沒有“賣國”。甚至他統台(這個行為在大的方面已超越于王朝之爭,故此只能上升到“國家”層面來判斷)還是“愛國”:避免了國家分裂。而就現實而言,滿族與漢族等同是“中華民族”的不同部分,都具有共同的國家認同,把施琅拉到現在,以現在的眼光去看當初,而不是以當初的眼光去看當初,“漢奸”、“賣國賊”的問題就不存在了。當然,在民族國家觀念產生之前,這些問題往往不是那麼清晰,在邏輯上也不完全自洽。 <br> <br> 質疑:明與清在當時是兩個國家,不是一個國家內的兩個實體 <br> 回應:當時不收復臺灣,它就會成為另一個國家 <br> <br> 記者:如果“漢奸”的概念在民族國家觀念產生之後要以叛國與否來認定,那麼,這裏是否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滿清與明兩個王朝之間的關係? <br> <br> 石勇:這又是一個牽涉到現實與歷史的不同從而不能讓人說得乾脆的問題。要返回到民族國家觀念未產生之前的歷史,就得面對複雜性。如果以現在的眼光看,當然可以說明和清就是當時中國的兩個政治實體。但是,當時滿族分明不是在明所代表的“中國”之下的一個民族,而這個“中國”不僅有漢族,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特別是在南方),從而,從當時的歷史情境出發,我們分明不能得出滿清和明的戰爭是同一“國”內的某一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對中國的“統治權”的爭奪之戰的結論,而如果情況發生在明統治下的“中國”的某一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之間,則完全可以這樣認為,此時不存在“漢奸”、“賣國賊”這樣的概念,因為只是同一“國”內的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內戰”。或許只能這樣認為:在一開始的時候,滿清與明之間的關係是素樸的“兩國”的關係,入關後慢慢演化,在滿清已認同中國文化(從另一種意義上講也就是“中國認同”)後,可以認為它和明的關係已是一“國”內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何時出現這樣的臨界點,正如陳老師所說的,尺度和標準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情景下的掌握運用有可能存在差異)。我想這一點很重要,是亡王朝還是亡國,關健就是看還是不是“中國”。 <br> <br> 陳明:當時的臺灣主政者雖然有繼承明朝禮樂衣冠的情感,但是政治上也已懷另立乾坤之心。同時,從情勢分析,也絕無反攻大陸之可能。所以,某種程度上,如果不收復,它就可能真正成為另一個國家,而這對中華民族的發展來說,客觀上是不利的。蔣介石父子應該也是這樣認為的,雖然自認中華正統,但知道光復無望的條件下,還是願意與中共和談統一,因為這是超越黨派之爭的民族利益所在。滿清情況複雜一點,但版圖完整的重要性同樣如此。有土斯有財嘛。土地的重要性某種意義上超過文化,因為它是安身立命的物質前提,文化則是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創造出來的。目前那些文化決定論者根本看不到這點,還拿以色列人的漂泊作例證,十分可笑——他知道什麼叫猶太複國主義麼?政治可以慢慢改造,土地可是一去難回!主張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92共識實際就是將大陸與臺灣視為一個國家內的兩個政治實體,主張台獨的人才不這樣認為——順便說一句,台獨分子都很討厭施琅! <br> <br> 石勇:現在的臺灣和大陸是同一國內的兩個政治實體,而不是兩個國家。 <br> <br> 質疑:陳明的觀點是歷史實用主義 <br> 回應:對施琅的肯定是即用見體理論的實際運用 <br> 記者:這樣看來,問題是不是就涉及到我們如何去界定國家、民族、政權(政府或者王朝)以及三者之間關係的問題? <br> <br> 陳明:這這個問題太大,這裏沒法細說。國家指土地、人民、政府,人民中有不同民族,政權是統治管理機構或集團。但在時間維度上,國家、政權的意義和形式又是變化的,所以才複雜。 種族、土地、文化,三者能有機統一,當然是求之不得。當不得不面對撕裂,則首先放棄文化、其次是土地。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發生的——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還能怎麼辦?只能安慰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雖然是個現代概念,但其主要內容為人民、土地和政府則古今一貫。人民可能由多民族組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西方經驗,並不具有普遍性。族群間是通過博弈過程獲得現實的組合形式。政府的合法性有族際意義上的,也有民意意義上的,即民族的和民主的兩個維度——有些人將這兩點對立起來,非常有害!建立這樣的分析架構也許有益,但並不能保證得出什麼共識。因為不存在公式化的國家發生模式,也不存在模式化的政府運作模式,而民族總是處於衝突和融合的態勢之中,中國尤其如此。你看,施琅問題會因此變得清晰麼?不能,依然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臺灣當時不收復,恐怕早就獨立出去了!難道還有比這更不幸的事麼?我肯定施琅,就是出於對他“確保臺灣入版圖”的感念,這跟鄭成功一模一樣。對於那些抓住降清叛鄭以及其他私德瑕疵不放的人,我希望他們想想孔子對管仲的稱道! <br> <br> 石勇 :就現實而言,施琅降清叛鄭,的確已成為歷史,不再重要,可是,它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東西:邏輯。陳老師的這種觀點容易被指責為有歷史實用主義的傾向:在合法化現在的同時,去合法化或非法化歷史。正如我上面所說,這是一柄雙刃劍,因為施琅“確保臺灣入版圖”的深遠意義,並不可能抹煞他“降清叛鄭”而被視為“漢奸”所帶來的現實影響。人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某一行為來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如果這一行為合法化的話,那他也覺得自己這麼幹是合法的。人們會用對某人的某一行為的評價來對與此人的此一行為類似的其他人的行為進行評價,從歷史、現實、未來三方面進行。一些人就說,如果施琅不是漢奸,那秦檜也不是。另一些人也說,如果施琅降清不被視為“漢奸”,那麼有人侵略中國他也可以投降,因為說不定這個侵略中國的國家在以後也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在這些人的想像裏,理念、邏輯不管用了,管用的只是時間,只是“成敗”與否,這麼幹是對還是錯,似乎是由這些東西來證明的。 <br> 陳明:我想知道,按照你的觀點,又如何評價施琅其人其事?歷史無法憑主觀想像,人只能在給定的情境裏做力所能及相對最好的選擇。苛責前人是容易的,可你自己又做過些什麼呢?我喜歡這句論壇留言:鄭成功是英雄,施琅是英雄;你今天收復臺灣,你更是大英雄! <br> <br> 石勇:我的意思是:評價某人的某一行為應進入歷史情境,而且應把某人的不同行為區別開,不能給予整全性的判斷。施琅統台,其遏止國家分裂的貢獻當然值得肯定,但並不因為這點,對應於當時的情境,他降清就也合法化。同樣,也並不能因為他降清,他統台就不能被視為“英雄”。人的複雜,以及不同行為不對應於同一種情境實在讓我看不出一種行為的性質能夠決定另一種行為的性質,一種行為的評判標準可以去評判另一種不同的行為。當然,如陳老師所說的,“人只能在給定的情境裏作力所能及相對最好的選擇”,以未能進入前人的內心世界和現實情境的後人的眼光去看前人,可能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只是,《施劇》所激起的如此強烈的反響,在這反響之中所出現的各種觀點的激烈碰撞,以及對陳老師的一些無理謾駡,迫使人們不得不在分析和評判中戴上一雙邏輯的眼鏡,畢竟它不僅是個現實問題,也是觀念問題。 <br> <br> 陳明:罵我的人有一點倒是講對了,對施琅的肯定是即用見體理論的實際運用。簡單的說,即用見體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只是動議拍施琅,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的人出來洶然作勢,並且多是一些腦子不清晰的話語,所以也就根本沒想到要去論證闡述什麼。但現在圍繞《施琅大將軍》展開的論戰已經成為一個當代思想交鋒的事件,自由派、原教旨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紛紛出場,各方的理論資源、思維方法、價值立場以及對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都隱約可辨,適當的時候我會做些解剖工作的。<br><br>儒學聯合論壇: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66&star=1#14266<br><br>來源:新快報:http://www.xkb.com.cn/viewnews.php?id=3583<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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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電視劇《施琅大將軍》三答記者問(南都週刊未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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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南都週刊]《施琅大將軍》幕後推手——新儒陳明<br>文章提交者:憂心忡忡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br>[南都週刊報導]《施琅大將軍》幕後推手——新儒陳明<br>《南都週刊》彭曉芸 報導<br>2006年4月3日,陳明從海口返回北京,和往常一樣,他在社科院的辦公室裏上網,首先打開的就是他自己創辦的儒學聯合論壇,卻發現氣氛和往日不一樣了。“漢奸”、“無恥”、“偽儒”、“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等等謾駡的詞語將昔日談笑風生的論壇湮沒了,而所有的這些辭彙基本上都指向陳明本人。看著這一切,陳明的心情正如海口與北京的溫差,一下涼了半截。<br>所有這些,均緣起於一部電視劇、一個帖子、一句話。<br>3月25日,網友wtl999在儒學聯合論壇發了個題為“正中台獨分子的下懷,《施琅大將軍》愚蠢的電視劇”的帖子,討論即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大型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wtl999”引用廈門大學歷史系羅耀九教授的文章認為――“有的論者為歷史上的民族敗類翻案,主觀上也有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的意圖。例如歌頌鄭成功的叛將施琅,便含有這樣的用意,他們的意圖也許無可非議,然而卻達不到目的”,並在帖子中說:“在推翻滿清統治的一百年不到的時間裏,施琅一直是與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一樣,是漢奸、賣國賊的同義詞,但是為什麼這個時候央視突然推出了《施琅大將軍》這部漢奸劇?”<br><br>次日,作為論壇創辦者的陳明(網名誠明)在該帖後面回了一句:“為什麼這樣說?這個劇本是我最先倡議搞起來的。”他沒有留下更多的觀點,卻留下一個線索――劇本和陳明有關係。由於這個線索,短短三四天內,已經有數十網友對陳明表示不滿,甚至稱他為“罪人”。<br>四月初的南方,已經顯出夏天的氣息,陰雨連綿的日子也結束了,人們開始換上短袖,在晚飯後追捧著這個季節裏熱鬧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br>而關於“施琅”的討論在各大思想論壇風起雲湧,儒學聯合論壇的日訪問量更是急遽飆升,湧進了許多新註冊用戶,其矛頭紛紛對準了陳明。陳明,因其長期以來的儒家立場,因承認和《施琅大將軍》一劇的淵源而成為這場討論中的焦點人物。<br><br>學者薦拍施琅<br><br><br>陳明,中國社科院儒教中心秘書長,儒學思想刊物《原道》雜誌創辦者和主編,去年12月受邀擔任廣東信孚國學院院長,近年來因其“即用見體”的理論而被視為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br>出生于1962年的陳明,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他說話的語速快且自信。在很多場合,他總是不諱言自己的“任性”,和長者李澤厚談話是如此,面對記者仍是這樣說。陳明是家裏的幼子,姐姐比他大四歲,本來有個哥哥,但夭折了,所以父母特別疼愛他,把姐姐送到外婆家養,集中精力培養這個幼子。“所以總是得到特別多的寵愛和關注,養成了特別自信和任性的習慣,什麼事情我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斷。”<br>“任性”的陳明年輕時候讀了不少文學作品,還寫了點散文詩歌之類的抒懷作品。從株洲師範中文大專班到山東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陳明開始接觸了儒家思想。後因一篇題為《象占:原始思維與傳統文化》的論文,被中國社科院的余敦康先生看中,余先生向《文史哲》主編鄭重推薦陳明的文章,“也許因為面子沒賣出去吧,他老先生把我安排成了他的博士弟子。因此,我從濟南來到了北京,中國哲學史也真正成為了自己一生的事業。”<br><br>雖然做的是儒學,陳明卻總強調自己關注的是現實,對其思想行為影響最深的是閱讀中國近代史留下的記憶。採訪中,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是很愛國的”,他說他十幾歲時就寫過記述當時心情的“七絕”,總想著把中國“雄雞”的版圖恢復到“桑葉”的狀態,“有一種‘收取關山五十州’的悲憤與豪邁”。<br><br>2002年,一直關注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的陳明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康熙統一臺灣的戰略策略及其得失》,這是他第一次深入瞭解施琅其人。他覺得這個人物極其不簡單,“我很欣賞康熙和施琅‘因剿寓撫’的戰略思想以及大氣和諧的君臣關係格局”。<br><br>這年的冬天,廣東一家影視公司的老總、製片人高女士到北京來尋找電視題材,找到了陳明。他們在梅地亞附近一塊吃湖南菜的時候,陳明提出了“楊家將”、“再生緣”和“施琅”三個題材建議。高女士告訴陳明,楊家將題材已經有影視公司在做,“再生緣”和“施琅”可以考慮,但要找到資料才能決定是否可行。次日,陳明和高女士一行來到西單圖書大廈,在三樓南邊的書架上,陳明找到了幾個版本的《再生緣》和顏廷瑞描寫施琅的《威震台海》,《威震台海》一共剩下6本,陳明說:“全買了!”。高女士看了《威震台海》一書,覺得施琅的故事不錯,便在陳明的幫助下聯繫了在瀋陽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工作的顏廷瑞,商議購買該書的影視改編權。<br><br>題材受挫 拍攝無望 <br><br><br>顏廷瑞,這個出生於1931年的老軍人,早在1982年就寫了一部叫《施琅將軍》的歌劇,這可以說是現在的連續劇《施琅大將軍》的前身。<br>在1978、79年的時候,部隊下了“反修反霸權”、“軍隊建設”和“臺灣回歸”三大任務,當時在文工團熱衷於搞清代歌劇的顏廷瑞在《清史稿》中讀到了有關施琅的資料,非常興奮,覺得施琅這個人軍事厲害,而且為平定臺灣立下汗馬功勞,很符合部隊當時的需要,“那時搞文藝都是為政治服務嘛!”顏廷瑞收集了很多資料,決定把施琅這個歷史人物寫成歌劇。瀋陽軍區歌劇團很快在部隊裏,把施琅的軍事才能搬上舞臺。正如顏廷瑞所預想的那樣,該劇獲得士兵們的廣泛好評。<br><br>接到陳明電話的時候,顏廷瑞已經退休在家搞創作。對他來說,如果能夠將20多年的歌劇變成目前流行的電視劇,當然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所以他當即表示願意配合將該書改編成劇本。高女士付了部分錢給顏廷瑞,對他說,進入拍攝之後再付剩餘的酬勞。<br>於是,顏廷瑞開始動筆將《威震台海》改編成劇本。這一年,他還要照顧病重的妻子,寫作進展並不容易。但顏廷瑞還是堅持將劇本寫出來了,一共20集。顏廷瑞讓女兒通過電子郵件將劇本發給了陳明。<br>看了劇本,陳明並不太滿意,他覺得顏老先生寫的劇本舞臺感太強了,似乎不太適合電視劇的表現形式。但陳明和高女士還是以成功投拍為最終目標,並沒有在劇本的問題上過於苛求。<br>當然,對於長年生活在部隊的顏廷瑞來說,電視劇這種以市場運作為主要手段的藝術形式,他確實並不熟悉。他津津樂道的是施琅的軍事奇才,“他的海上功夫了得,熟悉海戰,在當時無人能比!”75歲的顏廷瑞說起施琅,語氣中帶著興奮,“施琅對臺灣的主導方針就是四個字:因剿寓撫。康熙就採納了他的建議。他向康熙保證,絕不報私仇,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殺了施家76口人,但平定臺灣的時候,施琅並沒有殺鄭家一個人。後來史家對這個評論有褒有貶,有的說施琅心胸寬廣,不報私仇,有人說施琅很狡猾,他知道如果殺了鄭家的人,皇帝也不同意,而且殺了人之後,鄭經更不可能投降。”<br>記者告訴顏廷瑞,目前網上正熱烈討論著“施琅”,陳明也成了挨駡的物件,這個老軍人爽朗地笑了,用一口帶著陝西腔的普通話說:“今天的線民和20年前罵我的老頭一樣!其實20多年前我就收到一個七八十歲的老頭的一封來信,也是罵我,他說‘如果你是漢族人,你該感到羞恥,因為施琅是叛徒;如果你是滿人,那你就是為祖先平反’,和現在網上的言論一樣。那時候我把信拿給領導看,領導都笑了,我也沒有去計較這個老人,那麼大歲數了,不能刺激他。”<br><br>對於爭論,顏廷瑞似乎並不放在心上,他說他寫歷史小說,更多的是部隊分配的任務,“因為歷史的東西有教育意義,在部隊搞文藝主要是教育士兵,鼓舞士氣。”而且,對軍人來說,軍事才能總是第一位的,所以,顏廷瑞寫了一系列歷史上的將軍、勇士,在寫施琅之前,他就寫過薩布素將軍,寫過《菊花島》等戰爭題材的歌劇、小說。<br>不過,陳明力薦該題材的思路,和顏廷瑞的寫作動機並不太相同。“我覺得當時的對台政策是軟的不夠軟,硬的也不夠硬。我希望這樣一部電視劇能夠有助有關方面明確思路、建立有效的決策和實施機制,來應對臺灣問題的嚴峻挑戰。”陳明解釋著他建議拍施琅的初衷。<br>熬了將近一年,到2003年8月,顏廷瑞的劇本已經寫了出來,高女士也已經與中視國際的朋友以及俞勝利工作室達成合作意向,但由於政策瓶頸的問題,電視劇開拍的拍攝許可證遲遲無法落實。高女士開始有點氣餒了,她說其實開始她只是想找一部古裝戲的題材,“因為古裝戲當時很流行,也很賺錢”,沒有預料到的是,施琅這個題材和一般的古裝戲不同,能否拍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高女士對拿到拍攝許可證也沒有了信心。陳明試圖找關係促成此事,但找到的“能人”表示不願意趟這趟“渾水”。就這樣,施琅題材電視劇的拍攝計畫擱置了下來。<br><br>這時的陳明,覺得心有不甘,但也無可奈何。<br><br>此後不久他到臺灣大學參加了一個東亞儒學研討會,會議所使用的地圖上,臺灣是英文標注的“Formosa”,以及會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個鄭姓院士的發言,陳明稱這讓他感覺很不舒服,“嗅到了台獨的氣息”。回來後,一直閱讀臺灣民進黨刊物《中國事務》的陳明,又讀了馬英九的博士論文《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問題》及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從海洋法論釣魚臺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他說因此對國民黨在維護民族利益上做的工作有了更多瞭解,對馬英九這位湖南老鄉有了更多敬佩和期待。<br><br>如何處理臺灣問題,也更加困擾著陳明。<br><br>峰迴路轉,片子開拍<br><br>施琅題材的電視劇拍攝無望的半年後,事情又出現了轉機。<br><br>2003年深秋的一個下午,陳明接到了一個南方口音很重的電話,說是他們想拍施琅的電視連續劇,並且有辦法突破政策瓶頸,希望陳明幫忙讓高女士把《威震台海》的電視改編權轉讓給他。來電這人正是福建電影製片廠電視劇部主任鄭文昌。<br><br>原本以為拍攝無望的陳明,此刻又重新撿起了熱情。在陳明看來,只要拍攝願望可以達成,這就是一件好事,無論誰拍都一樣,所以各方很快達成原價轉讓的協定。於是,和施琅一樣是福建人的鄭文昌拿到了《威震台海》的影視改編權。<br><br>在拿到《威震台海》影視改編權之前,鄭文昌已經做過一個叫做《施琅將軍》的記錄片,片子在中央台、鳳凰台播出,馬上受到關注,評價也不錯。鄭文昌說,這就叫“投石問路”!<br><br>2004年4月,鄭文昌在接受泉州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國台辦對該題材的拍攝十分重視,認為“《施琅英雄傳》(該劇初名)將藝術地再現施琅平定臺灣的英雄壯舉,對於兩岸同胞正確認識臺灣歷史、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具有積極意義。該劇將是我國對外宣傳的重要作品,其意義十分重大”。據當時的媒體報導,國台辦曾下文支持拍攝《施琅英雄傳》,臺盟中央也全力支持該劇的拍攝。<br><br>但是,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不准,褒貶不一,如果拍成電視劇,就要把忌諱的東西避開,選取適合電視這種表現形式的內容。直到申請立項進入劇本創作階段,鄭文昌還是戰戰兢兢,光是在劇本方面,就改了多次,第一稿出來,鄭文昌形容是“驚心動魄”,但很快被否定了。最終,劇組決定,《施琅大將軍》只拍施琅最輝煌的平定臺灣那四年,並將涉及的其他歷史人物淡化了。鄭文昌說:“至於在這四年之前與之後,施琅這個人有什麼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那都不重要了,我們所看重他的,就是他為國家的統一所做出的貢獻。”也有專家建議劇組將施琅治理臺灣的事情也拍出來,但被鄭文昌拒絕了。<br>劇本經歷了近一年的審批,2005年1月12日,鄭文昌終於收到了廣電總局下達的拍攝許可證。中央電視臺電視劇製作中心也確定加盟,這讓鄭文昌對拍好“施琅”一劇更有信心了。<br>片子開拍,中央電視臺的文藝中心主任朱桐對鄭文昌說,“一輩子遇上一個好題材不容易,你們不要糟蹋它,應該好好把它做好。” <br>在北京的一家酒店裏,鄭文昌說他已經很久沒有回福建的家了,語氣中帶著疲憊,又有些許滿足,他說:“感覺一輩子做這部片子足矣!”<br>2006年3月27日,投資2000多萬元人民幣、由八一電影製片廠甯海強任總導演的《施琅大將軍》終於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開播。這一天,距離陳明看到原著《威震台海》並推薦給朋友拍攝,已經整整三年過去了。<br><br><br>爭論還在繼續<br><br><br>在《施琅大將軍》誕生的整個過程中,陳明扮演的,是一個牽線人的角色。後來的劇本與拍攝,似乎跟他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故事的發生畢竟有了陳明的參與。由於其新儒家身份,加上現在公眾們對歷史上的民族問題關注,陳明捲入了當下“施琅是不是漢奸”、“怎樣看待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入侵”,“怎樣對待當前的台海問題”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並成為這場爭論中的核心人物。<br><br>4月8日,陳明又飛到了海口,他在海口兼任一個旅遊投資控股集團的副總,近期一直住在賓館裏,和外界的聯繫就靠電話和電腦。說到這件事情,陳明開玩笑說,電話費猛增了不少,因為要隨時聯繫在北京的網管,他們不願意刪除那些前來討伐陳明的帖子,但是論壇又不能因為口水戰而癱瘓。<br><br>對於最近陳明由於該劇遭到指責,鄭文昌說:“我很同情陳明,他現在被線民罵,其實他可以不出來說話的。就像陳凱歌那樣,一說就罵得更嚴重了!”<br><br>不過,陳明自己不這樣看。他認為,“施琅”跟《無極》的情況不一樣,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理論問題更具有當代性和思想性的獨立意義,“大家都知道當代社會是多元的,但通過這次爭論人們可以看清楚彼此之間的裂縫究竟有多大。因為文化、民族、國家這幾個當代思想的關鍵字在臺灣問題上糾結一體並放大凸顯出來。”<br><br>當初經陳明幫助拿到《威震台海》的改編權,鄭文昌曾送了一方福建壽山石給陳明留念。2004年,陳明去貴陽陽明精舍,曾想找人刻幾個字送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蔣慶,“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現在在長沙找到了,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的”,陳明對此念念不忘。雖然蔣慶在關於施琅這個問題上同陳明觀點各異。陳明肯定施琅,蔣慶則認為施琅是“三是七非”,倒三七開,並且是春秋筆法的“實與名不與”。<br><br>而對陳明最嚴厲的譴責,來自所謂“漢族主義”者。他們認為,陳明對施琅的肯定,證明了陳明是“漢奸”。針對陳明批評強調漢族本位主義的“漢服”宣導者是“漢服秀”,批評一些在網上激動宣傳儒學的人是“一些泥古不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漢服網”一些線民從種族主義的角度痛駡陳明,認為“陳明是繼馬立誠之後的又一個漢奸文人”。<br>面對批評和爭議,陳明稱:“我為施琅辯護是出於我的理念和情懷,為自己的理念和情懷挨駡,無怨無悔;但電視劇本身的成就和不足卻是屬於它的創作者們,與我無涉。”<br><br>直到記者發稿時,爭論仍然在繼續,在天涯社區的關天茶舍、世紀中國論壇、凱迪社區和儒學聯合論壇等等網站上,網友的熱情再度顯示了網路時代口水大戰的經典場面。既有“冷靜的陳明,狂熱的大眾”這樣讚賞陳明的帖子,也有“有中國特色的賣國賊”這樣辱駡的帖子。也有一些人認為這場討論毫無意義,可以休矣。<br>《施琅大將軍》終究是一出戲,戲終究是要謝幕的。爭論畢竟是一場熱鬧,熱鬧也遲早會冷卻的。而歷史又是什麼,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丫頭嗎?此中出現種種聲音和爭議所呈現的問題,將繼續困擾著陳明,困擾無數加入討論的網友以及我們的時代。<br>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ID=14956&page=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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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復興論壇》關於《施琅》劇的觀點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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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復興論壇》關於《施琅》劇的觀點聲明 <br><br>實用主義不能不防,千古是非不可擾亂<br><br><br>來自:華夏復興論壇 → 華夏文明 → 儒學論壇 http://www.hxfx.net/index.asp?boardid=35<br><br><br>《施》劇一出,眾論紛紛,或誅或贊,莫衷一是。何以如此?雖皆出於愛國之心,而所據之思想不同,所用之方法有異,所論之角度有別,所立之高度參差。究而極之,正可見今日是非之不明,思想之混亂。由此而言,此劇引發之思想交鋒,非唯必然,而且必要。是非面前,理當有所抉擇;大義當前,不敢有所退避。故經華夏復興論壇管理層人員集體討論,決定發表此聲明,以闡明本論壇的主張與主要觀點。<br><br>一、所秉持之原則:<br><br>1.對此問題所涉及者,不針對具體人,僅就觀點、事實而言<br><br>自重而生威,不同而能和,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此是儒學所崇尚;推己及人,不加於人,誠意持中,厚德寬恕,更是儒學之原則。故論觀點事實之是非,而寄望於人之自正。<br><br>2.對原則問題,持守其是其善,不排斥異己;是非對錯,不可不明,不敢隨聲附和<br><br>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人之思想,一時之風氣,由來漸矣,非一時之所成,故亦難一時而變之。《易》曰:“履霜,堅冰至。”防微杜漸,固為上策;亡羊補牢,猶未為晚。<br><br>3.不求人接受我們觀點,但望能引起大家認真思考,求同存異,以期互相訂正<br><br>水善利物而不爭,乾坤無私而覆載。能容方可公,不執方可中。虛懷若谷,淵深自成;見賢思齊,升堂入室。人之常情,自以為是;謙遜守禮,四者受益;如切如磋,砥礪人生。<br><br>二、對施琅之評價:<br><br>1.人格不正,大節已虧<br><br>本立道生,何以立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施琅其人,身為漢人,因私怨而兩降清;南明危在旦夕,懷私利而不救;恃功力而傲物,背鄭氏之門庭。滿清滅明,明人當以為國恥;揚州嘉定,清人惡貫滿盈。施琅不知國恥,投靠不仁,無仁義之可許,無氣節之可稱;既背離修身之本,倡之贊之,必將背離禮樂文明。<br><br>2. 承認事實,不加讚揚<br><br>《人物志》曰:“英為文昌,雄為武稱。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施琅攻台,合版圖於一,此是事實。于滿清而言,可謂一統有功;於中國而言,可謂助夷變夏。施琅身為武將,無文昌之實,唯效力於清廷,不可名為英雄。合版圖之事是實,而不可加以英名。《春秋》有“實與文不與”之法,應用於此,承認其合版圖之事實即可,而不可徒贊其事功。<br><br>3.可以研究,不應利用<br><br>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史之別,固然有之,然而文史皆不可失其正道。以史而言,偏重於求其質,是以可研究施琅之事實,而不可失其正。以文而言,須忌巧言令色,掩過飾非,而不可易其質。吾儕所學關天下,若棄義而求利,則必將導引天下於奸利之途。古人雲“利令智昏”,其此之謂也。<br><br>三、對清朝之看法:<br><br>1.文化民族與種族觀念<br><br>滿清入主中原,涉及民族問題,然而須分別文化之民族與種族之民族。所謂文化民族,由文化而言;所謂種族之民族,由血統而言。悠悠華夏,承傳千萬載,雖不無種族之別,然未嘗強化種族,而倡天下一家,協和萬邦。自西學東漸,種族之念日熾,我華夏文化民族之意漸被淡忘。《春秋》之始,即言“大一統”,此非以種族立言,亦非以地域立言。“元年春王正月”者,天道、地道、人道一以貫之也。元年言天道之始正,春言地道之始正,王言人道之始正,正月言政治之始正。三才一貫而用之,此為一統之意,非種族、地域之別。<br><br>然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族群之有別亦是必然。今日中華五十六民族,是五十六族群。族群之間有人數之眾寡,而儒學反對以眾欺寡、以強淩弱。各族之人各愛其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則共成中華之和諧興盛。滿族是一族群,清朝是一朝廷,故此對清之不滿,非對滿族之不滿。漢族是一族群,漢唐宋明皆為朝廷,故此朝廷非漢族之朝廷,乃是中華各族之朝廷。歷史事實在於,歷朝歷代,中華之人以漢族居多,而華夏文化以責任義務立言,宣導以仁義行事,故此漢族理當多擔責任義務,理當仁義自守。儒學以自正為先,以忠恕為用,故各人自正而忠其心、恕他人,各族自正而忠其族、恕他族,各朝臣子自正而忠其國、恕他國,是立身之本、立族之本、立國之本。施琅其人,於其心、於其族、于其國,皆失其正,不可不謂大節已虧。<br><br>2.華夏文化與夷狄文化<br><br>《春秋》嚴“夷夏之辨”,世俗及今人多以夷夏為地域、種族之別,此非《春秋》之義。依《春秋》之義,道德禮義不行,雖處華夏地而亦以為是夷狄;道德禮義暢行,雖居夷狄之地亦以為是華夏。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清朝之政非正也,而孔子曰:“政者,正也。”以力得天下,血腥殺戮平民,不可謂之正;以文字獄鎮官民之心,使萬馬齊喑,不可謂之正。雖向全民灌輸儒學,似尊崇儒學,而背棄儒學之大道,此非儒學之福,乃是儒學之大禍;此非華夏之福,乃是華夏之大禍。此不可不知。清入中原,貌似夷變于夏,實則變夏為夷。施琅叛明而入清,是遠夏而入夷。今我中華,宣導繼承傳統文化,當此之時,歌頌清朝,歌頌施琅,實非所宜。<br><br>3.歷史事實與現實影射<br><br>華夏史學,所重在於求正,所用在於以史為鑒;西方之史學,所重在於求真,所用在於究考史實。今日華夏史學界,多承西學之法,為鑒之用漸弱。然而,即使為求真,《施琅》一劇亦非合其要求。華夏文學,所重在於文以載道,引導政俗,補察時政,泄導民情。《施琅》一劇,以施琅為英雄而加以歌頌,違背道義,不可謂之“載道”;歌頌武力統台,因利益所動而拍攝,是將政俗引導入歧途;以主觀影射之法編劇,所影射者混亂,非唯無補于時政,反將有害于時政;以求轟動效應而播映,非泄導民情之正路。兩岸統一,乃是大勢所趨,理所當然;先禮後兵,不得已而用兵,乃是國策,亦是仁義之體現。義者,宜也,必先有仁而後能義。以仁行義,除暴安民,是為止戈為武。所應當者,乃是依仁義而作文章,而非崇尚武力。<br><br>四、對是非之評判:<br><br>1. 不可擾亂千古是非<br><br>儒學非不謀利,必合義而後謀之,必求大利而不為小利壞大義。人之立本,乃是千古之事,是非善惡不容紊亂。國家統一,可謀之合義之道,何必壞千古之是非善惡而謀之?昨日之奸臣,成今日之英雄,所傷者乃是千古英雄之心,所慫恿者乃是來日奸臣之意。一時之利未必能得,而千古是非卻因此而亂,可謂得不償失,反成千古罪人,為國為民而謀者豈可不慎。<br><br>2.實用主義之危害<br><br>體用者,本自相合,未可分也。譬若人之體有人之用,犬之用必是犬之體。張之洞有“中體西用”之說,其所謂體,乃是主體之意,非本體之意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曰可道之道則非常道,然而道非不可知者,更非無其體者。據德可以志道,若道體不存,無由以志道;與天地日月合其德,能合者即為得道。背道而用器,於道無所毀,然而所毀者器也。背道而行事,於道無所損,所損者事也。即用而見體,則所現者常有所蔽,而其體則永無全現之日;即用建體者,以用為尊,則一時有一時之用,一物有一物之用,貫通于時用中之大道,本已在時用之中,無由以建,亦無須人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可體道,道非人建。為今日之用,而迷失天地之道,將使人類迷失方向,其害之大,不可小覷。<br><br>3.傳承傳統須顧永恆<br><br>《施琅》一劇之出現,本一小事,而此小事已可見華夏文化處境之可歎。文化者,人文化成之意也。人文何由以生?效法天地之道而生。《易》始於乾坤,首重天地之道也;《老子》始於論道,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意由此而顯。《孟子》所傳者,道統也;今日所言“傳統”,華夏之道歷代相傳之統也。韓退之以傳道為師道之首,若背棄華夏文化之道,則無以言“傳統”。船山曰:有亡國,有亡天下;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興則國家可興,天下亡則國家亡。華夏復興,非唯經濟之復興,非唯國土之完整,其尤為重要者乃是華夏文化之復興。此華夏復興論壇之所以有此聲明也。<br><br>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故凡我華夏之人,理應團結,戮力同心,致力於華夏文化復興之事業。是以本聲明非倡儒學派系之爭,非倡華夏族群之爭。就華夏民族而言,乃是宣導華夏文化之復興。就人類長久利益而言,乃是宣導人類之文明。願與所有華夏子民共勉之。<br><br> 華夏復興論壇 (雲塵子執筆)<br><br> 孔元二五五七年三月初八日 西元2005年4月5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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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分裂臺灣的,不是明鄭,倒是滿清--英雄還是漢奸:歷史上真實的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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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分裂臺灣的,不是明鄭,倒是滿清<br>----------英雄還是漢奸:歷史上真實的施琅 <br><br>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人。首先說此人一生反復無常。他自己都承認是“十七歲作賊”,最初在明總兵鄭芝龍部下任左衝鋒。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進福州,施琅跟隨鄭芝龍投降清軍,然後被撥歸嘉定三屠的屠夫之一的李成棟麾下,從征廣東,攻打南明兩廣政權,李成棟突然“反清複明”後,施琅也跟著李成棟“反清複明”,又投入鄭成功部。鑒於他的歷史,鄭軍中不少將領對他並不信任。施琅對此大為不滿,對鄭成功說自己心灰意懶,想去當和尚,藉以探測對他的態度。鄭成功並不為所動,只叫他另行募兵,組建前鋒鎮。施琅見難以挽回,一氣之下真的剃光了頭髮,不再參見鄭成功。<br><br>不久後就發生了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鄭彩部下的將領,鄭芝龍降清後,曾德不大得志,在鄭成功軍中受施琅節制。施琅被削去兵權後,曾德為求出頭之日,利用過去在鄭氏家族軍隊中的關係投入鄭成功營中,充當親隨,即所謂“恃鄭氏親昵,逃于鄭所”。施琅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馳令勿殺”,施琅卻悍然不顧,“促令殺之”。鄭成功見施琅違令擅殺鄭氏舊將,遂命逮捕施琅。施琅被捕後,在一些舊親信部將的庇護下,竟然奇跡般地逃到大陸淪陷區,公開與滿清接觸。鄭成功獲悉後,怒不可遏,在七月間把施大宣、施顯(施琅的父兄)處斬。施琅得知消息後,遂死心塌地投靠滿清,一意同大明為敵。順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鄭成功率軍攻克臺灣,結束了荷蘭統治者在臺灣三十八年的統治,從此,鄭氏政權以臺灣為根據地,以金門、廈門為支點繼續堅持著抗清鬥爭,1663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籌快船一百六十艘,新募官兵三千人,日夜操練,準備進攻廈門。<br><br>這時,荷蘭侵略者應清政府邀請,率領兩千五百六十三名兵士,裝備四百四十門大炮,駕駛十七艘巨艦,於七月底抵達福州港。荷蘭從“擇地長久貿易”出發,一則欲取臺灣,二則以圖通商,他們為了實現這一侵略目的,自願力助清廷攻打金門、廈門二島。然後進兵奪取臺灣,要清廷將臺灣島以及該島一切事務交給荷蘭人。清軍在荷蘭船隊的協助下,于十月向鄭軍發起大規模進攻。<br><br>  十月十九日,荷蘭夾板船領前,後面鄭軍投誠將領鄭鳴駿、陳輝、楊富率領船隊緊跟,提督馬得功駕船守後。舟師出泉州港向金門進發。而漳州、海澄的水陸清軍由總督李率泰、海澄公黃梧與水師提督施琅率領,進攻廈門。1664年7月7日,串列傳輸速率領12艘船,第三次駛往中國。 8月20日打敗澎湖的鄭成功軍隊,27日侵佔臺灣北部的雞籠港。 <br>  讓我們看看當時的荷蘭侵略者的情況把,荷蘭殖民者被鄭成功驅逐出臺灣後,念念不忘捲土重來,但由於力量孤單,又沒有一個立足的基地,因此希望借助清廷的力量消滅鄭氏,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清廷由於缺乏足以戰勝鄭氏的海軍力量,需要借助荷蘭人的大型夾板船。他們互相利用,簽訂軍事協定,聯合軍事行動。<br><br>  1662年6月,荷蘭東印度公司首次派出由12艘夾板船,1284人組成的遠征艦隊,由海軍提督巴爾塔沙•串列傳輸速率領從巴達維亞出發。8月14 日,荷蘭艦隊駛抵閩江口五虎門。各船上均豎有大纛旗,上書“支援大清國”。靖閩王耿繼茂與閩督李率泰對與荷軍合作不敢擅自主張,上報清廷。1663年2月 2日清廷批示“彼紅毛人來船出力剿賊,殊甚可嘉。可否助戰,著該王、總督等核議具題。所帶貨物,著委員監督貿易。”1663年春,串列傳輸速率艦隊返回巴達維亞。<br><br>  1663年7月1日,波特再次率領由16艘夾板船、2600人和價值1370荷盾的貨物組成的艦隊,從巴達維亞出發,8月29日抵達閩江口,受到清方熱情款待。靖南王耿繼茂和福建巡撫委託官員撥給房屋,以便荷蘭人“卸存貨物”,並邀請荷艦駛往泉州會齊。10月15日荷艦駛入泉州灣,耿繼茂在泉州郊外帳篷中歡迎波特一行,清軍出席的還有賁岱、金世德、馬德功、鄭鳴俊等。波特向耿繼茂遞交一封信,提出軍事合作、自由貿易等11款,即通常所說的清荷聯軍協議的草本。耿繼茂答應取下金門、廈門後,方可通市。 清荷聯合出兵滅鄭協議<br><br>  第八條:克服金,廈兩島後,荷人必要時,得在二者之間,擇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駐艦隊,以防海賊攻擊。<br><br>  第九條:克服金,廈兩島後,聯軍應馳往臺灣,攻取此島後,清軍應將該島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與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br>  所謂想分裂臺灣的,不是鄭家,倒是清廷,而且確實有所行動,荷蘭人倒是想“收復”臺灣,而且清朝倒是也也願意配合,條件就是幫助消滅明鄭,所以才有,1661、1663年,金,廈戰爭中的清荷聯軍的出現,如果一個真正想搞分裂,想獨立的,看到這種優厚的條件會不欠嗎,看過這個信函文獻條約,就知道當年的“台獨”是不存在的,倒是想賣臺灣給荷蘭人的史實倒是鐵板釘釘的,如不信的話,可找八十年代拍攝的電視劇《鄭成功》瞧上一瞧,那時候倒是真實的反映了清方與荷蘭人勾結的史實。<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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