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認真地對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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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認真地對待權利

文章喵眼 » 2002-10-22, 08:00

在北京認真地對待權利(中文版本)<br>德沃金著,無齋先生 譯<br><br>  五月間,我獲邀往中國兩周,先去參加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的一個爲時兩天的研<br>討會,然後在那裏和其他城市作幾次公衆講座。清華的研討會是由清華大學的“法治<br>與人權研究中心”籌組的,在清華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講座和會談中,人們要求我討論合法<br>性(legality)、人權和民主。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學所提議的,亦即我在那裏的講題,就是<br>“認真對待人權”。多年來,我爲捍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而竭陳己見,可一旦人們<br>要求我談談這些論題時,還是有些發懵。中國漠視法治、壓制民主、全面侵犯人權的記錄是<br>臭名昭著的,而這些大學,就和中國的其他機構一樣,最終都是在執政的共產黨的掌控之下<br>呀!<br>  的確,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反復說他們尊重和鼓勵法治,因爲這是改善外來投資和<br>貿易的基本條件。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修改後的措辭是:“中華人民共<br>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是,實際的法律實踐,尤其是在刑事案件<br>中,與此宣稱恰相矛盾。法治有兩大核心原則:國家的强制性權力只能根據已經確立<br>的標準來行使,法官必需獨立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權。傳統的中國法律實踐排斥這兩大原則<br>,相反,却循隨常常稱作儒家的觀點:法律幷非關乎規則或者一般原則之事,<br>毋寧乃關乎具體案件中的德性、公正與合理。中國的法官也沒有建立先例制度,他們不曾懂<br>得法官在後來的案件中應當遵循先前裁判所確立的原則。即便是現在,也只有很少的司法裁<br>判獲得公開發表。<br>  在共産主義者奪取政權時,他們以列寧的學說取代儒學,他們說法律是權力與政<br>治控制的工具,其適用必須服務于代表無產階級大衆的共產黨專政。他們建立了一種<br>獨立于正式的法律體系的“公安系統”,該系統僅僅經由行政行爲而拘禁數萬政治犯<br>,還有一種行政性的拘押,將流落城市的無家可歸和失業的農民“收容審查”,幷要<br>他們在收審地勞動自立。我在訪問期間遇到的黨官强調說,近來的改革已經大幅度地<br>减少了公安系統的活動範圍,收審制度亦已廢除。但是,正式的法律體系本身存在重<br>大缺陷。許多法官是舊日党的基層官員,許多根本就沒有受過什麽法律訓練,許多人<br>公然腐敗。政治領導人依然毫無顧忌地使用刑事程式來推行他們自己的政策或者爲了<br>個人的目的。例如,在五月三日,北京的警察逮捕了中國第六大律師事務所的主要合夥人張<br>建中,他被押于看守所,不許會見律師。據報,張之所以被捕,是因爲党的高層官員<br>對于他爲被控腐敗的其他黨官辯護感到震怒。但是,根據紐約大學中國法專家杰裏米<br>·科恩(Jerome Cohen)教授,“無人知道他到底爲何被關。警察幷未作出解<br>釋。他們違反了中國的法律。”一些論者相信,張最終將會根據刑法禁止律師唆使僞<br>證的規定受到起訴,此招已使其他的律師被關,因爲他們的委托人在刑訊之下承認有<br>罪,而又在法庭上翻供。很難想象還有比這對于法律的公正原則更爲嚴重的蔑視。據<br>引述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的話,“如此之法,使得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辯護律師。風<br>險太大了。如果你的委托人改變了主意,收回供述,你可能會被關起來。這是一種什࿟<br>7;法律?” <br>  中國的人權記錄同樣糟糕。大赦國際2002年的人權報告指控2001年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br>事件實際上大幅上升(該報告在美國發表時我正在中國,香港的《南華早報》在頭版作了顯<br>著報導)。報告說中國將數千名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分子監禁起來幷經常折磨,<br>至少判處2468名因犯有逃稅、腐化和貪污等犯罪的犯人死刑(多于任何其他國家),估計有<br>兩百名法輪功成員在監獄被虐待致死,26萬人關在我上面提到的收容審查場所,將一名在家<br>中觀看達賴喇嘛錄像的藏族婦女判刑六年。六月,《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出現了又一波的<br>政治逮捕,包括逮捕幷判處兩名支援工人罷工的非法的(outlawed)中國民主黨成員<br>十年和十一年刑期,繼續查找和處罰《天安門檔案》(The Tiananmen Papers)的作者們,<br>這是一份基于秘密文件的關于1989年天安們大屠殺的報告,在中國以外廣爲流布。 <br>  正是考慮到這一記錄,我被本人的講演和其他正式與非正式的評論所激起的討論所震驚<br>。清華會議的第一天主要探討的是法治,來自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各大學的學者們發表<br>自己的觀點,觀衆則是衆多的律師、法官、法學教授、哲學家和學生,後者也<br>參加了討論。發言人和討論者對于西方法律和法學有著瞭解廣泛,討論的質量給人留下了深<br>刻印象。好幾位指出中國法律制度的缺陷,坦認許多法官缺乏法律素養,不是根據法律,而<br>是道德或政策來裁判案件。一些發言人作出了恰當的建議:例如,他們建議應將更多的司法<br>意見予以公開發表,希望由此不僅建立司法先例制度,而且减少司法腐敗,提高法律<br>論辯的質量。一些人指出,中國的最高法院,如同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應當有權推翻違犯<br>中國憲法的立法和政府的其他法律。不過,大部分討論集中在關于構建法治的基本原理原則<br>的相對理論化的法理學問題。例如,學者們和聽衆們論辯,究竟是堅認律師與法官無<br>需參引道德價值來確認法律的要求的法律實證主義對于法治最爲有利,還是那種我本<br>人所捍衛的,認爲在一定情形下應當根據道德相關性來厘定法律規則與原則這一更加<br>複雜的法的理論最爲有利。凡此討論充滿興味,我從中獲益多多。但是,在一個政府<br>强自己淩駕于法律之上,將因爲委托人在捶楚之下翻供的律師監禁起來的國家<br>,它們似乎不可思議地過于抽象了。<br>  在清華第二天的會議上,以及在北京的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在上海的復旦大學,<br>在杭州的浙江大學和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以及在《讀書》雜志,一份中國頂級知識份子刊<br>物于一家大書店(《萬盛書園》——譯注)中召集的座談會上,我更爲直截了當地談<br>到了人權。我說,在西方,人們普遍相信,較諸更爲流行于西方的文藝復興以後的觀<br>點,中國的傳統和流見支援更具集體主義的、而較少個人主義的關于公民權利和責任的觀點<br>。中國所擁抱的所謂“亞洲價值”,較諸所謂的“西方價值”,對于個體人權較少助益。我<br>建議,探討一下其間人們所認定的這一差异不無裨益。我說,鄙見以爲,在西方民主<br>社會獲得廣泛認同的人權,根植于兩大基本原則之中:第一,每一個存在著的人的命運均同<br>等重要;第二,儘管如此,每個人均對每一生命的成功負有特定的責任——其對自己的生命<br>亦且如此。我說,第一個原則嚴禁爲了其他人的利益或者作爲整體的社會的利<br>益而犧牲某些人的利益,就像什麽政府爲了恫嚇他人而逮捕和虐待政治上的反<br>對派,就像中國政府重點投資幷增進沿海重要商業港口城市的財富,却忽略了<br>農業人口,他們未能獲允分享中國近年的經濟繁榮。第二個原則要求政府尊重個人爲<br>調理他們的生活所必需的權利:與他人共處的權利,自由信奉任何宗教的權利,對于政治和<br>道德事務發表內心看法的權利,選擇政治立場幷爲此而結社的權利。中國政府<br>侵犯了這第二項原則,因爲它監禁持不同政見者,嚴禁一切共產黨之外的政治活動,<br>檢控沒有任何政治目的,但却在捍衛自己的宗教修煉方面具有相當的組織群衆<br>集會和抗議能力的法輪功。我問,聽衆真的反對這兩個原則或者我從中引申的其之實<br>際應用嗎?如果他們反對這兩個原則,那麽,爲什麽他們反對,從他們<br>的立場來說,他們願意接受哪一種更少個人主義的,但却更爲“亞洲的”原則<br>?我補充說,我發現主張“亞洲價值”和“西方價值”像人們常常所認定的那樣涇渭分明是<br>令人迷惑不解的。畢竟,儘管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存在著重大差別,但是我們分享著同一基本<br>的人類狀况。我們要養育生命,幷需面對死亡;我們渴求公正分享一切可得的<br>資源,渴求使得我們的生命,我們自己的而非他人的有所創獲的公正的機遇。我被警告說中<br>國的學者和學生可能在面對如此論辯與問題只是保持沈默,大多數人對于公開表示與發言人<br>不同的看法會感到不舒服,即便後者是對大群的聽衆演講(我被告知每次講座都吸引<br>了超過1000人的聽衆)。所以,我對演講之後的密集的討論感到驚訝。在每一次這樣<br>的場合,用來提問的時間都被延長了。有些學生懷持敵意,他們談及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和<br>美國1999年5月對于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的轟炸,他們說這不是意外而是有意羞辱中國。不<br>過,所有在不同場合談到這一論題的學者和大部分學生都堅認,西方關于人權的價值和概念<br>與他們自己之間的幷無什麽重大的差別。 <br>  在關于儒家傳統是否確乎如人們長久以來認定的那樣不同于西方“啓蒙運動”傳<br>統問題上,一場極具精神意味、生氣勃勃的論辯終于在清華大學爆發。不過,這是一場關于<br>正確解釋中國文化史,而非關于發言人自己的價值的論辯。清華大學的許章潤教授就此作了<br>激情澎湃的長篇發言。他說,人類的基本情境當然是一樣的,因此也就無需多談不同的中國<br>價值,中國必須開始他所說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價值的“復興運動”。當他說完後,大群<br>的聽衆大聲地鼓掌。在每一次討論中,我講述“中國人權”報導的中國對于人權的侵<br>犯的事例,我要如此公開擁護自由主義價值的聽衆給予評論。 但是沒人承認知道這些<br>具體的案例。我私下會見的中國學者和新聞記者說這是完全可能的,他們說即便是消息相對<br>靈通的學者,對于在西方公開的這類侵權事件亦且不知。雖然法律規定刑事審判應當公開,<br>但此規定常常被忽視不理。儘管如此,存在于對于自由主義價值的學術熱情與政治現實之間<br>的尖銳衝突,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即便教授和學生們不知道我所提及的政治逮捕和壓迫<br>的具體案件,他們也想必知道這是經常發生的(當我說及他們必定想念不再出現在教室的同<br>事時,一位同學回答說,大家時不時地突然作長途旅行)。那麽,爲什࿟<br>7;那些如此公開地批評政府、擁護自由民主之士幷不畏懼受到懲罰?爲什(<br>637;他們對于中國最終正走向正確的方向,因而有關法治的敵對概念之間的論辯恰當其時,<br>甚至是非常急迫的,而他們與西方所分享的價值比那些將我們分裂開來的要重要得多,中國<br>可能享有一個至少作爲可能的前途的自由主義理想的“復興運動”等等,似乎如此的<br>樂觀呢?若干一鱗半爪的解釋似乎值得稱賞。中國的學者和知識份子現在顯然堅信,政府不<br>應懲罰或者試圖阻止在學術論壇上或者其他那些幾乎不存在形成政治運動威脅的場合中,對<br>于更多的民主和對于人權的更佳的保護的籲請。有幾個人告訴我,共產黨領導人對于党是通<br>過群衆運動奪權的幷可能會以同樣的方式喪失政權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因此<br>,它懼怕任何組織,哪怕是法輪功這樣的非政治組織所表現出來的組織群衆集會和示<br>威的能量,或者具有出版任何類如《天安門檔案》這種書籍的能量,這些有可能羞辱現在的<br>党的領導人,損害到他們的個人地位。但是,共產黨對于只是論辯一般的學術觀點和想法的<br>純粹的學術討論幷不害怕(當我問到爲什麽不想干涉我的講演時,我被<br>微妙地告知我看來不能帶領衆人沖向街頭)。<br>  學者們關于只要他們僅僅是在學術環境中說話,他們就是安全的那份自信,怕是有誤。<br>杰出的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學者佩裏·林克(Perry Link)最近寫到,政府故意製造什࿟<br>7;將會受到懲罰的不確定性,將其作爲一項威懾政策。在我的全部訪問中,對于這一<br>不確定性我也有强烈的感覺。一位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曾給我一份我在訪問中國<br>期間可能要見的中國學者、律師和記者的名單,建議我首先只給其中的一位打電話,請其幫<br>助安排與其他人見面。他和他的妻子慷慨大度地花費時間與熱情,安排我與他們見面,否則<br>可能就見不到的。雖然他和他的朋友均非政治活動家,但其中的一些人確乎要求和不要泄露<br>有人給我的那份名單(有一些名字幷不在名單上的對此表示吃驚,還有一些對于名字<br>不在名單上表示失望)。無疑,學者們在純粹的學術討論中盡可暢所欲言。例如,人們對我<br>說,沒有人會在課堂上批評政府的西藏政策。不過,儘管政治壓迫常常是野蠻而專斷的,但<br>却似乎是實用主義的。它僅限于政府視爲對其地位構成真實或者潜在的<br>威脅的,意在阻止公開的政治反對派。它幷不想實行全方位的思想控制。不過,我感<br>到的那份對于前途的樂觀主義却需要作出一個不同的解釋。毫無疑問,即與幾年前相<br>比,我所見到的知識份子和學生的個人境况好多了。中國新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選<br>擇自由政策所造成的繁榮,在大街上、商店裏和各大城市的衆多建築工地上,均可目<br>證;而大部分我私下交談的學生似乎更爲關心他們的經濟前途,而不是政治。如同一<br>些領導人所說的那樣,新的繁榮受到了增長著的失業的威脅。在任何情形下,繁榮都是有選<br>擇性的:它的重心在城市,大部分的農村地區落後依舊,常常更加貧窮。學生和知識份子都<br>在城裏,他們的樂觀主義可能反映了他們對于自身的生活和前景的日益滿足。不過,這種樂<br>觀主義可能還反映了一種常常跟我談起的政治觀點,它們甚至是由那些對于政府的政策持最<br>爲批評態度的人講的。雖然許多學者和學生相信,中國應當幷且將會更加民主<br>、自由,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認爲如果采取漸進步伐,則更有保障。用他們中的許<br>多人的話來說,他們擔心中國尚未爲他們確信將會到來的完全的民主做好充分的“準<br>備”。他們一再談到俄國的命運,他們確信那裏的民主來得太快,造成了他們所稱的“混亂<br>”:犯罪、腐敗、缺乏效力,幷遭受分裂主義與邊境恐怖活動。<br>  在一次與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治平、杰出的政治學家秦輝、《讀書》雜志編輯汪輝<br>的交談中,我被告知,將中國知識份子分化的關鍵問題是究竟經濟改革——從國家主導的社<br>會主義轉型爲充分自由的市場——應當如同俄國一般進行迅速的“休克療法”,還是<br>漸進的,以便保護那些會被突然的經濟體制的自由化所傷害的人。 在政治改革的速度問題上<br>,知識份子之間似乎也存在著分化,在我的聽衆中,許多熱情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派<br>人士似乎接受一定階段的政治控制——特別是對于有組織的公衆抗議和獨立的政治活<br>動的控制——對于保障他們的長遠目標來說是必需的這一觀點。一些人說,不用多久就可實<br>現這些目標,雖然他們幷不十分清楚究竟一個更爲民主的制度怎樣才能誕生。<br><br>  應當記住的重要一點是,中國的大學教授和知識份子幾乎都很年輕。現在理當是高級學<br>者的那一代人,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毀了。年輕的教授們痛感失去了導師,同時他們又覺得自<br>己還有時間等待他們的社會進行變革。不過,他們或許錯了,時間不一定站在他們這一邊。<br>在午餐時,我問一群學生,多少人是黨員幷籌劃自己的政治生涯:三個人說是ॲ<br>3;在如此籌劃。我問他們,他們對于自己這一代領導人一旦獲得權力,能够幷<br>且樂意終止對于人權的侵犯幷且厲行法治是否抱有信心。他們不能肯定。自然囉,其<br>中一位說,一旦掌權當然就不會冒險失去它啦!中國政府已經放弃了毛時代危害極大<br>的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和其他二十世紀的專制主義。但是,它的公民此刻却應對于一種<br>更爲古老而持久的壓迫形式心懷怵惕:被較少意識形態羈絆,但却擁有無限權<br>力的人們所統治。<br><br>來源:法律思想網http://law-thinker.com/detail.asp?id=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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