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社沙龍

由 **超克後權威** » 2003-10-09, 08:00

閱讀後，容易想起幾個令我驚訝的論點。 一，對日治殖民時代影響到戰後台灣歷史發展檢討的闕如。 台灣人從日治的殖民經驗、到後殖民時代對中國政黨的失望、燃起對新興民族國家 nationa lism 的夢想，中間雖然經過國民黨時代類似殖民經驗的壓抑，解嚴後夢想的重現，這整個的 軌跡，此文似乎對之沒有足夠的重視。 輕易地把解嚴後國族主義的發展，看成是五六零年代古典威權國族主義的再現、說是同一個 模式，這是不公平的，我覺得大部分也是錯的。 所以，這是省籍路線民主化的深層歷史原因，而且情況並沒有如此糟。就如對中國人民一樣 ，我們需要與之有真正的開放對話、準備有互相學習的態度、對於差異的尊重與包容。 文中說「本省人」的受害者意識，「需要被理解」，但是大概理解的還不夠深入與長遠？ 二，對解嚴後這十幾二十年的台灣社會發展，給予相當低的評價。「在這個島上，我們始終 沒有看到過具有公共精神與實質民主政治在此昂揚過。」 雖然勉強給了兩年的「黃金例外」，這個說法，令人感到洩氣。多少社運與知識界的努力、 甚至民主左派、「台社」過去的 radical 「基進」奮鬥，究竟作了甚麼？ 這似乎是個過度高姿態的批判、過度宿命的悲觀論調？ 為甚麼要賦予「民主」如此高的標準？給予「公共領域」如此強的理想？ 以致於，我們過度強調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主流」問題，反而忽略了許多至少同樣重要的 「公共之外」、「民主政治之下」的異質領域：性別、性＼別、親密關係、家庭關係、知識 與學術、教育與文化、科技與醫療、藝術與媒體、罪犯與監獄等。 其實，解嚴後、政黨輪替後，我覺得政治民主多少已經達到。 但是民主達到，問題仍然很多；有了公共領域，並沒有辦法解決很多領域外的問題。 這些，過去在歐美都耳熟能詳。 也許要放過通俗、常有民粹傾向的「民主政治」，才可以真正看清楚許多「公共外、民主下 」的異質領域的問題。問題不是「如何提供一個 universal 論述來涵蓋所有的民主問題」， 而是需要許多有心人分別進入許多異質領域裡進行深耕，才有可能更好。 社會的權力關係，是由這些異質性領域的微觀權力互相搭配與結盟而來的，而不是由一個普 遍的大論述、或大型的體制結構（所謂「一把傘的架構」）所造成的。 問題是繼續「多重與多方」的深化與深耕的問題，而不是重來一次、或者是補課的問題。 三，省籍路徑民主化的解鈴，在於兩岸人民間的對話？ 我並不反對這種對話，而且台社之外的知識界，這些年來也有相當的對話。 但是，兩岸人民的對話，有這麼大的功用，可以解開省籍路徑民主、後威權的死結？ 頂多，也許可以替省籍路線民主製造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吧。 但是，省籍路線的民主如果要更成長，台灣人主體與自主意識的更成熟，也許更重要的是回 到祂的幼年、回到祂的幼年＼青年的創傷、回到「近代台灣」的起源與過程裡，作多重的傾 聽與多方的對話。這也許是台灣、中國、日本的歷史精神分析？是台灣男人、女人、父母長 輩、兒女子孫的歷史系譜學的對話吧。 四，對我而言，十八年後的今天，台社已經成年。 台社與我分離八年，很高興看到祂已成年。在脫離原生家庭之後，祂自主、改頭換面、改變 語言、方向、與認同，並在台灣社會發揮積極而批判性的功能。 我覺得很欣慰、並且深切祝福祂！ 傅大為，4/Oct./’03

由 **超克後權威** » 2003-12-17, 08:00

2003.10.07 中國時報 薩依德留下的難題 何榮幸 薩依德走了，但他留下的諸多難題，仍是全球「公共型知識份子」無可迴避的時代考驗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日前從民主左派觀點提出的「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主張，已為這 些難題在台灣的反省實踐做出初步回應。 從一九七八年發表「東方主義」鉅著之後，美籍巴勒斯坦裔、在長春藤名校執教的薩依 德，一直是全球最具爭議與傳奇色彩的學者。他不但長期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運動，更擔任流 亡國會議員，成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重要代言人；即使後來他與阿拉法特決裂，在九一一事 件後處境也益形艱難，但他從未改變立場，更始終堅持以政治實踐結合學術良知。 薩依德對「東方」的敘述雖然是以阿拉伯世界為主，並不包括中國、台灣。但他留下來 的這三項難題，對於台灣社會格外具有反省與參照價值： 一、知識份子的批評精神：薩依德一生雖然在巴勒斯坦人、美國人、大學教授這三種身 份認同中穿梭煎熬，但他認為，知識份子的重大生命面向是「從事批評和維持批評的立場」 ，並且「不畏各種艱難險阻表達立場」。對於長期在中國人、台灣人身份認同間論辯的台灣 知識份子而言，身份認同、批判精神其實缺一不可，在知識份子的社會實踐上也同等重要。 二、從文化權力角度追求社會正義：薩依德認為，「東方」其實是歐美帝國主義基於偏 見、貶抑、誤解及宰制需要所建構的虛擬產物，這種界定他者的文化權力，其實植基於政治 權力。這套後殖民論述，對於台灣如何在國際社會「站起來、走出去」，以及如何解決台灣 內部各領域的不平等、不公義問題，應該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三、以人文主義精神促成兩岸和平：很多人嚴重忽略，薩依德主張以巴在「歷史性了解 」後應該和平共存，身份認同的目的更不是排除異己，而是為了建構更寬闊與更具包容性的 「人文主義」，因此他對阿拉伯世界的輕率反美心態同樣不以為然。長期隔離的不同族群應 該透過「歷史性了解」、「人文主義」精神而和平共存，中東問題如此，兩岸關係何嘗不是 如此。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提出的「公共化」（以公民為主體、公共論述為過程的公共學習與啟 蒙）路徑，在當前藍綠陣營陷入「相互毀滅」與「爛蘋果比賽」的惡鬥內耗格局中，不失為 重新尋找出路的重要思維。台灣社會還需要更多元、更深刻、更長期的討論思辨，才能真正 回答薩依德留下的難題。

由 **超克後權威** » 2003-12-18, 08:00

台灣「省籍民主化運動」歷史評價引發激盪 林照真／台北報導 左派學術社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簡稱台社）昨日對藍綠政黨聯手弱化人民進行嚴厲 批判，並將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比喻為「後威權」時代，並不等同於「民主」；台社還指出台 灣以省籍族群動員為主軸的民主化路徑，正延續以單一族群為名之國族認同計畫。不同意見 認為，「台社」不應遣責本土化與台灣優先論，也不該把解嚴後國族主義的發展視為五、六 ○年代威權政體的再現。由於主題直指台灣政治現實，不同觀點在現場激盪，聽者滿場。 以下為精華摘要： 趙剛（台社總編輯，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社做為一個批判的知識群體，必須要面對問 題並且超克（超越克服）問題，現在台灣常被描繪成藍綠雙方對立，人民被定位在只能二選 一的吶喊與鼓噪中，這是虛假的二元對立，真實的二元對立是藍綠一夥來對抗被弱化的人民 。 台社認為，台灣現在是處於「後威權」時代，不是反威權，也不是非威權，亦不等於民主。 現在不論藍綠均達成「民主完成論」的共識，雙方爭吵著誰是對台灣民主化有功之人，是蔣 經國還是李登輝？台社看不起這類意識型態的爭論，但是民主完成論最大受益者是新政權， 這讓新政權獲得正當性；但同時也讓新政權成為受害者，因為它也因此喪失了理想性。 台社不是要完全歸罪於新政權，新政權是三十年來以右翼論述為主軸的結果，民主化依附在 本土化之下，這種論述是省籍路徑的本土化，我們同情這個歷史的發展，但必須思辨在進入 族群與省籍的動員後，政治成為互不相容的鬥爭，也讓台灣產生包括忽視公共化、多元壓抑 、兩岸和平、規約資本、與維繫社會正義等歷史負債，我們要注意不論藍綠之威權復辟，超 克後威權即是要重新民主化，所有的公共議題不應再被建構為統獨與國族問題，兩岸關係也 絕非中台之爭。台社提出「左派民主」，即是拒絕一切形式的剝削、壓迫與歧視，並棄絕所 有意識型態的誘惑。 李丁讚（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台社認為台灣歷史在一九七○年中期以來出現省籍路徑 民主化，影響了台灣後期的發展，同時引發台灣去公共化、認同與社會正義的扭曲，兩岸間 也無法平等對待，在大方向上我個人是同意的。然而，台灣民主化踏上省籍而非公民的訴求 ，卻非在七○年代，當時重點在於自由民主，那時反對運動中本省、外省都有，更未以省籍 為認同對象，省籍問題的出現應自民國六十八年的美麗島時期算起。 我個人認為有關國族認同、台灣優先論、本土化都不應給予太多譴責，本土化與台灣優先論 讓大家面對台灣這塊土地，只有當大家都能參與，群眾的培力才有可能。問題出現的時間點 是八○年代末期「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台灣把中國視為「他者」，問題不在「愛台灣 」，而是「恨中國」，對台灣民主形成傷害，這可能和李登輝執政有關。另外，民進黨成立 社運部，把政黨力量伸入社運團體中，還把社運價值轉化為認同價值，這是台灣民主化要譴 責的部分。 現在大家不願談國族對立的問題，意識型態也扭曲大家的判斷，如果這個題無法解決，所說 的都是理論而已。意識型態是情感問題，要打開死結唯有從情感切入，讓本省人體會外省人 離鄉背景的戰後經驗，也讓外省人體會本省人經歷二二八的痛苦，這是一種親密關係的建立 ，否則信任無法產生。 傅大為（清大歷史所教授，現借調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台社若嘗試對台灣戰後 進行歷史性的討論，卻忽略一九四五到四九年的這段歷史，也忽略還活在台灣經歷日治時期 的民眾。換言之，台灣從日治的殖民經驗、對國民政府的失望到新興國家的夢想，這些軌跡 都是台灣歷史發展非常重要的過程，我無法認同台社把解嚴後國族主義的發展，視為五、六 ○年代古典威權國族主義的再現，我覺得不公平。 對於台灣解嚴以來的發展，台社給予相當低的評價，我對這種說法感到洩氣，我曾看到解嚴 時許多人的奮鬥，似不應予以太高亢的批判與宿命的悲調。台社以高標準的民主來看台灣， 恐怕就連歐美民主國家也未必符合台社的標準。而過度強調政治、經濟問題反而忽略其他異 質領域如性別、家庭關係、知識與學術等的發展，如果不關心這些，最後還是只能由讓熟悉 政治領域的人掌握社會。 我對民主是採低標準，我覺得解嚴後台灣的政治民主多少已達到，當然不表示問題已解決， 我認為省籍路徑民主化不是完全不好，但它需要進一步的成長，台灣的主體意識必須更成熟 ，要回到台灣幼年和青年的創傷，去做更多的傾聽和對話。 簡錫（土皆）（泛紫聯盟召集人）：台社的看法對我從事社會運動的論述形成很大的衝擊， 以前民進黨新潮流就是把統獨議題視為主流矛盾，把社會矛盾視為次要。現在理性的論述很 快和省籍扣上，省籍路徑民主化在民進黨內其實是很簡單做法，只要進行外省、本省的區隔 就可動員，一句「香港腳」就可把馬英九區隔出去，不需其他論述，其他公共論述也不見了 。 這種情況從黨外到今天都一樣。就以郝龍斌的下台事件來說，原本坪林公投一事可以好好討 論，卻變成外省人反對公投，公投就等於台獨，什麼問題都和省籍有關。我記得十一年前王 建�要推行土地交易所得稅，這從勞工角度而言是好的稅制，但一些本地樁腳卻認為 因為外省人沒有帶土地來台灣，所以才要清算土地，這都是以省籍來操控公共議題。 沒有辦法，這是主流矛盾，台灣的政治領導者都是族群的操弄者。去年我去北愛爾蘭，北愛 一直為著究竟應和英國、愛爾蘭統一，還是獨立建國有著很大的認同差異，加上新、舊教的 衝突矛盾，三十年來彼此都是恐怖主義互相對抗，但現在他們開始學習相互尊重。台灣要努 力做到當一個人主張與中國和平尊重時，不會有人說他「賣台」。 吳永毅（工委會核心幹部）：學者常感歎社會運動被政黨綁架，但我不認為如此。民進黨從 雞兔同籠的論辯開始，新潮流就把培養的精英送到社運插隊，等於壟斷社運資源。不只是如 此，社運人士也自己奉送給民進黨，民進黨接收了社運的正當性和資源，只有少數團體仍然 保持與新潮流對抗，社運界要了解，民進黨並非唯一的選擇與依靠。 但不只是民進黨，我要進一步說，每一個政黨都不是可以寄望的，因此對各政黨可以採取「 等距外交」與「等比結盟」的做法，另外還要做到「等距斷交」與「分開算帳」，就是社運 團體不必只和民進黨算帳，要了解每個政黨都是有好有壞。現在政治上以泛藍、泛綠劃清界 線，這是政治上的分離主義，但我要呼籲：「如果我們不能和泛藍、泛綠對抗，將來如何對 抗中共？」我建議以此為民主努力的起點。

由 **超克後權威** » 2003-12-18, 08:00

在批判間，台社內部再現台灣的歷史困境 林照真／專題報導 左派批判學術季刊「台灣社會研究」（簡稱台社）今年滿十五歲，但「台社」從構思籌劃算 起，則是十八年前的往事。台社紀錄一群當代知識份子採取邊緣、基進、左派等論述干預， 企圖超越統獨意識、進行學術戰鬥的赤膽熱情。他們對台灣民主化歷程中扭曲的族群省籍論 述進行嚴厲批判，不料一不經意，台社內部卻再現類似的歷史捉弄，不免令人感歎與有些無 奈。 台社成立於八○年代後期，從傅大為在一九八五年於美國紐約邀集柯志明、蔡建仁等友人構 思開始，台社就企圖以學術為主戰場，開展台灣第一份批判式的學術刊物。創社社長傅大為 指出，當時原是準備在戒嚴體制下回台灣創辦刊物，沒想到台灣那麼快就解嚴。一九八八年 「台社」創刊，呈現有別於國民黨意識型態與保守自由派的不同氣氛，還在英國讀書的馮建 三當時是台社的讀者，很快注意到台社有別於其他學術刊物的特殊性。 台社期待呈現另一種批判光譜，但一開始並未提出「左派」這個名稱，而是以「基進」一辭 替代。從一九四九年冷戰後，左派的價值觀與政治力量受到嚴重限制，早期台社內幾個重要 論述如「市民社會」、「人民民主」、「邊緣戰鬥」，均未看見「左」。近十年來，台社陸 續引進西方流行的新馬克思、後馬克思、後殖民、後現代等時髦論述，也把「階級」意識帶 進台灣，正式開闢新左、泛左、修正後的左派思想光譜。 左派意謂著什麼？台社認為最大公約數是要站在階級立場，反對各種形式的壓迫。這是一場 論述干預，台社還要以學術力量介入社會改革，社員以跨領域形成泛左聯盟，活躍於並無清 楚界線的學院、運動、社會三者間。 左、右立場均反法西斯，但觀點完全不同。例如，在台灣經濟改革中，自由派經濟學者在批 判黨國體制之餘，皆強調自由放任為主流想法；但台社社員瞿宛文則主張黨國體制須批判， 卻絕對不認為私有化與民營化可以拯救台灣經濟，反而應注意「官商資本」的結合，並正視 私人資本的角色。 又因台社從主題到內容都是介入觀點，與美國學術的價值中立不同，且社員長期參與各式社 會運動，對實踐充滿熱情。社員陳光興說，台社並不偉大，也不在乎能見度，他們是站在社 會的邊緣位置發言，但在邊緣並不表示不重要。 老社員錢永祥也說，如今泛藍與泛綠已經把台灣折磨得很厲害，「泛紅」的台社要衝斷藍綠 壟斷的局面，學界的人有責任發展論述，讓不滿藍綠二分天下的人找到動力。 台社社員幾乎都很用功，他們讀的都是英文書，也隨時吸收西方泛左等新的思想理路，經常 創造新的概念名辭。有人認為這些新術語新鮮有趣，也有人認為生澀費解；而台社獨特的社 會觀察角度也同樣引起愛憎分明的兩極反應。 台社反對中心霸權，強調邊緣戰鬥，認為在資本主義壓迫下，要努力把受壓迫的群體如公娼 、環保、勞工、同性戀多種社運主體結合起來，因而是一種新社會運動，而非以工人為革命 的主導力量。但這類運動結盟在全世界較難看到成功經驗，也無法像工運般直接打擊資本主 義，因而在傳統左派陣營中受到質疑。 台社成員以新左派為主體，另外包括少數支持左翼的自由派，社員在統獨上各有不同光譜， 始終盼望在統獨議題上採取共議與合作的態度。然而，在民進黨誕生、解嚴後社運發展蓬勃 與李登輝主政後，「台社」在摸索定位與方向時，發現彼此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 數十年來台灣以族群省籍為主軸發展的民主化歷程，受到台社嚴厲批判，其間夾雜的族群情 感意識是台灣極為特殊的經驗，台社嘗試以左派立場提出批判，卻因此觸動不同社員內心最 敏感的神經，而難以再共事。創社社長傅大為在發表「我與台社十年」長文後，淡出台社； 創社成員柯志明也在寄出一封信後，默默離開。 在好貼標籤的台灣社會中，台社兩岸和平的主張與獨派立場不同，很快被認為是「統派」； 又因為批評獨派早被貼上統派標籤。傅大為雖然反對台社被亂貼「統」的標籤，卻感覺到「 反台獨」的社員似乎隨時準備以抽象的左派理論，對所有的台獨或族群論述進行全面批評， 並不認為台獨和左派有銜接的可能。 傅大為在「我與台社十年」中感性的強調，解決統獨問題需要雙方進行「歷史的同情」，他 做為一個歷史學者，深知台灣人在四、五十年來對統治階級深刻的怨與深沈的無奈，這種歷 史傷痛不是在理論與抽眾層次可以溝通辯論的。 一樣選擇淡出的柯志明肯定台社對批判的堅持，他表示台社內部後現代的文本研究取向與自 己的學術風格極不相同，這是他離開的主要原因。柯志明也指出，台社內部從未有意識地去 做統獨區分，社員間也未形成衝突，但他卻感受到後現代的朋友們在批判與解構主流論述時 ，並不相信大族群可能發展具有包容性的主流論述，先天上對大族群就是質疑、不放心，認 為一定會大吃小，由於這種感覺不佳，只好求去。 十幾年來，雖有些人離開台社，但新成員也讓台社更加朝「左派」定型。老社員夏鑄九指出 ，做一個左翼，統獨都只是表面之物，十五年來台社一路走來並沒有太大改變。但夏鑄九也 承認，統獨問題陰魂不散，這是台灣最大的悲哀，不幸也對台社產生了傷害。 現任台社總編輯趙剛認為，由於外省國民黨政權的壓迫與國民黨語言與文化的傲慢，本省族 群所產生的受害意識是極為真實的，也需要被理解與找到抒發途徑，但這卻不必然導致以省 籍動員做為歷史的唯一邏輯。趙剛遺憾地說，可能是因為當時說得不夠完整，才會引起朋友 的誤解。 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一代的知識份子，都要通過統獨的試煉，台社嘗試由左派著眼 以避開災難，強調邊緣以避開統獨，沒想到最後還是逃不掉。錢永祥感歎地說，因為大家的 政治經驗不夠，「我們丟掉了一些人，就連台社也無法豁免於統獨的撕裂。」 這段往事過後，台社還要持續走下去。近年來台社以國際主義傾向，強調亞洲主義的視角來 掌握台灣的位置。陳光興又說，經濟的成長不能抹去台灣做為第三世界的軌跡，台灣必須擺 到世界的光譜中，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台灣要清楚自己不可能變成歐洲、美國，但做為第 三世界並不恥辱。他批評台社還不夠亞洲，不夠第三世界。 現任台社社長馮建三則說，台社做得不夠，談起貢獻來很尷尬，但在台社內大家可以吵、可 以罵，可以一起為台灣做些事。可以確定的是，像台社這樣特殊的刊物是香港、新加坡、中 國大陸之外的唯一，「只有台灣的土壤才能灌溉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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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社「民主左派」論述的一個回應

薩依德留下的難題－－台社的邁向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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