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北京教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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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北京教政治理論 <br><br> 丹尼爾·貝爾 著;吳萬偉 譯<br><br>  西方的教授很少會對到共產黨國家講授政治理論感興趣。畢竟,無拘束的,不受干擾的自由討論對我們這個行當至關重要。所以當我告訴西方朋友我放棄了在香港待遇良好,相對自由的教授崗位,到北京的清華大學教書,他們都覺得我簡直瘋了。我解釋說這對我來說是個獨一無二的機會:這是清華大學自解放以後第一次請外國人講授人文科學,清華培養的都是中國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過教這些精英而帶來變化。學生們聰明,好奇,勤奮,和他們在一起非常愉快。我不否認在中國教政治理論是個挑戰,雖然部分原因是政治限制,但是並不完全是政治。即便中國一夜之間變成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社會,仍然有文化上的障礙需要克服。在本文中,我就來談談遇到的政治和文化挑戰。<br><br>  政治上的限制<br><br>  忍受政治上的限制的意願部分取決於個人的生活歷史。對我來講,我在90年代初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那裏的系主任是執政的人民行動党的黨員,很快他被人替換掉,新主任要看我的閱讀書目,並告訴我應該多講一點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正好是我的博士論文的內容)少講一點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自然的,這讓我想故意對著幹。當我在談論政治上敏感的內容比如馬克思的思想時,課堂上就會來一些特別的人。當我引用本國的政治來說明觀點的時候,學生就保持沈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滿沒有續聘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br><br>  相反,中國可是學術自由的天堂。在同事之間,任何事情都可以談。(在新加坡,多數本地同事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非常謹慎)。學術刊物的自由度讓人吃驚。刊物沒有對領導人的個人攻擊,或者公開呼籲多黨制,但是具體的政策,比如限制國內人口流動的戶口登記體制就受到嚴厲的批評。2004年國家電視臺第一次現場直播了美國總統大選,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我懷疑圍繞2000年總統大選的爭議,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讓美國式民主在中國人眼裏打了折扣,政府不怎麽擔心這個模式了)更讓人吃驚的是,人家並沒有給我明確的指示在清華大學我應該講什麽。我提出的授課提綱獲得批准。<br><br>  審查的形式<br><br>  去年春天,我開設了一門研究生的課“當代政治哲學中的問題”。這是個小範圍的討論課,學生們可以提出敏感的問題比如西藏來說明民族自決和多元文化主義等理論。我經歷的政治上的限制來自課堂以外。一是自我審查。一個學生讓我到清華的一個沙龍談論民主的話題。我諮詢了幾個信得過的朋友,他們勸我離這種活動遠點。後來我發現這個沙龍就是哲學系的研究生之間的討論會,根本不是陷阱,我根本是過慮了。<br><br>  我確實經歷了來自外面的審查。我接受了一家中國報紙的採訪,該報在知識份子圈子裏非常受歡迎。採訪是關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我對美國領導的入侵伊拉克的批評性評價發表了,但是我也指出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懲罰性遠征的理論在功能上和現代的人道主義干預類似。但是這個主張沒有發表出來。中國政府不支援任何形式的對主權的侵犯,報紙可能擔心讀者也許從這個辯論中讀出隱含的意義來。讓我驚訝的是,報紙的編輯打電話向我表示道歉,文章遭到党的幹部審查,他自己在這件事上沒有辦法。不過他還提出願意把採訪的全文刊登在學術雜誌上,那裏沒有這樣的限制。在新加坡正相反,很難想象親政府的《海峽時報》編輯會向文章觀點被刪掉的作者道歉。公開的羞辱可能是更常見的策略用來對付那些和黨的路線不一致的人。<br><br>  我曾經在中國一家主要的電腦公司的總部舉行的非正式討論會上提出關於孟子和正義戰爭的觀點。中國學術界一個有趣的特點是有些著名的改革派知識份子獲得同情心的資本家物質支援來組織正規的大學體制外的討論會。這些討論會相對來說言論自由,不受政治上的干預。但是有人建議我刪掉文章中可能引發大陸和臺灣關係隱含意義的部分。(我爭辯說孟子會認爲對臺灣的武裝干預是合理的,只有在臺灣當局系統地剝奪了人們生存的權利時)我同意了,認爲能夠和中國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交換有關正義戰爭的看法的好處大於審查的代價。而且完整的,沒有刪節的全文將會發表在我即將出版的書中。中國政府好像很少關心英文材料,這讓我有思想自由的足夠空間。<br><br>  去年秋天我開了兩門課。我被邀請在北京大學合教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國的另外一所名牌大學(和清華相鄰)。北京大學有積極參與政治的歷史,人們可能認爲政治上的限制肯定很嚴厲:1989年春在學生領導的政治風波後,政府強迫北京大學的學生進行一年的軍訓必修課。<br><br>  但是,我再一次能夠講授除了馬克思思想以外的任何課程。人家告訴我這個領域仍然太敏感了,政府不願意外國人提出對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解釋。人家還告訴我學生不願意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教學。他們學的太多了,想瞭解一些別的東西。(北京大學的一個從前的學生告訴我她總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本放在椅子上占圖書館的座位,他們非常清楚沒有人會偷這樣的書,20年過去了,這個做法仍然沒有任何改變。)<br><br>  課堂上的政治<br><br>  第一次上課後,有個學生留下用流利的英語問我他是否可以旁聽這門課。他自我介紹說他是中囯共產黨大學(通常說中央黨校)的研究生。我半開玩笑的說我能否到那裏作報告。他說外國人不行。我就說如果他對講課內容感興趣,歡迎他旁聽我的課。他確實好像非常感興趣,雖然我納悶爲什麽他要告訴我他來自中央黨校。第二次上課是關於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我發現自己留心他的面部表情當我提到邊沁對於仁慈的專制主義的幻滅。(他不能發現君主採用他的全視覺監控(Panopticon)建議)和後來關於民主的討論。下課後,我問大學的朋友共產黨是否會派間諜到我的課堂上來。他笑了,說黨校學生到北大旁聽課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純粹是學術上的興趣,沒有別的。他還告訴我不要疑神疑鬼,中國極權主義的時代早就過去了。<br><br>  在清華大學,我教一門研究生的討論課關於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現實主義範式認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行動完全依賴自我利益沒有別的動機,道德不是也不應該是用來判斷美國國際行動的標準,這在中國好像非常流行。我認爲有必要考慮留下對戰爭道德判斷空間的理論,尤其是中國正在成爲國際上一個有影響的國家。在第一節課後,來自黨校的同一個學生留下來問他是否可以旁聽這個課,我說可以。第二次討論是關於人道主義干預。多數中國人很難相信任何形式的干預都可以建立在道德基礎上進行評判。我問如果屠殺發生在自家的鄰居,他們會有什麽樣的感受?父親殺害自己的兒子,他們是否有權利採取行動。多數人同意應該干預。我就類比了在別的國家中的屠殺,如果發生在鄰國,道德上有什麽區別嗎?多數人同意干預在道德上是正當的,即便不是鄰國。然後我就舉出盧安達的屠殺事件,指出比爾克林頓說他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阻止這場大屠殺。到現在爲止,學生也基本同意。<br><br>  接下來我們討論科索沃。沒有一個學生相信北約的干預是正當的。在干預前只有幾千人死亡,這和盧安達大屠殺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我試圖解釋背景,歐洲人已經關注塞族人推行種族清洗幾年了,多數人認爲他們準備好再做一次。但是我懷疑學生是否被說服了。接著來自黨校的學生提出了主權問題。他說中國人認爲人權不能高於主權。我回答說人權,至少人權的功能部分,不管我們叫它什麽是構成主權的東西。只有在主權被用來(通常情況下)保護國家的同胞最根本人權的情況下,主權才有道德價值。如果國家侵犯或者不能保護這些權利,主權就失去了價值。我問那個學生假如我作爲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是否能夠殺害百萬本國同胞,然後告訴你說不要干涉我的內政因爲你侵犯了我的主權。他同意說我不能這麽做。我接著問如果國家主權不能幫助國家的人民獲得基本人權,主權的道德價值在哪里?他好像真的陷入困惑了。接著他大聲對全班學生說你講的東西和我們學的東西太不一樣了。<br><br>  這個學生注意到我對於合理干預的觀點也被爲美國領導的入侵伊拉克辯護的人的擁護和贊同。我一直在討論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關於正義戰爭的理論,我注意到沃爾澤的理論在這個事件上排除這個干預,因爲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選擇(比如聯合國審查)只有在別的選擇都嚴肅推行無效後才能運用戰爭。我提醒他正義戰爭的其他條件,我注意到在很多情況下其他措施如經濟制裁來對付其他國家的不公正行爲比較適合。<br><br>  他接著問我1989年6四事件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是否合理,我感到震驚。這是學生在教室裏第一次提到這個災難性的日子。(和私人討論不一樣)我不能避而不談,我也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我猶豫了一會兒終於想到了怎麽回答:我們的討論談論的是使用暴力的道德合法性問題,沒有人主張外國政府應該在6月4日之後進行軍事干預,因爲干預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的成本要大於可能的好處。同樣的道理,沒有一個理智的人爲了保護車臣會呼籲對俄羅斯進行軍事干預。另外一個學生插話說六月四日事件中沒有人因爲民族或種族問題被殺,所以根本就不能和其他的人道主義干預相提並論。我本來想回應說外國干預的道德問題更加關注的是死亡的人數而不是死亡的原因,但是我忍住沒有做聲。討論結束了,在出教室的時候,我感謝旁聽的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讓討論非常有趣。他回答說我們應該感謝你,我們希望更多的辯論,我們希望聽到你更多的觀點。第二天,我給全班學生髮了電子郵件,其中包括下面一段話:<br><br>  下個星期一,我們將討論沃爾澤關於正義戰爭的條件的理論。爲了討論,我們將討論下面這個假設性的問題。假如你是給國家領導人提供建議。在你的鄰國一百萬人(少數民族)面臨被屠殺的嚴重威脅。你的國家有力量干預來保護少數民族,防止屠殺的發生。但是聯合國不支援干涉別國。你怎麽辦?我們可以把辯論分成兩部分,所有的學生在中途要改變立場,這樣的話,你就能夠看到問題的兩個方面。請不要忘記,我們是在進行學術討論,目標是學習和批評性的評價觀點,不是爲了爲某個政治立場辯護。<br><br>  在辯論中,學生們提出了閱讀中沒有涵蓋的但很有意思的問題,也就是說,多數士兵都要維護國家利益,但是很難說明讓他們拿生命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冒險是合理的,如果這個干預不能在任何方面對本國帶來利益的話。(換句話說,國家利益和人道主義利益結合起來讓人道主義干預的主張更加有說服力,而不是讓它的說服力減弱。)當然,我對來自黨校的學生的表現非常好奇。他確實表現的很好,體現了雙方的觀點,包括對這個觀點的辯護,人權的濫用合法化了對主權的侵犯。他還繞開了挑釁性的評論。<br><br>  在後來的課堂上,我學會了讓學生們放鬆,復習學過的東西,同時不用擔心敏感的政治含義。我們討論了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的觀點,包括基督教的,現實主義者的,孔子的,伊斯蘭教的觀點。主要由學生們發言,學生間辯論。黨校的學生關於毛澤東的戰爭觀點非常精彩。在辯論中,他的觀點發人深省,有建設性。不愧是個才華出衆的學生。在某種程度上,他有政治動機,或許他有意要學習一些理論以便將來爲中國的未來改革服務。<br><br>  讓我總結一下政治上限制的挑戰。對於寫作的限制比較容易忍受,如果審查以公開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別的方式在國內或者國外發表全文。對於教學的限制比較容易容忍如果你曾經遭受更嚴厲限制的經歷,但是阻止學生把討論引向敏感的領域並帶來麻煩是個非常困難的事。對於政治討論的限制還可能導致不必要的恐慌,尤其對於政治正確的邊界不清楚的初來乍到者。或許我應該更加積極一些。在一個限制性的政治環境中的經歷確實帶來心理上的利益。如果政治當局關心我的所作所爲,我根本就不用擔心我的工作的實際用途。人們普遍認爲俄國的知識份子在蘇聯垮臺之後感到有點士氣低落,因爲人們好像失去了對他們工作的興趣。如果他們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就不會如此了。但是通常情況下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巨大的差距,即使革命以後,仍然有擔心的地方,政治自由是否意味著批評性的知識份子開始感覺到自己可有可無。<br><br>  在外語環境中教書<br><br>  不光是政治問題。不管有沒有政治限制,在異國他鄉外籍教師需要適應的還有文化差異。我要把諸如術語的標準性等哲學問題放到一邊,專門討論個人問題。我得適應中文,以及不同的教學方法和與同事學生打交道的方法。這些挑戰需要一些策略,雖然不僅僅局限于政治理論老師。<br><br>  人家常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上課的時候用什麽語言?我希望說上課是用中文,可實際上主要是英文。中文的比例不斷增加隨著我漢語口語水平的提高,我留出專門的時間進行中文討論。我也接受漢語問題(通常用英文回答)因爲我能聽懂大部分內容。關鍵的問題是大部分。如果提問者有濃濃的方言,或者問題很長而且和教學內容關係不緊密,我就不能完全聽懂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麽辦呢?<br><br>  有時候我請提問者重復這個問題,有時候重復一下還是聽不懂。或者我作一些猜測,好像回答一個不相干的問題。在北京大學,我和一個用中文講課的教授合作,我讓他幫我翻譯問題。當然,有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細節,但是依賴翻譯在討論的時候非常麻煩。在外語環境下上課的挑戰也影響我的教學計劃。<br><br>  在我的第一個學期,課程是比較政治哲學。我選擇了一些話題比如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討論了東西方思想家對於這些內容的觀點。但是我講的關於中國思想家的內容效果不好。我能看出來多數學生感到他們收穫非常有限。有些學生背誦了某些經典,多數人對解釋的歷史非常熟悉,他們可能覺得西方的政治哲學家應該講授西方思想。所以我改變了做法。在北京大學,我使用威爾•金裏卡(Will Kymlicka)的《當代政治哲學》非常好的中文本作爲教材。<br><br>  爲了添加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在討論金裏卡的問題之前我講解西方歷史思想家,比如在關於功利主義一章之前我講解了穆勒和邊沁)。在講解過程中我結合中國思想家的觀點(比如比較墨子和功利主義)但是和前一學期相比,在清華大學關於正義戰爭的討論課上,我沒有花時間介紹著名中國思想家的思想,直接比較和批評性評價,假定多數學生對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熟悉的。<br><br>  教師的地位<br><br>  在中國當老師,尤其是在名牌大學當教授的一個好處是享受相對很高的社會地位。文化大革命中對知識份子的厭惡好像成了早被遺忘的陳年往事。清華大學這個從前的極端左派的堡壘如今在校園裏有孔子塑像。國家通過比如給老師旅遊優惠的政策等正式承認教師的社會貢獻。<br><br>  較高的社會地位轉換成教書這個行業的理解,挑戰了我從前的做事方式。在過去,我儘量不讓自己的觀點影響我講課的內容(雖然一定程度的偏見還是存在的)。我總是盡可能的講解不同思想家的觀點,讓學生辯論,自己做出判斷。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做法讓學生感到失望。他們一再地詢問我自己的看法。學生們希望老師發表意見,並爲自己的觀點辯護。在傳統的儒家學說裏,教師應該爲學生樹立一個學習(或反對)的榜樣。比如穆勒的功利主義,有學生問政府應該提高或者降低或者同時提高和降低快樂。通常我會問他說出自己的看法,但是這讓他很不快樂。所以我說任何負責的政府都應該採取措施爲窮人提供生存的條件,同時制訂政策繁榮智慧的生活。我沒有展開論述,我回避了棘手的問題:資源有限時如何,價值觀的平衡和協調。<br><br>  教授的高社會地位也轉變了課堂外和學生接觸的獨特方式。比如,教授應該是思想權威,同時也是倫理模範要關心學生的感情成長。因此和學生單獨見面通常都是以詢問學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員的生活開始。在學期結束的時候,我邀請學生到我家,他們不斷的問我的家人各種問題。學生們有時候放長假後返回的時候從家裏帶一些禮品送給我。如果拒絕是非常不禮貌的。在9月初,全國都要慶祝教師節,學生常給老師送花。在那天,北大校園裏一排兩行都是賣花的人。<br><br>  在某些方面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受到了挑戰。研究生除了研究外還做其他很多事情。他們也提供一些私人方面的幫助。比如,系裏安排一個研究生幫助我辦理簽證和居住等手續。另一方面經濟和學術上的界限非常嚴格的執行。我曾經讓研究生幫我學習古漢語。我們定期上課輔導,認真細緻地學習經典文獻。但是不管我如何堅持,他們就是決絕接受報酬。所以我只好以自己的工作回報他們爲我付出的勞動,比如幫他們學英語。問題是我做的遠遠趕不上他們爲我做的。他們說在輔導我學習的過程中他們也學了很多東西。也許他們是在說客氣話。我幾乎要說經濟關係對雙方更公平,但是老師付錢給學生因爲學生給老師講課實在和平常人們對雙方角色的認識相差太遠了。<br><br>  這並不是說研究生不需要錢。他們從學校得到一個月50美元的補貼。毫不奇怪的是,他們不買英文教材。剛開始我對公然侵犯知識産權的行爲感到震驚:學生公開出售或者分發整本書的複印本。但是期待他們買英文書是不現實的(中文書就便宜多了,一般每本書大概2到3美元)。爲了充分利用,我將自己的書借給他們好讓他們複印。<br><br>  爲了避免任何誤解,我想強調尊重和熱情的模式,對感情成長的關心並不必然意味著思想活力的犧牲。當然,討論課上的激烈爭論往往讓人皺眉頭。去年我被邀請做關於社群主義的報告,主辦方的教授對我的觀點做出評論,注意到西方式社群主義應該被看作西方自由主義的延伸。他觸到了敏感問題。我一直試圖區分兩者的差別,雖然不是很成功。我就打斷他,說他說的不對。後來我很後悔。教授是個友好,客氣的年長的學者,後來我再沒有接到邀請。<br><br>  我也學會了在辯論的時候觀察人們表現禮貌的方式。在北大的政治理論課上,我的合作教授可能聲稱他需要一些補充我講的東西,他接著批評我的觀點,爲自己的觀點辯護。然後我就回答說我也需要做點補充。這樣我們就可以爭論,在沒有牛津方式的情況下把對方撕成碎片。我總是叫我的合作者老師,從來沒有在班上直接叫他的名字。<br><br>  學生在課堂上也提問題。他們決不是無能的人。從統計學上說,上北大清華比上美國的名牌大學更困難。這裏的學生應該是社會領袖。我告訴清華大學的黨員學生爲中國的所有年輕黨員制訂教學大綱。他們在思想上有自信,對中國和英美(如果不是法國和德國)的哲學傳統造詣很高。但是他們常常通過電子郵件交換批評性的評論,而不是在課堂上。當然,電子郵件更禮貌些,但是內容往往是對我在課堂上講的內容的嚴厲批評。<br><br>  辯論還有其他的課外背景。爲了促進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感情紐帶我們系組織了周末旅遊活動。這個學期,35個研究生和4個年輕教授(50歲以下)坐車3個小時來到長城腳下。我們登上長城,吃了當地特色晚餐。飯桌上喝了很多酒,教授們一桌一桌給學生祝福。讓我吃驚的是,緊接著我們開始辯論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批評自由現代性(liberal modernity)的好處。兩個研究生準備了論文,在討論前進行了宣讀,另外一群遊客在我們吃飯的房間外面忙著喝酒狂歡。有些學生忍不住往那邊看,但是辯論仍然是有秩序的。儘管我喝了很多酒,還是被關於社群主義的問題狂轟亂炸,第二天早上,我對領隊說喝了那麽多酒之後還能進行嚴肅的討論實在讓人吃驚,他說正是因爲喝酒才使得這樣的討論成爲可能。<br><br>  讓我總結一下關於文化挑戰的思考。在外語環境下教書是最大的挑戰。理想的情況是外籍教師能夠用當地語言,進行有深度的交流。但是這需要多年的浸泡才行。在中短期教學情況下,可能有些不怎麽理想的妥協,比如消極的雙語模式(各自用自己比較喜歡的語言交流)這在歐洲學術會議上很常見。在中國,長期以來的尊師重教的傳統對老師當然是個福音,雖然它也意味著老師(和學生)還有除了學術之外的義務,這超越了西方通常理解的師生關係。但是這些義務又可以成爲感情滿足的一個來源。智慧活動並不是在教室門口就停止了,適當的儀式可以激發,師生間激烈的辯論可以在各種場合進行誰也不會覺得丟面子。<br><br>  附言:在中央黨校作報告<br><br>  開學幾個星期後,來自黨校的學生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到那裏作報告。我回答說“你不是說過外國人不能到那裏嗎?”他回答說學校正在修改這個政策,他認爲黨校學生應該接觸外國教授的思想。他問第二天是否可以。我說我很願意,不過我要講什麽呢?他說你可以講講怎樣提高英語水平。我笑了,我對此一無所知,我是從小學英語的,對中國學生並沒有借鑒意義。他就說“別推辭了,你是教授,肯定有什麽可講的。我明天下午5點來接你。<br><br>  第二天,我們從清華打的,他告訴我這是學生第一次邀請西方人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爲了邀請我他們費了很多事。他要得到副校長的批准,我們需要慢慢來,剛開始選擇一個沒有爭議的話題,而不是政治哲學。我詢問他的家庭,他說他來自孔子的故鄉曲阜。我說我去過那裏,他點點頭,說我知道,我們上網看到你在孔子大學(Confucian university)作報告的圖片。他還說有個教授閱讀過我的書《東方遭遇西方》(East Meets West)(最後一章提出後共産主義中國的制度建議)。當我表現出驚訝時,他說他們的課堂是開放性的,他們可以談論任何東西,沒有限制,甚至比清華大學還開放。<br><br>  當我們到了學校後,他帶我參觀,告訴我黨校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是北京最漂亮的大學校園,中間有個沒有名字的湖。日本佔領時期,其中一座房子曾駐紮日軍司令部(現在是黨的刊物所在地)我們碰見了一群說西藏話的年輕女性,我的學生說,她們就是西藏未來的領袖。當我在學生餐廳排隊時,有人看我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這種表情只在中國最偏遠的鄉下才能見到。<br><br>  中央黨校有大概600名研究生,(沒有本科生),有些曾經在政府部門工作過。比如,我的學生在當地政府的經濟委員會工作,去過很多國家。大概有100名學生聽我的報告。在我走進大廳的時候,大部分是女性的聽衆竊竊私語,我的學生告訴她們我娶了中國姑娘。我現在叫我的學生我的朋友介紹說我是個政治學家,今天要談談英語學習。報告中包含一些我正在學漢語的過程中的訣竅,只是把漢語換成了英語。我解釋說中國需要米德伯理學院(Middlebury College)式的語言學校,學生被迫在至少兩個月的時間裏說英語。如果我是個資本家,就要在北京投資辦這樣一所學校。我還說找個說英語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很有幫助。我說高年級的學生不能光學經濟和政治,還應該學習文學,哲學,詩歌,這樣就可以理解語言中包含的文化資訊。<br><br>  報告後的討論中,剛開始是關於英語學習的。有個學生問我她應該聽BBC還是VOA,我說因爲VOA是美國政府的宣傳工具,聽BBC可能更好些。另外一個學生問提高英語應該看什麽樣的社會科學著作,我說選擇自己喜歡的,提高英語只是副産品。我問她的專業是什麽,她說是党的建設,人群中一陣笑聲。我就建議她閱讀馬克思的英文著作(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翻譯成了中文)。一個女生問學英語的實際技巧,因爲不知道該說什麽,我就重復了找個說英語的男朋友的建議,我的學生笑著說坐在提問者旁邊的穿軍裝的男生就是人家的男朋友。<br><br>  讓我感到輕鬆的是,問題轉到政治理論上來了。他們問我對社群主義,馬克思主義,儒教的觀點,我盡可能提出學術性的回答,根本不涉及政治內容。討論中英語和漢語交叉進行,和這些求知若渴的學生交流非常快樂,演講結束後還有幾個女生留下來繼續討論。有個學生批評西方人閱讀孫子兵法後在戰爭中打敗中國。我同意那決不是閱讀中國經典著作的好原因。她問別的學生是否該出國找個說英語的男人不再回來了。我反駁說她可以找個男人然後和他一起回到中國來,就想我的情況一樣。<br><br>  我的學生/朋友(還有兩外兩個學生)送我打的回到清華校園。我們繼續通常的爭論北京的灰濛濛的天空到底是霧還是污染。到了清華,我問他們怎麽回去,他們說坐公交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就說他們沒有必要一直把我送回學校。但是內心裏,我非常感激主人的體貼周到。<br><br>  譯自:“Teaching Political Theory in Beijing”By Daniel A. Bell<br><br>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418<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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