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選危機的深層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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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選危機的深層反思

文章轉自世紀中國 » 2004-04-07, 08:00

臺灣大選危機的深層反思 <br>作者 許紀霖 劉擎 <br>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06<br>  許:最近臺灣的3-20“總統”大選危機,震撼了整個臺灣島、海峽兩岸和全世界。臺灣<br>的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內部的問題或地區的問題,假如臺灣出現了危機,就有可能引發中美<br>關係危機乃至全球性的危機。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關心海峽對岸,不是沒有理由的。從我個<br>人來說,近些年來,我多次訪問過臺灣,深入觀察過臺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說實話,我<br>很喜歡臺灣,喜歡臺北濃郁的精英文化氛圍和鄉土草根的淳樸。近現代中國許多優秀的文化<br>傳統在我們這裏被1950-60年代的多次政治運動破壞殆盡,但在臺灣依然有脈可循。我對臺灣<br>充滿吳儂軟語色彩的“國語”的親和性,要超過慷慨激昂的“普通話”。每次到臺灣,都給<br>我一種家園感,在臺灣學術界,也認識了許多有著共同關懷、心靈契合的朋友。我發現,大<br>多數到過臺灣的大陸知識份子,都對臺灣充滿了感情。我們關心那裏的每一個變化,希望臺<br>灣和平、穩定、進步和繁榮。從某種意義上說,臺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是大陸未來<br>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參考實驗。今天臺灣發生的危機,以及其背後所透露出來的種種問題,讓<br>我們大陸知識份子深切地感到痛心和焦慮。作爲以理性反思爲職責的知識份子<br>來說,或許我們應該做的是,透過“總統”大選危機的表層,來觀察一下臺灣社會、特別是<br>臺灣民主政治中的深層,究竟發生了什麽樣的問題。 <br><br>  劉:對這次選舉所引發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我們或許需要更爲審慎的觀察。<br>已經有許多評論指出,這是臺灣“扭曲的民主”或者“病態民主”的徵兆,這可能相當有道<br>理。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許多現存的所謂“正常民主”社會也曾出現過“非正常的政治<br>事件”,引發了危機和動蕩。1960年代的美國,總統甘乃迪和他的兄弟相繼被暗殺,還有民<br>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激進黑人運動領導人Malcolm X被刺。就在兩年前的荷蘭大選期間,<br>右翼黨派領導人福唐遭槍手暗殺身亡。這些都發生在所謂“正常民主”社會。所以,目前臺<br>灣的局勢究竟怎麽界定,是不健全民主的問題,還是民主本身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br>上取決於這個危機的走向如何,矛盾是否可以解決。我對臺灣沒有切身的瞭解,所以沒有任<br>何把握來判斷。但在另一面,你提出的問題的確非常值得思考。我接觸到的許多臺灣學者對<br>臺灣的政治局勢一直懷有很深的憂慮。比如林毓生先生、錢永祥先生等都曾在文章和談話中<br>表達了激烈的批評。在我的理解中,臺灣政治有一個可以稱之爲“簡約化民主”或“<br>蛻變的民主”的問題,就是把民主政治簡約爲選舉政治、最後蛻變爲“投票政<br>治”。我們知道,健全的民主政治絕不僅僅是投票行爲,它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br>公民文化的配合。而臺灣的政治文化似乎蛻變成了一種“選民文化”。臺灣有一個歷史遺留<br>的族群認同問題,政客利用不同族群的認同差異,不斷激化和擴大裂痕,最終使臺灣政治形<br>成極端的兩極化形態。“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分野、“統”與“獨”的衝突成爲<br>壓倒一切的政治議題。中間力量消失了,其他重要的政治議題也被遮蔽。一個健全的民主社<br>會應該有能力克服這種兩極對立的政治形態,而在臺灣這種兩極化的趨勢卻愈演愈烈。 <br><br>  族群意識形態如何遮蔽了民主的內在價值 <br><br>  許:臺灣民主的發生有一個很獨特的背景,就是與族群的問題發生了緊密的糾纏,民主<br>的訴求裏面很大的一部分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係。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殷海光這<br>些爭取民主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都是外省人。他們對民主的訴求比<br>較純粹。但是到了1970年代的“美麗島”事件,特別是民進党成立以後,臺灣底層的訴求漸<br>漸變成了兩個:一個是所謂族群的訴求,所謂反對外省人的壓迫;一個是對於民主的訴求,<br>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在一部分民進黨人看來,如果要實現族群自主的話,最重要的是要<br>有民主,所以民主就成了實現族群訴求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因爲當時國民黨是執政<br>黨,對那些有強烈族群意識的人來說,國民黨既是一個所謂的外省人政權,也是一個專制的<br>政權,因此族群和民主這兩個訴求是統一的,沒有內在的緊張性。但是,當1990年代臺灣實<br>現了多黨輪替的民主制度以後,問題就出現了。如何完善民主、實現民主的內在價值這一問<br>題被遮蔽了,如今的臺灣出現了一個籠罩一切的族群意識形態,即所謂的族群認同問題。在<br>上次和這次大選中,族群認同既是一個手段,即陳水扁鞏固綠營地位的基本策略,但作<br>234;一種意識形態,它同時又成爲目的本身,追求所謂的“臺灣獨立”。在壓倒一切<br>的所謂族群立場中,臺灣今日許多的問題包括民主制度的不健全都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我<br>所認識的不少臺灣朋友都認爲,臺灣現在有很多問題,比如法治問題、權力制衡問題<br>、全球資本主義化問題。經濟轉型問題、社會公正問題等等,但都引不起媒體和公衆<br>的興趣。在當局的刻意營造下,族群問題成爲核心問題,所有的問題被大大簡化,似<br>乎臺灣只剩下一個問題,就是誰上臺,你是要一個“外來政權”呢,還是“本土政權”?陳<br>水扁的基本選戰策略就是這個,他一反選舉中爭取中間人的慣常策略,而是通過要挾式的極<br>端策略,逼迫選民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將對兩黨公共政策的選擇蛻變爲所謂的要不要<br>“本土政權”的選擇。 <br><br>  劉:臺灣的族群分裂與其他許多地方的民族衝突根本不同。臺灣的不同族群不是文化建<br>構的“想象共同體”,而是政治建構的意識形態共同體。因爲臺灣的所謂“外省人”<br>與“本省人”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語言的、血緣(種族)的和宗教的分野界線。族群衝突不<br>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正如你所指出的,族群對立是國民黨專制的歷史後果。弱勢的本省群<br>體長期受到壓迫,這是政治專制的壓迫,但也可以被理解爲族群壓迫,兩者相互糾纏<br>,很難作出區分。但是,當制度轉型之後,當本省人不再受到制度性的歧視與排斥,底層的<br>社會反抗運動就面臨一個歷史性的重構:是將反抗鬥爭定位于民主訴求還是族群訴求?這很<br>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家對政治的理解和遠見(vision)。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政治家或者<br>說政客出於政治權力的需要,利用歷史遺留的族群意識來建構政治的敵我陣營,從而強化了<br>認同的敵對意識,將政治鬥爭表達爲爭取族群承認的鬥爭,而民主實際上淪爲<br>這種鬥爭的工具。臺灣的政治文化傳統爲政客利用族群分裂提供了機會。政客與政治<br>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傾心于權欲與私心,而後者是懷有公共的理想,具有遠見和理性<br>(這當然是“理性類型”的劃分)。但從二蔣到李登輝、陳水扁的統治,可以說是政客導向<br>越來越嚴重,造成了今天這種“權謀政治”或“私性政治”的傳統。雖然這次選舉投票本身<br>,很難說有多少賄選或作票的情況。但是我們可以說,臺灣的這種政治傳統給政客操縱選民<br>意志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br><br>  許:現代民主是政黨政治,而政黨政治是利益政治。利益政治總是把社會劃分爲<br>不同的利益集團。臺灣今天的問題在哪里呢?所謂的藍營、綠營如今被簡化爲一個所<br>謂的族群認同問題。臺灣的族群問題有其自身的歷史脈絡,也曾經有過其歷史的合理性。但<br>是,它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極端,成爲一個宰製性的全民意識形態,實際上是被政客<br>們人爲地建構出來的。事實是,從蔣經國時代開始,就已經開始將本土精英吸納到政<br>治體制中去。外省人與本省人至今的差別並不像印度的種姓、美國的黑人和白人、加拿大魁<br>北克的英語族群和法語族群那樣界限分明、自我封閉。所謂的本省人,除了極少數的原住民<br>以外,不過是早到臺灣幾百年的外省人而已。何況半個多世紀以來,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br>通婚、交往,相互之間是開放的,享用著同樣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二者並非不可通約。<br>但是,所謂的族群意識形態,將二者之間的差別絕對化、本體化和凝固化了,似乎二者的鴻<br>溝永遠無法跨越。所謂外省人被整體主義地妖魔化,不管你是什麽政治、文化身份,<br>都被帶上了原罪。陳水扁上臺之後,借助行政的權力,通過各種體制和教育的力量,將族群<br>意識制度化,並滲透到年輕一代的集體潛意識中。族群問題,過去是民進黨手中的一張選戰<br>牌,如今已經成爲目的本身。幾年下來,結果是如何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臺灣被<br>分裂了,分爲藍色的北部和綠色的南部,阿扁還沒有實現所謂的“臺灣獨立”,倒已<br>經造就了臺灣本身的南北分裂。民主政治是需要穩定的共同體作爲基礎的,但如今臺<br>灣作爲一個地區性的政治共同體,其政治整合和集體認同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很難想<br>象,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可以建立在目前這種“南北分裂”的基礎上。所以說,族群意識形<br>態摧毀了民主政治的基礎,臺灣現今的狀況是它自身歷史演繹的結果。族群意識形態不解決<br>,臺灣的民主政治一天就得不到安寧。 <br><br>  劉:如果在歷史上省籍界限還可以與“階級利益”糾纏一起的話,那麽到了今天<br>,這種族群對立意識更多地是意識形態的建構。把族群對立激化到危及整個地區穩定這樣的<br>地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操縱的結果。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該會有一種公共輿論的力<br>量、文化和制度的力量,來制約出於權力需要的這種操縱。民主不能沒有共同的認同,不能<br>離開整合性的共同體,極端的族群對立在政治上是很危險的。然而現在的臺灣政治當中似乎<br>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整合不同的族群認同,來緩解族群間的裂痕。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的民<br>主政治有著巨大的隱患。這次選舉的危機只是這種隱患的一次顯現。 <br><br>  “不分藍綠、只要黑白”:從選民文化到公民文化 <br><br>  許:這次臺灣的大選危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啓示。在大陸一些熱愛民主的知識份<br>子那裏,民主被簡化成選舉政治。他們以爲實現了直選,人民意志就可以得到實現,<br>核心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但從臺灣這幾年的民主實踐來看,民主制度的核心當然是選舉政<br>治和多黨輪替,但還需要公民文化和法治的制度化環境的配合。按照羅爾斯的看法,一個正<br>義的民主憲政制度,是需要全體公民的公共理性的。也就是說,在民主制度下,選民們所遵<br>從的不僅是政黨的原則,選擇的不僅是最好的自我利益的代理者,而且需要遵從和捍衛以憲<br>法爲核心的正義原則。在黨派利益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共同體公共利益。一個成熟的<br>公民文化總是把共同體的公共利益看得很重,如果某個黨派損害了公共利益,就會被選民所<br>抛棄。今天的美國布希的民調很低,討厭他的人不一定喜歡民主黨,但認爲布<br>希傷害了美國的公共利益。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政治家們總是以公共政策爲核<br>心來吸引選民的。而在今天的臺灣,族群認同卻成了選舉政治的核心,好像實現了族群認同<br>,所有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滿足、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似的。利益與認同問題捆綁在一起,<br>結果導致利益被淡化,公民認同與公共理性就容易被忽視。 <br><br>  劉:我們經常談論公民文化的重要性,但公民文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教育問題”。<br>對大衆來說,不可能用意識來解決意識問題。健康的公民文化是在政治實踐中形成的<br>,這包括從政治危機中汲取教訓。臺灣目前的社會動蕩幾乎使所有的人都捲入了政治,也正<br>好使自身的問題凸現出來,爲臺灣民衆提供了一個傾聽、反思和對話的契機。<br>如果能夠在衝突、危機和教訓中通過討論和對話來更深入地理解民主,臺灣也有可能把這次<br>政治危機轉化爲一次發展民主的機會、一次重建公民文化的機會。但我們還不知道目<br>前的危機是否能夠轉化爲這樣一種契機。 <br><br>  許:也許3·27大集會是某種轉折,是從“藍綠”向“黑白”的轉捩點。羅大佑在集會上<br>“不分藍綠、只要黑白”的呼聲,是一個極具象徵的意義。在此之前,在臺灣政治中,充斥<br>著選民文化,只關心藍營還是綠營當選。3-20大選結果出來以後,連宋帶領藍營群衆<br>;去總統府靜坐,爭的還是一個政黨利益。但是,阿扁在這一事件中得罪了太多的人,不僅是<br>藍營基本盤,還包括許多中間選民。槍擊案的疑雲、驗票中的問題都使選舉的公正性受到了<br>懷疑。3·27五十萬人的大集會表明,臺灣人的訴求從特殊的政黨利益訴求上升到了對社會公<br>共正義的關心,藍綠問題轉變爲黑白問題。這樣,人們的身份也從選民變成了公民。<br>選民只關心特殊利益和認同,關心的是特定政黨利益的實現。而作爲一個公民,他所<br>關心的不再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普遍正義。公民的立場就是公共正義<br>的立場,它是超越于個人的選民立場之上的。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在3·27中,對阿扁的抗議<br>,具有訴求的多元性。藍營是基本的抗議力量。但一些中間層的白領和知識份子也加入了抗<br>議隊伍,他們或者對臺灣的民主危機發生了焦慮,或者覺得自己所賴以生存的生活秩序<br>987;生了脫序,因而起來保護民主制度、社會秩序,捍衛公共正義。雖然抗議的背後與具體<br>的利益牽連在一起的,但一旦他們以公民的立場質疑選舉的正當性,利益政治就變成了對程<br>式公正的追求。事實上,所謂的藍綠之分是被人爲建構的,表面上好像是選舉的兩極<br>化,在投票那一刻選民是無可選擇的。但是在選舉過後的抗議運動中,公民立場就會凸出,<br>回復到多元的利益訴求。 <br><br>  劉:如果真的能從“藍綠”轉向“黑白”問題,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但我感到現<br>在還沒有足夠的資訊來判斷。我相信羅大佑的聲音代表了超越藍綠之爭的更高訴求。但3·2<br>7集會的參與者也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對其他一些人來說,“黑白之爭”也可能僅僅是一種話<br>語策略,背後的根本訴求仍然是“藍綠”的黨派權力鬥爭。在美國政治研究中,有許多學者<br>對投票的“黨派取向決定”還是“議題取向決定”做過比較分析,發現美國公民的投票行&#<br>29234;中黨派認同比較弱,決定投票的主要因素是在不同議題和政策方案之間的選擇。而在<br>臺灣投票行爲中,黨派認同的取向相當強,這是建築在被激化的族群對立的政治之上<br>的。這種長期的黨派情結可能很難一下子扭轉。 <br><br>  許:公民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培育出來的。在民國初年,中國也出現了西方的代議<br>制民主,但結果是一團糟,最後導致軍閥出面收拾殘局。大陸有一些知識份子批評文化決定<br>論,但如果因此導向制度決定論,以爲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就自然而然就會<br>産生,這就會産生誤導。制度與文化是互動的。好的公民文化,如果沒有的好<br>的制度來保障,就不可能建制化;相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公民文化來支撐的話,再好<br>的制度也會變質。20世紀的中國,制度變革是如此迅速,如此頻繁,而公民文化的發展非常<br>緩慢,跟不上制度的變化。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傳統,強調的是修齊治平,這樣一種以<br>234;政治就是好人當政的道德理想主義,在政治實踐之中,與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br>制度相結合,就産生了中國特有的私性政治文化。雖然表面上高喊天下爲公,<br>但政治文化中的潛規則卻是私性政治,不問正義,只求利益,不問黑白,只看是否是自己人<br>。林毓生教授這幾年觀察臺灣民主,看得痛心疾首,他尖銳地指出,從蔣氏父子到李登輝、<br>陳水扁,都將江山看作是囊中私物,許多臺灣選民也不問是非,不管政黨的公共政策是否合<br>理,只關心哪個黨派、哪個總統候選人,是自己人,不是外人。所以,臺灣雖然現在有了多<br>黨制,但在很大程度上,特別是在臺灣中南部,占主流的仍然是傳統的私性政治,只不過它<br>是以選民政治的面目出現的,披上了現代的外衣而已。 <br><br>  劉:的確,我們必須既反對文化決定論,也反對制度決定論。天下也沒有一種民主政治<br>是等到培養出良好的公民文化之後再來建立民主制度的。我想強調的是,公民文化是在一定<br>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這也就要求一定的制度前提。民主制度的發展也並不一定是要一步到<br>位,一攬子解決。制度建設可以從法律和公共輿論方面開始,在法治和公共討論的實踐中,<br>公民培養尊重法律的文化,學習在公共領域中對話和爭論的文化,學習接受不同意見的“理<br>性分歧”的文化。這些政治文化的養成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性前提和制度保障。但是,即使有<br>健全的政治制度,即使也有良好的公民文化,也絕不會有“太平和睦”的民主政治。我們許<br>多人對民主抱有某種錯覺,以爲所謂健全的民主社會就不會發生動蕩和危機。其實,<br>民主政治絕不是“政治的終結”,這意味著總是會有衝突和鬥爭,只不過民主具有特殊的政<br>治方式來安排和應對衝突。默菲(Chantal Mouffe)在她三年前出版的《民主的悖論》中指<br>出,目前的“自由主義民主”本身包含著內在的邏輯緊張,因爲自由主義的訴求是個<br>人的自由和權利,而民主的訴求是平等和主權。兩百年來的民主實踐,實際上是把自由的訴<br>求民主化,把民主的訴求自由化。羅爾斯和哈貝馬斯都試圖將民主與自由調和起來,確立某<br>種解決衝突的理性程式,羅爾斯更偏向于自由,哈貝馬斯可能更偏重于民主。但在默菲看來<br>,根本不可能達成這種一勞永逸的理性程式,因爲自由與民主這兩種邏輯的緊張是內<br>在的,會在政治實踐中形成所謂“對抗的多元性”。這種對抗並一定是惡性的,但每一次對<br>抗的解決都只是暫時的,共識的達成也是暫時的。所以,民主政治必須直面“對抗多元性”<br>所造成的政治不確定性,而不要去指望一勞永逸的政治方案。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默菲的論<br>述,但這也提醒我們,不要以一種對民主的幻覺來衡量政治實踐,對臺灣目前局勢的判斷也<br>是如此。 <br><br>  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br><br>  許:在臺灣,民主的産生不是像英國那樣是一個自然演繹的産物,它是開<br>明強人順應民意的産物。政治權威力量非常強,利用個人的威信推動民主政治的<br>987;生。因此,民主政治之中,一直擺脫不了強人政治的色彩。在美國,民主制度是三權分<br>立的,司法超越於具體的黨派利益之上的,沒有人敢挑戰司法的權威性。國會也是一個對總<br>統非常強大的制衡力量。美國2000年大選中,碰到臺灣類似的問題,但一經最高法院的裁決<br>,大選危機立即輕易地化解。但現在臺灣的問題是,主持大選的“中選會”本來應是獨立於<br>政黨的,但在實際運作中受到了行政力量太大的操控,所以藍營拒絕行政驗票,因爲<br>在他們看來,“中選會”就是行政的一部分。臺灣的司法也同受到行政很大的影響,目前的<br>大法官竟然都是阿扁任免的。臺灣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是,行政權力過大。俄羅斯雖然與臺<br>灣政治類似,但幸而普京是一個“好的”沙皇,代表公衆利益打擊權貴和分裂勢力,<br>得到了選民的普遍支援。但臺灣的不幸在於遇人不淑,自小蔣之後,“總統”一個不如一個<br>,每況愈下。臺灣政治現在缺乏公信力,在美國一旦發生黨派之爭或其他緊急情況,可以組<br>成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英國的凱利事件也同樣組成了獨立調查委員會。但在臺灣卻缺<br>乏這樣的超黨派機構。大法官面臨的問題是,他該對誰負責?在神權社會,所謂法就是上帝<br>意志的體現,到了世俗社會,法就是社會的正義原則。這是公信力的源泉。但是在今天的臺<br>灣,由於缺乏公共正義和公共理性,政治在實踐領域都受到了私性政治的潛規則支配,成&#<br>29234;了人情政治,無法超越於黨派,給公衆一種公信力,連調查槍擊案都要請美國<br>專家出場。連起碼的自主性都沒有,還談什麽“臺灣獨立”呢? <br><br>  劉:每個地方的民主化都有自己特殊的道路,也就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問題。臺灣的政治<br>轉型起源于民主訴求與族群訴求的相互糾纏,而在後來的發展中種族群問題被不斷強化,出<br>現了“路徑依賴”特徵。這使得議會、司法和其他制度性安排都無法獨立於黨派利益。沒有<br>這種超越性,制度就失去了權威性和公信力。 <br><br>  許:3·20以後,連宋帶領藍營群衆去總統府靜坐,有輿論批評說他們沒有遵循法<br>律去進行抗議,而是訴諸於群衆運動,認爲這種違法的抗議破壞了法治。但我<br>認爲,抗議運動雖然是違反的,但這是一種公民不服從的基本權利。公民不服從的傳<br>統在西方源遠流長,即使像羅爾斯在討論正義秩序的《正義論》中,也辟專章專門討論公民<br>不服從的合理性以及界限問題。羅爾斯認爲,公民不服從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裏才有<br>效。他說,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違反法<br>律的行爲,其目的通常是爲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發生一種改變。通過這種方<br>式的行動,一個人訴諸共同體多數人的正義感,宣稱按照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自由和<br>平等的人們之間的社會合作原則此刻沒有受到尊重”。這就是說,對於公民來說,他所要遵<br>循的最高原則,永遠不是現實的法規,而是內心良知所認定的、並爲民主社會中大多<br>數人所共同接受的正義準則。當現實的法律和政府決定違背了內心的良知原則時,公民有權<br>利按照良心法則的召喚,採取非暴力的、理性的方式進行抗議。藍營的抗議就屬於這樣的性<br>質。在臺灣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如果一些形式上的法律與公民所追求的實質正義發生<br>衝突,那麽這種抗議就有它的合法性。在民主社會中,公民不服從是極其重要的,取<br>消了公民不服從,而僅僅希望制度自身來調整,那是不現實的,因爲政府自身就是一<br>個利益群體,沒有來自公民的壓力,指望他們自動改革,無異是與虎謀皮。大陸的一些自由<br>主義者認爲,所謂民主就是遵循程式的公正,實質正義相比程式正義就不那麽<br>重要。這種程式正義拜物教背後蘊涵著法律實證主義的傾向。程式是否擁有正義性質,它自<br>己無法證明成自己的合法性,程式的正義有賴於其後設的、更高級的實質的正義。在程式已<br>經被破壞、或者程式本身不符合法治原則的情況中,你又如何指望依靠這套壞的程式去爭取<br>實質正義?就像民國初年,袁世凱已經操縱了國會,孫中山除了搞“二次革命”,還有什&#<br>40637;可以選擇的?所以,越是在民主社會中,越是需要激進民主和街頭政治作爲補<br>充。民主政治歸根結底是實際政治鬥爭的結果。 <br><br>  劉:政治抗議有不同的性質。有的是依據現存的法律框架,要求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br>和“合法要求”,而有的則要求突破現有的法律框架,或者說挑戰不符合更高正義的“惡法<br>”,後者才是公民不服從的抗議。我不太清楚藍營目前的抗議針對的到底是什麽?如<br>果僅僅是抗議選舉過程中的違規違法操作,那麽很難說這是一種“公民不服從”行動<br>。抗議活動本身可能沒有事先申請得到批准,不符合特定的法律程式,但在原則上仍然符合<br>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結社和遊行等自由。任何一次政治抗議、社會運動乃至革命都會訴諸<br>于更高正義的口號,但在短期內人們很難判斷它追求的究竟是正義還是黨派權力。所以,一<br>個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抗議,是否屬於依據公民良心和正義感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仍然需要<br>分析和判斷。美國的民權運動可能是公民不服從的一個典型個案。藍營目前的抗議的確有超<br>出選舉問題本身的呼聲,具有對整個現存政治的批判傾向。如果最終可以證明,這不是一次<br>黨派性的選民集結,而是一次“公民良知的覺醒”,那麽其意義是十分積極和重大的<br>。 <br><br>  知識份子的聲音在哪里? <br><br>  許:臺灣的危機目前呈現出某種總體性危機的症狀:股票狂跌、民心不定、政治動蕩。<br>如果一個民主社會發育成熟的話,即便發生政治危機,也是可以由其他社會力量來制衡的。<br>制衡可以分爲內制衡與外制衡。前者是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而後者是依靠多元的社<br>會力量制衡政治力量。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杜維明教授告訴我,在美國,無論是總統、財<br>團、媒體還是知識份子,都覺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了。這說明美國的社會力量是多元的、相互<br>治衡的,現在臺灣的問題之一,是它的外制衡和內治衡都發生了問題。藍綠營的政治分裂是<br>如此嚴重,整個社會兩極化,缺乏第三種聲音。即使有,也是很微弱,零散,沒有引起媒體<br>和公衆的足夠重視。臺灣缺乏超越於黨派之上的社會力量。在東歐巨變時,波蘭的大<br>主教可以站出來整合社會,宗教的力量能夠發生作用。而在捷克,哈維爾作爲一個知<br>識份子,代表了社會的公共良心,也享有崇高的社會威望,能夠對化解危機發生作用。而在<br>臺灣,宗教力量有限,一般無法在政治層面發生影響。中研院院長、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br>遠哲先生本來被寄予希望扮演一個類似哈維爾角色的,但遺憾的是,這位本來在臺灣社會中<br>幾乎是半伸、半人的科學權威,在上次總統大選中,利用了他的公信力支援了綠營,而在這<br>次大選中,一開始還令人尊敬,與林懷民、王永慶聯合發表《沈痛的告白》,但在競選的最<br>後關頭,再次聲明挺扁。這是一個知識份子應該做的嗎?錢永祥先生在四年以前,就批評李<br>遠哲,認爲他濫用了科學家的權威。自然,作爲一個選民,李可以投阿扁的票<br>,這是他個人的權利,但當他作爲公共知識份子發言時,就不能僅僅按照自己的政治<br>好惡,而是要從公共立場上思考,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倫理。但李遠哲辜負了知識份子的身<br>份。在以前的威權政治時代,1950年代有《自由中國》知識份子,1960年代有李敖的批判,<br>1970-1980年代有餘英時、許倬雲、林毓生這些大知識份子通過《聯合報》、《中國時報》<br>的專欄文章,領導輿論。但如今,臺灣已經沒有知識份子了。我記得1999年訪問臺灣時,聽<br>李敖演講,他說:在殷海光時代,政客跟著知識份子跑,但到了今天,卻是知識份子跟著政<br>客跑。知識份子完全捲入了黨派政治的旋渦,無法超越於混戰之上,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br>知識份子的缺席,獨立於黨派的社會力量的缺席,公衆聲音的缺席,這是今日臺灣的<br>問題之一。1940年代國共分裂時,中國還有第三種力量,今天臺灣的第三種力量在哪里? <br><br>  劉:黨派政治也可以不是單純的“私性政治”,因爲黨派的力量可以來自多元利<br>益的彙集。但在臺灣,整個社會已經被兩極化,民衆圍繞著族群對立的兩個軸心而聚<br>集,個人利益也在兩極化的磁場中與黨派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大衆傳媒要獲得市場也<br>不得不走向極端。這不僅淹沒了很多重要的政治議題,而且使社會中間力量變得極爲<br>薄弱,任何超越性的立場在公共領域中都難以獲得政治影響力。許多臺灣的知識份子都具有<br>獨立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也有熱烈的關切和參與的願望,但他們在公共領域中沒有足夠的<br>影響力。這正是臺灣知識份子當下的困境。李遠哲作爲一個有公衆影響力的文<br>化符號,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是十分稀缺的象徵資源,正因如此,知識份子對他抱有厚望,期<br>望他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在公衆當中表達和凝聚獨立的批判聲音,但很遺憾,他沒有起<br>到他應當擔負也能夠起到的作用。 <br><br>  許:臺灣現在的廣場政治不是公共領域的常態,公共領域是訴諸理性的,並且試圖尋求<br>共識。而廣場政治訴求的是激情,是激進民主。街頭政治對抗廟堂政治,其結局將如何?我<br>們對臺灣將有以下三種觀察。首先,泛藍與泛綠雙方能否在政治紛爭之中找到妥協點?這種<br>妥協不僅僅是解決現實問題,而是能夠認識到只有妥協雙方才能共存。雙方必須致力於族群<br>和解而不是族群激化,雙方要向中間路線靠攏而不是兩極化,按利益政治原則使社會力量重<br>新分化組合。其次,臺灣是否可以在目前的危機中發現制度設置的弊端,推動制度改革,按<br>照公正原則改善制度的程式,改變行政權力獨大,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真正制衡?最後<br>,3·27中所表現出來的“只問黑白”的公民文化能否繼續擴展,逐漸取代目前的“只問藍綠<br>”的私性政治?不僅僅是知識份子,包括臺灣的公民,都應該有這種轉變的自覺意識。如果<br>不能解決目前的狀況,而是發生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解決危機的話,那麽臺灣的民主<br>就會發生很大的逆轉。這種逆轉不僅將影響臺灣本身,而且將影響兩岸關係、中美關心乃至<br>整個東亞和世界的穩定。 <br><br>  劉:在政治衝突中非理性的方式可能有很強的號召力,但理性的聲音也往往是在最危機<br>的關頭才引人關注,發人深省。如果這次政治危機能夠得到理性的解決,新的公民文化可能<br>會得到發展,更爲理性的政治方式也有可能形成。實際上,馬英九等新一代的政治領<br>袖中間已經顯示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萌芽。也許四年之後,臺灣的政治局面會有很大的改<br>觀。
轉自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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