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爭霸夾縫中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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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爭霸夾縫中的台灣

文章吳介民 » 2004-07-27, 08:00

帝國爭霸夾縫中的台灣<br>原載於新新聞200407<br><br><br> 雷根的訃文,勾起世人對於冷戰最後階段的記憶。一九七○年代末蘇聯入侵阿富<br>汗,美國為了防堵蘇聯勢力擴張,強化與中國的盟友關係。這個新的世界局勢開啟了中國朝<br>向市場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同時也擾動了海峽兩邊的權力均衡。雷根的八年執政,就是以<br>這個世界變局為背景。<br><br> 在民主選舉政治市場化、演藝化的時代,雷根乃是操縱象徵符號的高手,是義大<br>利歷史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所說的善於運用公眾修辭的雄辯者。他的政治語言<br>簡單易懂,卻能夠喚起人們嚮往「安定繁榮」的集體心理認同。柴契爾在雷根的葬禮上,稱<br>頌他是「偉大的解放者」。他曾放言要將共產主義埋葬於歷史的灰燼,備受自由派和左翼的<br>批判嘲弄,被看成右派狂人的囈語。但是,歷史的反諷是,他竟然做到了。愛恨與否,這個<br>歷史成就使美蘇兩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雷根的反共政策,掀起冷戰的第二高峰,美國政<br>府大肆舉債建構軍備,造成鉅額的財政赤字,這個黑洞一直到柯林頓執政時期才填補起來。<br>而蘇聯帝國當時經濟已經長期低迷,國力日漸衰退,終因不堪軍備競賽的拖累而瓦解。<br><br> 冷戰時代是人類政治史上奇特的現象。美蘇兩個盟主各據勢力範圍,各自控制其<br>盟邦和附庸國,瘋狂發展國防科技從事軍備競賽,而造成所謂的「互相保證毀滅的嚇阻效果<br>」。兩國在冷戰的四十年間因為恐懼核子大戰而沒有正式開打,只在第三世界地區從事代理<br>人戰爭或局部戰爭。於是,核子恐怖的均衡,使得全球秩序呈現長時間的穩定或非戰狀態。<br>歷史學家葛迪斯(John L. Gaddis)稱之為現代世界政治史上少見的「長期承平」(the lon<br>g peace)。這個說法對於曾遭兩次大戰蹂躪的歐洲尤其貼切。<br><br> 然而,東亞則沒有這麼幸運。冷戰時代前期的韓戰和越戰,都使得我們生存的這<br>個區域充滿緊張和血腥。這兩個戰爭都牽涉到美蘇爭霸,都具有代理人戰爭的性質,也都把<br>中國捲入。吊詭的是,蔣介石統治下的中華民國,都從這兩個區域戰爭獲益。前者使台灣成<br>為美國的「自由」盟邦,圍堵中共的代理人,而且長期依賴山姆大叔的保護。後者則使台灣<br>在美國大量戰備品採購中分沾到部份經濟利益。台灣從一九六○年代啟動的加工出口工業化<br>,造就了一整個世代的「黑手頭家」。這個「經濟起飛」的故事,與越戰年代國際政治經濟<br>的變動,存在著深層的結構關連。<br><br> 冷戰前期,美國為了離間中蘇關係,拉攏北京,需要緩和台海的對峙局面。為了<br>一勞永逸解決「台灣問題」,華府曾經有意讓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成為法理上獨立的國家。<br>從蔣介石當時的統治基礎來看,接受兩國方案,對於內部的政治控制的確有潛在的立即危險<br>,因為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乃是建立在反攻復國與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話雖如此,國民黨<br>內的自由改革派仍有人認為是可行之路,因組黨運動而身陷囹圄的雷震出獄之後,還曾上書<br>老蔣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到了冷戰末期,由於美國聯中制蘇的迫切戰略需要,台灣獨<br>立作為選項的機會之窗已經關閉。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預示了今天仍然約束海峽關係的一<br>中原則。「公報架構」成為台灣追求法理獨立的極限障礙,也一直是美中三十年來談判台灣<br>問題的爭議焦點。<br><br> 冷戰一結束,所謂的長期承平似乎一去不復返。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br>awm)在冷戰前夕出版的討論民族主義的書中,已經預言新的危機時代的來臨。美蘇爭霸各據<br>勢力範圍的國際政治原則,曾有一個令人意料之外的良性後果,就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內部<br>的族群紛爭被壓抑下來,潛在的政治版圖重劃的衝動被凍結起來。以前南斯拉夫為例,內部<br>複雜的族群與國族爭端,被冷戰的秩序包裹住。蘇聯霸權解體之後,戰爭、屠殺、與族群清<br>洗便如血崩般難以收拾。該區域的紛亂,暗示著全球性的族群民族主義的復甦趨勢。<br><br> 中國是冷戰結束的一個主要獲益者。蘇聯瓦解使中國消除北疆邊患。同時,北京牢牢<br>抓住了資本主義市場擴張,以及全球經濟分工重整的歷史機會。鄧小平慧黠地自居為中共革<br>命建國運動的「第二代領導人」,從公共修辭的角度而言頗富深意。第一代領導人不斷從事<br>群眾動員,人民疲憊不堪;毛去世後,鄧成為最高領袖,趁與美國修好的機會改革開放,「<br>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深知民間期待休養生息的心聲。今天北京對台戰略的宏觀佈局,吸<br>引台商、強化兩岸經濟連帶、以一中論述圈住台灣,基本上是鄧小平那一輩領導者所規劃的<br>。胡、溫等第四代領導接班之後,提出「和平崛起」的口號。「和平」是指中國在短期內不<br>與美國搞對抗,爭取時間發展經濟實力。而「崛起」則是暗示著將來稱霸亞洲的志向。因此<br>,所謂的和平崛起跟不放棄對台用武並無矛盾之處。對北京而言,只要兩岸持續深化經濟往<br>來,而台灣爭取法理上獨立地位又未能獲得國際強權的承認,那麼時間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br>。<br><br> 冷戰的結束對台灣又意味著什麼?一言以蔽之,台灣從此進入了高度不確定的狀<br>態。台灣的民主化與東亞冷戰結構解體亦步亦趨。同時,冷戰威權時代被壓抑下來的族群議<br>題與國族認同歧異,隨著選舉民主的開展以及政治符碼的操作而宣洩出來。而兩岸的經濟深<br>化,也同步在醞釀著因不確定的國家定位而導致的集體社會焦慮。因之,台灣的統獨問題,<br>一方面既表徵著民主化過程國族意識變遷的內部社會爭議;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也<br>是冷戰時代遺留給我們的國際政治難題。<br><br> 近年來美國對台的若干友善動作,使人們產生外交突破的印象。然而,對美外交<br>的訊息解讀需要格外小心。去年陳水扁訪問美國受到禮遇,回台之後趁勢追擊,高唱公投與<br>制憲,引發美台之間的信任危機,而遭受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與羞辱,甚至干預我們的內部<br>改革。事後看來,這何嘗不是華府外交政策執行者的兩面手法?難道不是在利用陳水扁的冒<br>進,接著施壓使其退卻讓步?美國看準台灣亟欲提升國際地位的衝動,而吃定台灣。海峽關<br>係愈是緊張,美國的軍火利益複合體愈是利於強銷武器,搭配一點外交突破的小甜頭。此次<br>六千億軍售案,或許會讓人們看清楚,強權的保護與勒索乃是一體兩面之事。一九八○年代<br>,生態環保運動在台灣萌芽,民間反對核四廠的聲勢高漲,蔣經國曾經利用這個民氣擱置了<br>核四的建廠。今天,民間反軍購運動何嘗不能成為陳水扁抗拒美國壓力的籌碼?<br><br> 半個世紀以來,台灣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由於長期反共意識形態的規訓,使<br>得我們這個社會在看待中國、思索兩岸關係的解決方案上,已經自廢大半的視野。這個意識<br>形態的深層作用,使人們經常混淆左派與右派的真實區別、統治菁英和社會大眾之間的利益<br>矛盾,也使人們不願意真實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如今中國政府正在執行粗<br>暴的資本主義式財富積累,藉此汲取龐大財力,作為將來稱霸東亞的資本。<br><br> 台灣身處帝國爭霸的夾縫,乃是歷史的宿命。我們需要全面思考後冷戰時代社會<br>發展的方向,而釐清國家定位與追求國際地位只是其中的一環。這個工作已經延遲了十幾年<br>。保護台灣社會民主化的努力成果,既是我們與北京政權斡旋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我們應<br>該善加運用的籌碼。但前提是,我們不能讓台灣淪落為一個成天緊張兮兮的戰備社會、一個<br>右傾化的國家。
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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