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言」和「出草」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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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言」和「出草」之後

文章不只是口號 » 2004-08-02, 08:00

「失言」和「出草」之後 - 自由時報,2004-7-27<br><br>黃文雄<br><br>  呂副總統七二水災之後,一再「失言」,導致各原住民族到凱達格蘭大道「出草」抗議。<br>這件事不會只是「熱鬧」一場,從此過去。至少抗議者已經宣佈不歡迎呂副總統到原住民族<br>的傳統領域去;媒體想必已經虎視眈眈,看她下次出巡會去哪裡。但更重要的還是「社會學<br>習」:我們有沒有從這件事學到甚麼?<br><br>  後者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呂副總統的兩個不同身份︱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和作為總統府<br>人權諮詢小組的召集人︱分別去看。<br><br>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甚至是副總統),她堅不認錯和拒絕道歉的作風,可以說已經到了失<br>去政治常識的程度。以「濫墾」和「移民」為例。不錯,她確實沒有特別點出原住民,但是<br>這不就像在一個有不少台南人的場合,說南部人如何如何,卻硬說她沒說是台南人嗎?或如<br>一位朋友的比喻:醫生正在搶救肺癌末期的病人,卻有人在大談抽菸不好,易得肺癌,而且<br>對負擔健保經費的全體納稅人不公?回想她「做人」與「做女人」的名言,也許她對「做人<br>」與「做副總統」之間的關係,也應該有一番辯證。<br><br>  這裡首先有事實的問題。原住民不可能全無參與濫墾濫伐的人,但是高山水果、蔬菜和旅<br>館別墅都是大產業,需要不小的資本設備和極好的政經關係。原住民雖然在山上身受土石流<br>之害,再怎麼說也不可能是破壞生態的元兇首惡(後者也許正在平地的豪宅賓館打電話「關<br>心災情」)。拋開這點不講。呂副總統沒有把話說清楚也就算了,卻還在有人抗議之後,進<br>行學院玄學或法庭律師式的辯解(「庭上明鑑,當事人可一次也沒提原住民這三個字!」)<br>,而拒絕溝通和道歉。即使不論是非對錯,我們也不能不問:她的政治身段和馮定國之流究<br>竟相差多少?<br><br>  至於有關「矮黑人」之說,除了越辯解越黑,也反映出政治智慧的問題之外,還和呂副總<br>統身為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召集人的身份有關。這就要從陳總統推動的理念說起:「準國與<br>國」之「台灣政府與原住民族新夥伴關係」。各原住民族(複數)在台灣的各族群中應該有<br>特殊的地位,不只是諸多族群之一,也不是呂副總統所說的國民黨孫中山式的「五族共和」<br>意義下的一族而已。<br><br>  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五百多年來(如果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算起)<br>所遭受的殺害、掠奪、欺詐、剝削和歧視,是一個全世界還沒有解決的道德正義問題。這個<br>問題一天不面對、不解決,任何文明、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任何義正詞嚴的道德宣示,不可<br>避免地要顯得多少空洞和虛偽。但也正因為共犯太多(全球僅餘的三億原住民之外的所有我<br>們大家),牽涉利益太大(有甚麼比掠奪原住民族的幾乎「整碗捧去」更蠻橫、更悽慘?)<br>,世界各國和聯合國即使在戰後的「人權時代」,也沒有好好面對這個問題。<br><br>  但是戰後人權的普世化還是起了鋪路的作用;一九九○年代初,終於有了轉機。最有代表<br>性的文件是一九九四年的「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這個草案雖然還沒有通過,但已<br>經造成全球對原住民族的問題有和過去極為不同的反省、思考和政策方向。陳總統的「準國<br>與國」和「新夥伴關係」就是例子之一。<br><br>  聯合國的這個宣言草案,不但(等於代表全人類)承認了原住民族幾百年來人權和自主(<br>尤其維護兩者所必需的土地和資源),受到剝奪的事實,而且對如何保護與尊重倖存原住民<br>族的文化權、福利權、土地權、發展權、參政權和自治權,都提出了解決原則。一九九六年<br>「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本來已經有保護少數社群的條款(第二十七條),這個宣言之<br>所以還有必要,正凸顯了原住民族有異於其他少數或弱勢族群的特殊地位。<br><br>  陳總統「準國與國」關係的原住民族自治理念,因此是非常富於前瞻性和國際性的,和孫<br>中山式的「五族共和」、「邊疆民族」說法與其實踐(或甚至是說做不一)有極大的差異,<br>為舊政權遺留下的問題之解決,提出了進步的方向。不知道您有沒有想過:為甚麼台灣的原<br>住民族連目前憲法所規定的「邊疆民族」地位都無法享有?(「邊疆」和與其相應的中心怎<br>麼界定?)為甚麼蒙藏委員會是當然可以出席行政院院會的八部二會之一?(而原民會反而<br>不行?)平地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的區分蘊含了哪種漢化偏見?(而與其相應的「聯合」選<br>區又有甚麼樣的分裂效應?)各原住民族為甚麼沒有自我界定的權利?(反而成為外來政權<br>強加的行政區塊?)這些都還是老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所承認的前述新<br>問題,就更不用說了。<br><br>  我不敢說呂副總統對這些問題全無認識。但是「矮黑人」之說,已經讓人覺得她即使有所<br>認識,似乎還沒有超越政治修辭的層次。事後替代道歉的「敬天、惜地、愛人」一文,更只<br>暴露她作為總統首席人權顧問反而不及總統的弱點。痛定思痛之後,例如她所提的照顧型「<br>政績」只限於聯合國「宣言」草案中福利權的範圍,套用孫中山的「五族共和」之說顯示以<br>國際觀自傲的她,對國際趨勢似乎也欠缺了解。最讓人驚訝的是:雖然在文中提到「第三代<br>人權」,她連「原住民族」都吝於出口。她難道不知道,不只國際人權文件都如此稱呼,目<br>前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條款也說「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br>,七月二十四日在不同地方抗議的原住民行動聯盟和台灣原住民族主體聯盟,也都如此自我<br>認定,此中因此有基本尊重的問題?<br><br>  以台灣的政治文化水準而言,以上當然都只是「瑕疵」。不幸的是,從「濫墾」到「移民<br>」到「矮黑人」到「歌無抗議」到痛定思痛後的「敬天、惜地、愛人」,呂副總統都沒有對<br>原住民族問題的特殊性質表現出足夠的敏感度;一事接一事相加相乘,終於演成「複利計息<br>」的最後效應,實在無益於已正朝進步方向邁進的民族和諧。英文說,一個人的性格就是她<br>(他)的命題。有人拿這句話來描寫她。但我不相信這種說法。無論如何,位極副總統的政<br>治人物和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之召集人的身分,都代表某種道德和政治的高度,媒體和政<br>客某種程度的搧風點火也是完全可以事先計算預測的事。呂副總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我<br>們還是期待她在省思之後,將來會有同時更富同理心和更能自我超越的表現。<br><br>  (作者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不只是口號
 

生存與尊嚴不只是口號

文章黃丞儀 » 2005-01-18, 08:00

2004.07.25 中國時報 <br>生存與尊嚴不只是口號<br>◎黃丞儀<br><br><br> 七二四原住民各族聯合遊行,他們表示,為了向「種族沙文主義的殖民政權討回公道」<br>,不得不會師「出草」以展示決心。在「反歧視、爭尊嚴、求生存」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此<br>刻,讓我們回到平凡生活中發聲的一個具體案件,一個沒有鎂光燈照射、未曾引起大眾關注<br>的「微小」案件,一起來思考原住民族遭遇的問題與原運潛在的挑戰。 <br><br> 去年三月鄒族達邦社頭目汪傳發、汪建光父子在參加族人喪禮的路上,看到竹崎鄉的陳<br>姓漢人在部落傳統領域內採收蜂蜜,基於維護部落共有資源的想法,便將蜂蜜沒收。後來陳<br>姓漢人向阿里山警察局報案,檢察官以搶奪罪起訴頭目父子。一審簡易庭認為,汪氏父子辯<br>稱他們懷疑那批蜂蜜是採自汪建光承租的林班地,本來打算參加完喪禮後將蜂蜜送交派出所<br>保管等語,顯然與事實不符,因此各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予以緩刑兩年。這件案子在部落裡<br>引起軒然大波,認為頭目為了維護鄒族之傳統領域,竟遭到漢人的法院判刑污辱。經過族人<br>的勸說,原感十分沮喪的頭目決定上訴。二審法院於今年二月宣判,仍然認為頭目有罪。 <br><br> <br> 二審判決除了將一審所認定的事實描述得更詳細之外,最重要的是提到了憲法增修條文<br>第十條有關原住民族保障與憲法第十五條有關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產生規範衝突時,「<br>除法律基於正當理由,明文規定對於原住民族特別採取較優勢保護外,尚不能因原住民族係<br>眾所公認之弱勢族群,即允其逸脫一般法律規範,對於他人之財產法益予以侵害。」法院願<br>意在判決中討論憲法規範衝突的問題,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其對於財產權保障優先的「想當<br>然耳」解釋,以及接下來在審酌頭目父子是否「不知法律」時,所展現出來的傲慢態度,卻<br>又不得不令人撫卷嘆息。 <br><br> 二審法院認為汪氏父子既然都是受過教育,且作為鄒族頭目家族,「為該原住民族現在<br>與未來之精神領袖,彼等當認識『不得搶奪』乃放諸四海皆準之道德規範與法律誡命」,因<br>此不能以「不知法律」為卸責之詞。然而,法院是否曾經考慮到「不得偷竊」是放諸四海皆<br>準的誡命?對於鄒族頭目而言,維護傳統領域裡的部落共有財產,阻止漢人「小偷」行竊,<br>不也是實踐一種高貴的道德情操?判決中引述了一段汪傳發頭目的話:「我們並沒有想要傷<br>害任何人,我們只是在不懂法律的狀況下,很多的行為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我們在做什麼。」<br> <br><br> 說得較極端點,這套法律又是誰帶來的?是日本殖民政權藉山林整理的理由,將原住民<br>土地劃歸「國有」;是民國十七年在中國制訂的刑法,規定了搶奪罪的構成要件。在這個過<br>程中,原住民族在哪裡?鄒族傳統領域和部落共有財產的概念被排擠變成所謂的「習慣」,<br>不是國家承認的法律。因此,頭目嘗試阻止漢人竊取部落共有資源,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br>所有」而作出的犯罪行為。如果只考慮到現行法,一逕要求原住民族遵守接受既已存在的法<br>律制度,那就不要覺得鄒族族人用「殖民地法院」一詞來形容嘉義地院是很奇怪的事情。 <br><br> 事實上,原住民族運動現在要面對的問題就是這些在日常生活和國家法令間犬牙交錯,<br>四處竄出的文化碰撞。街頭運動和激昂的政治口號,固然可以喚起社會的注目,但是,這些<br>難堪無奈卻又層出不窮的文化碰撞,才是最活生生的挑戰。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細緻地貼<br>近原住民族的日常生活,需要改變其他族群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如果法院能夠充分瞭<br>解鄒族頭目維護傳統領域的職責,大概就不會認為頭目父子的行為是出於意圖自己或第三人<br>「不法之所有」。 <br><br> 面對這些文化碰撞的問題,其中一種解決方法就是將原住民族特殊化,例如設立「原住<br>民法庭(院)」,透過「舊慣立法」讓原住民適用原住民特別法。從理論上來看,這種作法<br>隱含著「多元文化論」的預設,認為可以透過「差異政治」來建立不同文化的主體性,進而<br>消弭歧視,解除被殖民狀態。 <br><br> 然而「多元文化論」帶來的不斷分殊化,以及文化間因而產生的「不可共量性」(inco<br>mmensurability)問題又將如何處理?法律如果還有那麼一點思辯民主的功能,似乎應該是<br>不同價值擁護者彼此溝通的平台。透過設立特別法院、舊慣立法,會不會創造出更多、更難<br>解消的歧視?而且多元文化論往往把特定族群視為一個整體,因而忽略了同一族群內部的個<br>體差異,有時甚至強化了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例如,在舊慣立法(原住民族自治)的大纛之<br>下,部落內的性別歧視待遇會不會反而受到法律予以肯定?凡此都有待進一步思辨。 <br><br> 原住民族遭遇的問題,從制度改換到理論辯證,無一不是既複雜且深邃的難題。這並非<br>單單宣示「準國與國關係」或訴諸亢奮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可以解決的,背後涉及一個龐大而<br>多層次的社會關係建構工程。除了透過鳴放獵槍、山刀出鞘,讓社會大眾感受到問題的重要<br>性之外,我們是不是能夠在煙硝散去後,耐心地從解決一個個活生生的具體個案開始?讓生<br>存與尊嚴不再只是口號而已。 <br><br> (作者為律師)
黃丞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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