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蘇慶黎

本沙龍專聘有十多位台灣著名的人文社會學者為長期顧問,從一個左翼的、批判的全球-台灣觀點,幫忙本沙龍精選海內外最重要的文章與議題,並且適時的加以眉批、評點與回應,使讀者在浩瀚的資訊中,以最短時間和最省精力來掌握當前華人知識圈的討論。更歡迎讀者的參與討論。歡迎投稿(版權為作者所有。可一稿多投)歡迎討論!
回覆文章
陳映真

紀念蘇慶黎

文章 陳映真 »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1123)<br> <br> 紀念蘇慶黎 <br> <br>陳映真   <br><br> <br><br><br> 她擅於存異求同,不以政治立場害人與人真摯的友情的性格。這真是我怎麼也學不來的為人的長處。<br><br> 十月十九日傳來慶黎在北京謝世的消息,一個人在雜亂的書房不覺嗒然。 <br><br> 一九七五年夏天從綠島回來。次年春末,在一九六八年警總新店看守所先認識的,台灣傑出的發展社會學者陳玉璽帶著蘇慶黎約在許昌街YMCA見面,慶黎當時在編一個商業性雜誌,來找我,是商討把她手上的雜誌改頭換面,「編一個進步的、人文的、思想性、綜合性雜誌」。我和玉璽兄都表示支持。<br><br> 我和玉璽兄雖然在看守所就彼此知道,但面對面說話,這也是第一次。六○年代末,美國學園因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言論自由運動等而左傾化。當時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留學的玉璽兄,受到一位日裔美籍老師的薰陶,改學激進政治經濟學,參加了當地反越戰市民遊行,不料被台灣在夏島的線民密告。夏島台灣領事要吊銷他的護照,逼他回台受審。事態緊急,他的老師立刻安排他急渡日本,交給日本華新系政界和學界加以保護。<br><br> 但冷戰時期日台間有反共的團結。玉璽兄據說被日警先打暈後,再由在日台灣特務挾持到台灣「領土」中華航空,押回台灣,秘密審判。<br><br> 日本當局這一強擄政治犯交給台灣的事件,立刻引起日本革新派政界、文化界的廣泛、強烈的抗議,對當時的台灣外交造成了不小的衝擊。一九七○年,陳玉璽列入極少數「特赦」政治犯名單中釋放,但工作和生活依然遭到嚴格監管。<br><br> 新刊物以「中華浪潮」(China Tide)為《夏潮》的英文名。一開始,蘇慶黎就發揮了作為總編輯的長才。雜誌由她組稿、約稿、催稿,然後由一個克苦勤勞的助手,當時還是大學生的吳福成送廠排字、校對、定版樣、印刷……。<br><br> 回想起來,那時還真有一個像小吳那樣滿懷熱情,物質生活窘迫、卻滿腔改造社會的意氣,讀了許多舊俄與中國三十年代小說的青年。慶黎為組稿整天到處奔波,背著一個滿是稿紙和材料的大提包,跩著廉價的「中跟」女鞋「咚、咚」地爬上婚後的我的侷促的租來的房子,喝一口茶,急著點上菸;她的菸癮真不小!就翻開她的提包拿出稿子和你討論編務。圍繞在她身邊,隨時應援她的編輯需要的,是已經過世的唐文標、陳鼓應、王曉波、我和其他的朋友,而其中以唐文標在精神上、物質上支持她最多。<br><br> 在一九七六年的台灣出現的《夏潮》,在當時台灣竟逐漸動搖了,一九五○年以降支配著台灣的兩種時而互相矛盾對立,又時而互相協調統一的思潮。一是五○年代政治肅清後,以極端反共意識形態和戒嚴體制為軸心的反共國家安全主義;另一個是主張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反共的思潮。而這互相矛盾、又互相統一的思潮,自一九五○年以後,儼然是當時台灣的「霸權論述」,莫之能攖。<br><br> 但從《夏潮》裡,人們開始理解了五四運動、特別在文學上,與台灣新文學的理論與創作實踐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成長起來的台灣新文學,特別是三十年代的台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因為與中國和日本的左翼文學有密切關係而遭到長期封禁和湮滅。《夏潮》的讀者也開始明白,世界和民族,在當前的世界秩序下,分成強大國和弱小國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而世界上有「第三世界」的民族、經濟和文學及其嚴苛的命運。《夏潮》點燃了「鄉土文學論爭」,提倡大眾的文學和民族的文學的論說,以與當時長期統治台灣文壇的歐西「現代主義」文論相抗拮。總之,《夏潮》發展了在台灣久經禁絕的新思想、新的人生和世界觀,提出了新的辭語。而為了抵禦西方大眾流行音樂對青年音樂審美的統治,發動了「唱自己的歌」運動……既挑戰了當時權力的霸權論說更影響了整整一、兩代年輕知識份子的思想。<br><br> 《夏潮》出刊後第三年的一九七九年,台灣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撤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大陸中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失去了因美國支持的台灣外交和國際合法性,國府頓時喪失了其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在美國干預和協助下,台灣反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鵲起。同年十二月爆發「美麗島事件」,國府全面鎮壓,《夏潮》和其他「黨外」刊物率皆被禁止發行。<br><br> 慶黎在編雜誌期間,和廣泛的「黨外」各路雜誌和人脈自然有了各種人與工作的聯繫。「美麗島事件」後,慶黎一度被捕,據說因健康關係不久釋放。她因而在台灣喪失了繼續工作活動的餘地。在事件後沈悶的氛圍中彼此失卻了聯絡,終於聽說她到美國讀書。當時的形勢正呼喚著理論認識的沈澱,我為她的安排高興。<br><br> 八○年代初,被壓抑的「黨外」對頓時失去統治合法性的國府當局進行廣泛的反彈。資產階級的「民主化」運動迅速向民族分離運動發展,勢如破竹,終至瓦解了近四十年的戒嚴體制。而原先的民主.反蔣運動,很快地轉換軌道,成為民主.分離運動。而後者又迅速地取得了霸權論述的地位,尤其在李氏政權以強力的政權資源,由上而下地推動脫中國論說,一時文學界、政界、文化界紛紛向脫中國論傾斜。而夏潮系的左翼的、反帝的、反獨擁中的、激進的思潮不免日益「邊緣化」。而在現實上,隨著政治上脫中國論的漲潮,不能不說,當年圍繞在夏潮周圍的一些人也開始分解,轉變了方向,投奔了脫中國、反民族的營寨。<br><br> 因此,在八○年代中後自美回台的慶黎,自然也面對了這始料不及的變局。她雖然積極參加了工黨和勞動黨的組建,但終於因為我和朋友們所不十分了然的原因選擇在高雄從事社會運動。出於彼此依賴和尊重彼此的工作與生活,我和慶黎的聯繫驟減。而這時,當年和她共同戰鬥於反國民黨民主戰線的她的「黨外」友人,在綠營中封官晉爵者大有人在。昔日「夏潮」系轉向新朝而得意者,也所在多有。而慶黎在他(她)們之間遊走,卻又始終不易其「左翼統一派」的初志,表現了她擅於存異求同,不以政治立場害人與人真摯的友情的性格。這真是我怎麼也學不來的為人的長處。<br><br> 十月二十三日,忽然想起慶黎就要在二十五日舉行遺體告別式於北京,和妻談起,都感到這永隔的不捨,就匆匆由妻用電話買定了機票。<br><br> 二十五日的北京八寶山殯儀館頗冷。化過粧的慶黎形貌安祥。這很讓朋友感到安慰。環繞著她的是五十個大陸和台灣友人、大陸對台各民間團體等的鮮生花圈……我匆匆看了一下,看到了不少台灣政治上已經殊途的朋友的名字。和「夏潮」系相關的島內團體送的花圈有七個團體。大陸上從中央到地方的對台和台灣人團體更多……。<br><br> 這使我想起慶黎的父親蘇新先生。這出身台南佳里的台灣著名革命者,從日帝時的少年時代,就投身於台灣民眾的民族民主鬥爭,並在日帝下被投獄長達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七年二月事變後,全家脫逃西渡。在慶黎一歲時,慶黎被抱在母親的懷中與父親蘇新先生「暫別」,卻不料從此父女一生隔著海峽切切思念卻終於不得一見。而環繞在慶黎遺體周圍的鮮花之海,應該是中國人民對蘇新一家為中國的變革、統一和愛國主義的事業付出重大犧牲與奉獻的禮敬與感謝之情的表現吧。<br><br> 長期來知道慶黎有病,也知道她在大陸接受最好、最盡心的照護,加上她一貫熱情積極的生活態度,總覺得安心。卻不料就走了。現在我還記得她在悼念她的花影下,身著墨綠唐裝的,安逸祥和的遺體,感覺到她和她的父母都終於得以息勞安息了。<br><br> 是的。混亂的時局是短暫的。但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將不會忘記出身台南佳里的蘇新、他的獨生女兒慶黎,和同樣為民族離散備嘗艱辛的,慶黎的母親……<br> <br> <br>

回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