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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2004——在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

文章發表於 : 2005-03-29, 08:00
孫立平(轉載)
孫立平:告別2004——在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br>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br>2005-03-21 孫立平 <br> <br> 告別2004——在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 <br><br><br> 2004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這個重要性不是表現在新的戰略、政策和理念的提出,而是<br>表現在2003年提出的一系列戰略思想的實質意義在這一年中開始逐步展示出來。對於這種新<br>的轉變,人們有許多不同的概括,如從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轉到以社會發展爲中<br>心,從經濟體制改革爲中心轉到以社會體制改革爲中心等。<br><br> 但我認爲,就目前而言,中國的經濟時代還沒有被超越。但變化確實已經在發生<br>。更確切地說,也許是一個由單中心的時代向多中心的時代的轉變正在發生。改革前我們這<br>個社會是以政治或階級鬥爭爲中心,改革以來是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通俗地說<br>,就是整個社會忙活同一件事情。在以階級鬥爭爲中心的時候,連工廠也成爲<br>階級鬥爭的單位;現在經濟建設爲中心了,一個個市長、書記都成了一個老闆。整個<br>社會忙活同一件事情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多中心時代的現實意義之一,是相對<br>於經濟發展來說,社會發展開始成爲一個相對獨立的實在目標,成爲一種相對<br>獨立的價值。<br><br> 多中心的時代是以市場和政府職能的分化爲基礎的。在這樣一個時代,市場和企<br>業當然仍然是以經濟爲中心,但政府將要開始更多地承擔起維護社會公正和促進社會<br>發展的職能。這就是近些年來人們討論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涵義。<br><br> 在具體的層面上,對於2004 年的社會生活,有三個問題是值得關注的。<br><br> 第一,在利益格局上,部分弱勢群體狀況有所好轉,總體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br><br> 目前相關的資訊有點兒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一點是,2004年農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br>增長。農民收入增長在八年徘徊之後,2004年出現較爲迅速增長。根據全國31個省(<br>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1-9月份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價格因<br>素,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br>增長最快的年份。在《CCTV2004中國經濟年度報告》的網路問卷調查中,問到“2004年中國<br>最深入人心的經濟政策”時,選“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爲13.35% ,選“農<br>民增收1號文件”的爲10.47%。分列第一二。但我們必須看到,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來<br>自國家的補貼和糧食價格的上漲,其在2005年的可持續性則是個問題。<br><br> 但另外的一組資料,卻表明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根據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抽樣<br>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7%,是全國<br>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6%,是全<br>國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爲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擴大。<br>也就是說,不同收入組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北京市統計局的資料也證明了同樣的趨<br>勢,北京市統計局的資料表明,2004年前11個月,高、低收入組的收入之比爲5.8比1<br>,與上年同期的4.7比1相比,差距又擴大。<br><br> 農民的狀況在改善,全國總體的貧富差距卻進一步拉大,究竟誰更窮了呢?這個問題是<br>耐人尋味的。一個可能性是在原來的弱勢群體包括農民中出現了進一步的分化。<br><br> 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除了農民之外,由於通貨膨脹因素,城市當中的一部分貧困群體<br>的生存狀況在惡化。我原來說過,城市群體被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可能就是物價。原來我們<br>調查發現,城市貧困群體的生活還能湊合下去,還能維持,有幾個因素在起作用,一個是非<br>正式的就業機會比較多,一個是社會支援系統在起一定作用,比如家庭,還有一個就是最近<br>幾年經濟低迷物價在下降,特別是生活必須品的物價。但是2004 年的情況不同了,雖然從總<br>體上來說通貨膨脹的資料不是很高,但是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對這部分人影響比較大<br>。對這些人來說這可能就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br><br> 第二,在社會結構上,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利益集團化過程開始,中下層分化加劇,<br>精英與大衆的斷裂凸現。<br><br> 上述關於利益格局的模糊資料也許是表明了一個現象,中層和下層之間的分化可能在進<br>一步的突出。我們過去講中國社會分化的時候,更多的講的是上層和下層的分化,而且都是<br>假定上層是一個很小的數量,很大的一個數量是下層。現在可能出現的一個問題是,原來大<br>體上都屬於下層那部分當中出現了分化,即中下層之間的分化。2003年,中國貧困人口<br>234;2900萬,比2002年還增加了80萬。而且,其測算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幣637元以下,<br>每天不足2元人民幣。2004年的相關資料還沒有出來,但從上面的資料來分析,整個數位擴大<br>的可能性是存在的。<br><br> 這種分化與2003年—2004年整個社會的背景有關係,整個背景就是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br>相結合。在這當中不同群體在的損益是不一樣的,有的在這個交織當中總的收益要更大,或<br>者說沒有什麽損失。另外的一部分群體,它的收益要小於在通貨膨脹中的損失,或者<br>說光承受了通貨膨脹的代價,但是沒有從快速的經濟增長當中獲得好處。正是在這樣的一種<br>背景下開始出現中下層之間的分化。在上述央視問卷調查中,問到“2004年中國最令人難忘<br>的經濟事件”時,有兩項是關於物價的。其中“國際油價上漲 中國面臨考驗”爲8.8<br>4%,“糧價上漲”7.97%,分列第二三。說明通貨膨脹因素對社會生活影響之大。<br><br> 同時,精英和大衆之間的裂痕進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郎咸平引起的爭論。其中<br>的是非姑且不論,但人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其中講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道理。你很難說哪套<br>道理對哪套道理錯,因爲這是不同的利益。在這當中精英和民衆之間的裂痕已<br>經在大大地加深了。在網路上,人們可以看到對精英的奚落和羞辱在越來越多。而精英本身<br>似乎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當房地産商說,我們是給富人蓋房子而不是給窮人蓋房<br>子的時候,當北京的計程車公司所有者說換什麽樣的車型是我們公司的事情,與消費<br>者有什麽關係的時候,當有的知識精英說普通老百姓反對我的觀點恰好說明我正確的<br>時候,我們既可以體會到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也可以體會到精英與大衆的裂痕在加深<br>。大衆和精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什麽情況的出現?2004年年中的時候我講到過<br>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的結構形成問題。網上也有人講這種結構的行爲特徵,叫作<br>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應當說這是值得警惕的趨勢。<br><br> 在這種結構背景之下,我們應當關注利益集團化的問題,即利益集團的生長及其對宏觀<br>經濟社會政策的影響。2003年房地産商成功的反對掉了121文件。2004年利益集團的行<br>爲就更是明顯。北京的計程車行業在車型更換中體現了自己的意志,足球革命雖然可<br>能失敗,但卻對行政體制發出了迄今最大張旗鼓的叫板,還有年底民營企業反對成品油經營<br>壟斷的呼聲。這說明,經過20年市場的發育,利益在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在形成。從某<br>種意義上說,中國已經開始進入集團性利益博弈的時代。但目前的問題是,第一,強勢群體<br>與弱勢群體發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爲兩者提供的空間也不一樣。第二,缺乏規範<br>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br><br> 第三,在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方面,大體的判斷是,政治基本穩定,社會矛盾突出。<br><br> 根據有關報道,2004年的利益表達事件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在前10個月,除西藏外,在<br>全國31個省市中,有337個地級市和1955個縣發生過未經核准的100人以上的遊行集會活動事<br>件。其中,城市每天發生120至250件。農村每天發生90至160件。而上訪包括集體上訪的數量<br>仍然居高不下,由征地和拆遷引起的上訪數量明顯增加。征地、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勞<br>工權益,成爲導致利益矛盾的基本原因。其中相當一部分增加的上訪者是因失去土地<br>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補償的農民。<br><br> 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整個社會政治基本穩定。現在有一個問題,人們一講社會矛盾突<br>出的時候就說要什麽樣的危機,並習慣性地將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與政治穩定聯繫在<br>一起。其實目前的群體事件主要是利益表達,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程度很低,對政治穩定<br>的影響相對有限。社會矛盾主要通過治安惡化、犯罪增加的方式來體現。可以認爲,<br>中國目前不存在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我們應當看到,政治穩定的基本機制在開始形成<br>。現在政府掌握的資源,積累的處理突發事件的經驗,精英的聯盟,還有底層的碎片化,都<br>使得這個社會在政治上趨於相對穩定。這正好是冒點風險解決社會矛盾的好時機。<br><br> 2005年將是促進和諧社會建立的關鍵一年。和諧社會可能有許多種含義,但是就目前的<br>情況而言,可以說和諧的基本涵義就是利益均衡。建立和諧社會就是建立一個以利益大體均<br>衡爲基礎的社會。從另一個角度說,和諧社會就是利益表達的規範化和制度化。<br><br>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經過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但是和市場經濟相配<br>套的利益均衡的機制則是相當不完備的。人們在講好市場、壞市場,但人們往往將壞市場理<br>解爲可能是市場本身有問題。從一個方面看這是對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和市<br>場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和機制,這個市場也可能是壞的,完善的市場本身也可能是壞的。社會<br>學認爲,市場是嵌入於社會當中的,是一種社會結構。市場的結果不僅僅取決於市場<br>本身,也取決於與市場相關的其他制度和機制。現在我們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不是倒退到<br>舊的體制當中去,如郎咸平討論中有人擔心的那樣。這個危險已經很小了,真正的危險是我<br>們建立了一個壞的市場經濟,從而敗壞了市場經濟的名聲,從而改變了市場經濟的前景。<br><br> 解決利益格局失衡的關鍵是解決權利失衡的問題,特別是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br>權利失衡。因爲兩邊合法性的表達渠道都沒有,這個就只能靠實力。強勢群體可以依<br>靠實力爲自己爭取利益,但是弱勢群體的這種能力很弱。要解決權利失衡的問題,有<br>如下的幾個機制是需要確立的。<br><br> 首先,利益表達機制。現在我們只有信訪,利益表達的機制還相當有限。在2004年,信<br>訪制度改革的問題已經提了出來。但僅有信訪機制還是不夠,利益表達機制建設的任務還有<br>很長的路要走。<br><br> 其次,組織機制。組織機制的一個作用就是利益和要求的凝聚,使之能夠接近決策層面<br>,增加可處理性。沒有這個東西大家只能喊口號。一個很好的迹象就是,全國總工會<br>在年底有了一系列的動作。第一,堅定支援工人在三資企業建立工會。第二,支援來自農村<br>的工人加入工會。第三,對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全國總工會向政府提出建議:出臺企業<br>工資支付信用制度、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支付報告制度、欠薪保障制度等,杜絕拖欠工資現<br>象的産生;建議在各類企業廣泛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工資決定和正常調整機<br>制;建議勞動監察部門嚴格執法,除責令欠薪企業補發所欠工資外,還必須支付法定數額的<br>賠償金。全國總工會還建議修改刑法,對重大、惡性欠薪企業負責人追究刑事責任。<br><br> 再次,是政府處理利益衝突的制度化機制。我們可以看到,在2004年處理一系列利益矛<br>盾和利益衝突的時候,這樣的機制在開始形成的過程中。比如,在銀川市政府處理計程車停<br>運事件的具體方式上,就明顯體現出這一點。這種處理利益衝突的方式,至少是由下面三點<br>構成的。第一,實事求是地承認原來出臺的“規定”或“辦法”是有問題的。第二,對大規<br>模的停運事件沒有採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暫緩執行有關規定的退讓或妥協方式化解了<br>衝突。第三,在衝突中,出現了攔截、襲擊仍在運營的計程車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br>29234;,警方抓獲鬧事嫌疑人員127人,依法處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們可以將這三<br>種做法看作是解決這個事件方式的一種組合。但是問題現在這個機制還沒有制度化。<br><br> 和諧社會不是一個沒有利益衝突的社會,相反,和諧社會是一個能夠容納衝突並能夠用<br>制度化的方式解決衝突的社會,是一個通過衝突和解決衝突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