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區別:人文科學被踢出大學校園后的遭遇(特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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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知識分子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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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到哪里去了?<br><br>作者:馬克•奧本海默 著 吳萬偉 譯<br><br>作者簡介:<br>馬克•奧本海默(Mark Oppenheimer)是半年刊評論雜志《In Character》的編輯,《<br>前瞻》(The Forward)的書評家。目前正在撰寫關於美國演講術的書。<br><br>也許我們可以把人們分為兩種:一種是對6月去世的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br>ein)感到非常悲傷的人,一種是從來沒有聽說過她的人。作為《紐約書評》(The New Yor<br>k Review of Books)的創辦人之一,愛潑斯坦相對來說是個名氣不大的美國人,雖然自從1<br>963年以來她就在《紐約書評》做編輯,先負責書籍,后來編輯長篇文章。她在文學界非常有<br>名,但是在文學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她是誰,不像比如歌手艾米納姆(Eminem)或者作家<br>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那樣人人皆知。我讀到過的關於她的紀念文章大多目光<br>短淺。由於是崇拜者所寫,這些文章當然認為她是名人,在作家的朋友圈子中她確實名氣很<br>大。不過在我認識的人中,知道她是誰的人很少。<br><br>  1997年開始攻讀美國宗教學博士學位的時候,我期待研究生同學應該都很了解評論雜志<br>。畢竟,我對該專業的熱情就是來自那些嚴肅雜志上刊登的為非專業人士寫的文章和書評,<br>這些文章讓你瀏覽專家的世界。我期待別人也是通過涉獵這些雜志選定了感興趣的領域,我<br>天真地認為20多歲的男女研究生閱讀的雜志應該是《紐約評論》(The New York Review)、<br>《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異議人士》(Dissent)、《黨派評<br>論》(Partisan Review)、《評論》(Commentary)、《首要問題》(First Things)等。<br>我得承認這些雜志中的任何一種我都不是經常閱讀的,有些甚至從來沒有讀過(比如2003年<br>停辦的《黨派評論》)但是那些雜志是我認為應該閱讀的,如果不讀,心里會覺得有愧。我<br>知道,同學們喜歡的雜志是不一樣的,比如保守派會閱讀《新批評》(The New Criterion)<br>而不是《異議人士》,但是他們共同都有一種對平凡書頁上表現出來的思想生活的普遍認同<br>。<br><br>  這樣的期待聽起來好像是很特別。從更廣泛、更開明的角度看,難道我沒有希望研究生<br>們聰明勤奮、文化修養高、同情心強嗎?當然,是的,那樣當然好,不過如果你問我希望他<br>們和我共同擁有的特征是什麼的話,經驗告訴我就是趣味相投能夠下班后抓來一起去喝一杯<br>的人的象征。這個特征就是“訂閱,或者在圖書館閱讀文學,智慧季刊和書評”。我能夠在<br>生活的其他領域找到有頭腦,有思想,有趣味,有魅力,有幽默感的人。但是《紐約評論》<br>這種雜志的讀者中間共有的氣質我從來沒有在別的地方發現過。<br><br>  但是在研究生院讀了6年書后,我發現定期閱讀這些雜志的其他學生不到三個。后來我得<br>知可能還有幾個,其他學生不僅要在專業上繼續深造,而且要加入過去常常被稱為一知半解<br>的半吊子團體。研究生院的兩位不是很熟悉的同學創辦模仿昔日《黨派評論》風格的刊物《<br>n+1》,我目前就在編輯這樣的刊物。不過,雖然只有百十個人,我們也不能相互認識。這個<br>團體向來都是勾心斗角的。我發現為愛波斯坦祈禱的研究生不超過10人,這真是學術界可悲<br>的罪過。她本來應該在我的同行中非常有名的,如果我們中間相當數量的人閱讀把學術界的<br>話題和純文學介紹給感興趣的大眾的刊物,我們本來可以坐下來喝咖啡,暢談雜志的內容。<br>可是,讓人擔心的是學界和大眾相互脫離,這對學者和普通讀者都是不健康的,值得人們重<br>視,以希望能夠得到改善。<br><br>  有很多文章談到學者和“現實世界”脫離,學術寫作和大眾寫作的分裂,但是探討學術<br>界內部的分裂的文章就少多了。學術界中一派擔心學術研究大眾化,一派喜歡閱讀大眾化刊<br>物,或者至少覺得有專業上的責任知道學術普及工作者是那些人。在同一個系里工作的人里<br>面,可能有個影響遠遠超過學術界的教授---常常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同時有學生,或者年<br>輕教授,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同事如何積累如此能量,如今開始發揮威力了。<br><br>  比如,美國曆史界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布朗大學曆史教授戈登•伍德(Gordon <br>S. Wood)。我認識的美國史研究生只有個別人意識到他對千百萬美國人學習曆史產生的巨大<br>影響。他是《紐約評論》關於美國革命時期的書籍的主要書評家,所以他對重要的,剛出版<br>的曆史著作的觀點是被幾萬大學教授,法學院教授,記者,全國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br>c Radio)主持人和制片人,還有各種各樣感興趣的人士閱讀的,作為整體,這些人通過電視<br>節目,教材和報紙文章等改變我們獲取營養的敘述方式。甚至在電影《驕陽似我》/《心靈捕<br>手》(Good Will Hunting)中馬特•達蒙(Matt Damon)都提到還為《新共和》(Th<br>e New Republic)撰寫書評的伍德。《新共和》雜志也給予個別教授如辛•威蘭茨(S<br>ean Wilentz)很多的機會發表對美國史新作的評論。<br><br>  不是伍德,威蘭茨,蓋瑞•威爾斯(Garry Wills), 克里絲汀•斯坦塞爾(C<br>hristine Stansell),愛德蒙德•摩根(Edmund S. Morgan),喬治•弗雷德里克<br>森(George M. Frederickson)控制美國人對曆史的看法,他們的影響比暢銷書作家比如大<br>衛•麥庫羅(David McCullough)要小,但是他們擁有的影響來自為學術界甚至更廣泛<br>的文化界核心的雜志寫的文章。他們為喜歡閱讀新聞報道的人解釋學術著作,他們的觀點用<br>我們難以測量的方式傳播開來,並產生回響和震動。<br><br>  我認識的研究生根本不知道對這個過程,他們只知道戈登•伍德是《美國革命的極<br>端主義》(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作者,不清楚多數美國人是通<br>過他的書評認識他的。換句話說,他們知道伍德是個教授,卻不知他是用特別的權力對美國<br>曆史施加其影響的人。同學們知道《美國曆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的<br>辯論,但是不知道這些辯論怎麼被簡化,被清楚展現在《紐約評論》《紐約時報書評》《倫<br>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等刊物。這種情況在別的學科或許不完全<br>一樣。比如,人類學的學生到處尋找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著作,<br>包括他在非學術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年輕的政治學學者可能閱讀邁克爾•沃爾澤(Mic<br>hael Walzer)和簡•愛爾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在大眾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和<br>評論。但是在人文科學,曆史,文學,哲學領域,我認識的許多學生,甚至包括許多教授並<br>不經常閱讀向普通讀者介紹學者觀點的雜志。<br><br>  這樣的無知讓研究生只能留守所在院系的貧民窟甚至院系內部的小集團里。公共知識分<br>子的工作對年輕學者非常重要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幫助學者進行跨越學科之間的交流。比如,<br>我是宗教系的學生,但是我的專業興趣是美國宗教史,這和研究佛教,新約全書批評,或者<br>伊斯蘭法律的同學沒有多少共同語言。有些朋友獲得美國學的學位,不過他們研究的是19世<br>紀的物質文化,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們的重要專業雜志《美國曆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br>merican History)和《美國學雜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而我看的雜志《<br>宗教和美國文化》(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和《宗教史》(Church History)他<br>們從來沒有看過。但是如果我們都閱讀過上文提到的刊物,或者刊登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眾<br>多話題的文章的刊物如《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或者《威爾遜季刊》(The <br>Wilson Quarterly)我們就能夠和工作在我們自己狹窄的專業領域之外的學者進行對話。<br><br>  課外閱讀也能產生社會上的好處。人們都知道研究生常常感到孤獨,在情緒糟糕的時候<br>,他們甚至感到自己的生活沒有目標,迷茫彷徨,沒有意義。這讓你覺得不辭勞苦、花費多<br>年時間研究的課題是沒有多少人感興趣的,研究出來的成果也不能明顯增加世界的知識。當<br>然要讓研究生們相互交流,總需要可以談論的東西。這是通過安排研究生看電影來形成親密<br>無間情誼的管理者所忽略的明顯問題。管理者暗自竊笑爭議不斷的研究生會的活動主要是出<br>於改善社會生活的需要,或者是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合法斗爭。活動的比例是錯的,通常的<br>情況下,可能是20%的社會生活,80%的政治斗爭,但這是真正的深刻見解。我在讀研究生的<br>時候,可以和化學系的學生,昆蟲學系的學生討論研究生會的政治斗爭,可我沒有辦法同任<br>何人討論《紐約評論》的話題。<br><br>  因為閱讀這些刊物對個人成長和智慧擴展上的好處,教授應該敦促學生閱讀這些雜志。<br>年輕的學者應該看到有些深奧的學術著作確實需要面向普通讀者的書評介紹的事實。每過幾<br>個月,就有一本顯然是從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書籍在全國性的刊物上被醒目地評論,這種評<br>論是為多元化的非專業的讀者而作的。教授應該告訴學生“你看到戈德哈根(Goldhagen)對<br>《希特勒的自願者行刑隊》(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的評論嗎?那是他在哈佛<br>讀書時的博士論文。現在你也可以寫這樣的書。”而且,通過閱讀這些評論,學生能夠意識<br>到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那些是清楚的哪些是不清楚的。而這個認識又反過來幫助自己的寫作<br>。<br><br>  不是所有的博士生都需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大學<br>教師。但是研究生和年輕學者應該認識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認識到大學教師一直是公共<br>知識分子最好的典範,通過在非學術性刊物上閱讀學者的著作來實現。正是霍夫斯塔特(Ri<br>chard Hofstadter)的專業素養加上流暢迷人的文筆讓他的文章成為反駁麥卡錫分子(McCa<br>rthyite)陰謀理論家的強有力的聲音。他最偉大的文章首先發表在《哈波斯》(Harper’s<br>)上。類似的,盡管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被廣泛閱讀的曆史著作是對南方的吉姆<br>•克羅(Jim Crow)學識上的攻擊。但是如果學生沒能理解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沒有<br>充分了解他們專業的曆史,就可能讓人遺憾地低估自己學術著作的潛在的意義以及這些著作<br>在影響公眾對話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br><br>  當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2002年因患癌症去世的時候,<br>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那誰來向人們解釋達爾文的思想呢?”當然,其他人繼續值班對抗無知<br>,反動和上帝造人論的力量:如艾倫•奧爾(H. Allen Orr),威爾遜(E.O. Wilson)<br>,斯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erg),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溫迪<br>•柯米納(Wendy Kaminer)等等。但是他們人數太少,而他們的對手太強大。生物學<br>課程是否教學生怎樣撰寫認真的駁斥智慧設計的文章嗎?如果沒有,他們至少為學生訂購刊<br>登這些文章的雜志。不久以前,我在《紐約評論》上吃驚地看到紐約大學曆史教授托尼R<br>26;賈特(Tony Judt)對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冷戰著<br>作的辛辣抨擊。但是加迪斯的學生有多少人看到他們的教授在報刊上被人剝掉了皮呢?學生<br>們不應該被蒙在鼓里,要了解學者之間丑惡的,血腥的殘酷撕殺。在這個事件中,其中一人<br>已經成為指控布什總統伊拉克戰爭的熱情支持者,雖然有些保留。爭奪戰非常激烈,學術界<br>的爭論並不總是純粹學術性的。<br><br>  不過,教授督促學生閱讀《紐約評論》《紐約時報書評》並不是完美的解決辦法。我甚<br>至不敢肯定有多少教授閱讀這些雜志。在人文專業以外,我懷疑大學老師中很少的人閱讀面<br>向非專業人士的智慧性刊物。現在由於博客和網絡文摘超級連接的書評文章,你不用定期閱<br>讀任何雜志就可以跟上文化的潮流,你可以簡單地通過Google或者學術期刊全文庫(Jstor)<br>發現對於你的書或者你的同事的書的評論。<br><br>  我只能想出另外一個前途光明的解決辦法。我長期以來相信研究生院的招生委員會應該<br>採取不同的招生辦法。不是要求本科論文指導教師的推荐信,招生委員會應該判斷申請者是<br>否是個知識分子。他們應該問申請者“你在準備攻讀的專業方向之外都讀些什麼?你最喜歡<br>的書是什麼?你最希望到什麼地方旅行?為什麼?閱讀的雜志有哪些?如果學生沒有旅行的<br>熱情,除了自己的本科專業之外閱讀面不廣,對學術界的辯論問題不感興趣,他決不可能是<br>個好的學者候選人。或許他聰明,善良,忠誠,在很多領域都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不是美國<br>學術界需要的繼承人。<br><br>  (譯自:Where have all intellectuals gone? By MARK OPPENHEIMER<br><br>  http://chronicle.com/temp/email2.php?id=N2MtwwJyjJhnyWzbFfhrRgyr4dtdc8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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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抄襲者:抓住自己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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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者:抓住自己的線索<br><br>作者:蘇珊•道格拉斯 著 吳萬偉 譯<br><br>作者簡介:<br>蘇珊•道格拉斯(Susan J. Douglas)密執安大學傳播學教授,著有《母親的神話:母<br>親的理想化及其對女人的傷害》(The Mommy Myth: The Idealization of Motherhood and<br> How it Has Undermined Women)<br><br>國際邊緣按:當記者或文化人作為公共知識份子時,可能會出現抄襲學術專業者的問題....<br><br><br>在新聞界,在暢銷書作者中間,在大學校園,在因特網上的抄襲現象越來越嚴重。但是我們<br>這些受害者偏偏不能大聲講出自己的遭遇。如果真這麼做了,就有人指責我們“吃不著葡萄<br>說葡萄酸。”<br><br>  雖然偶爾有些倒霉蛋因為編造假新聞(如記者杰森•布萊爾(Jayson Blair)或者<br>因為從其他報紙抄襲(如最近紐約郵報記者安迪•格勒(Andy Geller)被開除或者勒<br>令停職等,但是越來越多的情況是,這個說法受到保護:只要我用自己的話說出來,可以偷<br>用你我想要的任何觀點。<br><br>  我們的教育者本來應教給學生智慧上的剽竊是他們在大學里犯下的最嚴重罪行,但是這<br>些學生卻看到各種各樣的人,從曆史學家多麗斯•基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br>ns Goodwin)到美女作家安•庫特(Ann Coulter)從剽竊中獲得利益。2005年的一項<br>研究發現70%的本科生說他們曾經抄襲,為什麼不呢?<br><br>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暴露了新聞界和出版界對抄襲標準的寬松程度。7月初,紐約郵報(<br>The New York Post)報道說提供辨認抄襲服務的公司(iParadigms)的約翰•巴里(<br>John Barrie)發現最近為安•庫特帶來巨大聲譽和財富的著作《不要上帝:自由主義教<br>》(Godless)的“抄襲問題”。有嫌疑的段落來自計划中的母刊物《舊金山記事》(San Fra<br>ncisco Chronicle)和緬因州波特蘭(Portland)的一家報紙,一段24個字,一段33個字。<br><br><br>  庫特的出版商Crown對此回應說“我們的作者在這個微小片段中使用的字數這麼少根本就<br>不用指明出處。”同樣的,購買她的專欄的通用特稿社(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也駁<br>斥了這些指控“你可以採用很多方式重新描述事實,碰巧和別的文章吻合不能算作抄襲。”<br>正如在沙龍里人們問格利弗(Tim Grieve)的話“作者抄了多少字以后就可以被認定為抄襲<br>了呢?”答案好像是要看她能為公司撈多少錢了。<br><br>  另外一件事,迪斯尼經典名片《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的作者帕米拉•特<br>拉弗斯(Pamela Travers)最權威的傳記《她來自天空》(Out of the Sky She Came)的作<br>者瓦雷利•勞森(Valerie Lawson)發現她的很多研究成果被弗拉納根(Caitlin Fla<br>nagan)發表在《紐約客》的文章作為原創成果使用。弗拉納根曾經採訪過勞森,但是在她的<br>書中根本沒有提。2006年元月2月期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br>w)重新發表了勞森和《紐約客》編輯關於抄襲的來往電子信件。<br><br>  勞森提供了一個又一個例子說明以前根本不為人們所知的關於特拉弗斯的資訊神祕地出<br>現在弗拉納根的文章里,而且從不注明出處。“她的文章中很多東西都不能得到她的採訪的<br>支持,”勞森諷刺地說“因為這些資訊都來自文章或者已經去世的人的通信。”<br><br>  《紐約客》堅持說弗拉納根進行了支持她觀點的研究,回答說“文章中對於使用你的內<br>容已經給出了充分的說明。”雜志社拒絕發表勞森最初的投訴信,相反他們建議她給他們寫<br>一封信感謝雜志社的文章提醒人們回憶起《歡樂滿人間》的作者。<br><br>  我自己遭遇的被人抄襲經曆同樣讓人非常生氣。2004年2月,梅雷迪斯•邁克爾(<br>Meredith Michaels)和我出版了《母親的神話:母親的理想化及其對女人的傷害》(The M<br>ommy Myth: The Idealization of Motherhood and How It Has Undermined Women)一年后<br>,記者朱迪絲•華納(Judith Warner)出版了她同樣題材的書《完美的瘋狂》(Perf<br>ect Madness),是關於圍繞做母親難以達到的標準的內容。其中很多觀點逐一與我們的書對<br>應。我們列舉了整整六頁讓人懷疑的雷同之處,沒有一處注明來源。像勞森一樣,我們看到<br>自己的科研成果被人剽竊,但是因為沒有長篇大論的雷同文字,我們沒有任何辦法。而且,<br>人家還告訴我們如果把事情捅出去,會傷害到自己。名譽受損的不是她而是作為充滿怨恨的<br>牢騷者的我們。畢竟作為《新聞周刊》(Newsweek )的記者,人家的書已經作為該刊物的封<br>面故事廣為人知,而我們的書默默無聞。難道不是吃醋了嗎?<br><br>  在當今超級商業化和反智慧的大環境下面,只有大公司和出版商才能夠有錢保護商標,<br>專利和版權問題。名氣大,能夠為公司創造利潤的大牌記者是受到保護的,除非他們大量抄<br>襲而且鐵證如山不容抵賴。庫特案件說明我們或許處在對未來暢銷書作家抄多少字算作抄襲<br>越來越寬容的下滑趨勢中,很容易就掉入谷底。<br><br>  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在資料室艱苦工作,跟蹤採訪名人,檢驗事實,努力創造關於世界<br>,曆史,文化和社會新觀點的人,忘掉它吧。你的工作是個越來越公平的游戲。<br><br>(國邊按:最後一句是誤譯,應為「你的辛苦工作將是別人可以任意捕捉的獵物」)<br><br>  (譯自:“Plagiarists: Catch Your Own Clue” By Susan J. Douglas<br><br>  http://www.inthesetimes.com/site/main/article/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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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區別:人文科學被踢出大學校園后的遭遇(特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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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克•邁爾斯 著 吳萬偉 譯<br><br>出處:學術中國 2006/10/12 <br><br>如果大學教授是在莊稼地上耕作的農夫,知識分子就是跨越很多莊稼地追捕獵物的獵人,誰<br>是丟掉工作的人呢?<br><br>  杰克•邁爾斯是吉•保羅•蓋提信托基金(J.Paul Getty Trust)總裁<br>的高級顧問,著有《上帝傳》(God: A Biography)本文的部分內容曾在1997年11月舊金山<br>“聖經文學協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年會上作為大會發言的內容。<br><br>  越來越多的大學如今採取了市場模式,不是教學生傳統上必須掌握的東西,而是學生想<br>學什麼就教什麼。人文學科越來越多地被排擠出課程表。最近哈佛雜志(Harvard magazine<br>)上的文章中有下面一段有意義的話:<br><br>  從1970年到1994年美國授予文學學士學位的人數增加了39%。在高等教育的所有學士學位<br>中,有三個專業的人數增加了5到10倍:電腦與資訊技術,保鏢服務(protective services<br>),交通運輸與物資運送。本來就很大的醫療衛生和公共管理專業的人數增加了三倍。本來<br>就熱門的企業管理增加了兩倍。在1971年,商學院授予的學位比英語學院多78%。到了1994年<br>,商學院比英語學院多4倍,成為最大的專業。英語,外語,哲學,宗教等專業的人數都減少<br>了,曆史也減少了。在學業能力測試預考(Preliminary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只<br>有9%的學生對人文科學感興趣。(1)<br><br>  人文科學雖然還沒有消失,但是好像已經被高等教育拋棄,因為課程設置受到美國經濟<br>狹隘需要越來越大的影響。上述引文的作者是英語教授,提出統計結果就是要呼吁重新振興<br>人文科學的教育改革,但是他們的證據顯示文科復興不大可能。要想保持文學傳統不死,美<br>國文化看來非要尋找到其他載體不可了。<br><br>  大學的就業問題<br><br>  與大學校園的文學藝術衰落不同,但是有密切關係的是大學教學的非專業化或者無產階<br>級化。就像美國的勞工市場一樣,大學里的就業市場管理目標也是盡可能少地聘用長期的,<br>固定工資雇員,盡可能多地把工作量轉移給按工計酬的臨時雇員,這些臨時雇員很少能得到<br>正式同事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在《新共和》(New The Republic)的文章中,邁克爾R<br>26;沃爾澤(Michael Walzer)注意到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的罷工<br>勝利最近引人注目之處不是為提高工資的傳統意義上的罷工,而是為了集體抵制公司將正式<br>工轉變為兼職雇員。UPS正式雇員可以享受工資,工作安全和各種福利,兼職雇員就不能全部<br>享受這些。沃爾澤接著說這種轉變在大學里已經推行很長時間了:<br><br>  本科生教學越來越多的課程由各種各樣的助手或兼職教師擔任,這些人多數只能跟學校<br>簽訂短期聘用合同,不能指望正常的學術職稱晉昇。現在人們可以想象美國經濟的狀況,其<br>勞動力分為全職精英和兼職大眾,后者數目龐大,倍受折磨和剝削,不停地從一個兼職工作<br>轉向另外一個。他們缺乏安全感,神經緊張,很少能夠收支相抵。正如1840年和1997年美國<br>經濟兩次向世界表明的那樣,為了達到最大限度的效率,可以隨意裁減工人,雇傭打工者,<br>如果情況發生變化,他們沒有任何怨言地離開。”(2)<br><br>  沃爾澤談論的現象究竟有多嚴重?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前校長,現在是吉•保羅&<br>#8226;蓋提信托基金(J.Paul Getty Trust)CEO的巴里•穆尼玆(Barry Munitz)估<br>計在加州高等教育中(包括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在內)所有課程中有將近一半是由這些可以<br>隨意聘用的老師完成的。(3)如果兼職老師擔任的所有課時都由全職老師來教的話,博士太多<br>的現象馬上就變成博士短缺了,這就是統計學案例。因而,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br>e Association)研究生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馬克•凱利(Mark R. Kelley)和威廉&#<br>8226;帕納派克(William Pannapacker)指出:<br><br>  我們已經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要不是兼職老師崗位的大量增加,絕對不會有博士的過量<br>供應。事實上,如果所有的大學和學院教學工作由具備博士學位的全職老師擔任,我們將面<br>臨威廉•博文(William G. Bowen)和朱利葉•索薩(Julie Ann Sosa)在1989<br>年預測的博士短缺危機。(Prospects for Faculty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A Study <br>of Factors Affecting Demand and Supply, 1987 to 2012)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被大<br>眾媒體廣泛傳播的這些預測,導致了這麼多的畢業生和新博士獲得者放棄其他職業,開始博<br>士學位攻讀。(4)<br><br>  不管這種平衡的確切比例是多少,非常清楚的是隨著課堂教學由兼職老師擔任的比例不<br>斷增加,剛獲得博士學位的人獲得正式全職工作的可能性在減少,即使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br>減少的情況下也是如此。<br><br>  大學里的貴族,那些擁有終身教授職務的人,已經非常丟人地串通一氣,促成一學術上<br>的奴隸階層,以補貼他們中上層的收入。但是這些奴隸會慢慢取代貴族,因為后者要退休,<br>取而代之的是奴隸而不是其他貴族。簡單來說,被取而代之的正是終身教授享受的,新博士<br>獲得者苦苦追求的職業本身。(5)這個職業雖然包括教學,但並不局限在兼職教師擔任的那種<br>狹隘的教學範圍內。再過一段時間,每年進入大學就業市場的許多野心勃勃的教授中雖有一<br>些人得到終身教職,但更多的人將得不到終身教職,甚至不能被長期聘用,一些運氣和智慧<br>不如人的倒霉蛋可能淪落為大學里的永久打工者,其他有本事的人可能離開大學到別的地方<br>尋求發展。<br><br>  X = (大學教授 – 學術) + (大學圖書館 – 大學)<br><br>  這正是該故事在文化上有意思的地方。如果1998年6月后獲得博士學位的所有文科畢業生<br>中的一半(保守估計)加入已經非常龐大的沒有永久固定教授崗位的隊伍,那麼大學校園外<br>存在的一個專家團體被重新賦予特權后,填補學術界由於人文學科不斷減少投資規模造成的<br>斷裂和空白。也就是說,這些校園外的人文學科學者將成為大學教授無法履行職責的人文傳<br>統的載體。<br><br>  “自由職業者”(free lance)的說法因此是個很有意思的用語,它的反面是從來沒有<br>使用過的詞“獲得報酬的騎兵或者戰士”(paid lance or soldier)。說到底它來自意大利<br>語(soldiere),意思是接受工資(soldi)的人。在美國的大學里,當我們問大學教授在什<br>麼地方用什麼方式進入普通的勞動力市場---從終身教授變成了自由職業者---,三個相互關<br>係的問題就出現在很少考慮這些問題的大學面前。<br><br>  首先,不屬於任何一個大學的自由作家或者思想家能夠聯合起來形成有別於由大學教授<br>組織起來的文科知識分子群體的新形式嗎?<br><br>  這個前景比剛開始的預料可能性更大。喬治•丹尼斯•奧布萊恩(George D<br>ennis O’Brien)在一本名為《高等教育的欺騙陳述》(All the Essential Half-Truths <br>About Higher Education)的書中寫到:<br><br>  大量臨時外聘老師的出現或許被普遍認為是校方讓人討厭的伎倆,是試圖平衡學校預算<br>。但是正式全職教授可能對這種新機制下的教育經濟做出反應。可能策略的明顯例子是在英<br>國發生的“特許權”(franchising)運動。阿伯斯奇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berswych<br>)認為承擔不起講授某個專業課程的費用(比如物理學),所以授權博斯威特大學(Univer<br>sity of Bosthlewaite)為其上課,該校教師非常願意接受穩定工作機會的。接下來一步就非<br>常明顯:博斯威特大學的教授形成一個物理學老師的私人團體,在英國各地從事這種服務。<br>不是任何大學都配備終身教職的老師,有時候老師會多余,成為負擔,現在大學可以與愛因<br>斯坦協會簽訂合同聘請需要的物理老師。物理教學就像餐飲服務一樣可以採用外購的辦法。<br>(6)<br><br>  但是如果全職教師可以組織起來創立這種“全新的機制”,臨時教師同樣可以這麼做。<br>如果他們自己不組織起來,別人也會把他們組織起來。既然風險投資已經進入網絡教育領域<br>,形成全面培訓的,隨時可以提供服務的勞動力大軍,這已經成為潛在的龐大資產。臨時教<br>工是商業化網絡教育的教師來源,就像外國醫生或者非名牌醫學院畢業的人過去和現在都到<br>保險公司的“管理醫療”(managed care)部門工作,這些公司把醫療保險收入的相當部分<br>裝入自己腰包。”<br><br>  第二,不管大學教學是否用這種方式重新組織起來,是否需要來自別的文化機構的學界<br>移民提供美國所需的營養呢?能夠想象這個國家的大學教授成為自己國家的難民,就像希特<br>勒上台后從歐洲逃亡美國的有才華的猶太人知識分子?<br><br>  第三,(我相信是可能性最大的結果)被大學拒絕永久聘用的甚至從來沒有被聘用過的<br>學者在大學校園外的經曆是否能夠融合自己的學術訓練,從而產生業余愛好性質的人文科學<br>研究和出版的新風格?對於保存和重新定義中世紀人文科學的修道士來說,世俗的學問是一<br>種愛好而非職業。如果人文科學研究對於除了個別人外的多數人來說不是獲得豐厚回報的職<br>業,如果有美國的文化部長的話,他會很想知道誰能把文化傳統作為愛好來追求,讓它經久<br>不衰。變化往往是從邊緣開始的。正如我們知道的,美國高等教育的主流演員們在最近幾十<br>年來一直是大學管理者,終身教職的教師以及學生。臨時教工處於邊緣地位。但引人注目的<br>是,非教學工作人員同樣處於邊緣地位。他們同樣被貶低了,不管智慧水平如何。首先我想<br>到大學里面的非教學人員的三個類別:圖書館長,博物館主任,電腦中心主任。如果彼得&#<br>8226;杜拉克(Peter Drucker)是對的,也就是說三十年后我們目前所了解的大學已經不復<br>存在(7),我們是否認為大學圖書館,大學藝術博物館和大學的各種資料庫和電腦網絡中心都<br>要關門大吉?相反,讓我猜想不管大學是否消失,無論它什麼時候消失,這三個部門仍然運<br>行,和別的機構一樣繼續為臨時教工提供服務,這些人將取代終身教授成為為美國學術傳統<br>的載體。現在處於邊緣地位的團體將繼承主流團體遺留的東西。<br><br>  是不是有個術語來說明這些人呢?我們為什麼不叫他們校外人文科學學者,受過學術訓<br>練卻不以教書為生的人。首先進入我的腦海中的一個詞就是“知識分子”。如果知識分子,<br>不管是全職教師還是兼職教師,繼承今天的學術,成為人文傳統的主要載體;如果承認這些<br>術語並不是相互排斥的,那麼這種繼承會對人文傳統本身會帶來什麼變化?大學教授和知識<br>分子之間的區別有哪些?<br><br>  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三大區別<br><br>  作為哈佛大學人文學科博士,畢業后從事的許多工作都涉及到學術界以外。我曾經多次<br>被邀請給研究生做報告,探討他們的博士學位能讓他們在那些領域工作。現在回想起來,雖<br>然我自己可能從被迫反思離開學術界的舉動中得到了些東西,我仍然非常后悔接受這樣的邀<br>請。<br><br>  我后悔接受邀請的第一個理由是雖然我可能留下一兩個擁有的建議,我確實給研究生幫<br>倒忙,讓他們相信美國式的博士教育能夠給他們未來從事許多職業提供準備。我懷疑它是否<br>真有這樣的作用。雖然很難說一個人的知識在多大比例上將來是用不著的,完善的人文學科<br>的博士,尤其是如果經過了多年的見習期,最后被淘汰出局不能得到終身教職的話,將嚴重<br>推遲他再進入其他人才市場求職的時間,讓他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多年來反復灌輸后形成<br>的桀驁不遜、自我破坏性的習慣等,這是讓人傷心的。人文科學知識在普通的人才市場上有<br>很多的用處,但是美國博士教育的巴羅克浮華風格產生了對美國學術界巴羅克風格超級適應<br>的動物。<br><br>  我后悔接受邀請給研究生做報告的第二個理由是我的言論鼓勵大學老師從自身做起去適<br>應文化,而不是從文化做起回饋回自身。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文化與人文科學的關係就像商<br>業活動與商業教育,葯品與醫學教育等的關係一樣。對於人文科學和嚴肅藝術來說,美國文<br>化就是上文提到的“市場模式大學”的市場。但是古典人文藝術教育和研究顯然和職業化訓<br>練不一樣,比如以人文科學為內容的圖書出版,新聞,音樂,商業藝術,電影制作,廣告,<br>劇本寫作,教牧神學以及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對於高端行業以及許多其他的行業來說,職<br>業訓練課程都是存在的。在人文科學領域引進市場概念將導致產生職業訓練項目,而不是人<br>文科學博士的培養。<br><br>  我不是要貶低它們,這些培訓項目,很不幸,不能滿足保存和更新美國文化的寬泛要求<br>。雖然讓人文科學教師質疑自己能夠教什麼以及如何教,讓傳統科目的教學盡可能直接體現<br>市場需求的變化是值得稱贊的訓練。但是更值得稱贊的練習是讓他們,這些閱讀和思考的美<br>國人,問一下人文科學研究的內容如果既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又不是教師的興趣所在,到<br>底意味著什麼。<br><br>  大學教學里學術上的兄弟情誼吸引了那些對籠統的博愛感到著迷的人。但是有些人覺得<br>是維持精力和激情的東西,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卻覺得是束縛,讓人脫不開身。同樣的,師生<br>之間類似父母子女的關係讓有些人深深感動,卻也疏遠了某些人,他們渴望沒有限制的成年<br>人之間的交流,在教室環境里慢慢覺得失望。麗薩•劉易斯(Lisa Lewis)在她的憂郁<br>的詩歌“我的學生”中表達了許多人都感受到卻不願意承認的感情:<br><br>  我每天準時進入教室,<br><br>  在黑板上寫可笑滑稽的文字,<br><br>  沒有人發笑讓人很受傷<br><br>  明明知道學生很愚蠢,<br><br>  我還要批改他們的作業。(8)<br><br>  不是所有喜歡教學的老師都上課上得好,也不是所有在廣泛領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上課<br>就很糟糕。不是所有渴望到外面闖蕩的人都功成名就,相反有些在大學混得很不錯的人一直<br>想逃離大學。但是不管怎麼說,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區別可以首先這樣籠統地描述:大學<br>教授具有或者喜歡師生組成比例懸殊的聽眾,而知識分子具有或者喜歡聽眾里與他們在受過<br>教育的普通大眾的地位相當的師生。<br><br>  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二個區別類似於專才和通才的區別,學者是專才,知識分子是<br>通才。有些人可能認為一個大學教授為普通大眾寫作,就成為通才了,但是這是錯誤的想法<br>。一個專家可能採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自己的專業領域作為知識普及者,但是通才必須從<br>通才教育的寬廣幅度寫作,這種通才教育不是隨著畢業而終止的,也不局限於某個學科。如<br>果我可以從自己在圖書出版界十年的工作經驗來判斷,普通的人文科學學者開始為普通讀者<br>寫作的時候,產生出來的東西是普及者對專門知識的重新表述,但是廣大讀者的反應是非常<br>不同的:這是專門知識,不過在更大的範圍內重新概念化和表述一下而已。<br><br>  通才認為,專才很少如此,他是在為智慧上決不亞於自己的人寫文章,只不過人家的學<br>識在別的領域。一個人怎樣才能做好為這樣的讀者寫作的準備?他花費盡可能多的時間拜訪<br>他們,看望他們,觀察自己碰巧知道的東西有多少“旅行”(出版商的話),還有什麼沒有<br>被接受。天生的大學教授如果這麼做,就會認為這是浪費時間,最好把時間用來鉆研自己的<br>專業知識。天生的知識分子會把這樣思考的時間當作通才教育的一部分,是很有價值的。<br><br>  我並不是說作為知識分子,他能夠或者應該尋找利用任何別人的知識來達到自己高尚的<br>目標。即使黑格爾(G.W.F. Hegel)想這麼做已經太晚了,后來沒有人再嘗試過。矛盾的是<br>,被呼吁提倡的不是知識的積累而是無知的積累。通過強迫自己進入完全是初級水平的領域<br>而不是呆在自己的狹隘的專業,一個人學會把自己的智慧復雜性帶進開闊的視野。一個通才<br>具有比普通人更加敏銳的意識,知道不知的東西還有多少。在這點上,泛化(generalizati<br>on)的寫作風格和純粹的簡化(simplification)或者普及化(popularization)完全不一<br>樣。如果一個專家是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多,那麼通才就是對越來越多的東西知<br>道得越來越少。兩種知識形式都是真實的和合理的。一個對某一領域了解很多知識的人在知<br>識上不斷增長,同樣的,對許多領域知道不多知識的人在知識上也在增長。對越來越少的東<br>西知道得越來越多讓人產生信心。而對越來越多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少卻讓人產生羞愧。普<br>及化當然有自己的地位,體現了專才的信心但是同時也表現了他的孤立。籠統化表達了通才<br>的特殊性同時也表現了他與更廣泛領域的聯系和開放態度。需要重復的是大學教授和知識分<br>子不管在行動上還是在寫作上都存在這樣核心的區別。<br><br>  回到思想實驗,文化部長應該希望自己的智囊團隊里有專才也有通才,但是認為通才不<br>過是簡單化了的專才是不對的。雖然說通才就像了解總譜的樂團指揮,而工具主義者只是在<br>本領域的大師是有點夸張了,說得謙虛一點就完全是公平的,也就是說,通才就像音樂愛好<br>者,去參加音樂會的時候口袋里裝著樂譜,試圖在綜合性的聆聽音樂的時候分析性地閱讀樂<br>曲的演奏。<br><br>  所以文化部長的顧問應該從國家的出版社中物色通才,而不是從大學中尋找。因為在出<br>版社,激勵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有利於泛化,而在大學里則完全傾向於專業化,雖<br>然后來的說法正好相反。“臭皮匠,堅持到最后”(Cobbler, stick to your last)仍然是<br>大學校園的運行規則。如果臭皮匠突然發現他在制作皮鞋時一直在使用的工具還可以用來制<br>作手套,他假設在開始新的生產內容后,每年生產的皮鞋數額不會減少。荒唐的是,相反的<br>假設處於主導地位:即相信只有生產過完美皮鞋的人才能制作出能戴的手套。這種假設隱含<br>地出現在語言尖刻的聲明里,該聲明是最近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討<br>論中一個參加者提出來的:<br><br>  公共知識分子是成為記者的大學教授,同時保存在大學中的工作崗位。他們服務的公眾<br>能夠籠統地認為是發行量相對較少的雜志和通俗文摘雜志的讀者比如《新共和》《國家》(<br>The Nation)《紐約書評》《紐約時報文學副刊》以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LS)在過去幾<br>十年這些刊物的讀者一直在增加,在私立大學越來越重視明星效應的時代,有人告訴我,其<br>中有些刊物已經成為超級明星。在超級明星之后,就是新節奏(nova),在nova之后,就是<br>黑洞。我認為至少這是工作的方式。(國際邊緣按:這裡是對nova的誤譯,nova就是新星,天<br>文學上,超級星-新星-白矮星的演化,最後變成黑洞。故而講的就是學術人若變成文化明<br>星,最後會被外界的名聲黑洞吞沒,而無法致力於學術工作)(9)<br><br>  許多上年紀的教授贊同這種不滿的心態,年輕的教師非常清楚老一輩人的感受,總是顯<br>得規規矩矩。也就是說,他們讓自己限制在小範圍內盡量少表現公共知識分子的熱情,或者<br>其他冒險行動,以免老家伙從中作梗給自己使絆子。大學里的人誰沒有聽說過通才嘗試的努<br>力在院系開會的時候被駁斥,被冷嘲熱諷,或者在職稱評審的時候被當作熱衷名利之徒排斥<br>在外?這樣一來,學科中的骨干就成為非常有效的執行紀律者。他們因此而反復灌輸的專業<br>文化就成為不容易逃脫的網,即使有人想逃離,即使有人可能覺得自己已經擺脫了這個羈絆<br>。我把這當作專制的大學有時候強加在人們身上的政治正確而不屑評論。<br><br>  文化部長需要專才也需要通才,首先需要記住的是學術研究的生活是通過好奇心的渠道<br>前進的,也就是說,通過對非渠道的,籠統的好奇心寬松和系統地壓抑完成的。我沒有打算<br>故作姿態。大學的學科分類導致一個又一個的突破。但是在方法上尋求突破的努力渠道仍然<br>需要限制。大學老師,如果想在事業上獲得成功,就必須壓制自己天然的“突然離開原來的<br>思路”的欲望。學術界要求他們這樣做,他們為了滿足這個要求做出了犧牲應該得到回報。<br>但是學術界的要求和文化作為整體的要求並不總是一致的,有時候,文化所要求的是一個人<br>沉浸在數不清的發散思路中,而不是收獲在某個具體領域經過長期艱苦的規矩修煉的成果。<br><br><br>  除了學術研究上的限制外,學術界也常常包含一更加深刻的,人際關係的扭曲。一個典<br>型的剛剛得到終身教職的副教授往往需要花費6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仔細揣摩教授的喜愛,至少<br>再花6年的時間揣摩上年紀的同事的心理,這是獲得教授最好的,最快捷的方式。如果第一次<br>負面的晉昇決定后再次一個負面決定,在第二個大學的更加讓人焦慮的6年考察期,從博士畢<br>業開始到教授崗位得到之間就過去一代人了。期待一個人在第二十個年頭恢復在前面19年里<br>盡力壓抑的膽量和勇氣是不現實的。<br><br>  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的不同因此在於知識分子更大的自由,不管是作為探索者還是通才<br>都不會受到懲罰。當然,有些非常聰明的大學教師能夠在獲得了專家的聲譽和終身教授地位<br>后成為成就卓著的通才。也有許多清醒的知識分子重新回到大學里,從一開始看到就願意教<br>書,把名義上的學術專長本身當作白天的工作。但是他們的情形是不穩定的姿態,不僅對他<br>們,而且對於所有大學老師,專業化不是可以選擇的問題。勞動分工是大學組織原則的根本<br>。除非這個原則得到尊重,大學就不能成為大學了。因而,壓力是長期的,巨大的,足以壓<br>抑任意性的好奇心,形成通過精心準備的渠道,受過訓練的好奇心。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剛<br>開始勇敢和高傲的年輕人把大學當作自由的,不受約束的智慧活動的基地,他們有信心在當<br>了大學教授后仍然保持獨立的個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就屈服於大學的文化了。<br><br>  人的心靈不能自然的,本能地保存在外來指定的渠道內。只有嚴格的訓練和持續不斷的<br>監督才能讓它這麼做。學術上的天才來自這樣的渠道,但是正如已經承認的,局限性和盲目<br>性同樣來自這里。一個人要經過多年的嚴格訓練和準備才能成為學者。對於多數大學老師來<br>說,擺脫束縛,自由翱翔的沖動總是來得太晚,很難有效地實現。<br><br>  因而,總的來說,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二個差別可以這樣描述:大學老師是專才,<br>他受過訓練的好奇心只能在指定的區域內運動,而知識分子是通才,有意識地做相反的事情<br>。<br><br>  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三個區別是把寫作當作精美的藝術還是實際的技能一樣來重視<br>。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曾經說“如果你碰巧寫作能力高超,人家就<br>會指責你沒有思想。”(10)福樓拜話語背后的經驗是許多當代作家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的。<br>我有次為洛杉磯時報採訪索爾•貝婁(Saul Bellow),他順便提到的一個話題就是他<br>和芝加哥大學的某個著名社會學家的關係。作家告訴我,對於這個先生來說,貝婁的小說是<br>一種“輕松的消遣”。對美文學(belles lettres)的貶低在學術界一直非常盛行,讓人奇<br>怪的是,即使在文學批評領域也是如此。<br><br>  當然,像貝婁的同事這樣的有學問的社會學家能夠在知識理論領域調侃像貝婁那樣的作<br>家是真實的,但是一個像貝婁這樣的小說家能把社會學家變成其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來回應。<br>這種策略旗鼓相當。每個人都解釋說他發現了缺點,強調他認為更重要的東西或者他能施加<br>更大權力的地方。每個人都是通過接受對方而戰勝他。英國小說家安東尼亞•拜阿特(<br>Antonia Byatt)是英語文學教授,知道敘述學能夠用單一的理論視角理解許多不同種類的小<br>說家,但是拜阿特也是一個小說家,出版了一本小說,其中的主人公是個敘述學研究者。(1<br>1)<br><br>  我想說的不是貝婁或者拜阿特的小說作為持久的思想,應該得到比實際上得到的更多的<br>尊重,而是說它配得上而且也常常獲得作為藝術的尊重,也就是作品本身的審美目的,而不<br>僅僅是多數社會學家渴望追求的東西。這是用來區分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三個標準。大<br>學教授受到尊重和贊美是因為“對本研究領域做出的貢獻”,不管他的寫作水平好不好。相<br>反,小說家從來沒有追求要為小說領域做出貢獻。任何種類的作家不管具體什麼體裁都不會<br>追求這些。作家們太自私了,太關注於自己的東西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把自己的作<br>品提供給太多的讀者,以至於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為誰寫的。一個知識分子作家不像英語教授<br>,事先就確定了自己的讀者。而且,雖然文字藝術作品在最充分的意義上是產品完工的階段<br>,句子的結尾,最后一個字。藝術史家在任何一位藝術家那里都知道他有前任和后繼者。但<br>是在他身上的藝術家在完美的時刻就停下來了。<br><br>  因為這個原因,表達對於知識分子比對於大學教授更重要。這是因為對於知識分子來說<br>,作品與個人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文學創作不是共有的,而是個人的,文學作品的作者渴<br>望的不是認可而是喜歡。小說家或者詩人可能是這種欲望的最好例子,但是在某種程度上,<br>作為藝術而不是科學發表的任何研究,作者都有和小說家或者詩人根本上來說相同的東西。<br><br><br>  心里擁有這個標準,文化部長就可以確定哪個大學教授值得從平常從事的工作中挑選出<br>來作為通才工作。他可以首先要求候選人告訴他剛剛讀過的小說或者詩歌是什麼。如果他們<br>回答說沒有讀過小說或者詩歌,部長可以繼續問作為娛樂來閱讀的內容是什麼。如果他們還<br>回答說他們沒有進行過娛樂性閱讀,那部長就可以淘汰這些人了。因為一個從來不追求快樂<br>的人是不可能給人帶來快樂的。一個從來沒有為尋找美而閱讀的人是不可能有漂亮文採的。<br><br><br>  我把寫作作為類別本身是因為大學教授對待寫作的態度常常處於狹隘的工具性動機。寫<br>作只是工作的工具。對於工具主義者來說,清楚是唯一真正的美德,任何其他的美德都是裝<br>飾性的。如果你贊美一個大學者的漂亮文筆,在通常情況下,你也要連同贊美他英俊瀟洒的<br>面龐。這或許是真的,但是如果你聽到他對贊美的反應,正如福樓拜說的,他只能聽到打算<br>聽到的內容。要重復一下區分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三個標準,那就是:大學教授關心內<br>容,懷疑寫作風格,而知識分子懷疑任何用來超越或者挑戰風格的內容。<br><br>  為失去家園的人文科學提供庇護<br><br>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時髦的術語至少暫時是有用的,但是多數公共知識分子或許可以<br>更準確地被稱為“公共學者”(public academics)因為他們把注意力轉向公眾感興趣的問<br>題,他們仍然保存學術界的職責,他們的專業生活的大部分和他們的學術選區/支持者仍然在<br>學術界。如果所有知識分子都被理解為把公眾作為他們唯一確定的選區,那麼“公共知識分<br>子”中的形容詞“公共”就成為多余的了,“公共學者”被正確地看作混合起來的或者過渡<br>性的類型,一個業余時間充當知識分子的學者。<br><br>  這不是說業余知識分子學者和堅持白天的工作的學者沒有什麼不同。這兩種群體中有留<br>下印象的區別,這個區別更多的展現在“正統的”學者同事對公共知識分子提出的責備,也<br>就是說,公共知識分子拋棄了他們從前的專業,忽略了他們大學院系的正常功能和職責,以<br>此為借口減少和學生的接触,同時還照樣從大學里拿著舒服的工資。被留下來收拾殘局的人<br>對這種行為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了這個討論的目的,我只能興趣地說抱怨者是多麼<br>明白地表現出了上文提出的三個標準。他們更喜歡和成年人打交道而不是和年輕人打交道。<br>他們討論大眾關注的形形色色的話題,而不是專業上的議題,他們造就了一種寫作風格,一<br>種超越他們學界同行寫作水平的文採。簡而言之,他們做了我預測學者肯定要做的事情,如<br>果他們要變成知識分子的話。<br><br>  為了完成這個轉變,學者應該譴責他在學校中的責任,有些人最終也確實這樣做了。前<br>不久從西北大學辭職的威爾斯(Garry Wills)就是說明問題的例子。但是對於已經預見到公<br>共談話將成為他們目標的深刻的問題是大學是否需要成為起點呢。知識總是需要的,要獲得<br>知識,學習總是需要的,但是博士學位和教授崗位等證明書是另外一件事。玫瑰如果被叫做<br>別的名字也仍然聞起來很香啊。一個臨時的教授,一個研究生,一個和研究生院院長知識一<br>樣多的外行,一個同樣好地給公眾講話的人,在原則上對聽眾有同樣的權利。而且,在某種<br>程度上,院長在公眾論壇中借用權威,認為大學是人文科學學習的庇護所。他越來越多地交<br>換虛假的假設。就好像來自外國投資的大使要提供政治建議,但是回到本國后,他的政府即<br>將倒台。<br><br>  回到我的前提,大學教授在人文學習的保護或者普及中的角色在衰退中,因為人文科學<br>已經被擠出大學課程設置,結果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從事人文科學研究但是職業不是教書的<br>人---將增強,或者人文科學傳統進一步走向衰落的深淵。但是如果或者何時補償性的增長能<br>夠到來,伴隨而來的可能是一些現在看來蹩腳的預測性的變化。<br><br>  隨著大學縮減人文科學教學,現在處於第二位的機構和組織形式將可能因為大學的失職<br>成為占主要地位的機構。彼得•杜拉克沒有預測當我們所了解的大學消失的時候,大學<br>圖書館,博物館,資料庫,和電腦中心三十年后將全部消失。但是如果它們可能幸存下來體<br>現了它們的重要性,這讓人放心。那些從來沒有包括在大學預兆內的和大學有血緣關係的機<br>構如,得到捐贈的研究圖書館,形形色色的獨立博物館,和互聯網促成的許多自願性的協會<br>和工作團體仍然存在。尋找珍本,絕版圖書的學者已經可能在網站(Bibliofind.com)發現<br>需要的東西,這個網站提供“世界各地成千上萬書商出售的九百萬舊書,古文物收藏珍本書<br>,期刊和短命的東西,比任何一個本地大學圖書館,甚至非常大的圖書館的藏書都豐富。不<br>管風險資本投資在網絡教育上是否成功地獲得現在維持傳統大學的相當的利潤流入,互聯網<br>已經做好準備成為羅馬時代的學術機構崩塌之后,黑暗時代需要的修道院。當羅馬陷落后,<br>羅馬帝國並沒有消失。分裂的部分以其他的方式存在了很多年。同樣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br>帝國也會如此。當帝國垮台時,不會一下子消失,其組成部分會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下去。<br><br>  大學教授是農夫,他有土地,在上面辛勤耕作。知識分子是獵人,他沒有土地,只有追<br>捕的獵物,需要的時候他跨越許多莊稼地,所以常常對莊稼地視而不見。獵人不能替代農夫<br>,農夫也無法代替獵人。但是如果到現在為止基本上屬於農業文化的美國人文科學逐漸變成<br>獵人文化,肯定會產生后果的。從農夫的標準看,獵人的作為好像鹵莽胡來的,沒有規矩的<br>,但是打獵有其內在的邏輯,議題選擇的邏輯是個人決定的不是集體決定的。<br><br>  純粹出於愛好和興趣是不容易成為農夫或者教授的。這些行業的力量在於他們需要全身<br>心地投入。在反映自身力量的同時,他們巨大的脆弱性就在於不能有效地獎勵和維持部分的<br>承諾和投入。相反,一個人可以很容易地憑愛好就成為獵手或者知識分子。像獵人一樣,有<br>力氣的時候加入對獵物的追趕,必須離開的時候就離開,打獵成功后和別人分享獵物,所以<br>知識分子有能力的時候就研究,必要的時候就停下來,追逐求知的樂趣,一旦寫作就和讀者<br>一起分享智慧的樂趣。<br><br>  農業革命的出現不是沒有原因的。獵人比農夫更容易挨餓。如果得到大學可靠的經濟資<br>助的大學教授最后被依賴不可靠的著作養活的知識分子取代的話,后現代的或者大學以外的<br>人文科學將沒有家園,經常忍飢挨餓。打獵和種莊稼相比不只是更危險,更不可靠。離開了<br>大學校園,人文科學至少偶爾可以享受冒險的樂趣和豐盛的大餐。不過時間會告訴你一切,<br>如果現在這個趨勢繼續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能明白結果如何。<br><br> 注釋:<br><br>  1. [Back to text] James Engell和Anthony Dangerfield在“市場模式的大學:金錢時<br>代的人文科學”(The Market-Mode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Money)《哈<br>佛雜志》(Harvard magazine)1998年5月-6月期,50頁。簡單的說,“人文科學”(liber<br>al arts)這個詞以及更新的詞“humanities)是同義詞。在本文中我都使用了。從中世紀開<br>始,大學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quadrivium)就包括音樂。同樣的,如果現代<br>人文科學也包含嚴肅藝術,我會很高興的。當然,高等教育課程中的嚴肅藝術的地位至少受<br>到破坏,正如Engell和Dangerfield顯示的人文科學的衰落一樣。讀者還可以參看William H<br>. Honan的“小型文科大學面臨核心問題”(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Facing Questio<br>ns on Focus)《紐約時報》1999年3月10日。Paul Thomas和Tom Harrington在《大學專業一<br>覽》(The College Majors Handbook: A Guide to Your Undergraduate College Investm<br>ent Decision)(JIST Works, 1998)中說,那種認為多樣化的課程設置是對大學生進入就業市<br>場最好的準備的說法遭到他們研究的最近的15萬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曆史的駁斥。針對市場的<br>教育不同與針對人生的教育,但是針對人生的教育不必要非得在學校進行不可。<br><br>  2. [Back to text] Michael Walzer, "The Underworked American," New Republic, <br>September 22, 1997. See also Brent Staples, "The End of Tenure? When Colleges Tu<br>rn to Migrant Labor,"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97<br><br>  3. [Back to text] Private remarks to the author. See also, Joseph Berger, "A<br>fter Her Ph.D., A Scavenger’s Life, A Temp Professor Among Thousands," New York<br> Times, March 8, 1998. Berger reports that temps are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h<br>alf of all teaching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br><br>  4. [Back to text] Mark R. Kelley, William Pannapacker, and Ed Wiltse, "Schol<br>arly Associations Must Face the True Causes of the Academic Job Crisis," The Chr<b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cember 18, 1998, B5.<br><br>  5. [Back to text] On the durability of this trend, see Courtney Leatherman, <br>"Growth in Positions Off the Tenure Track Is a Trend That’s Here to Stay, Study<br> Find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9, 1999, A14-A16.<br><br>  6. [Back to 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09.<br><br>  7. [Back to text] A prediction often made and often cited. See, for example,<br> Peter Applebome citing Nancy S. Dye, president of Oberlin College, quoting Druc<br>ker in "The on-line revolution is not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But<br> almost. Education.com,"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99.<br><br>  8. [Back to text] From Silent Treatment (New York: National Poetry Series/ P<br>enguin Books, 1998), 14.<br><br>  9. [Back to text] Joel Snyder, "Public Intellectuals: Threat or [sic] Menace<br>," at the conference,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Future of Graduate Study," U<br>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1, 1997, transcript of spoken remarks.<br><br>  10. [Back to text] Cited in James Kimbrell, The Gatehouse Heaven, Poems (Lou<br>isville: Sarabande Books, 1998), xiv.<br><br>  11. [Back to text] Babel T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br><br>  (譯自:“THREE DIFFERENCES BETWEEN AN ACADEMIC AND AN INTELLECTUAL: WHAT HA<br>PPENS TO THE LIBERAL ARTS WHEN THEY ARE KICKED OFF CAMPUS? by Jack Miles<br><br>  http://www.crosscurrents.org/mi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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