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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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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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br><br>今年是二零零六年,也是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四十周年。當年一名香港青年蘇守忠,孤身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絕食抗議,聲援洋人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發起的反加價簽名運動。<br><br>一九六六年,另一名青年人曾鈺成,正就讀香港大學一年級。<br>一九六六年,再有一位剛從港大畢業的青年人孫明揚,正式加入殖民政府。<br>一九六六年,又有另一位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人曾蔭權,向殖民政府遞上求職表格,翌年終於受聘加入殖民政府服務。<br><br>一九六六年,是香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也是上述幾位青年人的人生交叉點。<br><br>蘇守忠以一名華人青年的血肉之軀,和平地抗議殖民政府施政,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九龍地區自發的人群示威。警察強行彈壓,引起廣泛騷亂,一死數十傷,先後上千人被捕。原本出身於英中名校聖保羅的曾鈺成,目睹殖民政府殘酷鎮壓青年,萌生反對殖民統治之意。畢業後投身左派愛國隊伍,以愛國反殖為職志。<br><br>另外兩位青年人,則對殖民統治的醜惡一面視若無睹,對本地其他青年萌發的反殖意識不為所動,一心實現當時殖民地下打皇家工的的最高夢想,選擇為英女皇服務。<br><br>上述幾位青年人,原來成長於戰後香港國共對抗、冷戰對立的思想政治氛圍下。他們所認識的政治,差不多完全套上了不是共匪,就是蔣幫的二元對抗的有色眼鏡。當時的香港青年們,或為沉重的家國情懷而變得傷感,或因過重的無力感而頹唐放縱,各走極端。意識形態的桎梏,扼殺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也不相信能夠改變殖民政權勾結高等華人商賈的不良施政。順民心態泛濫,華人除等待洋人議員葉錫恩的良心請命外,絲毫沒有市民應該當家作主的意識。<br><br>天星碼頭上演的蘇守忠抗議事件,非因意識形態教條,非因家仇國恨,而是平白踏實地本於民生疾苦,社會公義。他單身以獨立人仕身份,直接挑戰殖民政治施政的不合理。史家已認定,天星加價事件,是整個六、七十年代本土社會運動的第一聲,也是香港戰後土生土長一代人的本土意識、本土社會關懷的萌發點。因此,也可以說,天星碼頭正是香港意識的搖籃。<br><br>沒有四十年前的天星事件,我們難以想像往後整整十多年,風起雲湧的六七暴動、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貪運動。沒有這些運動,香港的廉政改革,社會改革也不會加速進行,逼令一個夕陽殖民政府,在餘下的歲月,建成今日這個相比起來較為公正、合理和健全的香港。<br><br>事實上,天星加價事件如果是一個香港的集體記憶的話,它絕對是屬於孫明揚、曾蔭權、曾鈺成這一代人的,而遠遠不是這幾天以來風餐露宿在推土機前的今日年青人的。<br><br>然而,這一輩人原來擁有的這份集體記憶,卻沒有令今日掌握了後殖民地時代政經體制權力的要人,在這個重要日子,對四十年前香港反殖民意識萌生的歷史事蹟有所反思,對當日做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的事件,沒有任何悼念。相反地,這個見證了香港意識和本土身份萌芽的天星鐘樓,在不絕的反對聲中,不消半日就化為塵土,時人對此大惑不解。<br><br>正如George Orwell 的名言: “誰掌握了過去,便控制未來;但誰掌握了現在,便控制過去。” 但是,記憶與遺忘是並存並生的,控制過去,不單關乎如何記憶過去,也關乎如何遺忘過去。所以,剛建成十年的金紫荊廣場可以花上近億元重修,但真正吹起本土青年第一聲反殖民主義號角的中環天星碼頭,卻急於被送進垃圾堆,那又豈是一項拆卸工程那麼簡單?<br><br>事實上,與其說對天星鐘頭所作的是一項拆卸工程,不如說是一項 “洗底工程” 的重要一環。一如電影<無間道>當中的劉健明,決心要消滅任何關於自己曾另有効忠對象的人證、物證,不希望有人記起他們的過去。香港這一輩在一九六六年走上他們的人生交叉點上的青年人,今天都忙不迭去令這個令他們尶尬的年頭被淡忘、遮抹。要被洗掉的記憶,不單是孫明揚、曾蔭權在當年高漲的反港英殖民政府浪潮,警察鎮暴的催淚彈硝烟中,加入殖民政府為英女皇効忠的尶尬史實,也包括六六本土青年反殖騷動,間接剌激六七左派暴動,把曾鈺成等愛國左派青年,帶入迂迴曲折的歷史深淵的史實。<br><br>前殖民地的華人高官,無人有勇氣反思在殖民壓迫中為女皇効命的過去;愛國左派也無人樂於檢討自省,六七十年代自己的迷亂錯失。當時他們雖然分別站在兩個針鋒相對的立場,但同樣的是,他們今天都無意坦盪盪地,翻起那段早己塵封的記憶,也無意帶領香港下一代,去真正反省和總結歷史。他們寧可以空洞的放眼將來的口號,不斷向香港下一代散播歷史健忘症的病毒。試問有這種 “洗底情結” 困擾的特區領導人和當權派,又何會鍾情於保護天星文物?<br><br>然而,六十年代並不是這批 “殖民” 及 “反殖民” 的精英和權貴所壟斷的,六十年代也是廣大的其他香港青年人,在反覆跌盪中探求獨立思考途徑的年代。蘇守忠在天星事件所示範的抗議精神,正是香港新一代非左非右的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本土意識的典範。它在冷戰時代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桎梏中,尋求自身的解放,以本土民生實務為本,擺脫來自左右的政治操弄,宣示殖民地下被剝奪了的公民權利和責任,為香港文化主體性奠下基石。<br><br>六六天星事件,啟發了往後既非投身盲目愛國左派,也非與殖民政權同流合污的另類青年政治選擇。然而,這種在天星抗爭中展現的非左非右,立根本土的反殖民、求自主的公民意識,卻是往後的愛國主義左派諱言迴避,也是當前手掌權力的 “前殖民/前反殖” 權貴們,推行了上十年的 “洗底工程” 欲除之而後快的。<br><br>所以,在行政、技術和經濟能力,完全有時間、空間去作臨崖勒馬的決定而不作,或許是發展主義、土地價值等大脈絡底下必然的產物,然而,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某部分晚殖民青年一代,恥於面對自我的精神虛弱癥候吧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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