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何春蕤教授性解放學術網站遭檢察官起訴後受一審判決無罪，以及長庚大學電機系學生裸奔遛鳥事件，兩個和大學校園有關的新聞，被媒體炒作得沸沸揚揚；不管有多少人是以八卦娛樂角度來解讀兩者，但這兩個事件的確具有逼迫我們針對學術自由、校園紀律和某些隱含道德恐慌的威權法律文化數者之間的關係，做點基本思考辯論功課的作用。
性解放學術網站上的動物戀內容，在台灣這個錯將掌握傳統媒體資源者的發言當做唯一事實真相，又經常偏執地迷信和誇大某些特定個人和團體的道德基礎的社會裡，出現了很多錯誤的認知和解讀：例如，針對該網站內容大肆批評的人士，究竟是否仔細看過這個網站的整體內容，並理解相關內容之間的網路超連結關係，到底有無掌握充分的事實基礎，以做為控訴的基本依據，經常讓幾年來數度受邀參與中央大學校內何案討論會議，因而有機會接觸到原始資料的我，感到納悶不已。
更因如此，媒體和評論者動輒統稱何教授的網站提倡人獸交，忽略了該網站有無可能只是以不預設價值判斷和好惡的方式，去介紹和分析動物戀的全貌，絲毫未曾出現積極提倡人獸交的論述，和任何一個將各種理論和學說介紹給學生知悉的大學教授無異，卻也是我所觀察到的現象；雖然，這個歇斯底里的現象，和台灣近年來挾著似是而非和選擇性適用的道德觀，互相指責叫罵的溝通文化，如出一轍；但是，無論就何案當事人來說，或是就整體學術研究自由的維護來說，都是不盡公平的發展趨勢。
當何案一審法官以何教授欠缺主觀犯意宣判無罪時，當我佩服法官用判決文字默默抵禦社會保守壓力的勇氣時，還是覺得未盡滿意，我其實期望法官的判決能夠寫得更為勇敢些∣除了欠缺主觀犯意此一層次討論外，法官或許可以嘗試在判決中更明確告訴我們的是，到底，擅長編織種種教育理由和道德訴求的個人和團體，有沒有資格和權力來指導這個社會，哪些是可以從事的學術研究內容，哪些又是絕對不能碰觸的禁忌？到底誰有資格幫人類社會和學術自由的發展方向，預先劃下一道禁區線？憲法之所以保障學術自由，不是為了保護主流道德觀和價值觀，反而是以壓抑人性中過度偏好既成世界觀和立即可得的是非答案為手段，保護少數觀點和思想的探索空間，以達成人類文化和文明發展的活水得以源源不絕的目的。所以，既然是學術自由，就意味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多的約束；就應該被賦予更寬廣的探索和討論空間，而不是將摻雜濃重衛道意味卻毫無實質內涵可言的「社會責任」，做為框限學術研究的前提，否則便失去憲法保護學術自由的目的了。
在此一理解下，我們會發現台灣目前不少實證法律的立法和執法模式，都是被蓄意挑起的集體恐慌畏懼的產物，不見得有實質理性討論做後盾，司法權應該做的，是嚴格解釋或拒絕援用判案，甚或透過釋憲途徑去改變此等荒謬規範架構。於是，大學社群針對何案未能明確以堅持學術自由的立場相護衛，固然頗令我感到遺憾，而所謂何案無罪宣判是學術自由的無限上綱，並且將誤導青少年學子違法等評論，也未免有因果倒置之嫌。
在這個沒有耐心深入討論學術自由意涵的社會裡，在長庚大學裸奔遛鳥事件中，卻突兀地出現了所謂的「大學自主」論調。姑且不論所謂具有卓越名聲的大學，其意義是否等於不容許師生出現任何脫逸常軌的動作，是否該以大學自主為名，行特種人格教育之實，也不管動輒押下瘋狂賭注和裸奔遛鳥行為是否值得嘉許，更不討論裸奔必須具有六○年代美國學生反對越戰目的那般高潔理想的主張，是否失之偽善（依此邏輯推論，抗議學費過高或反對政府購買軍備，都有相當道德基礎，應該都是可以用裸奔方式去表達的），起碼這個多少有點趣味的事件提醒大家的是，我們的下一代還是有敢做敢當信守承諾的可愛之輩。
十多年前的台灣，兩大過兩小過的悲慘遭遇，大概只會降臨到在校園裡違規靜坐或幫蔣中正銅像戴上道具高帽子的學運份子身上；如今，面對成長環境和求學經驗都截然不同的下一代，我們是否該莫名支持校規所依恃的正當程序意義被扭曲的形式主義，是否該死守集體傾向濃厚的面子主義，天真而保守地以為重罰之下必可培養出既循規蹈矩又有國際競爭力的「精英」，恐怕是必須三思的。裸奔遛鳥是否值得鼓勵其實無關緊要，回到原點去思考大學教育的內涵，以及附隨於大學體制的規範系統，又該有何等意義，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除了該嚴肅問問何春蕤的學術自由是否以及應該受到何等規範之外，更該檢討的是，大學校園究竟應該是既定的規範和法律的學習場所，還是應該同時兼具既定規範實驗修正場所的功能？目睹大學生不畏酷熱集結在台塑大樓前抗議時，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學生是否應該回頭去詳細讀讀各大學的校規，詳細思考所謂的妨害「校譽」，是不是個內容過度不確定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很容易流於大學面子文化和集體決策暴力羅織學生罪名的最佳武器？因此，或許，仿效何教授推動修法的主張，匯集年輕而充沛的精力和腦力，有系統地去推動校園修法運動，才是根本而務實的自我解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