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蕤剛到日本講學一個星期，才看完了櫻花的盛開和凋謝，就發現自己在家鄉已經惡名昭彰。
四月十日，這位創辦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英文系教授接到助理電話，告訴她一些宗教團體檢舉她鼓勵人獸交。這些團體說他們很憤怒的發現何教授的偏差性行為線上資料庫包含了一個通往人獸交圖片的超連結。
雖然建立資料庫已經七年，何教授還是立刻關閉了網站以避免所屬學校受到來自台灣教育部的可能壓力。她以為這樣就了結了，但是兩個月後，一向施壓政府要檢查「有害兒童身心出版品」的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領著這些宗教和家長團體提出了正式控告。告發者要求台北地檢署將何教授以散播猥褻色情的罪名起訴，一旦罪名確定，何教授可能面臨兩年以下的徒刑或者易科罰金一百萬元。
「我感到十分困惑，」何教授在性／別研究室的長椅上說，「我那時候想：『怎麼可能因為一個超連結就起訴一個人？』我覺得不可思議她們會用起訴來讓我噤聲。」
何教授並不是唯一覺得此舉不可思議的人。從四月開始，台灣有兩千多位學術及社運人士聯署反對這個壓迫的舉動，另外還有35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及人權團體都加入了連署。總部設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非營利組織「婦女人權緊急行動基金會」提供了12萬元台幣協助何教授支付訴訟費用。
何教授的研究工作引發了不同的反應。這位53歲的教授對妓權運動的支持以及她對許多非正統性行為的不做道德評斷，在許多保守人士眼中，正是現代台灣許多嚴重問題的象徵。
「年輕人無法區分好壞對錯」，領導台灣反墮胎運動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齊明說，「何教授可能對年輕人的生命形成不良影響」。
相反的，何教授以及其支持者則認為，這個企圖限制學術研究的舉動是台灣過去戒嚴時期限制言論自由的重返。
同性戀作家和性學家許佑生說，何教授因著性言論而被懲罰，就像過去政治異議人士在執政黨視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的時候談獨立而被懲罰一樣。他說：「何教授是在為性的獨立而戰。」
在這個經歷了25年激烈政治社會轉型的社會中，這樣分歧的觀點並不稀奇。今日，台灣正在轉化成一個充滿活力的西方式民主社會，人們不再擔心表達政治不滿就會下監坐牢，每到選季時節，在政治光譜上大不相同的各個黨派都會在街頭積極進行宣傳。
但是，這樣的自由也帶來一種擔憂，人們擔心這個國家已經喪失了它的道德原則。報紙上充斥著各種官員緋聞的刺激故事、衣著清涼的女性照片、以及邊緣性實踐例如捆綁戀。性工作處處可見。
這個案件的雙方律師都認為，這個告發案件是創造先例的，要是起訴成功，將嚴厲限制台灣的學術研究，並改變網際網路的管理使用。
許多學術人士都很驚訝竟然會有人以此起訴學者。來自美國的中央大學白瑞梅副教授覺得台灣的研究環境和美國類似，她說：「學術自由在台灣從來不是問題，大家都很看重多元文化。」
批評何教授的人說他們也支持學術自由，但是只限於教室中。他們認為何教授把人獸交連結放上網站時就已經越過了學術自由的疆界。何教授則認為真正的關鍵在於宗教團體覺得她對性多元的容忍過度寬鬆。
她的基本看法是，性行為──不管是戀童、手淫或人獸交──之所以被視為偏差，乃是因為社會道德以及深入人心的罪惡羞恥使然。當記者問到她是否支持人獸交時，她說：「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作為學術研究者，我研究的是社會禁忌的變遷。難道我研究死亡就非得先死不可？」
但是她的確認為某些性活動是錯誤的。「違反個人意願的事情就是錯的，」她說，「在這個意義中，強暴當然是錯誤的，然而，被丈夫強迫性交也一樣是錯誤的，被父母逼迫結婚也一樣是錯誤的。」不過她強調，這些性行為必須個別來看才能做出判斷。她覺得應該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漠視了那些進行被視為道德有問題的性行為的人所背負的污名。
何教授曾經為倡妓的合法工作權而戰。她說她的立場來自她對「女性性自主」的信念。雖然1980年代台灣曾經有過被迫賣淫的雛妓，但是何教授認為今日許多女人從事性工作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而且許多青少女比成年人想像的更為世故成熟。何教授反對在「還沒有了解少女性交易的實際狀況以及從事這一行的原因之前」就先把她們的性工作視為非法。
台灣最大聲的反娼者之一就是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修女。湯修女說她的使命就是幫助那些「迷失的羊」，也就是那些涉入性工作的年輕女人。湯修女也是本案的原告之一。她在擁擠不堪的辦公室裡翻閱著此案中超連結所連到的圖片影本：女人和斑馬、蛇、馬以及其他動物性交。修女頭巾下露出幾絲灰白的髮絲，她佈滿皺紋的臉隨著圖片而扭曲起來。
「兒童愛護動物，」她說，「為什麼要在兒童可能看到的網站上放這樣的圖片？」
湯修女對於何教授的工作顯然很熟悉。2001年她曾經向教育部檢舉何教授的性研究網頁鼓勵少女變成倡妓。「那個頁面告訴女孩們可以快快樂樂的做倡妓賺錢」，她說。
何教授否認她鼓勵青少女從娼。「我建議妓女如何才能有智慧的進行她們的專業工作」，她認為：「妓女們需要和彼此交換資訊，才能更有效的經營自己的行業，這是一個很務實的做法。」
何教授在2001年面對中央大學的壓力，只得把資料庫搬出大學的伺服器，轉至商業網站中，直到今年發生動物戀網頁爭議時才撤除。
但是資料庫離開學術網路並未能讓何教授的敵對者滿足。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的執行長許文彬仍然決定採取行動對付何教授──只是想要給她一點教訓：「我們支持學術自由，但是一定要有限度。」
他和手下的員工仔細檢視台灣的出版品，找尋他們覺得有害兒童的作品。基金會的會議桌上堆滿了色情雜誌以及女性內衣的報紙剪報。
五短身材的許先生有著灰白的平頭，他說他的團體現在替政府擔負起責任：「台灣太自由了，太民主了。每個人都放任別人的做法。」
這些原告並不想要何教授在金錢上賠償傷害，許先生說，重點是堅持告訴，因為「如果你不承認錯誤，而且還繼續辯駁，那麼法院就應該來判定誰對誰錯。要是何教授承認錯誤，我們根本就不會告她。」
何教授喜歡使用藍色眼影，留著參差不齊的短髮，脖子上掛著手機，渾身散發出大學生的精力。九月上旬，她從五個月的日本講學回到台灣的第二天就立刻投入了教學工作，面對著十幾個研究生談論文寫作和研究方法。雖然她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性方面的議題，何教授平日也教英文語言課。
何教授的同事很佩服她的工作能力。白瑞梅說：「有的時候一大堆事情同時發生，我都覺得快要抓狂了，但是她還是十分冷靜的想辦法把事情作好。」
v何教授擁有兩個博士學位，喬治亞大學的教育博士和印第安那大學的英美文學博士。1988年回到台灣後，她就在中央大學任教，至今已經出版了十本書，創立了性／別研究室，開始每年舉辦性／別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每個學期還繼續全時間教書。
她已經結婚22年，覺得工作太忙，不想要小孩。她半開玩笑的說，最近幾年唯一休息的機會就是2000年因為腦瘤而經過12小時手術之後的修養。同事們說何教授是個非常用心的教授，連手術前都趕著把學生的作業改好，成績算好。
何教授計畫在未來三年中繼續研究「變身」這個議題，包括穿洞、紋身、變性手術、整型等等。她過去也一直反對把性少數（例如跨性別和性工作者）當成受害者而污名化的作為。
支援何教授並發動全球連署的非營利組織台灣性別人權協會認為，宗教團體之所以發動這次攻擊，是因為何教授指責它們利用例如青少女性工作者這種「性受害者」來提升自我的政治權力以及政府經費以便推行它們的保守文化政策。
何教授的性／別研究室也反映出她挑釁式的人格。研究室牆上掛著仿製的法國奧賽美術館Gustave Courbet名畫，畫的正是女人的陰部，書架上則立著一隻塑膠假陽具。研究室收集了一些日本性漫畫，排著一列列資料夾，收集了過去十餘年台灣社會性／別議題的相關剪報。
何教授認為，1995年時中央大學的高層人士積極提升學術形象，因此對於何教授提議成立性／別議題的專門研究室頗為熱中。但是現在她認為政治考量已經使得校方很難再支援她的工作。
中央大學的高層人員公開的表明，他們在司法程序尚未結束前對此事保持中立。「何教授是一位很受推崇的教師，」一位只願匿名發表言論的高層人員說，「學生對她的努力讚不絕口。」
但是這位高層人士說，雖然何教授是一位盡責的教師，她作為一位研究者卻沒有盡到責任。她在提供建議給年輕人時應該更為節制，這位高層人士說。大學相信她不夠自制，因此越過了學術自由的疆界：「她的行為傷害了中央大學的名譽，也引發了家長和其他教師的關切。」
上一任的主任秘書朱建民七月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曾經說到，何教授有可能會被辭退。
雖然可能因此丟掉工作，何教授領著記者參觀性／別研究室時還是很輕鬆。「我有很多技能，」她故做可愛的說，「我打字很快，可以做文字編輯，會洗碗，會做清潔工。」但是她也嚴肅的說，她憂心這個法律行動「將在其他學者、性少數、以及人們談論禁忌事物時」形成廣泛的效應。
何教授聽說許文彬要求她為網站超連結事件道歉認錯時臉色變得陰沈。她嚴肅的說：「我不是替自己辯護，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並沒有虐待動物。要是我是個不良影響，這些告發團體的不良影響就更嚴重了。」
何教授說她批評台灣的宗教團體，是基於她個人所體驗到的宗教和社會封閉後果。「我了解自以為義的可怕後果」她說。戒嚴時期中，她在嚴厲的父母管教下成長，父母就和同時期大多數台灣的父母一樣，禁止她在求學期間讀任何課外書，認為這些閱讀會妨礙她的功課。
何教授說她13歲時就參加基督教會，期望宗教的力量能幫助她處理內心的矛盾交戰，包括手淫在內。從高中到大學，她都維持著很虔敬的靈修生活，每日讀經禱告。
1978年她前往美國喬治亞大學深造。在台灣的政治和教育環境內，「你總是被支使著做事情。」但是出國的期間，她看到了一個鼓勵學生挑戰（而不是服從）權威的體系，很多同學在課堂上發問時講話就像詩句一般優美。
為了競爭，何教授決心養成新習慣：只要教師問問題，就算沒有話說也要第一個舉手，然後再來想怎麼回答。她說在美國的教育系統內，「我有幸學習，也有幸被挑戰、被羞辱。」
1980年代初，當她開始閱讀對她影響最大的馬克思和佛洛伊德的作品時，她對宗教的熱誠退潮。她在這兩位大師的哲學中找到了資源來認識性在她個人生活和社會中的操作方式。
離開台灣12年之後返台，她不再是當年那個膽怯虔敬的學生，她開始鑽研台灣的性態。「我注意到女人還是沒改變她們對身體的態度，女人還是擺出一副純潔靦腆的樣子。」但是她已經注意到台灣的小說中無處不見的地下性暗流，而且都市裡滿街都是賓館，社會學家和醫師們已經在公開討論墮胎的問題。
她回台的時機很恰當。1987年剛剛解嚴，帶來一段蓬勃的政治社會變遷，也使得大學和外在世界多了一些接觸。
何教授在1994年的反性騷擾遊行中廣受矚目，也贏得了惡名。當組織者請她上台說幾句話時，何教授喊出了工整排韻的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台灣大學的頂尖女性主義學者張小虹教授說，就連在女性主義者群中，這些字眼都是難忘的。
「她非常有煽動性」，張教授說自己沒有何教授那麼基進：「她的基進觀點創造了空間讓大家都可以說想講的話，這也使我的論點比較容易被人接受。」
何教授在1997年捍衛性工作權之後就在性別研究學者群中造成了分裂。張小虹教授說：「很多人，包括女性主義者，都覺得不安，她們無法忍受她的說法。青少女性工作者確實被歧視，但是把她們當成女英雄來榮耀就太簡化了問題。」
台灣學界認為目前台灣社會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創造了沃土，讓這次告發何教授的法律動作成為可能。張小虹教授說，台灣「非常精神分裂，我們沒辦法說台灣是個解放的社會，或是一個古老的、保守的社會。」
何教授正在等候法庭決定是否要起訴她。台灣的變化──反映在一位坦然討論手淫和人獸交的教授身上──使得對手們非常不安。何教授說她已經開始感受到反挫，中央大學已經通知她，將會繼續審視她的網頁尋找可議的材料──雖然受爭議的資料庫已經不存在。同時，她原先要在這學期帶領十位研究生製作的抄襲瓢竊教育網頁計畫也被中央大學通知撤除了經費補助。
但是何教授仍然以其一貫的高亢精神計畫在剩下的學術生命中努力開拓性的公共討論領域。她帶著挑釁的笑容說：「不管你準備好了沒有，同性戀、雙性戀、戀童者都在我們周圍。你到底要不要面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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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50, Issue 7, Page 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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