嗆聲自身──民主運動與美國帝國主義[1]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有主體意識的民主運動必定要清理與美國帝國主義的關係。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下簡稱台社）在一九八八年發刊時，是以站在民間社會的立場參與台灣的民主反對運動來自我定位，這個立場在過去十六年沒有改變，所以台社也不會像某些團體一樣因為政權的移轉就順理成章的變成御用，更不會像以前反對運動圈的一些朋友那樣，現在會說台灣的民主已經完成，不要用高標準來衡量，云云。作為永遠的反對派，我們認為民主是永遠的革命，它不僅意味著選舉政治的民主化，我們同時認為民主是得在社會、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深化，沒有社會及文化的基礎，民主會成為少數人的政治遊戲。因此，像和平、反戰及反對帝國主義，這些普世價值必須能夠深入人心。

基於這樣的信念，台社在2003年的十五週年的會議中，提出『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的分析[2]，指出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非但沒有完成，反倒是仍然處於後威權的階段，我們認為台灣的批判性份子不能怠惰地滿於現況，必須重新清理過去戰前戰後民主反對運動的歷史，才能看清楚我們現在的處境，也才能推動台灣的民主繼續前進。

而在重新理解台灣戰後歷史的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威權體制（乃至於民主反對運動）與美國（特別是其帝國主義面向）的關係。在2003年四、五月間台社舉辦的兩次反戰論壇中，筆者曾經提出了「反共親美」在戰後成為台灣主體性的主要構成的論點，用來解釋何以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力量相較於世界各地是如此的薄弱；我的核心論點不是把美國帝國主義視為外在於台灣／我們的存在，而是將美國視為早已內在於我們的主體性，其深入的程度是我們不願意也看不到的，反美就是反自己，愛台灣就是愛美國，所以不能反對美國發動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3]。台灣現在有哈日族、哈韓族、哈上海族，但是為什麼沒有哈美族？哈Michael Jordan也不會說這是哈美，就是因為哈美已經早已深入人心，成為我們社會文化的共識，當我們自己的身體、思想及慾望都已經充斥著美國想像的時候，當然就不用哈了。台灣的批判性學術思想、另類文化乃至於反對運動也不例外，大家的參考點都很單一的指向美國，這才是台灣社會在知識上的危機之所在。

讓我試著轉換參考座標，來跟南韓民主化運動進行對照。南韓1980年代光州事件後民主運動發生重大的變化：民主運動所推動的民族解放不再只是要從軍人政權的威權體制中解放出來，同時也開始強烈的質疑戰後在台前台後支持威權體制的美國帝國主義，所以反威權及反帝是同一件事。光州事件中全斗煥政府動用軍事力量對光州民眾強力鎮壓，異議份子原本認為美國會以人權為由介入防止對立擴大，因為南韓與美國簽軍隊共同指揮的協定，但是美國不但沒有積極介入，同時默認軍事鎮壓；之後，1981年美國雷根政府居然邀請全斗煥訪美，深化民眾對於美國的懷疑，讓韓國民眾看到號稱民主、支持人權的美國政府公然支持南韓軍事威權體制，美國的雙重標準（在國內聲稱民主，在國外卻大行帝國主義），造成反美情緒不斷深化，到了1985年，運動份子更進一步的認知道，美國帝國主義是使得軍事威權體制能夠存在的根本條件，為求民主必須要根除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4]。

因此，在南韓的民主運動中，反威權就必須是反美帝，也就在過去二十年間形成了龐大的反美反帝傳統，九一一事件後的反美軍入侵伊拉克的大遊行，也才會是在十九個城市同步進行；盧武鉉能夠當選總統跟他鮮明的反美立場有很大的關係（雖然他上台後還是受到保守派的牽制，無法立即將美軍撤離漢城市中心）。簡單的說，要批判、檢討、清理威權體制，就不能不處理、面對、批判美國帝國主義為了取得世界霸權因而提出反共的全球性戰略，於是對於像南韓及台灣威權體制進行扶植；美國的行徑不是慈善事業，也不是追求民主的普世價值，更不是自由的解放者，而是為其自身利益，到處扶植反共親美的反民主政權，這些都是建立自主的主體性過程中必然要誠實面對的清理工作。

反觀台灣，以民進黨為首的所謂民主反對運動並沒有檢討過美國跟兩蔣威權統治的共謀性（作為太上政府，聲稱民主的美國在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做了什麼，七０年代美麗島事件又做了什麼，來阻止國民黨政權屠殺左翼及異議份子），也沒與美國帝國主義的部份劃清界線，上台以後居然比國民黨政權還要更為親美。顯現的是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主體性只是一味的反中，沒有意識也不敢反美，更沒有重新清理日本殖民主義，這樣缺乏主體性的反對運動又如何能夠得到國際民主運動界的尊重？

這次美國少數國會議員結合在美獨派人士提出要台灣政府出兵伊拉克事件就可以看到，像李文忠這樣出身學運、長期參與反對運動的政治人物，一碰到美國，思想就亂了，平時經常言必稱美國，這次更把美國對伊拉克侵略的帝國主義行徑完全丟開，不管美軍對戰俘極度違反人道的虐待，竟然說什麼美方的友善態度，邀約台灣出兵伊拉克，台灣方面應該要高度配合，「這是從蔣介石到陳水扁都會做的事」[5]。昔日的反對運動份子，這此刻完全丟去反對帝國主義的普世價值，現在一方面要切割國民黨時期與民進黨統治是截然不同的階段，因為前者是威權，後者是民主，所以希望社會不要以他們當初像國民黨抗爭的方式來對待民進黨政權，但是一碰到美國卻又縮起來，說什麼「這是從蔣介石到陳水扁都會做的事」，這是說親美是普世價值，不分威權還是民主時期？這就是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表現？這樣的現象反應的是，當初的民主反對運動沒有反思美國帝國主義與台灣的關係，然後一但當權成為統治階級就更會很容易的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就緊抱著美國不放，就連只有四百萬人口的新加坡都不會如此的沒有「國格」。

2004年320開票後的當天晚上，陳水扁對於支持者的講話中指出，這次選舉是台灣主體意識的勝利，至於所謂台灣主體意識是什麼他沒有清楚的陳述。

我個人認為這次大選最為重要的結果是阿扁政權正式向民眾宣告：台灣是美國的藩屬國，也就是台灣作為美國保護國或是附庸國身分的確立。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因為他聲稱整個中國都是他的版圖，所以在心態上把自己看成是泱泱大國，雖然在過去五十年來是在美國至少是軍事的保護下，為了保存統治者的國家顏面，他不會、也不必要公開地表現出台灣的中華民國是美國的保護國。所以對台灣的民眾而言，美國是我們最親密的“友邦”，雖然這個友邦後來在一九七０年代拋棄了我們，承認了中共，但是美國是世界大國，他跟中共建交是不得以，他還是我們忠實的夥伴，沒有外交關係有實質關係也可以接受。這個情勢到了民進黨上台後，所有以前沒有的尷尬都直接地出現在台灣民眾的面前，例如只要陳水扁對兩岸關係問題說錯了什麼話，馬上就得派他的核心幕僚到美國去報告，美方如何反應變成很多事能不能做的先決條件，台灣從屬於美國的階序關係，在老百姓的認知當中越來越清楚。到了這次選舉，台灣是美國的保護國的上下關係在媒體所中介的社會空間中到達了最高點：

1. 選前的公投問題，由於美方的公開反對，結果陳水扁必須調整公投的內容，讓美國接受才能進行。

2. 選後泛藍開始抗爭，連戰公開要求美方介入台灣的選舉爭議，意思是只有美方才有更高一等的位置來處理台灣內部紛爭（這點上藍綠一致）。

3. 由於選舉的爭議，美方遲遲不對台灣官方公佈的當選人發出賀電，後來派出呂秀蓮直接向美方提出要求，也就是台灣選舉的結果只有美國承認才算（雖然台灣與美國早已沒有外交關係）。

4. 有關槍擊事件的調查，藍綠雙方的共識是要有美國的專業公正人士參與鑑定（日本、歐洲等都有先進的高科技，但是從來沒有進入想像的可能當中）；為了回應泛藍提出槍擊事件的陰謀論，阿扁公開說他可以出錢請美國一流的槍手來對連宋進行試射（也就是所有一流的都只有美國才有，包括神槍手）。

5. 這次替綠營大力助選的前總統李登輝在選後公開表示，阿扁要跟美國修復關係，這意味著台獨路線要能走下去，必須得到美國的支持。

6. 陳水扁為了520的就職演說，派他的秘書長邱義仁赴美請示[6]。（世界上哪裡有民選的國家元首，就職演講要得到別的國家批准才行？這樣的總統其實滿值得同情的。）

 

這些事件不斷的曝光，很多民眾都已經清楚的意識到，要台灣派兵伊拉克（或是同樣具有爭議的幾千億軍購案），其實是美國在跟台灣收取保護費，或是藩屬國在向皇帝朝貢。如果說台美的保護國關係已經不只是社會上層政治菁英說不出來、也不願說的共識，但是這個關係逐漸在民眾的認知中發酵，那麼這種認知會起什麼樣的作用？台灣獨立的理念本來是要提升台灣人生存的尊嚴，但是現在大家都開始看到，還沒獨立都已經要背躬屈膝，真要獨立，那得受美國多大的保護才有可能，這就是所謂主體意識呢？

對於台灣的獨派人士而言，台灣獨立是神聖理想的追求，不能有任何的前提，承認獨立的前提在於台灣是美國保護國，會無法自圓其說，很難堪的。退一步，像陳水扁這樣的務實獨派，他們經常大聲說出的標準答案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子叫做中華民國”，這時候如果你提醒他，這個命題能夠成立的前提是：台灣是美國的保護國，也就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庇護下，它的名子叫做中華民國”，他還能那樣大聲的說話嗎？民眾大概都會覺得無法接受。

如此推演下去，不顧顏面、真正敢於面對政治現實的其實不是台獨基本教義派，而是五一俱樂部的立場，他們更為勇敢地出來推動放棄主權、把主權讓渡給另一個國家[7]，五一俱樂部的存在也就指出了台獨基本教義派全然的主觀主義。而五一俱樂部的難題也正在於他自身滑入另一個主觀主義，認為美國人民會願意接受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州，中國人民也會接受，台灣人民更有意願，這些有什麼根據？無論如何，五一俱樂部提出的方案獨派從來沒有直接的誠實面對過。

五一俱樂部的提案把問題推到極端：台灣是在中國與美國之間作選擇。

你要當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不是什麼愛不愛台灣的問題。

於是我們再次回到原點：台灣戰後長期營造出來的“親美反共”是台灣主體性的主要構成，是社會身體／生活構造的主要地層，是藍綠雙方共有的歷史經驗，也是台獨運動的物質及情感基礎。這樣說還比較有尊嚴的講法，好像親美反共是主體有能動性選擇的結果，真實狀況是：沒有美國軍事帝國主義的支撐哪能反共，台灣作為美國的保護國是台灣主體性的基礎。

就像去殖民運動如果無法展開，殖民主義的陰影還會繼續籠罩在身體、思想、慾望上，持續作用，沒有辦法解開親美反共的總體歷史作用，台灣的主體性永遠會繼續臣屬於美帝之下，也一定會繼續是保守右派的。

從這次的選舉往回看，台灣八０年代以後的所謂民主化運動是沿著族群、省籍、國家認同為主軸的路徑在進行，反對運動透過差異政治來凝聚能量，奪取政權，而這次的選舉不過是在繼續深化這條路線，能夠持續執政。從這樣的歷史軌跡來看，支持台灣獨立的激進能量仍然將在未來繼續主導台灣政治的走向。任何的分離主義式的獨立運動都有其存在的歷史條件，我們期待支持台灣獨立的政治力量能夠超越主觀主義的狂熱，提出更為深刻的分析，擺開戰爭問題不談，台灣獨立有沒有在國際社會存活的空間？台灣有沒有可能真的脫亞入美，把台灣從地圖上搬到夏威夷會是加州旁邊？亞洲的鄰居到底如何看待台灣獨立？除了少數日本的右派團體，台獨在亞洲有市場嗎？真的獨立了，作為一個小國，台灣有沒有條件跟身邊的大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在國際環境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台灣的經濟狀況會是如何？台灣所有的選舉都避開一個關鍵的問題：台灣的經濟在現實上能否脫離中國大陸的市場來存活？這些問題都不是能夠一廂情願全然從主觀主義的立場來思考的。我個人期待這些問題與具體的分析能夠清楚地進入政治辯論的空間，甚至跨出台灣的範圍，對於亞洲各地的社會進行調查，看看鄰居們有什麼反應，不能關起門來，一廂情願的憑空想像。

更為重要的是︰聲稱這是台灣主體意識的勝利又有什麼民主的內涵？族群、性別、階級的平等與公平正義達到了嗎？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國族問題很明顯地凌駕於其他問題之上，統攝了幾乎所有問題的思考，而這正是台灣民主的危機所在。為了突破台灣政治持續在國族問題軸線上打轉與深化，台灣的進步力量確實有集結的必要性；台灣雖然因為歷史的因素目前沒有左翼階級政黨的空間，但是社會民主路線的政黨空間似乎正在出現。社會民主的立場必須要面對國家認同問題，但是要將社會分配的正義問題擺在平行的位置，而不是受制於國族問題。工人及社會運動主導的廢票運動所打開的或許正是這個政治空間的想像，至少在這次選舉中有20%以上的人沒有投票或是投廢票，他們沒有捲入瘋狂的民族主義情緒當中，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有可能支持藍綠之外的第三種選擇、國族問題之外的第二種軸線能夠在政黨政治的空間中出現？

總結的說，台灣的民主反對運動必須得要重新清理過去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得有主體性的去面對日本殖民主義對台灣長遠的傷害，以及美國對於兩蔣威權體制的支持過程中對於台灣民主造成的迫害及長遠的影響，而不只是切掉歷史重要的構成，透過簡單的反中來自我正當化；這也就是要把歷史中台灣主體構成的他者多元化：四九年後的中國、戰前的日本、戰後的美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超越前人的論述，不能再只把帝國主義當成是外在的力量去反對它，其實帝國主義早已在我們所有人的身體、慾望及思想中流動著，台灣主體性的批判性重建必須從自身的清理開始。

（2004,5,29於新竹寶山）

陳光興　　出版於 (2004),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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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為發言稿，於〈台社反戰和平論壇：從派兵伊拉克到麥可喬丹－－嗆聲美國帝國主義〉二00四年五月三十於台北紫藤蘆．

[2] 台社編委會，〈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3期，2004。

[3] 陳光興，〈在全球反戰聲浪下反思台灣主體性中的美國〉，馮建三編《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台北：唐山，2004．

[4] 更為細緻的討論，參見Gi-Wook Shin (2002), “Marxism, Anti-Americanism, and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An Examination of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Tani E. Barlow (ed.), New Asian Marxism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359-384.

[5] 有關李文忠發言的報導，參見《聯合晚報》，2004年，五月23日。

[6] 根據《中國時報》2004年6月5日報導，邱義仁對美方官員逐行報告就職演講內容。

[7] 對於五一俱樂部的詳細分析，請見Kuan-Hsing Chen (2001), “Club Fifty-one: America in East Asia”, New Left Review 12(Nov/Dec), 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