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野百合的傲慢與偏見

數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引來各種質疑的聲音，批評者多為十四年前野百合世代的參與者，紛紛表示廣場前的學生不夠資格與當年野百合精神相提並論，主要論點有二：廣場學生與國親兩黨相從甚密，不夠純潔；以及學生的訴求不明確，論述層次太低。
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我剛好是大四學生，也躬逢其盛地加入了靜坐的行列。那個世代的大學生適逢台灣戰後社會運動最蓬勃的時代，從鹿港反杜邦運動、遠東化纖罷工，到五二０農民北上抗爭流血衝突事件等等，即使未親身參與，只要還有點正義良知的大學生，無不被激起莫大的熱情，或至少產生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校園民主運動也隨著大社會的各式反對運動與思潮的興起而快速串連，各類學運社團間或聯結或爭辯，並基於對未來社會的願景與對批判思潮的渴望，不論哪個性質的學生社團都勤組讀書會，企圖提升自己分析和論述的能力，並與各種政治及社運團體保持密切的連結與對話關係。在這層意義上，當年的野百合並非所謂「純粹」的學生運動。

如此百家齊鳴、眾聲喧嘩的時代，隨著民進黨正式組黨而逐漸產生了質與量的變化。尤其是在民進黨確立以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為主要政治戰略，並以之逐步擴大動員能量之後，不僅原先各項較為基進的社會正義主張，如反對壟斷及跨國資本對農民、工人及環境的剝削，逐步被邊緣化，同時原本活躍於各個社會運動領域的領導幹部或知識菁英，不是投入民進黨的政治運動，就是因為堅持更徹底的社會正義而遭到孤立。在此脈絡下，十四年前的三月學運其實是當時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交會的一個高峰，而在「國會全面改選」等形式民主的目標完成後，眾多三月學運的幹部從此進入民進黨的政治運作體制中，而當時學生所堅持的諸多社會正義訴求不僅未隨著學運幹部進入政黨運作而得到普遍的實現，反而因為社會力量轉移到政黨運作而消退。

於是我們看到，當全世界以深刻而全面的反對運動抵抗自由化、私有化等新保守主義洪潮時，台灣卻幾乎缺席。更甚者，由反對黨出身的民進黨政府更露骨地將自由化與私有化宣示為施政目標，與大資本家結盟。大學教育在此浪潮下，逐漸被市場機制所穿透，學費高漲，而學校為了擴大財源，遂過份重視學科的市場價值，從而將資源投注於能快速回收的應用科系，所謂大學作為培養社會良心與批判思考的功能，幾近蕩然無存。市場機制運作下的大學教育在學生身上產生了具體效果：學習取向市場化，同時必須挪出愈來愈高比例的時間打工兼差，並藉此與企業界建立關係。曾經活躍的學運或思想性社團無不慘淡經營，甚至難以為繼。在這樣的社會與校園環境下，我們如何能期待，甚至要求，學生提出深刻的分析與訴求？

今天在中正紀念堂前靜坐的學生，的確有許多表現行為值得議論，但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造成學生思辯能力普遍低落的諸多社會因素中，整體社會的新保守主義傾向是重要關鍵，而正是我們的退卻，助長了今日新保守主義的昂首與傲慢。

自許為光榮的野百合世代，我們有多少人還記得當年對社會正義的理想與熱情？當我們直指今日學生不夠格作為學運份子時，我們是否該反省自己對改造社會的運動不夠堅持？

刊登於中國時報2002/04/11「名家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