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 我們埋鍋造飯

「政大暴跌」，這話驚人、但不實。不是年年如此嗎？跌或不跌。新聞雖然失真，但也有塞翁失馬之六得。第一得，作為台灣部分主流價值的代言人，教育部、國科會多年來據以評鑑的標準，是否合理，至少在這次茶杯裡的風波，重新遭人檢討。

第二得，冷門科系應該存在，但誰來支持、編制規模與人才的養成如何調整，其價值如何以期刊論文及其他方式展現，也引起了討論。

第三得，國際競爭力評比之說，邏輯可議。我們以「英語」期刊代表「國際」競爭力，原已不妥。即便認可，則發表在SCI、SSCI、EI的多寡，以及為人引用多少，又怎麼與國際競爭力發生關係？不發表，說不定讓台灣更有競爭力。不發表，是不善盡責任，但無妨於我們吸收海外知識（有人、公司會因我們不在上面發表論文，因此就拒絕我們訂刊物嗎？），反而國際友人可能因不能知道我們的重要創見，以致知識來源少於我們，最後竟至因此而少見技術與人文社會制度的創新。

第四得，國際說既然有問題，則必然是教育部、國科會藉此另有他圖，比如，規訓學院工作者。部會手握資源，自可設置標準，責成伸手者向左走、向右轉。（這裡又看到了國際說的不通，國際間誰有資源在手，依發表在各種索引的文章數量與質量，給予多寡不一的薪資或獎勵否？）

第五得，教育部、國科會是中介變項，另有專業社群有力人士、甚至其他部會才是要求所謂的國際標準者。立報今日的社論說，「教育部何不併入經濟部？」顯係有感而發。

第六得，學院人如同任何勞工與老闆、公僕，也得受評鑑，如果目前慣用的索引作法不足（不是說不要），則得另提他法。什麼辦法？說不定《那年冬天，我們埋鍋造飯》這本書，可以帶來一些啟示。十六年前的今天，新光集團關閉士林紡織廠。當年的土地價格飛漲、股市亂竄，老闆從中謀取暴利，成就自己的轉型契機，並無難解之處。但是，工人呢？付出大半輩子的員工、從鄉下進城建教合作的學生，顯然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於是，無路可走的四百多位僱員，只能自救，開始了七六天的抗爭。

《那》書由當時協助工人爭取權益的外力，歷經十五年的斷續作業，在今年勞工節由臺北市勞工局出版。為什麼等這麼久呢？不外乎外力為謀稻粱、疲於奔命、人少事繁，也就難以抽身盡力於斯。這時，不免讓人想到，國內亦有勞工系所，而近年來口述歷史非常隆盛，假使教育部、國科會、各校的獎勵或評鑑辦法，也接受《那》書這類作品，則書早就應該出版吧？若然，則現在高達五十萬的失業現象，是否仍有可能稍稍舒緩，至少受大量解僱的員工早就可從新光員工，習得教訓，在與資方協商時，取得較合理的解僱條件？

貼切的、在地國際的、進步的、怡情悅性的人文社會學科乃至於理工農醫知識，其編修、創作與（通過各種方式之）普及，對於社會之祥和與改造，助益莫大，而所費甚少，只消作一調查，不難找出依現有資源，即可給予合理展現機會的門類（前述勞工史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這種腳跟下小事，哪裡是有鴻鵠之志者，願意眷顧的呢？

馮建三 中國時報 論壇 　 92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