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學術國際化？這也得正名

開學了，如今人窮志短多於高瞻遠矚的大學又開學了，又要面對錯亂定義之下的國際化評鑑，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源分配了。

我們的教育部說，明年的大學評鑑要分四類，但所有人都知道，這只是把現在的大學因其歷史條件而形成的等差，加以正當化，並使資源分配由比較沒有那麼不公平，走向承認或居然是讚揚、要求級距而已。有些教授說，國際化指標之一是英語教學，但是海外朋友到台灣主要是要學洋文嗎？他們卻步於國門而就對岸，是因為我們的英語學習環境較差嗎？既有教育部與教授的這個思維方式，難怪就有大學的中文系，也要推出以英語進行的課程。

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的評鑑，不得不為，但怎麼作，仍可斟酌。以英語教學作為標竿之一，智者不取，有自尊者也多見躑躅。教學之外，另一種對研究的評鑑，亦應思量。目前的流行作法大致是偏向獨厚研究，尊崇量化。寫了十篇泛泛之作而缺教學熱忱者，得到肯定的機會，高於作品少而與學生互動良好的人，這可說是未見高明，反暴輕教學之短。

退一步言，研究是上游知識的生產泉源，揚舉其地位，就說並無不可好了，但以美國商業機構主持的英語索引指標（Social Science C itation Index, SSCI）作為決斷研究成果的高低，實在詭異。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知識，若說可貴，則在紀錄、分析本地較特殊的現象或問題，從而能夠提出進步的視野，在作為社會自我檢視與批判參考之外，也讓他國友人，能夠對我們的社會，有所了解甚至學習。

但是，幾年以來，我們的價值坐標，或許說不上與此背道而馳，惟至少不是從這個方向思考的。以管窺豹，從國科會至許多高教機構所採取的獎勵機制，已可知其一斑。他們都以列入ＳＳＣＩ期刊的英語論文發表數量，作為（最）重要的標準。不過，這應該不是好辦法，或說，即便要以此作為標準，可能仍有更值得考慮的方式，還沒有採行。

方式之一是，只以英語發表的論文，分數最多與發表於本國最優期刊的積分相當。若該論文得獎，獎助單位應翻譯該論文為中文另投稿於台灣的期刊，萬一不被接受，獎金取消或打折。方式之二是，願意以洋文撰寫者，從其意願，無心或無力者，國科會、教育部乃至大學可考慮設置機制，選拔其中值得翻譯為洋文對外推介者，投稿海外期刊。比如，獲得國科會獎助的期刊以中文發表者為限，其編輯委員會每年應推介已在其上發表總論文數的特定百分比篇數，交由國科會請人翻譯投稿至海外，累積特定年數獲刊登率未達一定水平者，可考慮取消該刊特定年數的申請補助資格。又為避免遺珠，國科會等單位也可以設計推薦或自薦的機制，接受個人以付費或免費的申請，亦可考慮，個人件數最多不能超過期刊件數的翻譯，而又與期刊相同，個人在特定年數內若累積一定件數之翻譯而仍未得到外文期刊登載，則取消申請資格若干年。

方式之三是引進非主流的思維。過去三年多來，從法、英至美國的許多大學，都陸續發難抨擊了十九世紀末以來崇拜量化而自比物理學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至今年六月，「促進經濟學多元學會國際聯盟」在美國堪薩斯市召開的「非主流經濟學之未來」世界論壇，更為數千位經濟學者發聲。台灣真要國際化，迫使其他人文學科向其「看齊」的經濟學界，也應該引進國際間這股非主流的經濟學思潮及實務了。

馮建三 中國時報 論壇 　92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