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非常時期？

太陽花學運說，台灣民主已經崩壞，馬政府獨裁專政，所以不能用正常的法律程序處理。這些「非常時期」的法治理論，聽在長期爭取民主自由，也經歷民主轉型的台灣人耳中，似曾相識！

台灣曾經歷很長的「非常時期」：因為「動員戡亂」，所以不可以組黨；要「反攻大陸」，因此第一屆民意代表可以任職40年；……諸如此類以「非常時期」為名的措施，40歲以上的台灣人應該都很熟悉。

「回到正常」民主程序後，才知民主不是「心想事成」的制度。同樣是台灣人，在政策、國家認同、觀念價值上都有著極大差異。民主時代，贊成簽訂《服貿協議》與反對者，都是「人民」，如何解決歧異？有人支持核四，有人反對核四，怎麼辦？

民主法治，就是承認人民間有分歧，但又必須在分歧中做出「權威價值分配」的政治體制。每個決策，都有人滿意有人憤怒，有贏家有輸家。我們靠選舉、輿論、訴訟一步步地改變社會。暫時改變不了，就只好在異議中接受，並且持續尋求改變。

台灣人在解嚴後的民主經驗，就是學習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對個別政策或政黨不滿，也可以呼籲修改法律，但不要用「否定體制」的語言來談問題。

現在，有人似乎對這套「慢」又「不完美」的體制失去耐心，動輒否定正常體制的可能性，說「體制已經沒救了。」但，正常體制的途徑真的用盡了？服貿可以監督，可以修正，甚至將來可以廢止。《憲法》有問題，可以解釋，可以修改。集會遊行是《憲法》保障的權利（但不及於政府機關內部），大法官也一步步地打破許多障礙。到底哪裡是「體制失靈」「民主崩壞」？

這種動輒說「非常時期」的心態，正是民主法治大敵。有些人沒耐心，有些人沒知識（找不到體制內的途徑）；有些人則是以為民主就是「我要贏」。殊不知，「暫時認輸」，接受體制運作的結果，更是民主的核心。這與戒嚴時期，因為反共仇共而把台灣放在「非常時期」多年的人，其實沒什麼差別。自認只有自己才能守護台灣民主，其他見解不同的人（無論拿了多少票，用什麼方式）都是破壞民主，那台灣的民主其實也岌岌可危。（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