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

出版於 (2002) 〈台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大學學術講演錄叢書編委會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43-248。

以下的文字是執行國科會集體研究計畫【消失國界？全球化，民族國家與文化形式－全球化與消費社會的形成：南韓與台灣的比較研究1999-2001】的一部份成果。曾於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北市政府與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共同主辦之〈亞洲城市中華人的文化生產論壇〉上發表。

在主流的學術論述中，消費社會經常被簡單的理解成所謂後現代的一種特色，也就是以理論概念來抹平消費社會歷史的形成與在各地的差異性。在過去十年的思考與研究中，我初步的體認是：放在東亞的社會，特別是在主要城市中來觀察，消費社會是一種結構性的歷史條件，是逐漸形成的社會構造，它的生成、擴大、與表現直接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如果我們將資本流動視為全球化過程中的核心參考座標，那麼消費社會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間裡，完全奠基於資本的積累，而在像台灣與南韓這樣的新興開發國家(NICs)，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資本向外的流動與外資輸入關係密不可分；推到理論極端，我們可以說，沒有資本的快速全球化，就沒有消費社會的出現。更為重要的是：在另一個層次上，我們也發現，消費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形構的結構性切面，會是一種結構性的狀態（conditions），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斷變動的；由於它的生成密切的接合到政經結構的變化，所以雖然逐漸形成其內在邏輯，或是相對自主性，但是它直接與不同的歷史社會場域相交錯，它不僅借用『民間』社會的資源與動力，影響民間的既有形態，也滲入主導性政治空間，轉化政治操作的模式，它甚至直接影響到反對性社會運動的自我表現形式。也就是消費社會在點、線、面的地毯式的形成變動過程裡，它終於成為不可或缺的社會構造，直接衝擊既有的（文化）生產。它的歷史效應何在？內在邏輯是什麼？造成哪些具體的政治效果？社會運動如何被迫與其協商？是關切的焦點。

消費社會深化的過程有跡可尋，但是在不同社會的表現形式會是不同的。以東亞的主要城市為基點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時序上的光譜，東京的消費社會在一九三○年代已具雛形，在一九六○年代逐漸成形；在漢城、香港、台北，消費社會形成的雛形起自一九七○年代後半期，其鞏固表現在一九八○年代末期，而其深化則發生在九○年代中期起；北京九○年代後也開始出現消費社會的蹤跡。但是這些不同的社會及城市中，因為歷史政治因素，其細緻的表現形式會有差異；例如，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在台灣及南韓，是小汽車成長最為快速的時期，台灣社會的表現在進口汽車，而南韓則是相對而言表現在購買本國汽車／工業。以下，我更為具像的以台北為例，畫出一個簡單的歷史圖形。

台北市作為一個殖民城市，它的歷史變遷反映了台灣這個地理區位在二十世紀中受到幾種歷史／結構性力量的多元決定：以世界資本主義史的擴張為動力，以殖民帝國主義史為表現，以及二次戰後冷戰構造的形成，這幾種交錯的力量不僅決定了台北市的總體形式，多元決定了活在其中主體的情感結構，也規約了市民實質的生活內容與形式。在歷史殖民主義與冷戰構造的兩大結構性前提下，戰後以國家機器所主導的政經走向，可以化約成幾個性質：國家主義(statism)，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與反共(anti-communism)。文化上，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構成，除了南島原住民外，積累混雜了前現代漢文化，殖民地時期的日本近代化及其歐化想像，戰後國民黨政權所帶來的右翼西化民族主義成份，以及長期以美國為參考想向座標。這些政經文化性質都反映／座落在不同群體日常生活的消費內容及形式上。

台灣戰後在美援的扶持下，初期以農養工，而後在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展開了了長期的資本積累。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島內快速的經濟成長，民間消費力逐漸提升，在面臨石油危機外銷受挫的同時，島內已經積累的資本尋求轉投資，發現了足以開發的國內市場，消費社會的營造開始進入初階段，反映在房地產業的興起，外銷成衣的內銷，廣告業的大幅擴張，文化娛樂工業的浮現，以及對應的家庭在娛樂文化支出部份的跳躍性成長；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家庭支出在娛樂文化部份在七○年代中期至一九八○年是至今最為快速的時段。政治上的反對運動，在同時開始取得社會空間，黨外雜誌與地下刊物的崛起，其實暗示了在民間消費力興起的支撐，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運動得以發展，消費社會的逐漸形成為是重要的歷史條件。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據代表意義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商開始在台北都會的出現，以地毯式的直接進入市民的生活世界，大規模的連鎖營理行銷取代了既有雜貨店的家庭式經營，改變了社區生活內部消費的社會關係，成為消費社會硬體結構搭建的一部份。

台北都會區消費社會的擴張期出現在一九八○年代的後期，消費力伴隨經濟發展的成長，投入較前期更為昂貴的消費場域，最具指標意義的是在出國旅遊及家用汽車，資料顯示台灣汽車，旅遊人口及旅遊業最為快速的成長出現在八○年代末期至九○年代初期；這裡，國家保護政策的轉變，開放觀光，特別是對大陸地區，減低汽車進口稅，外幣開放交易等，不僅意味著經濟也是消費社會的國際化，也顯示出國家的主導性力量。誇張一點來說，八○年代末期的解嚴與解除報禁絕對不是什麼蔣經國的德政，衝破威權統治的多重力量中，民間龐大的消費力是極為關鍵的，例如黨外雜誌的蓬勃發展，另類媒體的大量出現；而同時，這股主導性的民間消費力量多多少少也決定了台灣民主政治的走向與形式：以中產階級（或是更為準確的說是有消費力的階層）消費社會為主力，以發展主義為依歸，以反共親美的選舉民主為長期模範想像；如此一來，政權的性質是由軍人(military)政府向文人(civilian)政府過渡，由威權高壓統治向威權人民／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過渡；因消費社會的逐步形成，政權無法以兩蔣時期鐵板一塊的單一權力操作來統合，而民粹主義透過媒體象徵政治的召喚成為主導性的政治邏輯，政治人物也開始放低身段，服膺媒體消費邏輯，與消費群眾接軌。在消費社會中最具代表性的社會機構就是KTV運動的快速形成，以跨階級、性別、年齡、族群的姿態，特別是在都會區快速擴散。台北市在1987-90年期間出現了七七○家KTV，到了夜晚，整個城市幾乎被KTV所覆蓋。少為人知的是KTV是台灣原創力的表現，是在地史與全球資本主義史辯證過程中的產物，其形式累積了在地族群的音樂歌謠內容、日據時期的nakasi、戰後中國大陸所帶來的流行歌曲、美軍電台所帶近來的American Top 40、早期盜版的學生之音、後來的電視文化、八○年代中形成的MTV奇景、日本傳來的卡拉OK，所聚合而成。KTV形式後來傳回日本，還是冠以Karaoke之名，在韓國叫Naoraebang，其空間的表現在亞洲各地均有差異。總體而言，KTV的多重形式總結匯集了二○世紀的台灣史，舉例來說，歌曲的選擇以普通話、閩南語、日語、英語、客家語為主，基本上反應了台灣文化在種族、族群以及代間上的構造；它的創造形式與創造力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相呼應：混雜、多重接合、勞力密集、中小資本、無所不在、快速流動（隨時拆建，承續了六○年代家庭即工廠的生產模式，打破zoning的都市規範）。KTV所呈現的不只是簡單的消費空間彌補所謂集體消費的不足，它同時廣泛的為群眾運動與聚集時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須補習熟練歌曲來接近民眾，對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成為她／他們自我培養另類自尊(self-empowerment)的重要場域。

九○年代中期是台灣消費社會形成進入深化期的階段，也遭遇到所謂國際化與全球化時代的衝擊。在此時期，資訊經濟結構快速搭建，表現在衛星有線電視的快速擴張，普及率的快速為世界之冠，至此所謂三台壟斷徹底打破；網際網路及大哥大在九○年代後期快速狂飆，改變也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因此在此時期對於媒體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運作邏輯，成為社會權力的核心問題。二○○○年三月總統選舉的最後階段以全面性的進入媒體戰，投票夜之前，台灣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集會，南北兩地均有近四○萬人參與，而其表現形式是以超大型的演唱會方式來出現，扁陣營的氣勢壓倒其他候選人，這是消費社會牽制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在此消費社會深化時期，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主導台灣社會的力量已由國家掌控的政治邏輯向經濟發展主義邏輯過度，從李登輝時期到陳水扁時期，大量資本家進入國家體制可見政商共治的正經體制，與兩蔣時期不同；這是否意味著在下一個階段社會權力將完全由經濟權力所決定，仍然有待觀察。在走向資訊前導的消費社會深化階段，誠品書店的崛起是台灣社會的另一重要發明，創立於一九八九年，誠品在十年之中快速擴張成全台遍佈的二、三十家連鎖店，以人氣為指標來選擇擴張點，以高品味的形式來呈現，幾乎是以百貨公司的方式，將知識經濟與日常文化／消費，娛樂，藝文，知性活動等連為一體，甚至以前衛方式吸納各種原為社會禁忌的主體（如同性戀）；同時誠品也開始投入e-經濟，並且計畫走向華文地區如香港與中國大陸。如此的快速發展在消費社會前中期是不可能的，也反映出誠品確切掌握對於台灣社會變化的認識。座落於台北都會東區的總店，以二十四小時來經營書店，早已成為夜間的慾望流動空間；它同也成為了台北重要地標，外來者必須來此驚嘆一番。

總體來說，台灣地區消費社會的形成不是突如奇來更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部門的延續與擴張，在其逐步擴大的變動過程中與國家、民間、媒體、資本、市場等既存歷史空間相互形塑，在動態過程中決定了它的內容與形式。

二○○一年四月四日於新竹寶山
陳光興是清華大學教授，亞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文化研究學會理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共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