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妖魔化強姦犯嗎？

被稱為華岡之狼的受刑人假釋被駁回，今年無法進入台大社會系。可是就在同時，曾搶劫藝人白冰冰的受刑人假釋通過，台大社會系表示歡迎入學，也沒有引發社會恐慌。為什麼兩者有這樣不同的待遇呢？

從刑期來看這兩個個別案例的犯罪嚴重性與道德上的惡性，顯然法律上並未認定前者的強姦案遠超過後者的搶劫案。故而兩者的差異必然是來自社會心理。

當前對強姦的社會心理認知主要源自西方犯罪心理相關研究之影響，然而考察西方的性倫理發展歷史，我們驚訝地發現，十八世紀以前，強姦並未被視為非常嚴重的道德缺失，手淫才是各種性罪惡之首；因為當時的性道德主要建立在生殖功能的考量上，無法達成生殖目的的手淫在這種社會背景中當然是大惡。這個例子顯示，強姦之惡性重大不是個客觀事實，而是社會因不同需要而產生的知識論述變化所帶來的結果。

今日中西社會對強姦犯的心理想像主要來自西方十九世紀所「發明」的「性變態心理」說法。性行為原本就只是生理的需要，就像吃飯排泄一樣沒有什麼很深奧的道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於不道德的性行為雖然有社會因素，但也沒有深奧的道理，例如強姦就是男女不平等下的性衝動犯罪，賣淫就是社會不平等下的貧窮犯罪，都是「社會的自然史」。但是十九世紀的快速社會變遷使得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成為急迫需要，某些意義曖昧的性行為於是在這個新的秩序中被特殊地看待（包括同性性行為以及其他今日被大眾視為變態的行為﹐如愉虐、反串等等），被視為源自某種特殊的心理人格或某種童年心理發展的障礙。行為成了個人人格的表現，某些性行為則被「病理化」，成為變態心理的表現。這種把性行為賦予心理人格意義的做法，在二十世紀到達了高峰，許多行為只要是不符合社會的需要或道德，就被賦予一種心理人格，被妖魔化。接下來，對於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便可以透過對這種行為的心理化、病理化來進行，用心理治療來輔導矯正那些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

最近二十年，隨著同性戀、跨性別等等主體以社會運動來抗爭洗刷心理變態的污名，新的「病態心理人格」又紛紛被「發現」：慣性外遇者、濫交者、戀童者、酗酒者、家庭暴力者、網戀上癮者等等都被病理化，這些人也在各種治療機構或團體中費力地追憶其家庭關係與童年，期待拼湊出一個合乎病態心理的劇本。強姦者就是這個犯罪病理化浪潮中比較晚近加入治療大家庭的成員。

其實，就再犯率高而言，竊盜、吸毒、黑幫、賣淫都超過強姦；任何慣性犯罪者的「慣性」，都可能變成某種心理人格的「證據」，然而有的慣性犯罪是「社會自然史」的一部份，不會被病理化（例如中年婦女賣淫），有的則被視為需要矯正其心理人格（如未成年少女賣淫）；這說明了病裡化沒有客觀標準。強姦原本也可能像搶劫一樣只是一種「社會自然史」的犯罪行為，但是慣性搶劫不被視為心理變態，強姦卻被病理化，強姦犯被妖魔化。

強姦的病理化和妖魔化真的創造出來一個嚇壞人的妖魔。有人想到要和強姦犯一起上課就不寒而慄，但是卻可以和搶劫犯同堂共處，差別就在於後者沒有被病理化和妖魔化，因此也不會造成長期的心理創傷。然而妖魔化的代價同時也使得女人的心理更脆弱，恐懼的陰影更隨時隨地存在，更使得受害者難以走出陰影。以這些真正長期深遠的後果來看，我們還需要繼續妖魔化強姦犯嗎？

卡維波(破報176期 2001.9/14-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