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故事，之二

趙剛

我又搭高鐵上台北了，每週。過了驗票閘門，踏上電扶梯，聽了四重語言循環勸導旅客扶好扶手小心間隙之後，終於到了開闊、敞亮，而又多風的月台。以前，悠然地站在那兒等車，可以瞭望遠處的成功嶺，不由自主地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大專生暑期集訓」。但最近這一兩年吧，台灣高鐵公司生意好了，「自由座」的站隊更是經常排得老長，以至有時還頗需要搭車者聊加鑑別尾巴去向，才不至於排到爬蟲的腳去。像今天吧，我就對一個應該是位於尾巴尖的旅客詢問確切排隊點時，就不幸引起了他和另一個排隊者的爭議，他們兩位都堅持是他而非對方才是主流。但不愧是文明的台灣人，他們都很禮貌，都微笑，都在風中比畫著隊伍蜿蜒的流向。

突然下起雨來，而且不小。在烏日這種南北通風口上，保證看不到詩意的雨簷，若下雨，那幾乎保證斜打橫穿。陡然之間，這個如九轉肥腸般的隊伍散得空淨，眾人都撐著傘躲到月台東邊去了。這不預期的風雨所帶來的，竟是一種類似過節的歡樂氣氛。大家說著、笑著，拂拭著身上的雨水或是汗粒。沒有人抱怨。畢竟，對生活中的一個小小插曲，誰又會抱怨老天呢！

我撐起傘，走到空無一人的排隊區。這是出自什麼心理呢？投機嗎？有一點。趁著大家都殺出時，我入場。但也有一點莫名其妙地想要立異，反正褲腿都濕透了，索性護住上身圖個清靜。但是，這才光榮站上首位沒幾秒，就有一隻手輕輕地拍著我的左肩，回頭一看，是一位中年女士，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擎著半開的花傘，很客氣地笑著跟我說：「先生，原先排隊的人都在後面躲雨，你不能站在這裡！」我很訝異。風雨中的月台竟然還有一種無形的秩序，以及那施加於秩序破壞者的「看得見的手」。我有點不甘願，想跟她爭論，但看看離她五步之遙的一眾原班人馬都在那兒如一群企鵝般地禮貌地注視著我，我就蔫了，像是一個落單客走進一個陌生的西部片酒館。

雨更大了，幾乎是颱風雨。這是通車以來我在高鐵烏日站所從未經歷過的天候。而列車此時正要進站，地上的橘紅燈也開始閃閃作警。終於，遲到了三四分鐘的列車到了，停了。而就在它停下來的那一瞬間，二三十個人（哈哈，也包括殿後的我）充滿爆發感地挾著雨具衝向車門。我敢打賭，台灣高鐵從出生以來從來不曾如此悲壯過，好像它是駛離難區的最後一班列車。擠在我前頭的是一位輕熟女，卷曲的長髮淌著雨滴，拖曳在她無袖的白皙的而奮力推搡的膀子上。最後，大家都上車了，很遺憾，竟然還有幾個空位。密閉車廂中混雜著雨水、香水、洗髮精、沐浴乳、還有汗水的氣味。人們亢奮甫定，擦拭完畢，各自回到了日常姿勢──滑起手機來了。我左前方的一個老男人旁若無人地跟他的孫子視訊對話。

在我前兩排的那位白膀子則娟秀地、拘謹而又稍許表演地，用毛巾搓揉著她長長的卷髮，配合左右側的擦拭，她的下巴輪流朝左上方、朝右上方優雅上揚。回想幾分鐘前全然無政府狀態，從企鵝變禿鷹的一擁而上，我聯想到幾年前的韓國片「屍速列車」。我前後張望了一下我能看到的鄰近乘客，想像他們各自在危機中的品格……。但誰會是卡謬《瘟疫》裡的那位堅毅、勇敢、無私，持重而寡言的醫生李爾呢？我肯定不是。我只是個五十步之人。

一場飄風驟雨讓我們的「文明」現出它的脆弱老底，並讓這個島嶼上「最美麗的風景」煞足了風景。我無端回想起四五十年前台鐵夜半出發的縱貫線普通車（所謂普通車，其實就是站站都停的燒煤的不對號慢車），每次列車還沒停定，就有人把書包、軍人背包、遊客行囊、小販袋子……，準確擲進車窗，而後那些矯健得像猴子般的小伙子一手扒上窗戶，不消兩步，就竄進車窗內，然後再伸出手拉朋友上去……。如今回想，那樣的風景就真的只能以野蠻二字形容嗎？而我們今天的時代就真正文明了嗎？──我們，「進步」，了嗎？以前或許野蠻些魯莽些，但人們都是真性情、真生命、會臉紅，現在呢，我覺得是冷氣的冷、香水的香、作態的作、假笑的假。然而，島嶼上的人們卻又嗜於狠狠遺忘過去，好像我們從來就很「文明」，從「日治」時期就很文明，且以此自滿，以此驕人，以此近親憎恨。

然而，真正喫緊的還不是比較過去，而是展望未來。你不得不開始懷疑並擔憂這個島嶼上（不妨暫以高鐵乘客為代表吧）人們的優雅，是否經得起哪怕是一個小小危機的近身。於是，對那些道貌岸然呵斥「俗人」、「老百姓」不該活得跟豬一樣，進而開始暗示或鼓勵某種勇於犧牲的政客，我感到一陣發自脊背的涼。而同時，我似乎也明白了為什麼最近老是聽到年輕人會很夾生地、像唸台詞一般地，說一種追求「理想」與「尊嚴」的話語，那難道不也是因為某些話被說得太白了，而惱羞成怒，而順道正義的反應嗎？但我心疼。

文明，或許遠遠不只是左叉右刀、輕聲細語、恆掛微笑、身體間距，或是隧道視野，而首先是清明的自我認識。先「知道你自己」，然後再談理想的追求吧！沒有這個本末順序，一切都將是自噬的奢談──不論是哪一種，愚蠢的，或惡誣的。

2019/6/27於台中

轉載自趙剛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