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子和提燈──祭陳映真先生

但，如今的「這個趙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嗎？

陳先生的死，我其實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沒想哭，也沒淚，只是覺得心頭時不時的有些發堵而已，懶散地覺得隨他而逝的或許是一個時代吧；那感覺有點兒荒涼。偶而會想到陳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學，甚或記憶中與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種沒有時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蒼天為幕中，孤獨而有力量，抑鬱而使人溫暖，似乎經常深度徬徨但又總是懷抱希望。此刻，我總是覺得離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這個島嶼上）有德者；一個時刻在戰鬥中的有德者──雖然老天以一種極其惡劣不仁的方式，讓他在人生的最後十年中，退居於那樣的一種殘酷的「寧靜」。

先生是一個戰士。他的小說是戰鬥的文章，更別說他的論文、他的文論、他的《人間》雜誌，與他的人間出版社了。先生哪裡只是對抗台獨的鬥士，他是中國人民的鬥士，是第三世界的鬥士，而他更是孤身對抗一種「文明觀」的鬥士。這是先生的永恆業績。戰後的台灣當代，固然長時間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獨徬徨，戰後的中國大陸又有幾人呢？我就是沒法兒聽到人們信口信口雌黃「二陳論戰」這四個字，那讓我非常痛苦，不是因為坐令豎子成名這種小事，而是因為它童騃惡戲地、若無其事地，攤開了這整個當代的扭曲與變形。黃鐘與瓦釜、鳳凰和雞鶩，等而觀之。在喪失一切標準與分野的「平權」與「多元」的當代，或許這也是一種必然吧！但我抗議。

先生走了，但兩岸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時代的高牆把陳映真先生與大眾隔離了。誠品書店有多久沒有陳映真的書上架了呢？同其時，「大江大海」仍在分斷的兩岸永晝濁浪滔天。老天固然親痛仇快地讓戰士臥榻十年，但反對台獨呼籲統一的對岸大眾，又何嘗不是在做著一樣的事呢？人們獎賞著高高在上臨風揚眉醜詆民族自我的買辦文士，卻聳肩冷落戲謔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詣的祖國赤子。陳先生的天命淒慘地無言地訴說了這個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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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們只能繼續戰鬥下去。停止傷悼，不再抱怨，繼續戰鬥，是唯一紀念陳先生的方式。杜繼平先生說，我們要善繼其志。善哉斯言。對我而言，陳先生的志與學，有如下幾個突出之點，值得我們後生作為範式。

首先，化除近親憎恨。這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學術上，嚴肅面對日本舊殖民與美國新殖民。這是「己立」的功夫。

己立而後謀求兩岸的和平統一。這要求我們尋求一個有道德理想的統一方式，從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統所將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劇。經濟共同體「物質基礎」固然重要，傳統中國文化固然不可學舌輕賤，但專言「經濟」、單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實已證明經常適得其反。

「去殖民」與追求和平統一，必需有一個「中國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與知識上，站在中國人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上，把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程，以及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視為中華民族努力尋求自身出路的歷史展現；善與惡、成功與失敗，我們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為我們自身之一部分，保衛之或批判之，承先啟後。

在這個承先啟後的不斷鬥爭中，台灣以其邊緣之歷史經驗與視角──尤其以一種第三世界的普遍的新舊殖民地經驗與視角，將從這個共同體的一個內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共同鬥爭，而後或也是同時，參與到那個又必將多元而一的世界歷史的 (world-historical) 鬥爭。以此而言，台派、獨派、中華民國派與社運派是一種頹廢派，是一種歷史終結論的信徒，是一種哲學上的享樂主義者，是空洞同質性空間的漫遊者。

因此，這個鬥爭既然必需要和經濟主義的共同體想像鬥爭，要和一種國粹的文化共同體想像鬥爭，也還要和一種退變的「左翼」想像鬥爭。從獨派到台派到中華民國派到社運派，這些政治光譜的不同構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種現代化的、個體主義的、以天地萬物他者為芻狗的文明觀。我們如何從根本上挑戰這個文明觀，而不至於長期處於範式被動的處境，從而長期污名化自身為「不夠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蠻」，於是成為了一道擺在我們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戰。而我相信，這是陳映真先生在2005年書寫〈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一文時，所透露的一個未竟志業。這是一個文明觀的鬥爭，而不論是「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民眾視野」，或是「第三世界」，在這個文明觀的鬥爭中，固然都將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將無法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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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陳映真先生之所以為我們所敬重，追根究底，並不是在他的思想學問，當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動實踐，而是在他的學問與創作之後的那個人──那個有德者。雖然陳先生的德與上述那些都無可分，但對我而言，那個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這樣的一種稀有的真誠，直接且深度地感動了一些人，當然，也一定趕跑了另一些人。陳映真先生並非生而真誠，他的真與誠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惕勵的結果。要不斷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階級性」、「西方性」──乃至「猙獰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陳先生則把他與這些東西的鬥爭歷程，忠實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學裡。我們果真愛陳映真的文學、思想，與實踐，我們應該也要能愛它們後頭的那個終始與自欺與虛無搏鬥的心靈，然後，在這樣的「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之下，或許能讓我們更「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陳映真，〈鞭子和提燈〉，1976）。在自我、家國、文明、人類，與天地萬物諸元之間，是有一條細微而重要的線索的。這，或許是陳映真先生給我這樣一個人的最珍貴的禮物吧。別了，先生。

趙剛
2017/1/6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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