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1 月 22 日
卡維波

在帝國/殖民/主義中的台灣史敘事--從趙剛二評吳叡人談起

趙剛這個<二評吳叡人>,講到「帝國」不同於「帝國主義」,「殖民」不同於「殖民主義」,這個區分大概是一般後殖民教科書開頭時都會提到的。

「帝國」是現代國家之前、也就是「民族國家」體系之前便存在的一種政治組織方式,一個特色是幅員廣大、多樣族裔,而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帝國這種政治組織方式直至近代初期在調動資源的政治經濟方面都仍是最成功的方式,其基礎是搾取農業剩餘來供養城市及其人口、地主與統治菁英的政治經濟,而整個生產則靠著自然(太陽、土地)的「舊生態體制」,而不是煤炭、石油等等(R. Marks馬立博)。

不過世界存在過的各個帝國並不都非常相同,例如,以前都是農業民族的帝國,但是近代初期前後遊牧民族紛紛取代了農業民族而成為世界主要帝國統治菁英(衫山正明則顯示忽必烈帶來的並不是破壞而是更擴大的全球商業貿易)。

又例如,帝國統治下的不同族裔與其差異的文化、宗教等等固然始終構成帝國的問題,但是中國卻是相對成功穩定的(華夷之分避免了宗教不寬容、朝貢體系以和平貿易讓利來化解犯邊侵擾),清帝國則是羈糜外圍最成功的朝代,這說明了為何中國始終沒有被列強瓜分,而蒙兀兒(莫臥兒)衰落時就被歐洲四分五裂。

歐洲進入近代民族國家體系後(背景則是戰爭體制與資本主義),成為所謂的列強,此時前後出現了所謂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作為帝國主義的帝國,對應著不再是舊生態體制,也不是為了搾取農業剩餘而已。(至於帝國主義的諸理論就不在此講了)

故而若把中華帝國時期所出現的台灣墾殖稱為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都是不對的;明清(或更早)時期對台灣的墾殖或拓殖,如果稱為「殖民」,總是容易和殖民主義混淆,後者有殖民母國主動而且是為了母國的利益。然而,中華帝國並不樂見其人民移民台灣或南洋,因為這表示脫離其管控而難以搾取其農業剩餘,也可能成為境外走私與叛亂基地;更多的人口墾殖也造成漢番的爭地衝突,更為朝廷所不樂見,然而畫界、海禁與嚴防走私都有漏洞或甚至陽奉陰違,滿清連禁止漢人墾殖其先祖發源的東北滿州政策最終都無法堅持到底(闖關東);帝國不像民族國家能確切邊界。

馬關條約割台,台人欲成立台灣民主國,這是因為國際條約已經使得台灣歸屬日本,不可能當下來個「公投」回歸大清,所以只有另立國家來拒絕日治,其抗日當然是因為不願意脫離中國,這種「台灣獨立」和當前欲脫離中國的台灣獨立是完全相反的。

此時的中國直到抗戰勝利前,都只能把台灣定位為「弱小民族」,弱小民族在彼時語境的意思就是要在列強的殖民主義下尋求民族解放獨立,因為此時期如果要談「台灣統一回歸中國」是沒有國際認可正當性的。
但是1949新一波的大規模「難民」來台,這在國際認可上並沒有正當性問題,講這是殖民主義的殖民更屬荒唐,畢竟1945台灣就回歸屬中國了。不過若總是用現代西方既有的範疇(殖民、難民、移民、流亡等等)來看1949現象,忽略了這在中國歷史屬於一種常見的分合模式(東晉、南宋等),就是政權帶著大批軍民遷徙而形成負隅頑抗的「偏安」(內涵則差異複雜),其前提則是不但幅員廣大而且文化同質相較高的「中國特色」。

將大陸人民不同時期的遷徙、墾殖台灣等等(以上我含混地談明清時期,但是應做進一步區分)都稱為「殖民」,暗示均為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作為,由此對映出從來不能自主決定命運的台灣人主體,顯然是很憑空的一種虛構。外來政權(不論墾殖、遊牧)、非民主統治的狀況自古以來直至不久前,大概在世界每個城市鄉村地區大大小小的角落都發生過,但是不能只因為這個「不能當家作主」或「外來政權」的去歷史共同點,而將不同歷史情境的在地主體像「連連看」那樣連貫起來。
如果要從當前的脫離中國之台獨運動尋找因素或建構主體,沒必要去曲解那些歷史移民、墾殖、偏安、土斷現象,因為近的因素就有不少,大歷史的格局也不是沒有,實在不必採取一種連貫連續的歷史主體(台灣人幾百年史)這樣的非歷史取徑。例如,台灣現在存在著性少數,但是也不過就是最多一、二十年的歷史吧,照樣可以是賤民啊。

反觀,非要打造一個一以貫之的「被殖民」歷史主體,毋寧是想藉著虛構民族淵遠流長的神話來想像共同命運,由此來打造「民族-國家」,這樣一來,賤民又不真的那麼賤了。不但如此,這個台灣民族國家也非要走上「內除國賊」的道路不可,因為台灣內部也有不要脫離中國的統派(這個統派主體在建構歷史主體方面反可能更有說服力)。就算假設台灣獨立的反殖民主義有其正當性,那麼這也是一種墾殖者(英文稱為settler,有別於原住民)的反殖,同時,統派的反殖(反美日等)也當然有同樣或同等的正當性;於是這在台灣民族國家框架下也只能以衝突或鎮壓來解決。看來韓國的分斷體制論者講的複合國家還是能提供一個架構來思考。

卡維波 2013/4/22

文章來源卡維波臉書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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