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密」 誰說了算？

昨天國務機要費案再次開庭，但由於總統府未能配合法院要求交出所謂「機密資料」的核定編號，使得司法程序遭到阻礙。如果依照劉世芳副秘書長所云，即便法院直接向總統調閱文件都可能牴觸憲法第五十二條的豁免權。由此看來，無限上綱的「豁免權」或「行政特權」已經嚴重妨礙了司法權的核心運作—發現真實—而與憲法權力分立制衡的原理有所扞格。

除此，「行政特權」或「首長特權」的範圍之所以不該任意用來抗拒司法調查證據，更深層的理由是保障被告或其他訴訟當事人的權益。就以此案被告吳淑珍女士而言，由於國務機要費確實是以她的名義被領取出來，其犯罪事實已經推定成立。如果無法證明這些款項事後係用於公務，那恐怕就躲不開有罪判決。既然這些資料對被告權益如此重要，豈能任由總統或總統府扣住不放？而相關人陳總統居然不願提出讓第一夫人脫罪的證據，豈非荒謬之至？

從法律上來看，總統或總統府有無「拒絕配合法院要求」的權力呢？無論從「國家機密保護法」或憲法原理來說，答案都是否定的。

保護國家機密免於外洩，確是重要的政府利益。但「誰來認定」以及「如何認定」，都必須有一定的規範。且相關事項是否合法地被認定為機密，法院仍應有審查的機會—畢竟認事用法，是憲法賦予法官的職責。何況，在一個講究政府資訊公開的民主國家，政府機密本來就是例外，怎可任由總統或其他政府官員恣意認定？

依此，唯有已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七條核定的事項，才是合法的國家機密。總統若沒有正式做成「核定為機密」的行政處分，相關資料不但應受司法審查，甚至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予以公開；切不宜自行擴張機密範圍或發明法律概念，把未經核定的事項也說成是「實質機密」。而即便是已經核定的機密事項，也不當然能夠排除法院的調閱或審查，要不然哪來「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保密作業辦法」呢？這個辦法不就預設「法院可以接觸國家機密資料」的前提嗎？

在憲法層次上，更不能任由總統或行政部門「說了算」。部分論者誤以為美國法院將軍事外交等國安機密定位為「不受審查之絕對特權」；事實上，美國法院的態度是：實體審查標準上可以相當「尊重」政府部門的認定，但程序上絕不能「全然放棄」審查。

在美國反恐戰爭中的一個著名案件中，被指控為「敵方戰鬥人員」的美國公民Yaser Hamdi請求法院提審並否認自己為敵方戰鬥人員。軍方在庭訊中不願交出詳細證據資料，卻只以軍事機密為由，敷衍地提出一份「書面說明」。地方法院抨擊這樣的作法無異於「政府說了算」；而最高法院也駁斥政府所主張「法院應放棄審查個案事實認定」之說法，回應曰「戰爭狀態並非總統權力的空白支票」。也就是說，證據還是得交給法院，由法院在個案中權衡。否則，三權政府就會被濃縮成一權獨大！

最後，雖然本案已經聲請大法官釋憲，但無論大法官是否受理，均不影響各級法院的審理程序。一方面，憲法解釋並不是大法官所獨佔的權力；另一方面，我國大法官幾乎從不干涉個案，而僅作一般抽象原則的指示。因此，在本案中到底有無調閱資料的必要，仍應由審理案件的法官進行個案審酌與決定。以釋憲為名，要求法官停止審判，其實是說不通的。

（台社成員，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法學博士，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

廖元豪／聯合報　200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