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決定」與何青
看了苦勞網上花紅與高安邦兩位先生對何青的文章的回應,我一方面非常興奮理論層次上的辯論似乎有展開的傾向,一方面又苦惱於這兩篇回應的無力與誤解。我想在這裡提出一些看法,兼提一點關於所謂「多元決定」理論的內容與背景,希望能更深化辯論。必須聲明的是,我在過去幾年有幸向何青學習了很多,以下所說的因而是我所理解的他分析問題的方法,而不是我個人的創見。貨真價實的何青的回應,當然還得等他自己來作。
首先,花紅與高教授都批評何青守舊、古板、教條,而「1980年代以來的新研究」──包括數學的演算──則是時代的進步。事實上,馬克斯主義既不是祖傳秘方的膏藥,也不是巴黎最新的春裝或是英特爾明年要推出的晶片,論點的新與舊與其價值不相干。決定理論價值的是它分析現實從而指導推翻現存體制的實踐的能力,而不是正字標記或新潮酷炫。只有被改造為統治階級意識型態的官方馬克斯主義會強調不變的道統(而這正是何青在文章中大力反對的);也只有必須不斷出版求升遷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學者們,才必須像時裝設計者一樣不斷創造對學術商品的新需求(而何青事實上沒有這個意向)。
其次,花紅批評何青為機械唯物論辯護,這可是天大的誤會。何青不是明明白白地說:
…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很加重經濟的因素或者是生產力的因素,例如社會的發展是由於水磨坊,蒸汽機帶動,因此很容易被誤解為社會的發展是由於技術的因素,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會使很多鬥爭認為要依據客觀發展,人的主觀因素幾乎沒有影響或不影響,如此,很多的鬥爭就看客觀的條件自己去發展,曾有個很有名蘇聯民粹黨人說過。「我們何必去搞革命,你等著就是了」,他們認為去革命就好像是日蝕時,有人去敲鑼打鼓要日趕快出現,否定主觀能動性,否定主觀的力量能夠改變客觀的觀點。因此,恩格斯在後來作辯護,認為早期由於論戰有時難免過分加重經濟與物質的作用,忽略精神或意識形態方面。事實上,辯證法不是說只有物質產生精神,還認為精神可以改變物質。人與動物之間所以不同,是因為人有主觀能動性,人可以大規模改造環境,而動物只能適應環境,由環境來決定。馬克思的辯證法不是說只物質決定,不過從大的發展來看,追根究底是物質生活的發展在決定各種各樣的變化,決定人的意識,決定不同想法的產生和消滅。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會產生和消滅,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或觀念從盤古開天就有的。例如,在鴉片戰爭之前,沒有〝中華民族〞之觀念,這是後來造出來的。
又說:
「經濟決定論」和「唯經濟主義」,光從經濟看問題,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因為每當馬克思論及任何經濟的要素或範疇的時候,都不是栺一個單純、孤立的經濟現象,而是從社會整體來考慮的。每一個經濟的概念,同時也有政治的和意識型態的意義在裡頭。
事實上,何青的兩篇短文的論述基礎,都是意識型態和經濟活動的辯證關係。
這麼清楚明白地說了,花紅還要戴他個機械唯物論的帽子,是為什麼?難道只是看不清楚?我個人在美國的學院裡討生活的經驗中,事實上看到很多人只要聽到「革命」、「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甚至「馬克思」這些字眼,就不顧脈絡、反射動作似地亮出「經濟決定論」、「教條」、「化約論」、「極權主義」這些帽子來。如果我們要深化辯論,參與者恐怕不能不盡量壓抑這些冷戰時代殘留的反射動作。
而花紅說的:
…承認了政治、意識型態、經濟的三方面多元決定歷史的走向,並不會使左翼革命的主觀能動性受到損害,損害的只是單憑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就斷定資本主義崩潰的愚騃預言(據說「古典」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所謂的「托洛斯基派」之類的最愛搞這種預言)…」
不過是重述何青比較完整的論點而已,算不得辯論。(至於托洛斯基派的問題,是香港「新苗社」、「十月評論」等團體的朋友必須回應的,我既不是托派,就不多嘴了。)
花紅積極推薦的最新馬牌產品「多元決定論」何青似乎不願多提,我想實在是茲事體大,阿圖塞著作等身、吹捧批鬥的各派人馬也多如牛毛,要公平地評估他的每一個理論和觀點的價值,須要極長的篇幅。我只想略談overdetermination「泛層決定」這個名詞,尤其是高教授所提到的美國阿圖塞派的宗師Richard Wolff和Stephen Resnick把這個名詞解釋成multiple determination「多元決定」並放大成阿圖塞理論的中心。這個理論的發展很不幸地恰恰好展現出美國理論界的淺薄無根,足以為台灣左翼藉鑑。
讀過阿圖塞的「矛盾與泛層決定」[1]這篇文章的人就應該知道,阿圖塞提出「泛層決定」這個名詞所想達成,正好是何青在「論階級分析」中三兩下就說清楚了的那些東西。這篇文章在理論上的目的是反對馬克思是個顛倒的黑格爾這種說法,主張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揚棄了「純粹的範疇」(例如單純用概念定義的「階級」)而能夠抓緊複雜的現實矛盾。他的歷史根據是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之中階級構成的複雜,和列寧與毛澤東如何成功地理出脈絡、促成革命。他尤其重視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論人民內部矛盾」等著作中對辯證法的重大發展,如分清主次要矛盾、矛盾的主次要方面、和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分別。何青所提到的當年中國資產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分層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把他們不甘不願地推到革命的一邊,就是這個歷史複雜性的很好的例子。而毛的提法不只是解釋了現實,更具體地指出革命者應該採取的行動,這種指導行動的能力,很可惜地阿圖塞並沒有達成。
「泛層決定」是他從佛洛依德借來的名詞,原是指夢和現實的關係。佛洛依德認為夢不是現實的鏡子,「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必須經過心理過程的扭曲、割裂、重組。類似地,阿圖塞認為政治、意識型態不是經濟活動的鏡子,而是比較複雜地同各個層面的社會活動和歷史相互決定。阿圖塞自己說他「並不特別滿意這個從其他領域借來的名詞,但是在苦無別策之下只好姑且用之。」(p.101)「泛層決定」雖然沒有很好地說清楚各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卻也不否認在物質領域和意識型態的(各自有點獨立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有主從關係的。夢固然不是經驗的反應,而是經驗的重組,同時也影響人對現實的經驗,但是經驗的來源歸根就底還是來自與現實的交往,而不是腦海裡無中生有的。意識型態同經濟活動的不直接的對應也是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型態沒有歷史」是正確的,意識型態是自然史和社會史的扭曲、割裂、重組,但是其材料終究要來自自然史和社會史。
阿圖塞的「泛層決定」論的引伸意義之一,恰恰是何青提到的毛澤東批評「出身論」(這在當年是劉少奇和高幹子弟的「聯動」派紅衛兵的招牌)主張分清階級位置和階級立場的差別。而當年提出身論的那些人,現在掌握中國的官方意識型態,主張機械唯物論、主張「沒有發達的生產力就沒有先進的生產關係」,因而要中國補資本主義的課,他們的立場是很一貫的。
Resnick & Wolff對阿圖塞的詮釋[2],則把「泛層決定」的含糊之處說成其長處,並無限放大。他們主張每一個社會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是其他所有「社會過程」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注意他們強調的是「過程」──社會過程、文化過程…。至於階級,他們談的是「階級過程」──在複雜交錯的社會交往中所產生的經驗和認同,而不是什麼社會現實。(令我聯想到古典修正主義的宗師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說的:「結果毫不重要,過程就是一切!」)「泛層決定」被改造成「多元決定」。在他們的分析中,馬克思之所以談階級,並不是因為階級有什麼本質上的重要性,而只是用來當個引子來開始辯證的過程。其他人當然可以用性別、種族、語言、性取向、身高、體重等社會範疇當引子,一樣好用。馬克思主義者選擇階級作個開始,大可只是個人的偏好。這種提法有一兩分正確性,馬克思主義者的確是反對唯心主義的本質論,而任何企圖反映現實的科學理論確實都必須清楚自己的片面性。但是,歸根究底,Resnick & Wolff的理論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所自處的革命運動。如果所有的社會範疇都不過是個人暫時的理論假設,而不是(片面地、不完全地、但是集體地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社會矛盾,何來團結眾人、推翻體制的運動?能夠想像的只是自發的、隨聚隨散的騷動而已。
「多元決定」論實在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在認識論(「知識是如何得來的」等問題)上,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眼見為真」、「大象是根柱子」)和相對主義者(立場決定現實)。這正是英美學院自十七世紀以來的哲學正宗。在政治立場上,他們是多元主義者,完全扣合英美統治階級宣傳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花紅與高安邦兩位先生認為是1980年代以來的新貨,其實上面蓋滿了至少三百年的陳年灰塵。正是由於Resnick & Wolff的理論如此契合主流,「多元決定」被成千上萬的學院研究者拿來當作最方便的馬克思主義的版本,在各個領域創造言詞激進、內容卻安全得很的研究,可以一方面告慰自己狂野的良心、一方面申請到各大基金會和政府機構的研究獎助金。
Resnick & Wolff兩位內心是不是反動派,我們當然無從得知。但是,至少在言論上他們是支持工人運動和其他進步運動的。這使得他們的理論傾向更顯得悲哀。六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運動正是苦於多元主義的意識型態(和產生它的各種客觀條件)把反對力量割裂得零零碎碎,每個認真的、願意自省的社運工作者都希望能夠發展出團結力量的策略和路線來,而Resnick & Wolff這種理論,不過是跟在一般社運工作者的尾巴後面,比較詰屈聱牙地重複著工作者每天在運動中喊著、心裡卻不見得滿意的口號而已。換句話說,他們對運動的貢獻,在於把實然說成應然,把此岸說成彼岸。
陳信行/苦勞網公共論壇 1999.03.04
[2] 他們被視為經典的著作是 Resnick & Wolff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hicago U. P., 1987) 一 個精簡的論點摘要是:Amariglio, Resnick & Wolff “Class, Power, and Culture.”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 of Ill. Press, 1988): 487 –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