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反戰聲浪下反思台灣主體性中的美國

從2001年九一一事件到2003年三月美英澳聯軍攻打伊拉克的一連串事件中，主導性的「反恐」論述框架很戲劇性地快速被「反戰」氣氛所取代，掀起了世界史上來最大規模的全球自發性民間社會運動反對美英對伊開戰，主戰最力的美英澳洲等國，恰恰也是反戰運動最為激烈的地方，凸顯出政權與公民社會之間龐大的落差，這其實意味著在這個所謂全球化的時代裡，政權似乎已經慢慢與社會脫鉤，不再企圖代表民意，而是以國家利益之名代表其自身所被安排好的位置。從世界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從反恐到反戰的轉變正意味著以布希政權為代表的美國正在快速地從帝國的頂端向下衰敗，美英強勢推動的軍事行動，最後甩開聯合國的決議，由「王道」走向「霸道」，不但是喪失「民心」成為「全民公敵」，縱使在未來依然是軍事強權，也將喪失它在冷戰後期以來所擁有獨一無二的世界性領導權。總之，反戰運動在全球化的格局中顯示著未來的世界，在政治的統治層次上，將形成多重區域之間的制衡關係，而其中亞洲區塊能否形成統合將牽動未來世界關係的變化。

在全球的大規模反戰浪潮中，台灣的反戰運動很明顯地相對薄弱，2003年三月在台北街頭幾次小規模的遊行中，負責治安的警察人員譏諷反戰人士，說別的地方反戰都是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你們才幾百人，最多上千人，言下之意，你們只是一小撮人得不到社會的共鳴。警察說的沒錯，但是問題似乎比警察的觀察來的複雜，根據幾個不同的民意調查，台灣民眾這次反戰的比率遠遠大於支持英美聯軍，其中《聯合報》及TVBS的數據顯示有五成以上近六成民眾反戰，支持戰爭的只有二成。然而，要進一步上街參與遊行的數字確實較世界各地來的低，例如南韓三月底的遊行有十九個城市同步示威反戰，勞工並且發動罷工。根據鄭村棋的分析，這樣的差異可以理解成台灣大多數的人不願意公開表態，是符合台灣的利益。而我認為「利益論」如果可以成立，那麼最為合理的立場該是加入「五一俱樂部」成為美國的一部份，推到理論極端，全世界都該是美國的第五十一州，然而這顯然與全球龐大的反戰浪潮相違背。因此，台灣式的反戰似乎意味著某種講不清楚說不明白的尷尬。

台灣這次既有形成的論述中，有兩種是相當特別的講法，反應了台灣社會的部份狀況。三月底的遊行中出現了一個相當醒目的標語：「民進黨是美帝的走狗」（持標語的是左思紅小姐，她繼承了台灣運動奇人柯賜海的招數，擠在攝影機對準的焦點地帶搶鏡頭）。沒錯，反帝反侵略是所有傳統反戰論述的主要語彙，但是說民進黨是美帝走狗帝講法似乎強了些，雖然扁政府的外交部確實公開表態支持美國，而扁本人也只是很爆笑的說了大家都在解讀的妙語：不支持美國，然到要支持伊拉克；但是它也沒有出來打壓反戰運動，充其量只是跟老國民黨一樣把蒐集到的反戰人士名單交給美國在台協會，所以用民進黨是美帝的走狗很難解釋台灣社會對美國的複雜情緒，最多只是點破了扁政府上台後仍然延續國民黨對美關係路線的事實，在政治上民進黨與國民黨及親民黨一樣都沒有發出反戰的聲音，只是民進黨的台獨傾向，造成對美國的依賴，相對於國民黨時期，甚至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種發言逐漸形成了某種氣氛，或許可以用來解釋反戰被弱化的部份原因。這種發言建立起一連串的等號：反戰﹦反美﹦親中﹦賣台；邏輯上就是說，世界上所有反戰的人都在賣台。相較九０年代初期老布希所發動的波灣戰爭時台灣的反戰運動在記憶中不曾出現如此的強勢論述，這似乎意味著獨派取得政權後的效應。但是這其中不是沒有尷尬，前民進黨屏東縣黨代表黃益盟在《聯合報》投書中（三月二十二日）指出：「原來台灣的主權，是建立在美國的庇佑保護下，必須與美國氣味相投，遙相呼應；原來台灣的尊嚴，要逢迎美國的臉色」。對於台灣獨派而言，這是很真誠而又痛苦的吶喊，只是他從獨派的內在邏輯發言，把話說破了，讓人很不舒服。但是黃先生的感慨確實是提供了一個冷靜思考台美關係的的契機。

二次戰後的所謂台美關係，或是國民黨當政時期稱之為中美關係，是台灣社會的根本禁忌，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也不能討論的問題，當初是在美蘇對抗冷戰格局之下，美國為其自身利益防衛在亞洲戰線佈局中的台灣，國民黨政權得以維繫，後來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泛獨派系統更是仰仗著對於美國的依賴關係。當然，政治的力量不能完全吞噬掉台灣社會的主體性，但是也很難否認台灣主體性被政治所制約的龐大力量。經濟上，在九０年代以前，美國是台灣外貿最大的夥伴，特別是在戰後初期，1965年以前，美國對台投資超過八成，1970至1985之間約在四五成；台灣對外貿易最大出口地區到1990年以前也一直是美國（詳見瞿宛文的分析）。在國際政治上，台灣一直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連1972年被盟友拋棄斷交後，仍然堅持這個永遠不變的路線，其效果在於台灣戰後的對外關係是在美國所主導的冷戰體系下進行的，正式的外交邦交都是親美反共的國家。在文化上，台灣地區與東亞諸國不同，戰前沒有太多與美國的關係，如果有也只是通過東京的想像，美國在那時沒有成為主要參考點。但是戰後的冷戰結構，加上國民黨政權的親美反日情節，及韓戰後南北韓分裂的確立，快速地使得美國幾乎是唯一主導性的對外關係，直到九０年代，外國人指的就是美國人，留學生在一九九０年以前，80-90%以上是留美的，曾經是在美國人口最多的留學生；這個情勢至今起了變化，但是還有五成學生留美。所以，戰後菁英大部分留美，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的兩黨政治就成為台灣主要的想像，國民黨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後來的民進黨則向民主黨靠攏。在學術上，處處師法美國，典章、制度乃至於學科分界都是以美國為典範，連教科書的引進，乃至於翻譯，都是來自於美國。在人口流動的層次上，美國是台灣中產階級外移的最大集中地，連海外台獨最大組織FAPA的總部都設在美國；對於台灣有資源的上層菁英來說，很少人沒有親戚、朋友與美國有關。除了大眾流行文化的市場被好萊塢所籠罩之外，就連另類反對文化都是以美國為指標：女性主義的論述是在美國女性主義的陰影下進行地，編輯翻譯出版的書中充斥者美國，另類地下音樂的養分也都來自祖師爺Bob Dylan。總之，台灣戰後的美國化是總體性的，中國文化復興委員會的出現意味著國民黨的根基不在中國文化，其統治的部份基礎其實就是對於美國現代性的追逐。

一般而言，經濟上的緊密關係，並不必然意味著其他層次的親密關係，只有在殖民時期經濟關係同時意味著相對應政治及文化關係的高度依賴。台美關係在過去戰後的五十年中要如何理解、定位：用次／殖民地、租借地、託管、附庸國等分析語言不只是傷感情，也很難掌握台美的實質關係。換句話說，在台灣，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回歸祖國懷抱」不僅是國民黨政權的接管日本殖民機器，同時意味著太上國家美國正式在政治、經濟、文化層次的全面介入，台灣的對外關係被結構性地形塑成對美關係；除了在形式主權外，國民黨政權的性質中，親美、反共是一體兩面的邏輯，至少在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身體、慾望與思想當中，包括民進黨或是當初的黨外，反共親美是台灣戰後主體性的一部份，雖然八０年代末冷戰的鬆動部份弱化了反共的部份，但是親美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個人不認為在未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互動中會去除台灣的親美動向，唯一不同的是兩岸的互動會稀釋台美原有關係的厚度。怎麼說，如果戰後到九０年代，美國是台灣幾乎單一的參考點，那麼隨著東北亞內部互動的增加，漸漸地開始多元化，也無可阻擋地與中國大陸發生關係，如上海熱及哈日、哈韓的流行文化，東京、漢城、北京、上海會逐漸進入台灣的視野成為美國之外的另類參考點；而有趣的是，這一波東北亞文化上互動的部份基礎，正來自於八０年代前所分享的美國因子。

台灣人就是美國人，我這麼說不是對台灣人的毀謗，就像我們說台灣人就是日本人、中國人一樣，目的在於指出美國性是台灣主體性構造的重要部份，只是我們平常以外國指稱美國，以外國人指稱美國人，而忽視了美國其實內在於我們的主體性、內在於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慾望。我認為有了這樣的認知才能釐清台灣主體性客觀的生成狀態，也才能夠解釋為什麼台灣在反戰上的尷尬：反美就是反自己，反對自己長期所搭建起來對美國認同的美國夢，如今被小布希所破壞了。這樣的深厚美國情節同時能夠解釋，對有些台灣人而言，反戰就是反美，這讓我們很不舒服，就像是在反對「我們國家」，或是我們國家被人家批評一樣。

上述戰後的台美之間親密的階序關係並不是台灣所特有，在普遍的層次上，美國確實在戰後的冷戰格局中取得了世界性的霸權位置，取代且擊敗了前歐陸帝國，特別是在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全球大眾文化上，但是座落到東北亞的區塊中，與其他地區的經濟及文化領導權的操作不同，美國想像的龐大存在是以軍事力量為前導地，在二戰結束初期就是以軍事佔領的形式直接接管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官僚機器，進入日本、韓國，之後更透過韓戰搭起東北亞的軍事防線，圍堵北韓與中國。南韓與台灣近似，是冷戰格局的基本效應，正如韓國友人所言，戰後的韓美關係取代了長期的韓中關係；經過戰後三年美國軍政府的統治之後，不論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上，美國對於南韓的穿透力甚至大於台灣，部份原因在於1972年斷交，美軍被迫撤出台灣，而美軍基地直到今天仍然貫穿韓半島，特別是座落在漢城市的核心地帶。這樣的狀況對於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韓民族來說是極度地尷尬：南韓必須依靠美軍的駐紮才有能力與沒有外國軍隊駐防的北韓對峙，何況南北韓問題是韓民族的內部問題，不應由美國介入處理，所以是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2003年盧武鉉的當選其實意味著韓國自主性程度的上升，其主體性對於美國高度依賴的重新調整。日美關係更為複雜，戰後麥克阿瑟軍政府開啟七年的佔領統治期間，日本不但喪失國家主權，立刻由殖民者變成是被殖民者，同時強制性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不是內部民主抗爭的結果，而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正是日本長期的心情矛盾之所在：日本戰後的政治民主是美國軍事殖民統治者所賜予地，就連戰後的去除軍事化的共識都是強加地；這也正是日本對於美國無解的情結之所在。至於中國大陸，戰後美國一直是「超趕」的對象，雖然遭受美國圍堵政策之困，但是七０年代中美建交後，雙邊關係快速上升，成為中國最關鍵的「他者」，八０年代後的與「世界接軌」的全盤政策中「世界」就是美國：北京七、八成以上選擇美國留學，著名大學有儼然成為留美先修班的態勢，至今留美學生佔外籍生人口的前一、二名。雖然在特定事件中，如這次美英對伊戰爭，中美立場截然不同，但是中國的菁英階層在骨子裡對於美國愛慕的強度不低於其他東亞諸國。

概括地說，戰後台灣及南韓較日本的「脫亞入歐」來得更為「脫亞入美」，而今天的中國大陸則正處於「入美」的高潮當中。

除了北韓以外，東北亞地區的總體性「親美」大都來自對於美國現代性的追逐，使得美國的事物成為區域內共同的參考點，也就成為各地主體性構造中的一部份；此處再次強調，能夠成為特定地區的普遍性參考點，乃至於參考體系，就意味著它已經是這個特定地區主體性的一部份。這樣的情勢所造成的問題在於如此強度、單一、壟斷的參考體系阻絕了其他對象成為參考點的可能性，從反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反美的全球情緒絕對大於正面的認同與支持伊拉克，人們對於伊拉克並沒有理解與認識，反對的是熟悉的美國，在真實的情緒關係中，反戰﹦反美 \=支持伊拉克，也就是說反美的不認同預設了先前對於美國的認同，不論認同還是不認同，它的對象都是美國。在台灣，我們參與了反戰運動，但是我們並沒有認知到：伊拉克跟我們一樣是亞洲的一部份，一樣都是亞洲人，這其實顯示著美國意識的強大與亞洲意識的薄弱。或著這麼說，全球化所造成的區域化效應，它的歷史還是太短，無法與民族國家與帝國的歷史時間相比。但是我們必須能夠開始向亞洲轉向，以亞洲為方法來多元化我們過於單一的美國參考體系，來稀釋美國的壟斷性。更積極地說，該是認真思考逐步形成亞洲共同體的時候了。

這次的戰爭及反戰經驗告訴我們，為了在未來能夠維持世界的和平，在聯合國權力式微的新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發展出區域性的安全機制，形成全球性的相互制衡關係，才能夠阻擋強權的惡勢運作。事實上，區域機制的訴求不是空穴來風，是有客觀歷史條件可以做基礎地，全球化所造成的區域化現象是無法阻擋的大趨勢，歐體的形成與其說是歐洲人主觀的統合願望，倒不如說是全球化的結構性擠壓的效應；非洲議會的形成、拉美共同市場、東南亞國協加三等，都標示出區域化的走向。未來的世界想像正朝向以洲為區分的方向邁進，以有機的經濟生產與生活區塊為基礎，在超越民族國家的既有思考架構，超越主權國家給定的界限。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獨問題、南北韓問題，是國家主義的問題，是在民族國家前提下的想像，亞洲的統合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就是在化解區域內的衝突與爭端，在亞洲統合的大傘下，統獨問題不在具有優先性，在世界史的格局中，亞洲獨立與亞洲統一幾乎是同意字。但是亞洲是什麼，無法在統合前絕對的預設，它是一種實踐的結果，不僅僅指涉著地理空間而已，它意味著對於過去的反思，對於歷史的掌握，在現實的基礎上提出的想像，但是歷史經驗顯示亞體不能只是民族國家的延伸、主權的讓渡，也不能是國家主義的產物，它的基礎極可能是在具有開放性、包容力的區域性的國際公民社會，簡單的說，以政府為代表的國際關係無法取代民間團體在區域之間的團結與互動，而後者才是走向亞洲連結的基礎。

試想：如果有亞洲共同體的存在，共同反對英美出兵位於亞洲的伊拉克，那樣的反戰力量必定能夠更有效地產生作用吧！

（2003年5月23日於新竹寶山，本稿為年3月及4月兩次《台社》反戰論壇的發言）
出版於 (2003), 馮建三編《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英美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