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春暖花開，筆者帶著學生探訪原住民部落，好讓他們體會政黨惡鬥之外，基層民眾是如何的生活。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茶園，明顯地看出有些是疏於照料，有些則可從整齊畫一的茶樹高度看出主人投注的勞動力。一旁有路人交換他們的觀察心得，結論道：「那些雜草一堆的是『蕃仔茶』，這些蕃仔就是天性懶散，又愛喝酒，有地也不會好好開發！」學生疑惑地望著我，我要他們稍後訪問原住民茶農後再下定論。

原來，依據法令，原住民的保留地無法向銀行抵押貸款，他們看似坐擁山林，但這片土地是無法讓他們獲得生產所需的資本，也因此無法像漢人茶農般投下大量資金料理茶園，在此資本密集的茶產業中，自然失去了競爭力。

其實，台灣原住民在殖民者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了制度性的排擠。從日據時期開始，為取得台灣山林殖產的利益，日本殖民政府針對山地地區開創了保留地政策，以保留地為「官有地」的一環；藉由軍事鎮壓、刑罰和山地教育，一方面制止原住民延續傳統游獵生活方式，並強迫他們改為定耕，另一方面又招攬平地人入山砍伐林木。國民政府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山地政策，將日治時引進山地的資本主義生產因子更加徹底化，尤其是在平地農業經濟破產後，政府倡導農業上山，開放非原住民申請墾植開礦，再加上鼓勵原住民種植溫帶蔬果和茶等高經濟作物，全面改造了原住民之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與價值文化。

在此發展政策下，原住民一方面無法回到傳統生活與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場域裡又受到資金、技術和通路等各種限制，而幾無立錐之地，因此衍生出失業、酗酒等問題。但漢人社會從輿論到政策，從未歷史與結構地分析原住民問題的根源，卻倒果為因地把原住民問題本質化，以原住民「天性如此」和「素質低落」來解釋他們所遭遇到的生存痛苦。這種倒果為因式的理解反映在政策的擬定上是推出一大堆殘補式的措施，這些未對症下藥的措施不僅未解決原住民的問題，反而製造出原住民浪費國家資源的污名。

這樣的邏輯其實也映照在其他弱勢群體的處境上。以新移民女性而言，流行的論述指稱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是文盲，而因她們素質低落，無能力教育下一代，造成了子女發展遲緩的問題。其實，新移民女性並非文盲，而是生存國度的改變使她們原有的語言無用武之地；而在台灣缺乏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下，她們原有文化的教育方式，以及自身原有的能力，皆普遍受到壓抑，甚至否定，使得她們不敢或不願以母語與孩子互動，造成部份新移民女性的子女產生語言發展遲緩的現象。目前政府的因應方案並未針對台灣缺乏多元文化的結構因素，僅鎖定其子女進行補強教育，不僅造成新移民女性的子女被標籤化，也極易造成他們對母親的輕視與疏離。這種資源的錯置，非但造成資源的浪費，而且還為新移民及其子女製造另一個污名：浪費國家資源。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我們應反省的是：看待弱勢群體的方法。當我們看到某些社會群體在社會發展上遲滯不前時，我們必須超越刻板印象的慣性思考，跳脫「社會問題化」與「污名化」的視野，進而檢視是什麼樣的結構限制了，甚至磨滅了，特定社群的發展能力。因此，若我們有心於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就必須在尊重其歷史社會文化脈絡的前提下，排除各種結構性的限制，方有可能培養與激發弱勢者的能力。

夏曉鵑 中國時報 　 論壇 　 930425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