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形份子

台灣有一群經歷了八０年代社運高峰期的學運份子，他們沒有選擇進入正統的政治體制，成為當今的統治者，反而因為那個經歷了那個大變動的時代，無法選擇“正常”的工作，試著在走自己的路。你說他們是在堅持理念，會有點矯情，比較準確的說，他們在找尋適合自己生命形成的路子。有些人進入了運動團體，有些人去了NGOs，有些人成為所謂的文史工作者，釗維的路數跟這些人又不同，他也一直在找另一種可能。

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初確實是個變動的年代，現在回頭來看那時候個個場域的開放性遠遠比現在來得強。我開始認識釗維的時後，他剛從清大理工科畢業，在歷史所念碩士，那個時候學院還有些空間，沒有那樣的專業導向，他九二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也才有可能是我這個非歷史專業的人共同指導。在他寫論文的當時，那個研究領域幾乎一片空白，所有的研究方向及資料的收集都需要從零開始，也就足足花了四年才畢業，但是四年的努力並沒有白費，《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在1994年入選時報年度好書榜，2003滾石文化出版社又重新出版，該書已然成為研究台灣當代本土音樂及當代知識史的重要著作，所有研究1970年代台灣的文化狀態都免不了要參考這本書。

釗維的碩士班階段是台灣本土化運動的高潮時期，他不僅參與學生運動，同時也在組織第一代的台灣研究社社團，他的論文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妳知道那時候的台研社是什麼意思嗎？在所有的學運社團中，台研社無疑是最獨的，用句現在的政治語言來說，那時的釗維和他的同僚們不只是愛台灣，而且是熱愛台灣；然而清大台研社走了所謂文化的路線，也很少人後來進入政治團體。或許本土化的燒發得早些，後來釗維的文字、影像反倒有些開闊的感覺，踏出了台灣的本土邊界，走向香港、大陸、亞洲…，雖然他的台灣觀點、本土情懷依然清晰可見，但是台灣這個直到現今還是在精神上那樣相對閉塞的空間，已經無法封住釗維這種想要尋找更為寬廣的平臺、能夠展翅飛翔的異形份子。

坦白說，對於離開清華後的釗維，我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幹嘛，偶爾在些進步小眾場合中會看到他在忙著拍照，有時會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像公視電視節目結束的製作名單中很快晃過，或是破報這樣的邊緣空間中的評論文字。我記憶中的認知是這樣的：或許他在音樂的研究中不免感受到文字所能傳達意念的侷限性，於是在他服完兵役後決定去英國唸書，專研紀錄片，開始接觸影像媒體。在過去的不到十年間，釗維的創作算是相當多，透過影視節目的製作，他對於台灣當代的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也對文化工業的實際運作有了他獨特的看法與觀察。除了投身影視工作之外，釗維並沒有放棄文字工作，也跟上了快速變動的新媒體，創辦了南方電子報及米蘭昆電子報，也長期在誠品「好讀」、「破週報」、「搖滾客」等文化刊物撰稿，這本書是他些散佈在台灣非主流的批判空間中不時現身的集結。這次一口氣讀完他多年積累的文字，有點像是在聽他說他這些年來幹了些什麼事，在想些什麼問題。這麼說吧：釗維過去十年的文字工作已經走出了自己的風格，甚至是某種非學院派知識分子能過走出不同路子的新方式。

學院派的書寫，往往是把人生命中遭遇的衝動，很壓抑的轉化成所謂理性的研究當中，來遮蓋書寫的驅力，所以邏輯說理的背後經常隱藏著慾望流動的影子。釗維的書寫常常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片面，讓讀者很具象的進入他的想像世界──這或許是因為他對紀錄片這個行當的執著──不果妳得小心，現在好聽的故事很可能在後面話鋒一轉，成為反思的媒介，例如透過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思考台灣當前的政治問題，乃至於資本主義文明所帶來的千瘡百孔。這本書可以說是釗維生活中的工作記錄，或是工作中的生活記錄，對他來說這兩件事不是分開的，他在工作中生活，也在生活中工作，這也正是他的文字中何以充滿生命力的原因。

如果妳對他的搞法有什麼批評的話，妳可以說：釗維可以說是台灣少有的那種少年老成的奇芭，他老是用峰迴路轉的方式，很自然的把腦子轉向，要去思考那種聽來不太上道的本質性問題，但是他也不斷的在可以操作的層次中，尋找越過政治正確的新方向。讓我用釗維描寫吉普賽人的語彙來概括他和那一待開始提到的學運份子，所走的那條路：“他們一直保持住自己流動的文化特色、生活方式與族群認同，絕不輕言融入所謂的主流價值；這或許是非常有自覺意識的向下沈淪，但是這似乎更貼近台灣人民的移民本質以及如蟑螂／變形蟲般頑強的生存性格”。

所以，他們當然也就不可能會是那個釗維文章中，在香港機場尋找的李白。

（2004年九月於新加坡）

出版於 (2004), 〈異形份子〉，序，張釗維，《穿梭米蘭昆》，臺北：高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