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

除了1947年二月底的那場事件之外，2014年大概見證了這個島嶼最騷動的一個春天吧，熠熠發光的臉龐、亢奮激昂的情緒、殊無節制的語言，以及四處衝撞的身體團塊，為這個春天的台北帶來滿城風雨。這邊剛佔領了立法院，那邊又要佔領行政院，這裡「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一波未平，那裡「反核四」運動一波又起，綿密的浪潮無言地見證了運動的驚人能量。古人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那曾經佔領立法院二十四天的太陽花學運以及由林義雄的絕食所主導的反核四運動的高峰期固然已經過去了，但在可見的未來，由於包括經貿在內的兩岸關係的不確定、馬政權的正當性危機，以選舉政治作為催化劑，大大小小的間歇風雨勢將難以消停，可能至少要到2016年大選結束且民進黨執政，才可能有機會進到一個「盤整期」。

2014年台北的這個春天的歷史意義為何，固然現在言之過早，而聰明人似乎是應該要拉出一段時間距離，讓感情沉澱、反思深入，使對象化得以展開；但是，對於一些迫切問題的初步思考，例如，如何在不同層次上定位這個運動？對整個政治與文化地景，它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與變化？…….，吾人則有面對、分析與反省的知識義務與實踐要求。用韋伯的話，這是無法逃避的「當下之要求」（demand of the day）。似乎無需指明的是，筆者的這個發言立場也必然意味此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嘗試性、暫時性與開放性，等待日後局勢發展的補充、修正，乃至無情的推翻。

如何理解這個巨大能量呢？無論是「服貿」或是「核四」，就其議題本身而言，坦白說並沒有多少能量或熱度。「服貿」固無足論，就算是「核四」議題之所以發燒，也並非僅僅由於它自身──因為人們恐核 / 反核，而更是因為「核四」折射且聚焦了另一種巨大能量。「服貿」與「核四」都是高效吸熱裝置，而這個熱能即是台獨。當然，這不是說「服貿」或是「核四」的問題可以完全化約到統獨這一議題上，而是說，如果沒有統獨議題這根碩大燃料棒，無論是「反服貿」或「反核四」，都不會以今日的形式與強度出現。

體制外台獨砲打黨中央

「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眾，和「台獨」這一核心所指的關係難謂一致，但是運動的核心成員（也就是在立法院內的「黑箱」決策人員），正如他們自己的公開表明，則都是認同或支持台獨的。雖然如此說，但還是要指出：學運領導核心的台獨立場並非某種「先鋒性」的體現，而恰恰反映了當今學運乃至社運的主流趨向。自從2008年以抗議大陸海協會陳雲林來台訪問而爆發的「野草莓學運」以來，全台的學生運動組織率多快速染綠，而且不少是深綠，以「中國因素」為最大興奮點。這有很多因素，除了某些民進黨菁英的奧援，以及學生透過各種在地的反對運動所進行的遍及全島的組織串連，這些物質與組織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經濟十多年來的持續低迷、馬英九政權在2008年的再度政黨輪替及之後一連串的爭議政策或體制失能對其正當性的巨大耗損、2008年出現的西方經濟危機以及約略同時的「中國崛起」（論述）與「中國因素」論述等環境結構條件。

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顯著區別了之前與之後的權力之場。之前，包括「樂生」、「三鶯」、「溪洲」…….等由學生強力介入的運動，特別是以2006-7為高峰期的反抗迫遷痲瘋療養病院的「樂生」，基本上是帶有某種素樸的自贖意義的「社會性」或「階級性」運動，並在運動的進行中，展現了刻意置身藍綠之外、避免道德主義亢奮、自我壓抑菁英領導或英雄崇拜的出現、以及學運與當事者群體的雙元組織性，等特質。這些特質是否與它們畢竟是發生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這一條件有關，需要進一步考察，但似乎無可否認的是，他們的「去政治化」也許本身是無（或半）意識地建立在一些原本就並非中性，更在此間被高度政治化的範疇上，例如「人權」、「台灣」、「家園」、「文化」…….概念。以此想來，紅衫軍的例子或許是有徵候性意義的，2006年以「反貪倒扁」為主訴的「紅衫軍」，是一個由各行各業的民眾因道德危機感而聚集，且企圖超越藍綠統獨再造進退取予等基本做人道理的一個大型群眾運動。在紅衫軍運動期間，廣泛大學生群體對那個運動的感受基本上是微溫的，而學運以及社運組織對那個運動的態度則基本上是狐疑觀望乃至略帶嘲弄的。因此，縱然我所謂的「2008年分界」是具有某種歷史延續性而非一絕對性分斷，但是這個分界仍然是非常清晰的，展現在2008年之前，社運（與學運）與台獨敘事有一緊張或至少是疏離關係，橫亙其中的是一種「階級」語言，但2008年之後，「階級」語言退開路障位置，使社運與台獨合一。

另一方面，扁政權的腐敗，以及更重要的，它向「現實主義政治」的傾斜，使得老一輩的「信念台獨派」非常鬱悶挫折失語──畢竟阿扁是「台灣之子」。在2000年大選前擔任民進黨主席並戮力操盤助扁勝選的林義雄，在2006年退出了民進黨，這基本上象徵了老一輩台獨對於民進黨中生代政治人物的失望。這個失望並不因2008年以後民進黨的下野而緩和，反而持續升高，因為民進黨的中生代政客為了將來的勝選，延續了陳水扁執政後期關於兩岸的「務實政策」，以「台灣現實上已經獨立」等修辭避談台獨，並傾向在法統上支持甚至捍衛「中華民國」，說「中華民國是台灣」。相對於馬英九政權在執政後所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獨台」主張，一時之間，在表面的修辭齟齬之下，藍綠在兩岸政策上都走向了現實的趨同。在馬英九第一任任內所推動的ECFA，固然遭到時任民進黨黨魁的蔡英文的激烈批評，但蔡在2012年競爭慘烈的大選中，也宣稱當選後，將對「前朝」已簽訂的兩岸合作機制「概括承受」。曾經，兩者在未來尋求出一個藍綠共同版的「獨台」並非不可能，尤其因為共同分享的基礎（例如親美、反共、友日）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差異，更因為民進黨比國民黨更有「資格」獨台。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圈的崛起，以及區域經濟的再整合，台灣也面臨著是否更進一步加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RCEP，與中國經濟進入更深更廣的連帶關係。民進黨對自己的弱點並非沒有自覺，它清楚知道它的消極大陸政策無法讓更多的台灣民眾安心，因此出於政權競逐的考量，它必需更考量政治現實，而非對少數台獨激進派進行安撫。

從長歷史的視角看，這是台灣在經歷了日本殖民以及美國新殖民之後的再度與中國經濟體的互動結合。但是，這對於台獨基教派而言，恰恰是一不可逾越的紅線，是台獨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服貿」不只是服貿，它的終極所指是「一中」。

民進黨中生代政客，由於現實（無論是中國崛起的政經現實，或是選舉政治的現實）所催生的合理性考量，成為了政黨體制外的老台獨（例如林義雄、史明）以及主要是在學界的中生代台獨（例如吳介民、吳叡人）的難以言語的揪心之痛。一方面，他們對於民進黨中生代政客的「理想主義的喪失」由衷痛心，但另一方面他們除了民進黨也無所寄寓其政治希望與政治著力。於是，他們企圖從一種「自己人的外部」位置，找到一個牽制甚至推動民進黨的支撐點。奉林義雄為「精神領袖」的準政團「公民組合」即是在這樣的一種「砲打黨中央」的思考下，在今年初太陽花爆發前就開始積極籌畫，目的就是要「讓有理想性的政治人物有機會從事政治改革」，而這之所以需要，歸根結底是因為民進黨「不見自發性的改革」。「公民組合」的核心分子，同時也是「太陽花學運」的核心分子的黃國昌教授就指出，「公民組合」成立的目的是要讓公民團體「發揮強力主導議題能力」，而之所以有這個需求又是因為「朝野兩大黨對各類政策的漠視讓公民團體失望」。「公民組合」想要「讓更多公民實際參與政治。」

是在民進黨體制外的老台獨與中生代台獨所共同感受到的幾乎是時不我與，必需背水一戰的這個危機時刻的同時，也基本上完成了以青年為主的包括了學運組織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的被台獨意識型態的收編，但只是無從預估青年台獨化的勢頭有多大。三月十八日對立法院的不預期的成功佔領，以及之後野火般的迅速擴大蔓延，使得台獨力量因地緣政治而形成的一種深刻危機感，與因為台獨的青年化而形成一種驚喜的自信，構成了一個高度戲劇化且高度危險的（因不知終將走向何處）結合。

因此，所謂民進黨指使學生鬧事，整垮國民黨，好贏得年底的選舉以及後年的大選這一流行說法，其實並不成立。真實的狀況是體制外（非黨職、非公職）的老中青台獨，透過對國民黨政權的攻擊，取得正當性的高點，進而對民進黨中生代政客產生挾持作用，逼迫他們「恢復理想性」，進行往台獨方向的「革命」。鑑於台灣的政治地景上難以有第三黨的存在空間這一現實，無論是學運領袖或是準政黨組織「公民組合」，都在「組黨」這件事上展現了高度的戒慎警懼，深懼邊緣化。因此，也許除了走邊緣路線的台獨組織（例如公投盟），就算是「激越的」學運領袖甚至被視為「人格者」的林義雄，其實都還是在所謂的理想主義和政治利益之中進行現實主義的謀略算計。他們固然不乏另立門戶的野心，但更不乏以「另立門戶」作為權力籌碼，高調回歸政黨政治軌道的清醒。事實上，民進黨中央也在方寸甫定之餘，擺脫了完全被動的姿態，以現實主義的口吻指出「學生們最後仍需要民進黨」。這應該是大勢之所趨，因為就台灣內部而言，2016的大選將作為無上命令迫使綠營整合，就外部而言，台獨勢力的最終保證──美國──在面對綠營時，也只會以民進黨作為其意志代理或交往對口。

今年春天的這一連串動員與騷動，最終很可能只是一場混雜了悲劇與鬧劇的奇異劇種。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區域經濟的形成，並不會因台灣的騷動而改變，激情之餘，台灣人民（包括了「沉默大眾」）還是得面對是加入還是孤立這一無法迴避之哈姆雷特式選擇；中美兩大國地緣政治的博奕，也不會因今春爆發的孤憤而有結構性的調整。此外，包括台灣資本在內的全球資本也會在適合的時機找到它的政治代言人（不論是藍或是綠）表達它的利益訴求，而且在太陽花學運的退場上已經表達了。是的，台灣社會在經歷了今春的事件之後，是和之前有了一個重大而不可回復的改變，但不因台灣之變而變的部分依舊巨大，因此，這個春天的歷史意義為何，似乎也不容許過多的主觀詮釋空間。

學生為何走上激進台獨的道路？

進入到新世紀以來，台灣經濟不改低迷，大學生畢業後一職難求，薪資持續偏低，而同時物價（尤其是房價）一路上揚。這些都是青年人憤懣的重要來源。馬政權因此很容易地就變成了青年抒憤懣吐怨氣的直接對象。而此時，又由於港台兩地在「兩岸關係」上的某種結構類比性，再加上港台兩地的「社運經驗」的相互串連，「香港化」的恐懼於是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因此，雖然馬政權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向來是唯恐不足地謹小慎微，堅守政經分離與政冷經熱，但由於它「先天」的正當性脆弱，它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一種想當然爾的故事框架：馬英九這個「中國特首」，違反民意，獨裁專制，支配國家機器，進行黑箱作業，出賣台灣利益，以逞其賣台狼子野心。於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幹你這個政府」(Fuck the government)、「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口號一一浮現。

一種「中國崛起論述」的崛起與馬英九政權在2008年的成立約莫同步。於是，同時訴諸對「中國」的恐懼以及對「馬英九」的懷疑，使得台獨方便地隨時伸指於馬英九政權的軟肋。台獨對中國的心情是分裂的，在仰視的恐懼的同時，還有一種俯視的傲慢。這種對「中國」作為一個理念或歷史實體的傲慢，由來已久，而且一向是台獨/民進黨的一個核心意識型態武器。以「日本殖民現代性」為基底，以一種文明的優位自視並鄙視當年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國民黨，乃至「中國」為「野蠻」、「不文明」。鄭鴻生的〈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一文很準確地追溯了這個文明主義的神話源頭，之後，這樣的一種殖民現代性文明觀又在50年代開始嫁接到冷戰時期的美國現代化意識型態。在正當性戰場上一路挨打的國民黨政權，於是最後淪落到只能以「拼經濟」作為其僅有的具有正面表述性質的正當性，而對於戰後以來的台灣歷史進程，只能在某種「帶罪立功」的屈辱身份下，持續失語。在意識型態領域裡，關於重要問題的表述它只能以負面形式為之，例如不獨、不統、不武。在歷史、傳統與國家認同這些重要戰場上全面棄守的國民黨，當然無法得到任何積極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青年學生的冷漠與厭惡。

因此，要理解為何會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必須要回到歷史。1949年的兩岸分斷造成了兩岸人民在日殖時期都未曾有過的隔絕，而在這之後的幾十年，又因為在全球冷戰下兩岸分屬對峙陣營，而形成了長期的敵對與阻絕態勢。台灣在美國的冷戰戰略的翼扶與監控之下，自然無法反思清理殖民遺留。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更是大規模地消滅了本土的反日、反帝、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結果是：親日的、皇民化的大家巨室反而在新政權中繼續顯榮，相對而言，凡是心向祖國的、反帝的硬頸好漢們，不是身遭屠戮就是投入囹圄，作家楊逵就是一個例子。

太陽花學運昭示了一個現實：在一個很根本的意義上，我們今天還在冷戰與分斷的遺留下思維與行動。歷史不能重來，但我們不妨「反事實」地想像，如果日本殖民主義在知識與政治上曾有機會被嚴肅反思，那麼今日的反中、反華未必會有如此彪然的勢頭。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日本僑民回國了，但日本幽靈一直沒有離開島嶼。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日本」（而非美國）一直被拿來當作近身批判或不齒「野蠻的」國民黨、乃至「中國人」的一個「文明的」參照點。這個一直存在的、強烈但又隱密的「對照」，恰巧也在2014年透過導演魏德聖製作的關於台灣在殖民時期的一個棒球隊成功故事的電影《Kano》被外部化、聚焦化與政治化了。《Kano》之所以成為今春票房大熱門，而且是佔領立院的太陽花學生的一個高度儀式性的晚會高潮放映，正在於它企圖將「日本因素」結合到「台灣人」的歷史意象中，而在這個結合中，台灣原住民再度被政治消費。那麼，什麼是這看似無辜的懷舊片裡的日、原、台三位一體的團結性的對立面，難道還需要具體指陳嗎？假如「楊逵們」當初並沒有被屠戮、鎮壓、噤聲，也就是陳映真所說的「左眼」（反帝的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傳統）如果沒有被剜掉的話，那麼台灣社會的發展會走上一條很不一樣的路途，應是一謙遜想像。

歷史的弔詭因此是：那民族主義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蔣介石政權，恰恰是今天台獨反中勢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對五四以來複雜萬端的近現代史的前提下，那個中華文化的故事也說不全整，左支右絀，遁古走空。因此，「中華文化」並沒有辦法以它的美醜兼具善惡共存的真實面貌展現，而既然失真，就無從感人，因此注定成為了基本上無效的宣傳灌輸。在國民黨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敗了，但在它所反對的負面，它成功了：國民黨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轉換，就能夠變成仇中恐中。馬英九政權的最大「罪狀」，於是就是它的「通匪」，以及在通匪中，葬送掉了台灣「最寶貴的民主」。

這於是讓我們不得不想起冷戰時期此間對兩岸關係的五字箴言──「漢賊不兩立」，以及那時台灣的自我感覺──「自由的燈塔」。台灣其實並沒有脫離冷戰時期由美國所設定的東亞地緣政治的基本棋局。不論是統一甚或獨立，都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它最大的利益是繼續讓台灣站在美國這一邊，成為中國的問題。無法重估台灣對美國的扈從關係，是學生激進台獨化的另一結構條件。對於「服貿」，學生馬上要揪出後頭的黑手「中國因素」，但對於反核，學生完全對核電後頭的「美國因素」失語。

「太陽花學運」所爆發出的反中能量，有近期一系列事件作為其匯聚前導，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那以反對「親中」資本旺旺集團在台的媒體併購案為名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反旺中」），目前學運的領導骨幹幾乎都是「反旺中」運動的要角。反旺中的一個著名的標語就是夾戲謔、諷刺與恐懼的「你好大，我好怕」。幾乎在「反旺中」的同時，台灣學界（特別是社會學界）創造出一個「你好大我好怕」的學術版名詞──「中國因素」，對中國勢力透過政商產學媒滲透到台灣，支配腐蝕瓦解台灣的民主體制提出了麥卡錫式的恐怖預告，指認了台灣島內的「非台」(un-Taiwanese)因素。當然，這種恐懼感並非純然蹈虛，而是建築在中國崛起，而台灣的經濟走下坡的（尤其是被放大了的感覺）對比之上。這個預告不能說沒有它的某種表層合理性，特別是參照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某些真實的市民困境，但是這個預告的「實質不合理」在於它重複冷戰話語，把「中國」妖魔化，使得一切關於兩岸的合作交往的討論都被懷疑──除非是與大陸的公知或維權的合作。這裡隱藏了弱勢法西斯對於捍衛「生存空間」（或「家園」）的一種絕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

對這些近期的事件歷程，我們是不能不瞭解的，但是如果我們只把視野限制在最近這幾年，而失去了一個百年視野的話，那將無法掌握住這一波反中反華的「歷史源頭」。而要如何解除這個「反中反華」的叢結，也可以思考從盤根錯節的其他部分同時拆解，這首先意味著，擺在今天兩岸的共同思想課題就是如何將美國「文明」霸權相對化，如何將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社運」、「多元」…….等詞彙上的普世話語歷史化、脈絡化，重新建立中國文明在當代的進步的有召喚力的訴求。

公民話語的所指錯位

台灣的知識界由於長期以來不曾面對反中、親美與日本殖民的這一叢結問題，因此這個叢結便成為籠罩在政治心態與話語之上的無意識巨傘。在這個巨傘籠罩下的各種「進步概念」，從而取得了特定的詮釋學意義，而與原初西方脈絡下的所指有了巨大差異。「公民」即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

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公民」一詞的真正具體所指，是置於「公民」這一名詞之後的動詞，而「公民」也者則被那個特定動詞所界定。例如，公民反媒體壟斷、公民反黑箱、公民反服貿、公民反核四、公民反死刑……。這也就是說，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以上這些裝上「反」這個字頭的複合動詞，又無例外地可以歸結為「反中國因素」。「中國因素」是一把大黑傘，罩著「服貿」、「核電」、「媒體壟斷」、「儒家倫理」、「死刑」……，凡此，都具有暗地（黑箱）操作的、與中共私相授受的、道德上見不得人的「私」的特質。因此，所謂「公民運動」所召喚的並不是什麼「公共論辯」、「審議民主」或「基進民主」，就如同反服貿所召喚的其實並非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一樣，而是直接或間接的恐中與鄙中的心理。要說明「公民」這個概念與「審議民主」或是「公共論述」這類概念無關，其實並不費勁，只需指出林義雄以絕食禁語為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死亡政治」恰恰是審議民主的邏輯對反就可以了，但在當代台灣，這就如同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一樣的困難。

「公民」因此是反中運動的動員與排斥話語的核心構造，具有文明主義、族類主義以及二元對立階序觀等內涵。在這個階序觀裡，凡是因對那些「反」表態支持的人們都可以立即獲得沛然無比的正當性感覺，同時以此感覺傲慢地對他們的抗爭對象及其支持民眾（被否定「公民身份」的公民）進行毫無克制的鄙夷，因為相對於吾等公民，爾等是「私民」、「賤民」，或是「外來賤種」。恰恰是因為「公民」必然預設了一種公私二元對立的內部構造，因此這整個反中運動採用了「公民」而非「人民」，因為公民更有效地表達出一種道德階序：公與私、陽與陰、善與惡、義與利、文明與野蠻，而後者都是這個共同體的極危險因子，合當排除。因此，「公民」在太陽花的語用學理，已經成為了一種高度排他主義的國族統合暗喻，在這個暗喻下，各種「人民內部矛盾」都需要重新統整在國族統合的光明大傘下頭。台灣從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史於是矛盾地成為它自己的取消者。階級的、（原漢）族群的、南北城鄉的、性別的不平等或差異政治…….這些原先多少企圖在自身的社會性邏輯（而非國族邏輯）下的操作，如今皆要收編在「公民」這個最大的保護（指導）傘下──是體制外老中青台獨的最大共識，也可稱為「太陽花共識」。於是，真正的「賤民」是拒絕被統整到這個「公民共識」（即「太陽花共識」）之下的異議者，例如統運，或與統運有組織或思想聯繫的社會運動。

2014年的「台北之春」，讓一個經典的政治理論問題重新得到現實意義：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自由主義現代性（liberal modernity）會神移甚至形變為法西斯？

不少人指出，此次太陽花學運的核心菁英不少是來自社會學系。這並不意外，因為長期以來，倡議「公民」、「民主」以及「社運」這些概念的就是台灣的社會學界。但是歷史地看這個倡議，也是有一個不均質的、起伏巨大的過程。在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的社會學界在反對國民黨、支持社會運動，與支持李登輝的本土政權上都曾風光一時，時謂顯學。但是在李登輝政權在總統直選之後快速鞏固，以及之後長達八年的扁政權時期，原先生龍活虎的台灣社會學界卻進入到一種伏流狀態，要等到2008年馬英九政權成立，台灣社會學界的政治活力才再度冒出地表，並以同年的野草莓運動為它的標誌性現身事件。今天，社會學再度成為顯學，但很明顯的是，它是否是顯學取決於外在的形勢：當「本土」政權在位時，它悶不吭聲；當「外來」政權在位時，它以「公共」、「社運」、「民主」之名活力四射。

公民、公共、社運、民主…….這些概念是台灣社會學界在1980年代從西方社會科學界（尤其是有自由左派或是新左傾向的學界）所套襲過來的；筆者本人也是一個套襲者。這一套概念的核心是一組非歷史的、在西方實踐無效大致屬於校園左派的政治正確姿態，其核心是近乎教條地反國家機器、反階級壓迫，以及反父權，所謂「三反」。但這個姿態並非「普適的」，而是，如前所論，有選擇性的，也就是它們並不適用於對民進黨的批判，或至少，並不熱烈地如適用於國民黨般地適用於民進黨。而且，在需要的時候，這個「三反」意味著反中。這個「反中」其實是直接承襲於西方現代性立場的（不管是自由派或是新左），因為在西方左右現代派的思維結構中，「三反」是建立在不需論證的自由主義現代性的前提上，也就是說，你首先必須是在一個立憲的民主的民族國家體制中，然後你才有資格進入到「三反」。這裡頭不言而喻的是一把西方篩子，把他們所認定的「東方專制主義」、「東方社會主義」或「東方傳統主義」，一致視為是前現代的體現。對他們而言，資本主義現代性是需要一些這裡或那裡的修補，但總體而言，它只需在一些局部方面，以社會運動或公共領域，節制國家機器、克制男性霸權，以及追求社會正義。因此，既然西方自由派或新左的理論意識中已經包括了這個未言明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對第三世界非西方文明的體制的敵視與鄙視，那麼台灣的社會學界克紹箕裘，以此為職志，把西方的隱前提轉化為此地的顯針對，即是，把三反擴充到「六反」，成為了青年台獨的理論武器庫，而這個武器庫，既不妨說是「佩里安德森」牌的，也不妨說是「柄谷行人」牌的。社會科學的學生菁英在這樣的理論空間中，舒服地進入到一種高等的反叛自覺，且常常不厚道地看著那些走不出當年國府迫害陰影的老一輩的，有著不可化解的省籍情結的，吟哦著「黃昏的故鄉」的台獨邊緣人，只因年輕的他們如今是有理論、有世界觀、有地緣政治謀略的台獨了，於是他們自稱「台派」，有以區別於老耄之「獨派」。但是無論台派或是獨派，不變的核心仍是反中、親美，用理論的術語把「中國」等同於「東方專制主義」、「文革非理性」與「六四鎮壓」。這樣一個「中國」，是台灣的民主、經濟與文化的最大陰影，是必需要走出的陰影。

頑存在「新」裡頭的舊

台派自詡比獨派高明進步包容，雖然他們未必超越了省籍意識，但他們企圖宣稱他們的「共同體」概念不再是以族群或是以省籍意識為基準，而是以空間與文化為基準，也就是說，以台灣為邊界，在此境內的所有人（抱歉，各類移民移工不在此列）都可以是共同體成員。其次，所謂「台灣」，其標竿識別是它的以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為核心的進步文明性。但我要指出的恰恰是台派的學運其實並沒有超越統獨藍綠，仍然是在這個架構下的操作。我們可以提問：這個學運到底是如何理解政府與國家？這裡有一個深刻的矛盾，展現在經常穿在學運領袖身上的黑色T恤上的上下行文字之間：上行中文：「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下行英文: “Fuck the government”。救國家如此虔敬，幹政府如此粗暴，這之間沒有矛盾嗎？而且這個政府是民選的政府，你幹它，不也間接幹到民嗎？是什麼讓學生如此理直氣壯的要幹它？

其實，“Fuck the government”這個口號是故意不精準的，因為它真正要幹的是國民黨馬英九政權而已，但學運又要刻意裝作它擺脫了藍綠窠臼，因此有意無意地把馬政權或國民黨以「government」之名代之。但這樣一個過於輕易的概念短路，其實又不是偶然的或是權宜的，而是符合台灣的一政治深度核心，即，在這個島嶼上並不存在「一個共同體」，這是一個必須直面的基本事實。在分裂的國度中，有兩個「政治家族」相互對峙。本土化運動以來，主流的論述是國民黨是一個外來政治家族，它並沒有真正的正當性，它或許能根據某種「程序合法性」組織一個暫時性的、工具性的、世俗性的，乃至高度可疑的「政府」，但它絕對不能與具有神聖性的國家（the State）混為一談。現在，這個國家只是暫時還沒有找到她自己，還在某種異化的狀態之中，而有一天，當這個代表著本土（即「台灣」）的政治共同體真正建立起它的政治代表體制，完整地收回行政權與立法權之後，這個國家才真正找到她自己。台灣國將只是「台灣人」這個神聖家族的「自己的國家」。

恰恰因為馬英九政權被視為只具有程序合法性，而沒有實質正當性，因此，這個「政府」與「國家」的關係，就是斷裂的、二分的，在某種意義上，是「竊據」了國家。所以，學運領袖才會以「人民」之名，否定馬政權的正當性，並要求「公民」「幹」它。「公民」因此是造「反」的行動主體，為的是建立屬於台灣人（「人民」）的「自己的國家」。太陽花學運的終極指向就是在消滅國民黨的獨台，砲打民進黨黨中央，警告其耽溺於藍綠雙人舞以及對中國大陸的現實主義趨向，並形成一個「太陽花共識」，也就是一個新的、純淨化的、徹底脫中的、「正常化的」，只有一個政治大家族的民族國家政治體系。這即是學運常常訴諸的「革命」話語的核心所指。

獨台「出局」與社運「入局」

過去幾年裡，一個很流行的見解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國家定位與認同上正在趨同中，它們都認為「獨立」是沒有必要或不可行，而這又是因為「事實上」已經獨立了，即「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即是一般所稱的「獨台」。如果法理獨立是好看的花，那麼事實獨立則是可吃的果，在不取其華、寧取其實的「理性思維」下，有一種兩黨暗地裡大和解的傾向。以向來最敏感反映政治變動的文學領域而言，台獨派與獨台派早已達成了大和解，而和解的基石即是反共、親美，與「中華民國是台灣」或「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於是我們看到文學史作者陳芳明對余光中等「中華民國派」的褒揚；於是我們看到龍應台與齊邦媛根據「中華民國」史觀所作的準歷史性或自傳性的書寫，竟然能得到超越藍綠的一致褒揚頌讚，一時洛陽紙貴。但是，要注意的是，即便在這個以「多元」、「和解」或是「包容」為名的潮流中，並非沒有作為潮流的隱形支撐的異類、卑賤與排斥；被這個大和解所激烈排斥的台灣作家至少有一人，即是陳映真，只因為他堅持反帝、民族統一，以及某種社會主義的理想。

但這次的太陽花運動即是將吳介民的「中國因素警告」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提出，將馬英九政權以「全民公審」的方式定罪為賣台集團，而這個宣告無異於間接宣布了「獨台」路線的不正當性。而在政治上宣布馬英九 / 龍應台的「獨台」政治路線的死亡，不啻宣告重組台灣政治光譜的意志。在太陽花學運青年台獨菁英的策略想像中，民進黨將是未來要形成的以獨立為終極目標的運動中的「右獨」，而太陽花學運的菁英以及整個社會運動部門為「左獨」，並在將來形成「台獨左右共治」的局面，而所謂的左，即是在太陽花大右翼前提下限定在「分配正義」格局內的「左」。因此，相應於國民黨獨台的出局的是「社運」的入局。雖然我們也察覺到了某種堅持階級政治優先的微弱反抗，但在今年五一勞動節的工運遊行的確已看到了這樣的一種太陽花共識的浮現。饒富指標意義的是，類似於陳映真在文學界的「賤民位置」，統派的、支持服貿的勞動黨在遊行前就以「程序正義」之名被排除於遊行參加隊伍之外，而由於這個排除是由自稱賤民的工運團體所進行的，因此也難免讓人產生「投名狀」的苛刻聯想。在太陽花秩序中，連「賤民」位置都要前置性地佔領，可見收編規模之龐大！無論如何，太陽花學運造成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社運左翼」幾乎全員被收編統整到這個霸權的、公民的「太陽花共識」中。

獨台雖然被太陽花學運宣告路線死亡，但這畢竟只是台獨的意願與意志，至於國民黨是否能禁得住這個學運以全民為名的對其正當性的否定，仍屬未定。此外，台灣人民的「民族認同」是否就如此走向了不歸路，也仍屬未定。這裡需要思考的至少有三方面：美國因素、沉默大眾，與中國理念。

美國因素

以太陽花學運的澎湃喧嘩，也無法掩蓋台灣在各方面受美國操縱的靜默現實。目前並沒有證據說美國操縱了這個學運的出現──如同美國在很多「顏色革命」中的位置與角色，但我們的確很清楚地看到美國在關鍵時刻具有決定性的表態，決定性地影響了很多支持「反服貿」的有力人士的適時表態喊停，從而決定了太陽花的退場。

美國對馬政權在關鍵時刻的支持，顯示了美國仍然把馬政權視為目前而言較可預測、較可控制的羽翼對象；而民進黨在這次學運中的被動與投機，再度讓美國對它不放心，加之以學生運動本來就不是一個可以究責的政團，美國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當然只有選擇對既存政權的繼續支持。那麼，這和美國「重返東亞」，意欲重新圍堵中國的戰略思維有無矛盾呢？照理說，美國不是應該要支持甚至籌畫一場類「顏色革命」以對馬政權據說的「親中」、「賣台」進行懲戒嗎？這只能說，從美國的眼睛看出，馬政權並沒有親中與賣台的疑慮，美國深深地理解並相信，馬政權是它在東亞島鏈中的一個可靠的小伙伴，因為馬政權奉行的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經濟與政治分離的兩岸政策，即政治上親美反共，經濟上自由開放──包括對中國大陸，此外，馬政權也不可能踩到兩岸關係紅線，從而引發區域和平危機。作為一個強大的帝國，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也是一種「羈縻」，鬆弛地、有迴旋餘地地將繩索韁繩套在台灣的政治動態上，允許一些小打小鬧的「自由」與「自主」，但這是在某一點之內，逾越此點，繩索將會勒頸。向來，最有效也最有力的控制，不是只能收，而是「收放自如」。透過這次的太陽花學運，美國有效地證明了這一點：美國沒有非得親藍反綠的必要，但在馴服的馬政權還有兩年任期的現實前提上，它選擇支持馬政權。

就美國而言，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是一場已經達到目的的顏色革命，因為學運結晶並鞏固了李登輝政權以來一直在經營的親美與反中。這個趨勢，繼續走下去，將使台灣與韓國、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在新的圍堵政策中變成更無問題性的一個親美反中的「盟邦」以及中國大陸的「敵國」。這個「無問題性」，可能猶且超過韓國，因為韓日之間還有台日之間所沒有的歷史矛盾，而這使美國對韓日的「羈縻」產生了一個不可預測的變數。《Kano》這部片子會在學運期間在現場盛大放映，似乎有著超過大多數學生所能理解、願意理解的地緣政治意義。

太陽花學運也為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提出了一個教條性的議案：與中國的任何形式的接觸都是有毒的，都要受到「公民」嚴密監督。換句話說，兩岸的任何形式的「統一」，哪怕是存在於極遙遠未來的，作為民主政治理論邏輯合理選項之一的「統一」，乃至馬政權現實主義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獨台主張，已經被學運宣布死亡。這個死亡宣告得極為徹底，因為學運菁英所鼓動出來的蔑中、恐中、仇中，已經逾越了對於政權的批判，而進入到歧視性極為強烈的種族主義與文明主義了。由於被蔑、被恐、被仇的對象是一般中國人民，而當人民間的仇恨被點燃，那麼最後也必然限縮了兩岸政權之間達成任何協議（包括和平協議）的自由度。台獨基本教義派所達不到的目標，如今被學運達成了。廣大的外圍參與學生，雖然對「中國」的態度更多的只是對「國家認同遭受打壓」的心情委屈與對大國崛起的朦朧恐懼，但也只能被半裹脅到這個浮起的政治中。

由於把「中國」，乃至中國平民百姓，當成了敵對對象，太陽花學運的先鋒黨在追求「自主」、「獨立」的同時，把一個「小國」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可以多多少少經營開拓出來的戰略迴旋餘地給自我解除了，而這又無異於自己拉緊了美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絞索。這難道不是一個極端危險的趨向？在追求台獨的路上，或許有一些人會以「抱美國大腿」為擺脫中國的不得不的代價，但是如果這個代價是高到把台灣推向地緣政治的危險水域，以滅頂的危機（或「有尊嚴的死亡」）（吳叡人語）為台獨的「合理代價」，那就必須要將這個可能的代價對人民百姓老老實實地提出來，而非將之隱藏在無害的修辭之中。台獨無法對此進行手段與目的的必要辯證，是它外強中乾的一個無法掩藏的徵候。

沉默大眾

太陽花學運時，據以表明運動自身代表「全民」的，竟是一個「反證」──馬英九只有百分之九的支持率。學生嗆馬英九民調治國，但學生自身不也在「民調革命」嗎？運動期間，媒體上有質疑太陽花學運的聲音，常提出「沉默的大眾」這個說法，但到底有沒有沉默大眾？這個沉默大眾等同於馬英九的支持率嗎？

是有沉默的大眾。但大眾何以沉默？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大眾本來就是沒有菁英發言管道的，而網路世界也是區隔斷裂的，大眾的不同的雜音往往進不到「公共」（或菁英的耳朵）中。另一方面，這些聲音也許很斷碎，不連續，有心情，沒說法。大眾並非有意克制他們的話語，而是根本失去了話語權，失去了正當性論述，只能空泛無效地吐出一些為學運或知識分子恥笑的詞彙，例如「理性」、「法治」、「不要太超過」等。當正當性話語權掌握在「公民」（即台獨）手中，那麼任何的行動（儘管看來是多麼的無理、失禮）都可以以一種「大正義」正當化：因為我們要追求的是一種更高階的正義，所以我們必需如此行動，而這個行動正是「公民不服從」的展現……云云。從而，反對的話語就被迫首先得自我檢證是否「不文明」、「不公民」、「不愛台」。這，造成了人們的失語。相對而言，太陽花學運之所以吸引那麼多人，正是因為它是一個語言的狂歡節，沉醉於高階正義語言的傲慢與自我催眠。

當然，大眾的失語也是因為批判知識分子的長期闇弱失語。在西化教育中培養的台灣批判知識分子也都是長期只會在「公民」、「多元」、「自由」、「公共」、「社運」、「正義」、「自主」、「批判」…….等詞彙所編纂的故事中說話。當他們發覺他們沒有這一套詞庫就說不出話來時，他們就只能失語地看著挪用這套話語進行能指所指錯位魔術的進行，並感覺到極端的無能為力。國民黨的失語徵候性地展現在它幾乎無法培養出一個具有論述能力的青年軍；「拼經濟」又如何能夠抵抗「台灣魂」呢？新黨藉由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的召喚、對五四的新黨特色的召喚，也只培養了一個王炳忠。

不那麼「現代」、不那麼「文明」、不那麼「西方」、不那麼「公民」的台灣人到底有沒有？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到處都是。絕大多數的台灣老百姓是認同錯亂下的事實中國人。雖然台獨要他們自恨，但他們依舊以中國的傳統道德進退取予，行事做人，賞善罰惡；就算是「不統不獨」也都是很中國式、太中國式的態度！這裡有一種很現世的、現實的人生態度，不為已甚，好好說，慢慢來。其實，太陽花學運也都是很中國式的，佔領立法院當自己的家，不就是一種「公私不分」嗎？

真正的激進台獨其實是一種自恨者，恨中國則類似一種近親憎恨（陳映真語）。他恨自己為什麼有這樣一種「傳統」，他要當現代的公民、世界的公民，他想像台灣是東方的瑞士、東方的香格里拉，是太平洋上的海島一樂園。因此，他超前西方地認同西方，只要是西方有的，我們都有，而且我們比西方還西方。西方佔領華爾街，我們佔領立法院；西方開始反對二手菸，台灣馬上就禁得徹徹底底；西方人家庭垃圾分類，我們街頭運動也要垃圾分類；西方有國家廢死，我們也要跟上。

「廢死」是我想拿來說明「沉默大眾」的的一個有力註腳。在台灣，廢死的呼聲在過去這十多年來越來越成為一個霸權的聲音，這後頭當然有「脫中入歐」的潛在動力，要把死刑論述成一個文明世界絕對不能容忍的野蠻行徑，因此，支持廢死的聲音幾乎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公共媒體以及知識分子論述。但這裡恰恰好有一個「沉默大眾」的存在。根據法務部所作的民調，有76.7％的受訪民眾不贊成廢死，也有約略相同的數字，對已經判決確定、無法再提非常上訴的死刑案件，贊成要執行。這個數字並沒有灌水，因為很多研究都有類似的甚至更高的數字支持死刑，但問題是，這些支持的聲音很少展現出來，都只在「私領域」中流動，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定包括：他們所相信的中國傳統的「天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並無力與文明的、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根源於基督教義的「公理」（國家機器無權剝奪公民的生命權）相抗衡。

同樣的，對於太陽花 / 反核四運動的訴求以及表現的形式，台灣社會應該也存在數量頗可觀的、持不同意見的「沉默大眾」。他們被這個自詡為「多元社會」所去正當化、所壓抑的聲音，將要如何表達呢？目前而言，他們唯一的表達方式可能就是年底的「七合一選舉」或是後年的大選。他們將投票，然後一如既往，閉上他們的嘴。但這樣的一種政治機制又將複製，而非消彌，島內的無窮鬥爭，乃至歹戲拖棚，一直進行著一場語言狂歡者與沉默失語者的間接對抗，而藍也綠也，從某一個角度看，不過是這兩種「聲音」的代理而已。失語固然痛苦，狂歡也可能是痛苦的另一種形式，因為這畢竟是用借來的語言來說一個無法說的故事，用借來的姿勢來跳一場無法跳的舞。因此，我們看到學生們在白天或在公共空間說完了他們冠冕堂皇的一大串「太陽花」公民話語後，晚上或關起門來必需要說更大一串的「大腸花」髒言穢語，才能平衡他們沒有真實感的「公共」演出。白天是異化勞動，晚上是粗口休閒。運動的學生竟然類似資本主義體制下被剝奪勞動力的工人在規訓勞動之後，有強大爆粗口的宣洩需要！我們於是不訝異地看到髒話被戴上美學甚至道德的冠冕。

「中國」

台灣的問題從來不是台灣的問題而已，而台獨的問題歸根究底是中國的問題。中國在當代世界裡，除了經濟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對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將來，中國作為一個理念，涵蘊了一套有召喚力的價值與實踐，形成了一個能提供給人類新的安身立命，以及與萬物相處共榮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給區域人民以正義、和平與尊嚴，那將是「台灣問題」解決之道的根本所在。這是有希望的，因為西方的發展模式、霸權模式、欲望模式已經圖窮匕現了。這個世界不能再繼續被美式的生活及其制度所挾持了，所有人，包括西方人，都需要創新思維。台獨未嘗不是在一個世界不知要向哪裡繼續走下去的焦慮下的一種退縮性的、封閉性的、孤立性的、自了漢的立場，而這個立場的激進化又不得不說是因為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興起這兩個因素的共構。「中國」是什麼，也許竟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最重要問題。而這麼說來，什麼是「中國人」？如何當一個「中國人」？就不僅僅是生活在台灣有著國族認同焦慮的台灣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更也是中國大陸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問題。如何將這個思想責任扛起，尤其是兩岸覺醒的知識分子的責任，這是「當下之要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其共勉之。

本文全文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4年6月號
其刪節版發表於《文化縱橫》（北京）2014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