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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翅的蝴蝶 女性的情愛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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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5日，女導演麥婉欣的《蝴蝶》作為今年香港同志影展的開幕電影，在Palace
IFC首次公映。翻開印有「港澳同志回鄉證」字樣、粉紅色封皮的影展手冊，不難發現《蝴蝶》是其中唯一百分之百香港製造的35毫米作品。回想過去的幾年，進入了常規商業運作的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在香港寥寥無幾。事實上，這個題材在華語地區大多還是以DV或「地下」電影的形式存在。同志影展之前，組織者就向大家發出「花蝴蝶派對」的邀請，但對麥婉欣，這可不是一個輕鬆的派對。「雖然我拍片之前是做過研究的，」她說，「但是電影的效果怎樣還不知道。還好同志影展上很多女同志都表示能夠認同我的故事和人物。」
12月2 日，《蝴蝶》開始在九家影院同時上映，主要投資公司星皓和導演本人都要面臨市場的考驗。且不去預測票房結果將會如何，《蝴蝶》的誕生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香港以及香港電影的另一種可能。
《蝴蝶》的故事
海德格爾在《時間與存在》中講過一句話：昨天總是在明天等待我們。《蝴蝶》講述的就是一個在今天遭遇昨天，從而改變了明天的故事。女主人公阿蝶(何超儀飾)，像《男人四十》中的張學友一樣，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影片開始時她在講余秋雨。雖然氣質之中有一絲心不在焉，但她基本上語氣平靜，荷爾蒙平衡。下課後在超市裏買菜的阿蝶，撞見了坐在貨架旁吃餅乾的小葉(田原飾)，並且在小葉就要被「抓住」的時候救了她，付了餅乾錢。然後阿蝶帶小葉去吃飯，第一次見面講出一個秘密：她最好的朋友出家了。又是晴朗的一天，學生們在埋頭寫作文，阿蝶向窗外看去，小葉手裏拿一封信正在鐵門外踱步。阿蝶坐在辦公桌前讀信，原來是邀請她帶女兒去吃自製大菜。為了赴約，阿蝶對丈夫撒謊，說要帶女兒去和大學同學聚會，結果聚會演繹成浴缸裏的溫存。女兒的哭聲驚醒了沉醉的戀人，阿蝶幾乎是逃走了。
新的戀情從阿蝶心裏翻起了對舊愛乃至童年的回憶，故事也在三個時空層面上展開了：七十年代，阿蝶的父親有了外遇，母親在極度鬱悶的一天拉她走進海裏，她掙扎逃回岸上；八十年代，阿蝶和中學同學真真相愛，兩個人的伊甸園被八九學運的喧囂驚擾，阿蝶也被父母強迫離開了真真；今天，阿蝶已過了而立之年，過衣食無憂的生活，擁有一個淑賢丈夫阿明和襁褓中的女兒婷婷。說阿明「淑賢」一點也不誇張，他不止一次身上掛女兒，手裏提大包的尿片走在街上；他工作努力，晚上在家裏也坐在電腦前工作；當感覺到太太有點異樣時，也立刻履行丈夫的責任；第二天早上，又是他做好了早餐，來叫太太起；太太說要去和同學吃飯，他非常贊成，指出她其實很久沒有去散心，還叫她去買點自己喜歡的東西。這樣一個丈夫，不要說在香港，在全世界也是大熊貓。
故事中的三角關係如要成立，模範丈夫阿明的對手必須是一個完美情人，這樣阿蝶心裏才會有掙扎，戲也才會好看。而小葉足以和阿明比併：人長得清純亮麗，講話幽默可愛，燒一手好菜，善解人意又充滿激情。愛上阿蝶之後，小葉離開原來的女友開始自食其力，每晚在酒吧之間趕場，很快就造就了一個愛巢。用她自己的話說，「家具都是撿的，只有BB是新買的。」她不給阿蝶壓力，說自己比別人都有耐心，但是也明確要和她一起生活：「兩個女人在一起，應該是用
dogyear來計算的。」這樣的情人可以拒絕嗎？在兩種幸福之間，阿蝶徘徊了一段日子。阿明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和阿蝶交流，而是暗中調查，甚至找到在澳門的真真，確定了她出家並非因為阿蝶。女人為感情煩惱時，男人總是想如何解決問題。很多年都沒有勇氣去問真真的阿蝶，這才去問了真真兩人分手後的故事。阿明也到小葉唱歌的地方，面對破壞了他的家庭的女人時，他卻又不知所措。砸了一個蛋糕、摔了一次門、打碎兩個酒瓶之後，阿明給阿蝶最後一次機會：要離婚，還是要婷婷。
遺憾的電影
電影《蝴蝶》改編自台灣女作家陳雪的小說《蝴蝶的記號》，保留了原故事的基本人物關係，但麥婉欣在把這個台灣故事搬到香港的過程中，加入了與香港的歷史時空呼應、與她自身的成長相關聯的內容。陳雪的小說裏女主角患有失憶症，在處理學生同性戀被家長拆散的事件時，才漸漸回憶起自己同性戀的經歷。麥婉欣電影中對往昔的回憶則用了超八攝影機拍攝、顆粒較粗、色彩對比度較強的影像來表達。這部分影像之中基本上只有過去和今天的阿蝶、少女時代的真真和今天的小葉。電影開始三十分鐘左右，我們第一次看到阿蝶觀看過去用超八拍攝的少女時代的片斷，其中包括真真手持超八攝影機拍攝的樣子。我們並不清楚哪些超八的影像是當時她們拍攝的，因為在阿蝶的記憶中，那些朦朧的、美麗的、帶懷舊色彩的影像和她今天的生活片斷，和35毫米的影像不斷交替、重疊的。有時候即便是今天的事，比如坐在咖啡屋小桌對面的小葉，甚至是自己每天要洗幾次的手，都會以超八影像出現，表達一種心情，同時也構成了一個由女性視點主導的愛情世界。
在八十年代，真真和阿蝶的小屋，以及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基本上和「社會」沒有衝突；很大程度上因為她們是不引人注目的中學生，而對兩個女中學生的親密關係大家還不至於側目而視。在面臨畢業時，這種關係帶來的壓力才突顯出來。阿蝶對真真說，我不想跟你再這麼混了，只要努力，不及格都可以補考。然而真真這時全身心地投入了學運，目光被另一個激進地爭取人權的女孩吸引。把感情生活的小故事放在政治運動的大背景之中來表現，並非麥婉欣的獨創。從貝魯托奇到許鞍華到中國大陸的導演們，反思六 十年代尤其是文革的電影之中(如《夢中人》、 《千言萬語》、《青春祭》等)，都免不了這樣的主題。對沒有經過文革洗禮的、六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說，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事件就是六四。雖然六四比起文革不過是短短的一個運動，但因為它發生在視覺媒體漸趨發達的八十年代末，所以對六四的影像紀錄與記憶，對今天的人們的影像也同樣不可忽視。
性與政治一向是主流電影鍾愛的話題。從表面上看，《蝴蝶》也是在兩者之間振翅：性，發生在同性戀人之間；政治，則具體到八九學運。但仔細品味，卻發現故事的感人之處並不在這二者。有一場戲裏，阿蝶的兩個學生離家出走又無家可歸之時，到了她的住處求救。她留她們過夜受到了阿明溫柔的責備，這時阿蝶把阿明從浴室中推出去，說你根本就不知道被人拆散的感覺。我們這才意識到，這兩口子原來是不吵架的。後來一個學生被父母送到了加拿大，另一個則在阿蝶講李白的「對影成三人」的時候試圖自殺。從醫院出來身心疲憊的阿蝶，回家發現自己的父母兄妹都在家中，母親嚷要離婚。阿明這也才發現，原來阿蝶家並不是什麼模範家庭。一個看似穩定的家庭突然出現危機時，我們確實感到了深層情感交流的缺失才是真正的原因。而《蝴蝶》這部電影中最大的遺憾，也是未能相對完整地完成對家庭的表述。
我對麥婉欣提出了這個問題，提到對阿蝶與父母關係中的一些疑惑。她說我覺得缺失的部分其實都拍了，但是由於第一次拍膠片經驗不足，拍出來比預先估計的長出一個小時。電影公司不能接受這個電影超過兩小時，而現在的長度已經是
129分鐘了。在幾條故事線索之中，導演選擇把七十年代阿蝶的童年時代的部分剪到了現在的長度，總計大約不過十多個鏡頭。香港電影圈裏，製片對長度一直是非常苛刻的，不可能產生像賈 樟柯的《站台》(最長的影展版本 295 分鐘)甚至 王兵的紀錄片《鐵西區》(長9 個小時)這樣的作品。但是我們希望星皓在做家庭錄影市場時，能夠讓觀眾看到導演版的
DVD，因為麥婉欣所紀錄的香港以及她表現的七十年代香港的家庭關係，也是香港一份寶貴的歷史紀錄。
另一種香港
我們印象中的香港，大體是喧囂繁華的，既有中環那樣的時尚都市的風景，又有油尖旺那樣的擁擠市鎮的格局。但是麥婉欣的香港，和我們平日看到的，包括在電影中看到的香港都有所不同，基本上沒有石屎森林和維多利亞港的海景。這個香港彷彿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之中的北京，永遠都沐浴眩目的陽光，只是後者空氣中瀰漫的燒荒草的味兒，被前者散發出的熱烈而淡雅的芬芳給取代了。大塊的紅色、橙色、黃色構成了女性的世界，但這些絢麗的色塊並不給人以欲蓋彌彰的感覺，因為有一種溫暖的光線調配了它們，令全片的視覺效果如高更畫筆下的大溪地一樣純樸而熱烈，也像梵高的風景畫那樣天真而鮮活。不論是八十年代故事中真真的住所，還是今天故事中小葉的房間，都是這樣的感覺。與此構成對比的，是阿蝶與阿明的家，雖然整潔明亮，擺設時尚，但是色調卻偏冷，連陽光射進來都像是冬日的陽光那樣發白。很多時候，阿明是門框之間的景深裏坐在電腦前幹活的一堵牆，他分擔很多家務，沒有怨言，但也不能讓妻子激動。
我們都熟悉王家衛《花樣年華》中張曼玉和梁朝偉一再擦身而過的階梯下那個路燈下的街角，找到那個街角的人就是麥婉欣。她當時接到的指示是，找一個看起來像六十年代的地點，而她本人卻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這個小插曲說明她是一個留意香港的人，香港在她的眼裏，和她帶電影走過那些歐洲的小城一樣美麗。
在觀看《蝴蝶》的過程中，我一再懷疑自己在銀幕上看到的是否真的是香港，但我又確知這就是香港。懷疑是因為自己的眼中分明沒有了繁雜，耳中沒有了喧囂，嗅覺中也沒有了混雜的氣味，但一切又都是香港獨有的空間。喧鬧的茶餐廳在麥婉欣的電影裏，是父女二人吃菠蘿油的地方，女兒用叉子把父親叫的菠蘿油上面的脆皮壓扁，令父親回憶起女兒小時候的情景。他們坐在紅色的隔板中間，在溫暖亮麗的光線中，找到了靜謐的和諧。
第一次見到麥婉欣，是她的第一部DV長劇情片《哥哥》在香港公映後不久。年輕的女導演出手不凡，《哥哥》被選入威尼斯影展，引起了
NHK方面投資人的注意。後來因為麥婉欣用了很長的時間改編劇本，錯過了機會，但是她再次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贊助，並幸運地得到了星皓的投資。第二次見到麥婉欣，是看了《蝴蝶》之後。為了先睹為快，我在正午時分看了又一城
AMC的第一場電影，當我走出戲院時，午後兩點多的強光讓我感覺自己仍在劇中的世界。我這才想到，大部分時候，在這個點鐘，自己只是坐在自己的書桌前，錯過了這樣的光線、這樣的香港。麥婉欣說她更傾向於把《蝴蝶》看成自己的處女作，因為這一次她才真正感到了做電影的甜蜜與艱難。令我吃驚的是，這兩部處女作電影之間竟有如此巨大的跳躍。雖然《蝴蝶》在今年香港製造的電影中絕對是小製作，但是它的美麗與「貴氣」卻不會輸給比它「貴」的電影。
《蝴蝶》在香港公映之前，已經周遊列國，從八月的威尼斯，到九月的釜山，到十月的東京，到巴西聖保羅，再到斯德哥爾摩。在歐洲，觀眾和評委大多把電影之中的同性戀情和八九學運的部分當成了電影最重要的資訊。相對政治，性的話題比較輕鬆。今年初，大陸第一部關於女同志的地下電影《今年夏天》終於浮出地表，在各大音像店公開銷售了。關於六四，大陸青年女導演唐曉白的一部DV作品《動詞變位元》則是第一部劇情片。我之前也看過香港一些獨立電影，比如崔允信的《憂憂愁愁地走了》，之中也隱諱地涉及到了六四。但是《蝴蝶》是第一部港產電影，讓我真切地感受到六四對香港年輕人的影響。麥婉欣自己也說，是那個學運讓她覺得生活裏還有值得關注的嚴肅話題。雖然電影中對六四的表現與其說是作為電影中的事件，不如說是作為小故事的大時代背景，但是《蝴蝶》能否在大陸發行，卻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魏時煜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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